主演:郝聘芝吴婉芝郭金顺李素秋宋清秀
类型:剧情导演:刘国权 状态:正片 年份:1962 地区:中国大陆 语言:汉语普通话 豆瓣ID:4282354热度:209 ℃ 时间:2022-10-06 10:4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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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郎探母》和《三关排宴》可以说是同一个故事的两种走向和结局,但二者都饱受争议。确实这两本戏看上去都有些奇怪,无论是情节安排还是人物形象方面:大敌当前之际,佘太君和四郎延辉不顾国恨家仇贪图一时母子相逢;两国议和之时,佘太君和萧银宗又不顾大局双双对杨延辉进行道德审判。尤其还有《苏武庙》八郎送饭的对比,杨继业没有伤害杨延顺的性命,但也坚决不屈从甚至表现出一点点心软,毫不留情地将杨延顺赶走。nn与《苏武庙》中杨继业的大公无私相比较便可明了,《三关排宴》和《四郎探母》之间的吵闹纷攘,所讨论的无外乎这样一个问题:在私域中忘记了公事和在公域中谈私事,究竟哪个更难以被接受。nn乍看上去,《三关排宴》把私事拉到了公域中:佘太君和萧银宗都没有考虑半点宋辽议和这桩公事,反而围绕杨延辉的臣子/降婿身份,为自己的私心置气,也就显得很小气了。须知我们通常所说的公而忘私,不是借着公家的名义解决自己的私事,而是在私的领域也不忘秉公。在这个意义上说,《四郎探母》私心颇重,《三关排宴》则以私废公。nn如果按照这个思路,《三关排宴》或许要改成桃花公主和萧银宗提前交了底,萧银宗因为战败而气不顺,表面上没有说什么,甚至安抚了女儿一番,然而到了三关之后却故意用杨延辉恶心佘太君:虽然你们战胜了,但你儿子投降了北国,还小心翼翼隐姓埋名做了十几年的驸马,其间也对我忠心耿耿。你杨家满门忠烈,你佘老太君英雄一世,对此又待怎讲呢?于是,佘太君虽然不忍,但为了国家尊严,不得不愤然与杨延辉划清界线。这样一来,后面的剧情也就顺理成章了。nn那么《四郎探母》或许也需要修改:杨延辉得知母亲押送粮草来到北番,便哀求铁镜公主让自己回营见母一面。铁镜公主禁不住杨延辉苦苦哀求,便为他盗来大令。杨延辉回到宋营,只当是母子相见共叙苦辛,不料佘太君大怒,痛斥杨延辉临阵投敌、停妻再娶,杨延辉之妻也是性情刚烈之人,当场与杨延辉恩断义绝,杨延辉羞愧无地。到了这里其实基本立场就有了,至于杨延辉的结局,或是解回汴梁终身囚禁,或是羞愧自尽,或是逐出宋营黯然回到辽国,都是可以接受的。nn那么,当真可以如此修改吗?nn我想或许不能,至少作为观众不应该以一己好恶轻率地这么做。nn但我们可以回过头来想,从以上可能的修改方式可以看出,这两本戏之所以带来困惑和争议,实际是因为文艺作品里的好人往往很容易被秩序困住——不是“忠臣”的秩序,就是“孝子”的秩序,而我们在观剧过程中也已经习惯乃至屈从于这个逻辑。nn既然被困住,那么我们所需要做的不是继续去拽紧角色和自己身上的绳子,而是尽量去想办法“脱困”,去发现戏里正常的角色,继而找出导致其他角色出现异常的原因。 nn就我而言,第一个困惑是两本戏中的佘太君都不像自己原来所认识的佘太君,佘太君作为杨家的大家长,始终有两个撕不去的标签——坚守气节和公而忘私,这两本戏里的佘太君似乎都没有做到。第二个困惑是自己观戏过程中实际上根本不关心杨延辉的形象如何,虽然其他本子里几乎没有什么对杨延辉的描述,但无论是软弱还是摇尾乞怜,似乎都和我心里的预先设想相去甚远。nn而在我看来,《三关排宴》中唯一正常的角色是萧银宗,而《四郎探母》中唯一的正常角色是杨延景。所谓“正常”,就是说他们的形象与行为在整个故事系列里是一致的。萧银宗之所以正常,是因为她在戏里是一个几乎没有什么主观能动作用的角色,她的一言一行都只是在应和佘太君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这无疑和杨家将系列中辽国的背景板、假想敌作用是一致的。nn杨延景之所以正常,是因为他表现出了十足的谦卑和恐惧。在其他相关剧目中可以看到,杨延景尽管已是皇王郡马、三关总镇,但他小辈和臣下的身份始终难以改变。而在《四郎探母》中,在所有人都非常情绪化的情境里,杨延景保持了足够的冷静,他在谨慎之余,甚至有一种唠唠叨叨的妥帖感。他会命令宗保“帐内帐外莫高声”,既能想到“他母子相逢痛伤怀”的情景,也能第一时间反应到“后堂内哭坏嫂夫人”,还能在最后告别时刻追出营门,为四哥递上能够保他全身而退的宝剑令箭。nn这里要多说一句,杨延景虽为宋营元帅,但他实际上不能自己处置杨延辉,因为杨家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家庭,杨延景在母亲和哥哥面前是没有地位的。他们说一不二,杨延景几乎没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力和余地。于是,他走下虎位,自觉退回了儿子和弟弟的身份。总之,杨延景虽然没有做出所谓“主持正义”之举,但他的形象没有改变,还是《辕门斩子》中那个以一己之力多方斡旋的如履薄冰的杨总兵。nn从萧银宗和杨延景的表现可以看出,在杨家将题材戏曲中,宋辽矛盾其实是被淡化的。如果要把家国之义放在首位来表现,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强化对宋辽矛盾的刻画,但是这两本戏都没有。事实上,传统戏曲也常常强调“两国不和常交战,各为其主保江山”的设定,那么,宋辽矛盾完全不是这两本戏里的根本矛盾,这个认识其实是很顺理成章的。nn《四郎探母》中的宋辽矛盾只是故事的背景设定,在需要之处推动一下情节发展,在不需要这个设定的时候,佘太君甚至能说出“眼望番邦深深拜,贤德儿媳不能来”这样有违身份的话。《三关排宴》的背景更是宋辽和谈,且萧银宗一方并未主动挑衅发难,不仅没有动作,也没有念头,这就使得佘太君严厉斥责杨延辉的理由没有那么充分了。nn实际上,从萧银宗和杨延景的表现中,我们更多接收到的信息是,杨家的悲剧主要来自具体的昏君奸臣,而不是模糊的外邦。对我而言,即使看《金沙滩》在先,也始终觉得辽国是被设定出来的概念化的敌人,而不辨忠奸、不恤下情的宋王则很鲜明。从《辕门斩子·二帐》中杨延景和八贤王就“功”与“情”的拉扯便能看出,杨延景所举的“功”都是对外的,是在战场上一刀一枪舍生忘死换来的;而八贤王所说的“情”全是对内的,是在忠奸斗争中站在忠的一边——为保他家江山,这本就是理所当然的,又算得了什么“情”呢?nn可见,杨家将系列的主要矛盾并不是宋辽矛盾,而是忠奸矛盾。这种基础矛盾是不能被转移的,在没有了潘仁美、王钦若、谢金吾之类奸臣来承担时,便只能被投射在另一个人的身上,这就是《三关排宴》,系列故事的基调决定了它只能把处于灰色地带杨延辉推到风口浪尖。同样,矛盾也是藏不住的,即使如同《四郎探母》般平等地将所有人设定为正面角色,观众也可能不买账,被推到对立面的仍然是杨延辉。 nn答案仅止于此吗?nn我想不是。仅仅将杨延辉推出来既不公平,也不足以把问题说明白。事实上,在看上去不合理的冲突背后,一定隐藏着真正的始作俑者——如鬼魅一般无处不在而又未曾现身的宋王。君威难测,宋王那令人窒息的疑忌已经深深烙在杨家每一个人的骨血里,为此,佘太君要挞夫,杨继业要舍儿,杨延景要斩子。nn在这个意义上,改动即意味着主动的屈从。无论当我要求《三关排宴》中的佘太君为了两国议和而接受杨延辉时,还是要求《四郎探母》中的佘太君为了家国大义而责备杨延辉时,都是用宋王的标准去要求杨家,不自觉地困在以《金沙滩》为代表的悲剧始作俑者的眼光里——忠臣或者说好人,要把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二位,即使背负着上位者的不信任。nn那么不改呢?nn这两本戏的基调是不会改变的,因为宋王的幽魂无处不在,并且控制、威胁着每一个人。nn 在《四郎探母》中,在佘太君等人的感激和悲哀之外,我们可以看到,杨延景瞬间陷入深深的恐惧,他比任何人都希望这件事从未发生,比杨延辉本人都希望他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宋营。在两军对垒尤其是天门阵连日不能攻破的严酷局势下,四哥今晚任性的一来一去,只要露了半点痕迹,便要祸及满门。背负着君王威胁的杨延景别无选择,只能坚决地亲手将四哥送出宋营。nn而在《三关排宴》里,即使处于宋辽议和的和平背景中,佘太君也是万万不能接受杨延辉的,这个儿子与其说是杨家的耻辱,不如说是杨家的把柄。作为降将,杨家本就不被信任,宋王即使今天为了两国议和必须宽待杨延辉,又焉知重新开战之日不会旧事重提,迁怒杨家。因此,佘太君只能将宋王一如既往的疑忌附在自己身上,心甘情愿地成为借刀杀人的工具。 nn改与不改,皆为死局。nn“宁叫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是忠臣戏里永远的诅咒,这个“我”的魅影就是无处不在的皇权及其所要求的绝对忠诚。在这个层面上,杨家将的主题并非抗辽,而是忠宋,同时他们所忠的,也不是宋这个国家,而是一代又一代的宋王。nn那么,宋王的疑忌所带来的阴云是问题的最终答案吗?nn我想也是否定的。因为要杨家一而再再而三地表忠的,表面看来是戏里乃至历史上宋王,实际则是一代又一代的创作者和观众。之所以说“表忠”而非“效忠”,是因为无论在文艺作品里还是生活中,都存在着“行好事而畏人言”的困局乃至危局。自证其“好”是一个极易跌入但绝难走出的陷阱,数量最多也是最普通的好人,往往最易被审判的目光和指点的话语杀死。nn可是,观看他人被“杀死”呢?nn或许这个细思极恐的问题才指向答案:想要以大起大落的系列悲剧形式去塑造杨家满门世代忠烈的人物形象时,便不再是奸佞或昏君需要忠臣了,而是创作者与观众共谋,逼迫忠臣向奸佞和昏君献祭自身。“船到江心马临崖”,只有奸佞及其背后的昏君的存在和步步紧逼,忠臣才得以用最惨烈的方式去自证其忠,完成如此慷慨激烈的叙事。nn杨延景在《辕门斩子》中有一句唱词:“儿怕的宋王爷降下罪来。”这正是杨家一切行为所围绕的轴心,他们生怕宋王降罪是真,但他们也只能被迫背上宋王降罪这柄达摩克利斯之剑,也就是说,忠臣必须主动背负起上位者的不信任乃至猜忌而坚持自证。nn在《四郎探母》中,杨延景就是这个背负者,只有他的头上高悬起利刃,才能将吊桥效应拉到极致,为杨延辉和佘太君短暂的动人团圆勉力撑起一把温情脉脉而又摇摇欲坠的大伞。而《三关排宴》设定在杨延景死后,那么这个背负者只好由佘太君担任,她既背负起了这份必需的恐惧,便只能违心地造出一个奸佞来,这就是《三关排宴》的隐含思路。nn以上,《四郎探母》和《三关排宴》虽然两相对立,虽然争议重重,但都在创作者与观众的共谋下,逻辑环环相扣、层层闭合,困住了剧中所有好人。这样,无论从哪个角度去看待,都能一次又一次地调动起一代又一代观众一轮又一轮的爱憎悲欢。而且,不仅是剧中人,就连合谋者也不由自主地自困于此,并为之津津乐道。nn nn后记(2024.7.5)nn越来越觉得欣赏文艺作品实在不是一件纯粹的事情,作品里承载的悲欢实在拥挤,而我们寄托其中的爱恨也过于沉重。然而,人不会安于做懵懵懂懂的稚子,始终耽于直截了当的爱恨;可是,人也殊难成为无所不晓的圣哲,永远把绝对的理性放在首位。所以,其实多数人不得不去选择的,只有清醒地沉沦。这不是戏剧的困局,而是人的困局。nn黑格尔有个比喻,叫作密涅瓦的猫头鹰,是说哲学因为研究世界,所以只能在现实成熟之后出现,正如猫头鹰要等到黄昏才会起飞。那么作为观众,我想也可以尝试一条类似的路径——脱出台上的一颦一笑之外,而尝试沿着台下喜怒哀乐的踪迹,去寻回自己最初的希冀与不甘。n
本人是个看秦腔的,所以六郎名字从杨延景。欢迎来瞄一眼我的(公)秦(众)腔(号)果壳:Pensieveof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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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影片根据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一个作家为了逃避越战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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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郎探母》和《三关排宴》可以说是同一个故事的两种走向和结局,但二者都饱受争议。确实这两本戏看上去都有些奇怪,无论是情节安排还是人物形象方面:大敌当前之际,佘太君和四郎延辉不顾国恨家仇贪图一时母子相逢;两国议和之时,佘太君和萧银宗又不顾大局双双对杨延辉进行道德审判。尤其还有《苏武庙》八郎送饭的对比,杨继业没有伤害杨延顺的性命,但也坚决不屈从甚至表现出一点点心软,毫不留情地将杨延顺赶走。nn与《苏武庙》中杨继业的大公无私相比较便可明了,《三关排宴》和《四郎探母》之间的吵闹纷攘,所讨论的无外乎这样一个问题:在私域中忘记了公事和在公域中谈私事,究竟哪个更难以被接受。nn乍看上去,《三关排宴》把私事拉到了公域中:佘太君和萧银宗都没有考虑半点宋辽议和这桩公事,反而围绕杨延辉的臣子/降婿身份,为自己的私心置气,也就显得很小气了。须知我们通常所说的公而忘私,不是借着公家的名义解决自己的私事,而是在私的领域也不忘秉公。在这个意义上说,《四郎探母》私心颇重,《三关排宴》则以私废公。nn如果按照这个思路,《三关排宴》或许要改成桃花公主和萧银宗提前交了底,萧银宗因为战败而气不顺,表面上没有说什么,甚至安抚了女儿一番,然而到了三关之后却故意用杨延辉恶心佘太君:虽然你们战胜了,但你儿子投降了北国,还小心翼翼隐姓埋名做了十几年的驸马,其间也对我忠心耿耿。你杨家满门忠烈,你佘老太君英雄一世,对此又待怎讲呢?于是,佘太君虽然不忍,但为了国家尊严,不得不愤然与杨延辉划清界线。这样一来,后面的剧情也就顺理成章了。nn那么《四郎探母》或许也需要修改:杨延辉得知母亲押送粮草来到北番,便哀求铁镜公主让自己回营见母一面。铁镜公主禁不住杨延辉苦苦哀求,便为他盗来大令。杨延辉回到宋营,只当是母子相见共叙苦辛,不料佘太君大怒,痛斥杨延辉临阵投敌、停妻再娶,杨延辉之妻也是性情刚烈之人,当场与杨延辉恩断义绝,杨延辉羞愧无地。到了这里其实基本立场就有了,至于杨延辉的结局,或是解回汴梁终身囚禁,或是羞愧自尽,或是逐出宋营黯然回到辽国,都是可以接受的。nn那么,当真可以如此修改吗?nn我想或许不能,至少作为观众不应该以一己好恶轻率地这么做。nn但我们可以回过头来想,从以上可能的修改方式可以看出,这两本戏之所以带来困惑和争议,实际是因为文艺作品里的好人往往很容易被秩序困住——不是“忠臣”的秩序,就是“孝子”的秩序,而我们在观剧过程中也已经习惯乃至屈从于这个逻辑。nn既然被困住,那么我们所需要做的不是继续去拽紧角色和自己身上的绳子,而是尽量去想办法“脱困”,去发现戏里正常的角色,继而找出导致其他角色出现异常的原因。 nn就我而言,第一个困惑是两本戏中的佘太君都不像自己原来所认识的佘太君,佘太君作为杨家的大家长,始终有两个撕不去的标签——坚守气节和公而忘私,这两本戏里的佘太君似乎都没有做到。第二个困惑是自己观戏过程中实际上根本不关心杨延辉的形象如何,虽然其他本子里几乎没有什么对杨延辉的描述,但无论是软弱还是摇尾乞怜,似乎都和我心里的预先设想相去甚远。nn而在我看来,《三关排宴》中唯一正常的角色是萧银宗,而《四郎探母》中唯一的正常角色是杨延景。所谓“正常”,就是说他们的形象与行为在整个故事系列里是一致的。萧银宗之所以正常,是因为她在戏里是一个几乎没有什么主观能动作用的角色,她的一言一行都只是在应和佘太君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这无疑和杨家将系列中辽国的背景板、假想敌作用是一致的。nn杨延景之所以正常,是因为他表现出了十足的谦卑和恐惧。在其他相关剧目中可以看到,杨延景尽管已是皇王郡马、三关总镇,但他小辈和臣下的身份始终难以改变。而在《四郎探母》中,在所有人都非常情绪化的情境里,杨延景保持了足够的冷静,他在谨慎之余,甚至有一种唠唠叨叨的妥帖感。他会命令宗保“帐内帐外莫高声”,既能想到“他母子相逢痛伤怀”的情景,也能第一时间反应到“后堂内哭坏嫂夫人”,还能在最后告别时刻追出营门,为四哥递上能够保他全身而退的宝剑令箭。nn这里要多说一句,杨延景虽为宋营元帅,但他实际上不能自己处置杨延辉,因为杨家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家庭,杨延景在母亲和哥哥面前是没有地位的。他们说一不二,杨延景几乎没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力和余地。于是,他走下虎位,自觉退回了儿子和弟弟的身份。总之,杨延景虽然没有做出所谓“主持正义”之举,但他的形象没有改变,还是《辕门斩子》中那个以一己之力多方斡旋的如履薄冰的杨总兵。nn从萧银宗和杨延景的表现可以看出,在杨家将题材戏曲中,宋辽矛盾其实是被淡化的。如果要把家国之义放在首位来表现,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强化对宋辽矛盾的刻画,但是这两本戏都没有。事实上,传统戏曲也常常强调“两国不和常交战,各为其主保江山”的设定,那么,宋辽矛盾完全不是这两本戏里的根本矛盾,这个认识其实是很顺理成章的。nn《四郎探母》中的宋辽矛盾只是故事的背景设定,在需要之处推动一下情节发展,在不需要这个设定的时候,佘太君甚至能说出“眼望番邦深深拜,贤德儿媳不能来”这样有违身份的话。《三关排宴》的背景更是宋辽和谈,且萧银宗一方并未主动挑衅发难,不仅没有动作,也没有念头,这就使得佘太君严厉斥责杨延辉的理由没有那么充分了。nn实际上,从萧银宗和杨延景的表现中,我们更多接收到的信息是,杨家的悲剧主要来自具体的昏君奸臣,而不是模糊的外邦。对我而言,即使看《金沙滩》在先,也始终觉得辽国是被设定出来的概念化的敌人,而不辨忠奸、不恤下情的宋王则很鲜明。从《辕门斩子·二帐》中杨延景和八贤王就“功”与“情”的拉扯便能看出,杨延景所举的“功”都是对外的,是在战场上一刀一枪舍生忘死换来的;而八贤王所说的“情”全是对内的,是在忠奸斗争中站在忠的一边——为保他家江山,这本就是理所当然的,又算得了什么“情”呢?nn可见,杨家将系列的主要矛盾并不是宋辽矛盾,而是忠奸矛盾。这种基础矛盾是不能被转移的,在没有了潘仁美、王钦若、谢金吾之类奸臣来承担时,便只能被投射在另一个人的身上,这就是《三关排宴》,系列故事的基调决定了它只能把处于灰色地带杨延辉推到风口浪尖。同样,矛盾也是藏不住的,即使如同《四郎探母》般平等地将所有人设定为正面角色,观众也可能不买账,被推到对立面的仍然是杨延辉。 nn答案仅止于此吗?nn我想不是。仅仅将杨延辉推出来既不公平,也不足以把问题说明白。事实上,在看上去不合理的冲突背后,一定隐藏着真正的始作俑者——如鬼魅一般无处不在而又未曾现身的宋王。君威难测,宋王那令人窒息的疑忌已经深深烙在杨家每一个人的骨血里,为此,佘太君要挞夫,杨继业要舍儿,杨延景要斩子。nn在这个意义上,改动即意味着主动的屈从。无论当我要求《三关排宴》中的佘太君为了两国议和而接受杨延辉时,还是要求《四郎探母》中的佘太君为了家国大义而责备杨延辉时,都是用宋王的标准去要求杨家,不自觉地困在以《金沙滩》为代表的悲剧始作俑者的眼光里——忠臣或者说好人,要把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二位,即使背负着上位者的不信任。nn那么不改呢?nn这两本戏的基调是不会改变的,因为宋王的幽魂无处不在,并且控制、威胁着每一个人。nn 在《四郎探母》中,在佘太君等人的感激和悲哀之外,我们可以看到,杨延景瞬间陷入深深的恐惧,他比任何人都希望这件事从未发生,比杨延辉本人都希望他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宋营。在两军对垒尤其是天门阵连日不能攻破的严酷局势下,四哥今晚任性的一来一去,只要露了半点痕迹,便要祸及满门。背负着君王威胁的杨延景别无选择,只能坚决地亲手将四哥送出宋营。nn而在《三关排宴》里,即使处于宋辽议和的和平背景中,佘太君也是万万不能接受杨延辉的,这个儿子与其说是杨家的耻辱,不如说是杨家的把柄。作为降将,杨家本就不被信任,宋王即使今天为了两国议和必须宽待杨延辉,又焉知重新开战之日不会旧事重提,迁怒杨家。因此,佘太君只能将宋王一如既往的疑忌附在自己身上,心甘情愿地成为借刀杀人的工具。 nn改与不改,皆为死局。nn“宁叫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是忠臣戏里永远的诅咒,这个“我”的魅影就是无处不在的皇权及其所要求的绝对忠诚。在这个层面上,杨家将的主题并非抗辽,而是忠宋,同时他们所忠的,也不是宋这个国家,而是一代又一代的宋王。nn那么,宋王的疑忌所带来的阴云是问题的最终答案吗?nn我想也是否定的。因为要杨家一而再再而三地表忠的,表面看来是戏里乃至历史上宋王,实际则是一代又一代的创作者和观众。之所以说“表忠”而非“效忠”,是因为无论在文艺作品里还是生活中,都存在着“行好事而畏人言”的困局乃至危局。自证其“好”是一个极易跌入但绝难走出的陷阱,数量最多也是最普通的好人,往往最易被审判的目光和指点的话语杀死。nn可是,观看他人被“杀死”呢?nn或许这个细思极恐的问题才指向答案:想要以大起大落的系列悲剧形式去塑造杨家满门世代忠烈的人物形象时,便不再是奸佞或昏君需要忠臣了,而是创作者与观众共谋,逼迫忠臣向奸佞和昏君献祭自身。“船到江心马临崖”,只有奸佞及其背后的昏君的存在和步步紧逼,忠臣才得以用最惨烈的方式去自证其忠,完成如此慷慨激烈的叙事。nn杨延景在《辕门斩子》中有一句唱词:“儿怕的宋王爷降下罪来。”这正是杨家一切行为所围绕的轴心,他们生怕宋王降罪是真,但他们也只能被迫背上宋王降罪这柄达摩克利斯之剑,也就是说,忠臣必须主动背负起上位者的不信任乃至猜忌而坚持自证。nn在《四郎探母》中,杨延景就是这个背负者,只有他的头上高悬起利刃,才能将吊桥效应拉到极致,为杨延辉和佘太君短暂的动人团圆勉力撑起一把温情脉脉而又摇摇欲坠的大伞。而《三关排宴》设定在杨延景死后,那么这个背负者只好由佘太君担任,她既背负起了这份必需的恐惧,便只能违心地造出一个奸佞来,这就是《三关排宴》的隐含思路。nn以上,《四郎探母》和《三关排宴》虽然两相对立,虽然争议重重,但都在创作者与观众的共谋下,逻辑环环相扣、层层闭合,困住了剧中所有好人。这样,无论从哪个角度去看待,都能一次又一次地调动起一代又一代观众一轮又一轮的爱憎悲欢。而且,不仅是剧中人,就连合谋者也不由自主地自困于此,并为之津津乐道。nn nn后记(2024.7.5)nn越来越觉得欣赏文艺作品实在不是一件纯粹的事情,作品里承载的悲欢实在拥挤,而我们寄托其中的爱恨也过于沉重。然而,人不会安于做懵懵懂懂的稚子,始终耽于直截了当的爱恨;可是,人也殊难成为无所不晓的圣哲,永远把绝对的理性放在首位。所以,其实多数人不得不去选择的,只有清醒地沉沦。这不是戏剧的困局,而是人的困局。nn黑格尔有个比喻,叫作密涅瓦的猫头鹰,是说哲学因为研究世界,所以只能在现实成熟之后出现,正如猫头鹰要等到黄昏才会起飞。那么作为观众,我想也可以尝试一条类似的路径——脱出台上的一颦一笑之外,而尝试沿着台下喜怒哀乐的踪迹,去寻回自己最初的希冀与不甘。n
本人是个看秦腔的,所以六郎名字从杨延景。欢迎来瞄一眼我的(公)秦(众)腔(号)果壳:PensieveofQ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