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演:奥玛洛娃·阿米拉叶尔博拉特·阿尔科扎
类型:剧情导演:达尼亚尔·萨拉马特 状态:HD 年份:2024 地区:其它 语言:其它 豆瓣ID:36909740热度:1 ℃ 时间:2024-09-26 18:0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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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是一个苏联刚成立时的故事。新朝雅政,女性被解放了。她们有权利选择离婚,也有权利选择和谁结婚。听起来没什么不好,但是整部电影是一个悲剧。男主在和妻子争吵中喊出了离婚,按照男女主对当地习俗的了解,他们真的就离婚了。男主冷静下来很快后悔想挽回妻子,四处寻找如何才能重新娶回妻子。但是在毛拉告知他们其实不算走完离婚程序后妻子还是离开了男主嫁给了富农。电影结局时妻子被富农抛弃,弥留之际被男主接回家见到了孩子。女儿面向真主的方向(同时也是红旗的方向)祈求可以再给母亲20年的寿命。n很遗憾,没能得到提问的机会。所以有些自己的理解无法向主创团队确认。n新政策给了女性选择婚姻伴侣的权利,但是不能改变她们的生存现状。官员说新政给了当地人很多,但在当地人看来只给了一块红布。女主在影片中没有表现出谋生的技能,所以她事实上没有左右自己命运的能力。在男主家她只能围着孩子打转,后来她去了富农家,发现富农还有两个小老婆,其他两个女人对自己也充满恶意,他也没有办法。哪怕最后被抛弃,她也只能继续保持沉默。n影片不仅聚焦于男女主的家庭,同时也展现了那个时代的哈萨克斯坦。离婚的何止男女主一家,整个哈萨克也在与他们的传统离婚。然而看起来的自由真的能给人们带来幸福嘛?或许人们很多的只是感到迷茫。n另外还有几个有意思的点。n一是男女主最开始的争吵是男主在舞台上演一个女人是不是丢人。哪怕是在女主这个女人眼里,“你是个女人”也是个骂人的话。n二是女儿祈祷的方向应该是圣城的方向,但是片尾最后一个镜头显示它同时也是红旗的方向。或许红旗如神一样伟大,或许红旗如神一样永远不会降临。
在那个风起云涌的二十年代,哈萨克斯坦的一角,有个家庭,因一幕戏中戏的反串,掀起了波澜。萨里姆萨克,那丈夫,在怒火中不经意地吐出了“Talaq”,那无情的离婚之词。在他们的信仰里,这三次的重复,便是情缘的终结。然而,这何止是家庭的纠纷,这是旧世界与新思想碰撞的缩影,是苏联政策下,传统与现代交织的悲剧。
在《离婚》这部电影中,我们目睹了一个家庭的瓦解,它不仅是一面镜子,映照出女性在解放口号下的无奈,也是一扇窗,让我们窥见了社会巨变下个体命运的沉浮。女性,她们在获得离婚的权利时,却未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她们在男主的家中受制于传统,而在富农家中,又遭受嫉妒与排斥。这矛盾,这讽刺,无不揭示了女性解放的虚妄。
影片中,男女主的故事,是对个体命运与社会变迁的深刻探讨。男主在寻求复合的路上,体现了对传统价值的坚守与困惑。而女主的离去与归来,更是映射了女性在新旧交替中的迷茫与无奈。女儿的祈祷,是对宗教信仰的依赖,也是对未来的不确定和对改变的渴望。
电影中的苏联代表,红旗的象征,无不带有政治讽刺的意味。红旗,既是革命的标志,也是压迫的工具。这些符号,是导演对政治口号与现实鸿沟的批判,是对个体命运被漠视的揭露。
在艺术表现上,《离婚》用长镜头和固定镜头,营造出沉重压抑的氛围。色彩的单调,偶尔的红色点缀,更是强化了主题的悲剧性。演员的表演,尤其是女主角的沉默与内心戏,给观众带来了强烈的情感冲击。
《离婚》所描绘的,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悲欢,更是对整个哈萨克斯坦社会在时代变迁中的深刻反思。它揭示了自由与平等背后的矛盾,呼吁我们对传统与现代、个人与社会、政治与人性进行深入的思考。这部电影,是对过去的回顾,也是对未来的提问。它告诉我们,在任何时代,理解和尊重个体的真实需求和情感,才是社会进步的真谛。
前半段几乎昏昏欲睡,一个镜头要定格良久,也没什么波澜的剧情。直到女主角半夜离开,在宣传着女性想嫁给谁就嫁给谁的社会,做了别人的第三房妻子。在审判时,问她是否自愿,她只是长长地低着头,新丈夫代答“她自愿的”,最后“喜大普奔,法官牵走两匹马。nn天真的孩子第一次第二次祈祷,都露出了笑容,直到第三次祈祷,聪慧的大人观众知道,祈祷是没有用的,生命注定逝去。这一点细碎的喜剧成分竟然最后落为最伤感沉重的悲剧结尾。nn全片都是这样,没有大喜大悲。厚的化不开的雪,厚厚的毛毡,灰色的天空与山,全片都是这种厚厚的、沉重的、什么都化解不开的基调。单调得乏味的颜色里,唯有红色是鲜艳的注解。nn出走前,她屈辱于丈夫让她没有脸面,本该沉浸于情欲时,脸上也只有麻木,还在用伸出的脚踢着婴儿车;出走后,她以为进入富裕的生活,可换来的只有认为她不洁的清洗;然而即使她留下,她也会因为红布被诬陷偷盗国家财产。红色…红色?究竟是革命与人民的象征?还是陷后者于罪孽的借口?
界面新闻记者 | 董子琪n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这则离婚故事,发生在哈萨克斯坦革命与传统交替的时刻。过去的婚姻规则已经失效,新的规范还未建立。男人女人同样感到茫然。当婚姻出现了问题,应当找谁去倾诉,又找谁去做主呢?
离婚故事向来都是讲述社会变革、风气转化的好题材,现代文学中,老舍和鲁迅都曾以此为题。第2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入围影片《离婚》试图聚焦处于革命话语与传统信仰夹缝之间的男女关系。
片头,村里正在上演一出传统剧目,关于女性应当服从丈夫的主题。毛拉(伊斯兰教先生的尊称)挥舞着鞭子,对跪地的女子呵斥,“女人不可直视丈夫,天堂就在女人脚下,所以女人必须牢牢盯着自己的脚下。”村民们席地而坐,他们属于一般意义上的愚夫愚妇,一位老嫂子甚至分不清虚拟的剧目与现实的区别:她吵嚷着让剧中等待受丈夫鞭笞的女人快点逃跑,结果差点因为制造噪声挨了在场男性观众的一记耳光,因为她缺乏管教,影响了其他观众。
“如今女性自由啦,她们想去哪就去哪,想嫁给谁就嫁给谁,谁也不能欺负她们。” 革命代表与村主任从天而降,中断了演出。他们携带着一卷红布,向村民们传递最新会议精神。苏维埃政府不仅解放穷人,也解放女性:从此以后,妻子与丈夫的地位平等。说罢,代表鸣枪示意。现场最霸道的男子也垂下了脑袋。
这卷红布的形态和色彩都令人思索。一方面,红布代表着由上级政权下达给村民的会议精神,取代了过去的毛拉权威。另一方面,它又是村民艳羡甚至想要占有的艳色,与他们身着的灰白、粗糙的破衣烂衫如此不同。在未被书写标语之前,它仅仅是一块随风飘展的红布。红布上将要写满关于妇女平等的标语,并高高地矗立于村头。可是对于具体书写的内容,人们并不关心。
负责抄写标语的男孩迟迟不来,村民们又都不会书写,这项工作就交给了如今的共青团支书、过去的青年毛拉。他是村里最了解文字的人,也最能左右意义的方向。虽然他的聪明灵巧、“见风使舵”使他的威信有所丧失,但不会影响书写标语的工作。因为不管写什么都可以,反正都是关于女人的事,老嫂子将红布交给青年时这样说。女人又有什么事呢?她们是乳母,是嫂子,是内勤,她们给予丈夫爱和拥抱,有时候又相当地欠管教。
红布的空白就如同女性生命在传统和革命间转换的空荡。片中,女主角责怪丈夫在台上扮演女人,损害了她的尊严。她持续的抱怨惹怒了丈夫,使他说出了“离婚”一词。按照传统规定,丈夫只要说出“离婚”三次,婚姻就自动解除。于是,这对夫妇陷入了惊慌失措,只得求救隔壁村的毛拉。可是就当丈夫外出时,女主角真的动了心思,想要从婚姻中逃脱,嫁给另一个富人。
随着片子的发展,我们会发现,她的逃离是复杂的,不仅仅是对夫权的反抗,也混合了不愿服从的天性与贪恋、愚蠢和轻率的缺陷。与此相应的是,片尾,代表又一次从天而降,他收回了之前赋予她们的“自由”和“权利”,斥责村妇们背叛了苏维埃政府的“仁慈”与好意。她们被带回了政府接受审问,这一次,她们不再是纯真无辜的被解救对象,而是窃取官方财产的小偷。
6月下旬,我以抛开书本文字作者的身份成功申请了第2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媒体证,从而第一次近距离地体验电影节氛围,也借这个机会与上海这座城市来了次亲密接触。
对于主竞赛单元的影片,媒体是有特殊场次可以提前观影的,但因为个人原因,我在正式开幕前只看了《一间自己的浴室》这部影片。
其他影片都是在首映后分开观看的,包括主竞赛单元的《离婚》《成年人》《她的重生》,亚洲新人单元的《一屋三夜三谋杀》,“霓虹映画”单元的《消失的女儿》,“戛纳零时差”单元的《前往未知之地》和《阿曼德》,基本都是外语新片。
相比于华语新片的“星光熠熠”和经典影片的“一票难求”,上影节的外语新片显得凄清很多,每场都留有不少空座,网络上的评论也是褒贬不一。
本次拿下最佳影片和最佳女主角两项大奖的《离婚》,就是评论两极化的一部代表性作品。
文:张颖
排版:Sun
责编:刘小黛
策划:抛开书本编辑部
未经许可,禁止转载
《离婚》的缺点是很明显的:画面单调、叙事乏味。(率先表示:本人持保留意见。)
首先,故事设定在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之后。当红色的风暴席卷全球时,这股浪潮也顺势影响到俄国南边的哈萨克地区。影片中,在一个哈萨克草原的偏远部落,村民们在村长的带领下排演红色戏剧、悬挂红色旗帜、倡导妇女解放……展现人们对于新生活的渴望与探索。
故事的核心聚焦于一对哈萨克族夫妻因误解而引发的离婚风波。影片的开头,男主角萨利姆萨克因为在戏剧中反串一名女性角色被妻子责备,因为妻子觉得这种男扮女装的行为十分有失颜面。在争吵中,萨利姆萨克无意说出了“Talaq(离婚)”一词,更深一步触动了妻子的敏感神经。(编注:'Talaq'在伊斯兰教婚姻中的意思等于休妻,当穆斯林男子说出Talaq后,无需女方同意与否婚姻都可视为无效)
萨利姆萨克自然是不愿意离婚的,他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说出过离婚这个词。问题是,妻子将这件事铭记于心,而这成为两人关系转折的导火索。当萨利姆萨克积极寻找补救措施,努力维护自己的小家庭时,向来贤惠得体的妻子却做出了离开家庭的意外决定。
妻子的选择与当时所提倡的“妇女解放”运动是相互关联的。虽然整个部落没有对此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措施,但是这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这个女人的选择。
离开丈夫、“抛弃”孩子,成为这个女人争取“解放”的重要路径。离开家庭,她便不用在满足男人性欲的同时,还要伸腿摇动孩子的小床。不再是谁之妻、不再是谁之母,她再次成为她自己,可以为自己而活。
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
走出那间低矮的小屋,面对漫天黄土的荒野之地,她其实并没有可以前往的去处。在那个远离都市的农业社会,人们的生活依附着原始的自然法则,通过物物交换的方式维系生活所需。面对生活上的困难和危机,他们还保持着对于宗教领袖的信赖,期望毛拉给他们以指引。
离开家庭,社会上并没有女人的容身之所,出走的女性会陷入经济和身份上的双重困境,没有任何解放或曰获救的可能。
因此,彼时妇女的解放并不是真正的解放。影片中,女主角的改变,也不过是更换一任更加富有的丈夫。那看似独立的决定,其实是一种飞蛾扑火般的尝试。
在那个富人的家庭中,女性对于婚姻的自主选择,反而成为富人公然破坏一夫一妻制的砝码——他将前两任已经离婚的妻子和新婚妻子共同安置在家中。透过女主角在新家庭中的沉默与窘迫,我们难以确证,她究竟是在当妻子,还是在当奴隶。
因此,这部影片的故事是相对乏味的。因为人们看不到转折,看不到希望。这与影片的黑白灰色调和简单布景形成呼应,使得观众在长时间内难以感受到情感波动或视觉冲击。
除了以俄国十月革命作为大的历史背景,影片中几乎没有任何时间和地点的标识。在冷冽的冬天,破衣烂衫、灰头土脸的人物在辽阔的荒原上漫无目的地行走,让人体悟到一种文化上的积习、历史的迟滞。在影片所展现的社会中,所谓的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显然是一种政治性的想象,就像缺席了的写标语的人,就像难以悬挂成功的红色旗帜。
然而,在这种乏味表象之下,实则隐藏着导演对于社会变迁和个体命运的深刻思考。政治变革带来的影响是直接、粗暴的,但也是流于表面的。十月革命的风吹到了这里,但这阵风似轻拂过草原,带来些许波动,却未能留下深刻的烙印。对旧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坚守,无形中构筑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使得这个社会显得尤为封闭与落后。
值得一提的是,红色变革和妇女解放,作为这部影片的两个关键词,让我不自觉地想起庐隐、丁玲和萧红等中国女性作家在二十世纪前半期创作的文学作品。她们在动荡的革命年代书写着自己对于人生的惶惑、对爱情的想象、对历史的洞察,虽然不可避免地延用着传统男性文学的创作惯例,然而,正是那种大胆的、坚定的表达,让女性在中国现代历史中留下前所未有的印记,也为历史添加可贵的注脚。
因此,在我看来,《离婚》所具有的局限性,或许正是其可看之处。
最后,受制于文化上的隔阂,有一个问题很难回答,就是影片所展现的这种生存状态与今日的哈萨克斯坦有多大程度的关联?如果影片所讲述的故事是导演对过去一段历史的精心截取,那么其虽然不乏艺术价值与情感深度,但获得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这一荣誉,在某种程度上是难以让人满意的。
另一方面,如果影片所揭示的历史病症——无论是女性地位的边缘化、社会结构的封闭性,还是对传统习俗的反思——在当代的哈萨克斯坦社会中依然处于不可忽视的位置,那么,这部影片的表达便显得更加深刻且高明。
谈途人生
阿尔卑斯看台的外缘
古剑飘渺录
监狱疑云
烟花泪
三
影片根据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一个作家为了逃避越战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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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是一个苏联刚成立时的故事。新朝雅政,女性被解放了。她们有权利选择离婚,也有权利选择和谁结婚。听起来没什么不好,但是整部电影是一个悲剧。男主在和妻子争吵中喊出了离婚,按照男女主对当地习俗的了解,他们真的就离婚了。男主冷静下来很快后悔想挽回妻子,四处寻找如何才能重新娶回妻子。但是在毛拉告知他们其实不算走完离婚程序后妻子还是离开了男主嫁给了富农。电影结局时妻子被富农抛弃,弥留之际被男主接回家见到了孩子。女儿面向真主的方向(同时也是红旗的方向)祈求可以再给母亲20年的寿命。n很遗憾,没能得到提问的机会。所以有些自己的理解无法向主创团队确认。n新政策给了女性选择婚姻伴侣的权利,但是不能改变她们的生存现状。官员说新政给了当地人很多,但在当地人看来只给了一块红布。女主在影片中没有表现出谋生的技能,所以她事实上没有左右自己命运的能力。在男主家她只能围着孩子打转,后来她去了富农家,发现富农还有两个小老婆,其他两个女人对自己也充满恶意,他也没有办法。哪怕最后被抛弃,她也只能继续保持沉默。n影片不仅聚焦于男女主的家庭,同时也展现了那个时代的哈萨克斯坦。离婚的何止男女主一家,整个哈萨克也在与他们的传统离婚。然而看起来的自由真的能给人们带来幸福嘛?或许人们很多的只是感到迷茫。n另外还有几个有意思的点。n一是男女主最开始的争吵是男主在舞台上演一个女人是不是丢人。哪怕是在女主这个女人眼里,“你是个女人”也是个骂人的话。n二是女儿祈祷的方向应该是圣城的方向,但是片尾最后一个镜头显示它同时也是红旗的方向。或许红旗如神一样伟大,或许红旗如神一样永远不会降临。
在那个风起云涌的二十年代,哈萨克斯坦的一角,有个家庭,因一幕戏中戏的反串,掀起了波澜。萨里姆萨克,那丈夫,在怒火中不经意地吐出了“Talaq”,那无情的离婚之词。在他们的信仰里,这三次的重复,便是情缘的终结。然而,这何止是家庭的纠纷,这是旧世界与新思想碰撞的缩影,是苏联政策下,传统与现代交织的悲剧。
在《离婚》这部电影中,我们目睹了一个家庭的瓦解,它不仅是一面镜子,映照出女性在解放口号下的无奈,也是一扇窗,让我们窥见了社会巨变下个体命运的沉浮。女性,她们在获得离婚的权利时,却未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她们在男主的家中受制于传统,而在富农家中,又遭受嫉妒与排斥。这矛盾,这讽刺,无不揭示了女性解放的虚妄。
影片中,男女主的故事,是对个体命运与社会变迁的深刻探讨。男主在寻求复合的路上,体现了对传统价值的坚守与困惑。而女主的离去与归来,更是映射了女性在新旧交替中的迷茫与无奈。女儿的祈祷,是对宗教信仰的依赖,也是对未来的不确定和对改变的渴望。
电影中的苏联代表,红旗的象征,无不带有政治讽刺的意味。红旗,既是革命的标志,也是压迫的工具。这些符号,是导演对政治口号与现实鸿沟的批判,是对个体命运被漠视的揭露。
在艺术表现上,《离婚》用长镜头和固定镜头,营造出沉重压抑的氛围。色彩的单调,偶尔的红色点缀,更是强化了主题的悲剧性。演员的表演,尤其是女主角的沉默与内心戏,给观众带来了强烈的情感冲击。
《离婚》所描绘的,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悲欢,更是对整个哈萨克斯坦社会在时代变迁中的深刻反思。它揭示了自由与平等背后的矛盾,呼吁我们对传统与现代、个人与社会、政治与人性进行深入的思考。这部电影,是对过去的回顾,也是对未来的提问。它告诉我们,在任何时代,理解和尊重个体的真实需求和情感,才是社会进步的真谛。
前半段几乎昏昏欲睡,一个镜头要定格良久,也没什么波澜的剧情。直到女主角半夜离开,在宣传着女性想嫁给谁就嫁给谁的社会,做了别人的第三房妻子。在审判时,问她是否自愿,她只是长长地低着头,新丈夫代答“她自愿的”,最后“喜大普奔,法官牵走两匹马。nn天真的孩子第一次第二次祈祷,都露出了笑容,直到第三次祈祷,聪慧的大人观众知道,祈祷是没有用的,生命注定逝去。这一点细碎的喜剧成分竟然最后落为最伤感沉重的悲剧结尾。nn全片都是这样,没有大喜大悲。厚的化不开的雪,厚厚的毛毡,灰色的天空与山,全片都是这种厚厚的、沉重的、什么都化解不开的基调。单调得乏味的颜色里,唯有红色是鲜艳的注解。nn出走前,她屈辱于丈夫让她没有脸面,本该沉浸于情欲时,脸上也只有麻木,还在用伸出的脚踢着婴儿车;出走后,她以为进入富裕的生活,可换来的只有认为她不洁的清洗;然而即使她留下,她也会因为红布被诬陷偷盗国家财产。红色…红色?究竟是革命与人民的象征?还是陷后者于罪孽的借口?
这则离婚故事,发生在哈萨克斯坦革命与传统交替的时刻。过去的婚姻规则已经失效,新的规范还未建立。男人女人同样感到茫然。当婚姻出现了问题,应当找谁去倾诉,又找谁去做主呢?
离婚故事向来都是讲述社会变革、风气转化的好题材,现代文学中,老舍和鲁迅都曾以此为题。第2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入围影片《离婚》试图聚焦处于革命话语与传统信仰夹缝之间的男女关系。
片头,村里正在上演一出传统剧目,关于女性应当服从丈夫的主题。毛拉(伊斯兰教先生的尊称)挥舞着鞭子,对跪地的女子呵斥,“女人不可直视丈夫,天堂就在女人脚下,所以女人必须牢牢盯着自己的脚下。”村民们席地而坐,他们属于一般意义上的愚夫愚妇,一位老嫂子甚至分不清虚拟的剧目与现实的区别:她吵嚷着让剧中等待受丈夫鞭笞的女人快点逃跑,结果差点因为制造噪声挨了在场男性观众的一记耳光,因为她缺乏管教,影响了其他观众。
“如今女性自由啦,她们想去哪就去哪,想嫁给谁就嫁给谁,谁也不能欺负她们。” 革命代表与村主任从天而降,中断了演出。他们携带着一卷红布,向村民们传递最新会议精神。苏维埃政府不仅解放穷人,也解放女性:从此以后,妻子与丈夫的地位平等。说罢,代表鸣枪示意。现场最霸道的男子也垂下了脑袋。
这卷红布的形态和色彩都令人思索。一方面,红布代表着由上级政权下达给村民的会议精神,取代了过去的毛拉权威。另一方面,它又是村民艳羡甚至想要占有的艳色,与他们身着的灰白、粗糙的破衣烂衫如此不同。在未被书写标语之前,它仅仅是一块随风飘展的红布。红布上将要写满关于妇女平等的标语,并高高地矗立于村头。可是对于具体书写的内容,人们并不关心。
负责抄写标语的男孩迟迟不来,村民们又都不会书写,这项工作就交给了如今的共青团支书、过去的青年毛拉。他是村里最了解文字的人,也最能左右意义的方向。虽然他的聪明灵巧、“见风使舵”使他的威信有所丧失,但不会影响书写标语的工作。因为不管写什么都可以,反正都是关于女人的事,老嫂子将红布交给青年时这样说。女人又有什么事呢?她们是乳母,是嫂子,是内勤,她们给予丈夫爱和拥抱,有时候又相当地欠管教。
红布的空白就如同女性生命在传统和革命间转换的空荡。片中,女主角责怪丈夫在台上扮演女人,损害了她的尊严。她持续的抱怨惹怒了丈夫,使他说出了“离婚”一词。按照传统规定,丈夫只要说出“离婚”三次,婚姻就自动解除。于是,这对夫妇陷入了惊慌失措,只得求救隔壁村的毛拉。可是就当丈夫外出时,女主角真的动了心思,想要从婚姻中逃脱,嫁给另一个富人。
随着片子的发展,我们会发现,她的逃离是复杂的,不仅仅是对夫权的反抗,也混合了不愿服从的天性与贪恋、愚蠢和轻率的缺陷。与此相应的是,片尾,代表又一次从天而降,他收回了之前赋予她们的“自由”和“权利”,斥责村妇们背叛了苏维埃政府的“仁慈”与好意。她们被带回了政府接受审问,这一次,她们不再是纯真无辜的被解救对象,而是窃取官方财产的小偷。
6月下旬,我以抛开书本文字作者的身份成功申请了第2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媒体证,从而第一次近距离地体验电影节氛围,也借这个机会与上海这座城市来了次亲密接触。
对于主竞赛单元的影片,媒体是有特殊场次可以提前观影的,但因为个人原因,我在正式开幕前只看了《一间自己的浴室》这部影片。
其他影片都是在首映后分开观看的,包括主竞赛单元的《离婚》《成年人》《她的重生》,亚洲新人单元的《一屋三夜三谋杀》,“霓虹映画”单元的《消失的女儿》,“戛纳零时差”单元的《前往未知之地》和《阿曼德》,基本都是外语新片。
相比于华语新片的“星光熠熠”和经典影片的“一票难求”,上影节的外语新片显得凄清很多,每场都留有不少空座,网络上的评论也是褒贬不一。
本次拿下最佳影片和最佳女主角两项大奖的《离婚》,就是评论两极化的一部代表性作品。
文:张颖
排版: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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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抛开书本编辑部
未经许可,禁止转载
《离婚》的缺点是很明显的:画面单调、叙事乏味。(率先表示:本人持保留意见。)
首先,故事设定在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之后。当红色的风暴席卷全球时,这股浪潮也顺势影响到俄国南边的哈萨克地区。影片中,在一个哈萨克草原的偏远部落,村民们在村长的带领下排演红色戏剧、悬挂红色旗帜、倡导妇女解放……展现人们对于新生活的渴望与探索。
故事的核心聚焦于一对哈萨克族夫妻因误解而引发的离婚风波。影片的开头,男主角萨利姆萨克因为在戏剧中反串一名女性角色被妻子责备,因为妻子觉得这种男扮女装的行为十分有失颜面。在争吵中,萨利姆萨克无意说出了“Talaq(离婚)”一词,更深一步触动了妻子的敏感神经。(编注:'Talaq'在伊斯兰教婚姻中的意思等于休妻,当穆斯林男子说出Talaq后,无需女方同意与否婚姻都可视为无效)
萨利姆萨克自然是不愿意离婚的,他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说出过离婚这个词。问题是,妻子将这件事铭记于心,而这成为两人关系转折的导火索。当萨利姆萨克积极寻找补救措施,努力维护自己的小家庭时,向来贤惠得体的妻子却做出了离开家庭的意外决定。
妻子的选择与当时所提倡的“妇女解放”运动是相互关联的。虽然整个部落没有对此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措施,但是这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这个女人的选择。
离开丈夫、“抛弃”孩子,成为这个女人争取“解放”的重要路径。离开家庭,她便不用在满足男人性欲的同时,还要伸腿摇动孩子的小床。不再是谁之妻、不再是谁之母,她再次成为她自己,可以为自己而活。
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
走出那间低矮的小屋,面对漫天黄土的荒野之地,她其实并没有可以前往的去处。在那个远离都市的农业社会,人们的生活依附着原始的自然法则,通过物物交换的方式维系生活所需。面对生活上的困难和危机,他们还保持着对于宗教领袖的信赖,期望毛拉给他们以指引。
离开家庭,社会上并没有女人的容身之所,出走的女性会陷入经济和身份上的双重困境,没有任何解放或曰获救的可能。
因此,彼时妇女的解放并不是真正的解放。影片中,女主角的改变,也不过是更换一任更加富有的丈夫。那看似独立的决定,其实是一种飞蛾扑火般的尝试。
在那个富人的家庭中,女性对于婚姻的自主选择,反而成为富人公然破坏一夫一妻制的砝码——他将前两任已经离婚的妻子和新婚妻子共同安置在家中。透过女主角在新家庭中的沉默与窘迫,我们难以确证,她究竟是在当妻子,还是在当奴隶。
因此,这部影片的故事是相对乏味的。因为人们看不到转折,看不到希望。这与影片的黑白灰色调和简单布景形成呼应,使得观众在长时间内难以感受到情感波动或视觉冲击。
除了以俄国十月革命作为大的历史背景,影片中几乎没有任何时间和地点的标识。在冷冽的冬天,破衣烂衫、灰头土脸的人物在辽阔的荒原上漫无目的地行走,让人体悟到一种文化上的积习、历史的迟滞。在影片所展现的社会中,所谓的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显然是一种政治性的想象,就像缺席了的写标语的人,就像难以悬挂成功的红色旗帜。
然而,在这种乏味表象之下,实则隐藏着导演对于社会变迁和个体命运的深刻思考。政治变革带来的影响是直接、粗暴的,但也是流于表面的。十月革命的风吹到了这里,但这阵风似轻拂过草原,带来些许波动,却未能留下深刻的烙印。对旧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坚守,无形中构筑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使得这个社会显得尤为封闭与落后。
值得一提的是,红色变革和妇女解放,作为这部影片的两个关键词,让我不自觉地想起庐隐、丁玲和萧红等中国女性作家在二十世纪前半期创作的文学作品。她们在动荡的革命年代书写着自己对于人生的惶惑、对爱情的想象、对历史的洞察,虽然不可避免地延用着传统男性文学的创作惯例,然而,正是那种大胆的、坚定的表达,让女性在中国现代历史中留下前所未有的印记,也为历史添加可贵的注脚。
因此,在我看来,《离婚》所具有的局限性,或许正是其可看之处。
最后,受制于文化上的隔阂,有一个问题很难回答,就是影片所展现的这种生存状态与今日的哈萨克斯坦有多大程度的关联?如果影片所讲述的故事是导演对过去一段历史的精心截取,那么其虽然不乏艺术价值与情感深度,但获得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这一荣誉,在某种程度上是难以让人满意的。
另一方面,如果影片所揭示的历史病症——无论是女性地位的边缘化、社会结构的封闭性,还是对传统习俗的反思——在当代的哈萨克斯坦社会中依然处于不可忽视的位置,那么,这部影片的表达便显得更加深刻且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