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针的女孩  道格玛杀手,Dagmar,The Little Seamstress,The Girl with the Needle

本届我看的所有影片里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五星出现了，方方面面的好，非常喜欢。整部片的色调和配乐都做得太漂亮，德国表现主义最具魅力的展现方式，结合在一起张力很足，加上非常精准的主题和内容，构成了这部我心里的top1，对于我来说其实没有形式大于内容，反而是有轻有重带来的舒适观感。

战后创伤问题，资产阶级压迫，性别不平等，都在黑白的惊恐中被展现出来。女主角的形象太深入人心，没拿影后真的可惜。无数个情节都让人感到抓心挠肝，这种恐惧不来自所谓的音效或者扭曲的物质的腐烂的身体，而是来自作为女性，对男性对社会对自身环境的恐惧。拿针的女孩，拿着纺织机的针，拿着戳伤自己身体的针，拿着杀死自己孩子的针，拿着囿于窟臼自我困滞的针，时代的罪恶被刻画，无数个“孩子”被亲手虐杀。

btw，对于我来说这部电影最大的闭环体现在我身边的很多男士都提前离场或者直接睡着，女士们却都愁容满面屏住呼吸。

坏人也是好人，好人也是罪人。

“This world is horrible, but we have to believe it’s not so.”

太复杂的去设计人性，不如真正的洞悉人性。我始终认为在诠释人性这块，欧洲导演和演员能够更敏锐的切入重点，而好莱坞的导演和演员总是游离在重心之外，并且太去平衡人物的价值观和观众的接受度。n两个女演员都非常不错，当然，崔娜蒂虹太厉害了，她可真是个清醒的恶人，我第一次愿意去相信用“一个坏人之所以变坏是有原因的”这种过于简陋的坏人逻辑也可以催生出一个真正好的表演。与此同时，我可以列出一箩筐“陷入到对人物的深刻同情，从而刻意包装坏人角色，并进行过度表演，以赢得观众同情为目的”的女性演员名单，她们可真是无聊透顶了，这些女演员利用人物的设定来实现演员价值的提升，从表演艺术层面去深究其实是极其可恶的。n崔娜蒂虹这个角色是真的坏，一个坏人知道自己坏才会觉得痛苦，在这一点上她的表演给得特别明晰，这是厉害之处。当然大多数恶人是真的不会觉得自己坏，这是事实。n从崔娜蒂虹这个女性恶魔的角色里，我们更能体会到在这部电影里的女性受到的一个整体的社会剥削和压迫是多么的强烈，以至于这些多余的婴儿都需要另一个理解女性困境的女性恶魔来帮助她们消灭掉。至于更荒诞的道德困境是，这些抛弃子女的女性，又最终成为谴责这位恶魔的正义之士，而她们并不知道她们应该反抗的罪魁祸首，是一个社会更大的秩序所代表的恶魔，是更根本性的困境催生了她们的可怜与可悲，以至于她们通过抛弃子女成为这种大的秩序恶魔之下，与崔娜蒂虹这个帮助他们消化婴儿恶性均等的恶魔。n电影的完成度其实不高，叙事上我认为有这类真实题材必然拥有的冲突和张力，反而在两个女性角色的刻画上非常成功，但是主题并没有被更进一步的升华，它终究只是触及到了这个题材本可以达到的创作深度里头一个比较中间的状态，一个依旧停留于表面的对“受害女性集体无意识”的控诉。

#ICA 电影的灵感来源于丹麦连环杀手Dagmar Overbye的真实事件，她在1915年至1920年期间以帮忙安排收养儿童为名谋杀了多名婴儿。电影的视角还是蛮不错的，以女主作为一个时代的参与者，事件的参与者呈现出的故事视角虽然相对全面，同时也表现了对于底层阶级面对现实的无奈。

战争是隐藏在影片背后的故事，战争似乎造成了这一切，这个元素没有强有力的介入，但每一次丈夫的出现都在提醒观众时代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丹麦虽然保持中立但仍然面临经济困境，物资紧张导致物价飙升，失业率也在上升：尤其是女性，而且战争中男性大量死亡或伤残使得许多家庭失去了经济支柱，女性不得不独自抚养孩子。这也导致底层的女性会想让孩子得到更好的照顾。

影片以黑白影像呈现，很好的表现出了营造出整体环境的阴冷氛围，但感觉灰色用的比较差，并没有利用其突显情绪，构图设计的还行，不过能从这部作品中看到大量其他作品的影子，不论是色彩运镜还是内容构图，《仆人》的那面镜子和《畸形人》的马戏团都格外明显，而且其中的表达也很相似。

印象较深且比较喜欢的两个场景是三面镜子的使用和类似培根画作的角色脸部叠化处理。三面镜子出现在大量女性主义表达作品中，像杜拉斯编剧的《家庭教师》 ，早期杜拉克默片《微笑的布迪夫人》，梅雅黛伦的照片和关锦鹏导演的《阮玲玉》，这种视觉都呈现出了同一种表达，那种面对困境时的内心的矛盾与挣扎和多重自我的探讨的视觉展现，感觉这三面镜子不仅是一种视觉美学，而是对女性心理和社会身份的探讨。培根照片质感的肖像变化在我看来是类似的表达，呈现的是内心的创伤和生存的痛苦和焦虑。

听觉上，前期中规中矩，大提琴小提琴对于氛围的营造感还可以，不过后期几次那种类似刺耳音效搭配下的剧情呈现出的现代感太强了，直接把我从这个故事中拉了出来。

不喜欢，女主眉毛总一跳一跳得很出戏，几次跳剪都很不适。

微笑的布迪夫人

梅雅黛伦

家庭教师

阮玲玉

仆人

培根

三联画

达格玛·约翰娜·阿玛丽·奥弗比（丹麦语发音：[ˈtɑwmɑ ˈɒwɐˌpyˀ]；1887年4月23日-1929年5月6日）是一名丹麦连环杀手。在1913年至1920年的七年间，她谋杀了9至25名儿童，包括她自己的一个孩子。1921年3月3日，她在丹麦历史上最著名的审判之一中被判处死刑——这个案件改变了有关儿童保育的立法。后来她的死刑被减为无期徒刑。nn奥弗比是一名职业儿童保育员，负责照顾非婚生婴儿，却谋杀了托付给她照顾的婴儿。她通过勒死、溺死或在砖砌暖炉中烧死这些婴儿。尸体要么被火化，要么被埋葬，或藏在阁楼里。nn由于其他案件证据不足，奥弗比最终被判定犯有九起谋杀案。她的律师以她自己在婴儿时期遭受虐待作为辩护理由，但这并未打动法官。她成为20世纪丹麦三名被判处死刑的女性之一，但她和其他两名女性一样获得了减刑。她于1929年5月6日在狱中去世，享年42岁。与她案件相关的记录保存在哥本哈根诺勒布罗的警察历史博物馆中。nn丹麦作家凯伦·松德高·科尔斯特根据她的故事写了一部名为《造天使的人》的小说。哥本哈根的黑马剧院上演了一部名为《一个杀人犯/母亲的故事》（丹麦语中"杀人犯"为"Morder"，"母亲"为"moder"）的戏剧，该剧改编自她的生平。nn奥弗比是2024年电影《持针女孩》中的一个角色，由特丽妮·迪霍姆饰演。在电影中，她是一个糖果店老板，暗地里宣称可以收费帮助婴儿被收养，但实际上在家庭将婴儿托付给她后就将其杀害。该片在2024年戛纳电影节首映。nn女主的原型是结合举报人卡洛琳和奥弗比自身经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两个女主的原型是同一个人。Dogmar在丹麦语中是白天或光荣的意思，并非英语里的教条(dogma)。

电影技法并不高明，只有女主看到杀婴儿那段，算勉强复现了早期电影《起床号》（1924）乔治皮尔森的大胆创新“寂静的两分钟”，但本片中用法还是太拘谨了。其余部分仅此而已，至于所谓的表现主义用法，进步性还不如奥逊威尔斯那个时代。

另外，我对这种尺度很大，主题肤浅的电影感到沮丧，这是创作上的偷懒与投机。如果本片想对战后或者艰难生活中人类母亲这一角色进行良心上的质问，正如电影绕了半天最后想表达的一样，那么创作者必须足够尖锐与大胆，必须敢直面任何大众质疑，而不是抛出一个“生活太艰难，残忍都是不得已而为之”来让电影潦草收尾，甚至还虚伪地来个小团圆的结尾。

这部电影如果调整结构，是完全可以做到反思与批判的。

比如这样，一面突出人们的生活，另一面把杀手行凶暗藏起来。当所有人为自己的选择而感到安心时，电影最后来个最大胆的，完全静音，不是一分钟两分钟，要一个完全寂静的三分钟，这三分钟就是一个个婴儿被杀的画面。杀完，电影直接结束。

如果创作者愿意并有勇气直面这个主题，他就意识到，电影前半段，大针捅下体堕胎、毁容脸……这些都只是噱头，对于主题没有任何帮助。

导演在创作上的行为，和电影中的婴儿杀手的行为没有本质区别。

杀手在人类脆弱时变成导演，导演在艺术脆弱时变成杀手，二者是自私、肤浅、冷漠、虚伪的一丘之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