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处可去，并不是说就此陷入彻底的虚无和绝望。相反，第三次的离开恰恰是选择离开犬儒与虚无的立场。主角父亲最后的一句反问：Who are you? 并没有得到回答。但这个问题是留给所有人的。我是谁？我的立场什么？我究竟负有怎样的责任？我又该做什么呢？影片当然没有给出答案，但其实充满了提示。东德工厂里的年轻人通过涂鸦表达不满，又被迫清理干净。在英国，听众连进电台追问美军基地中导弹的真实意图，被主播打断。几个人带着标语想去发电厂抗议，被警察拦下。掩饰之下，有真实存在。当然不能忽视影片中的重要人物，法国记者。她始终不放弃对历史与历史中人的追责。追问历史，才有办法开拓未来。“总要从什么地方开始。”“这件事情总要有人来做。”或许，出路就存在于当下的行动之中。鲁迅先生的名言放在这里特别合适：“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最终，主角在阿姆斯特丹唱起Singing the blues in red。而许多年后的我们，又该如何选择，如何行动呢？
最开始我是被这部电影的另一个标题Singing the blues in red 所吸引的。不知道该如何翻译。红歌蓝调？在红色中唱起蓝调？在红色阵营中唱起悲伤蓝调？（如果我先看到的是Fatherland 这个标题可能就不会太感兴趣了。）
由于后半部分几乎都是英语对白，听不大懂，也没有字幕，第一遍没看明白。但大致能体会出那种无处可去的感受。斯大林主义并不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不意味着自由。一个老套的寻父主题，被放置在历史（西班牙内战与二战）与现实（冷战双方无所不在的监视）的双重压迫之下。那么出路在哪里呢？
后来，借助剧本和网上的英文字幕，电影中历史与现实的纠缠才逐渐变得清晰。
第一段讲的是非常常见的冷战东欧叙事，艺术家遭到监视与驱逐。着墨不多，不过特意挑选了布拉格之春的时间点（1968），用一场审讯戏作为当下东德故事（1985）的回溯与补充，也借此点出了作为抗争者的父亲形象，又与第二段中CIA的问话彼此对照，表意相当丰富。第一段的重点落在临别时与母亲的谈话，或者说争论。话题始终围绕着禁令与服从，“社会主义”的定义权被垄断，引用马克思的原文也会被指责是断章取义。祖国fatherland（父地）掌握着绝对的权力（父权），用来消灭一切压迫的暴力机器成为了压迫本身。这时，出路只有离开。
第二段来到西方阵营，见识到引诱、虚伪与同样无所不在的监视。公司关心合同与商业利益。文化部官员借此机会大谈民族伤痛与自由。CIA几乎控制一切。而监视却仅仅被当做一种偏执狂、妄想症（paranoia）。前两段几乎处处对照。都有向跟踪者借火，东德的审问对应CIA的问话（或者也可以说审问），离别派对对应欢迎派对，与母亲的争论对应与文化部官员的争论。在发布会上，主角拒绝谈论东德，拒绝站在西德这一侧抨击东德。西德有自己的未被清算的罪行。以反共之名，原纳粹在战后又重回西德的高位。“我只能认为，您和您所代表的西德政府，是法西斯德国的继承人。这与自由无关。”遗憾的是，主角在发布会上的严肃、猛烈、一针见血的批判，最后却归结于大众对于这种姿态的喜爱与公司的商业利益。于是，只能继续离开。
第三段则是故事的核心，也是谜底。在拒绝了冷战双方的立场之后，寻父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仅剩的选择与出路。暂且忽略性别议题的话，寻父意味着寻找自己的来处，寻找历史与自身的关系，从而寻找未来的可能。在主角心目中，父亲是怎样的呢？一个西班牙战场上的反法西斯战士，同时是斯大林主义的抗议者。这似乎提示着，在强权历史的缝隙中，希望的存在。然而，谜底却是全部预期的反面。在影片最后，主角与父亲的对峙，呼应着之前与母亲的争论。如果说，与母亲的争论反映着现实的困境。那么，与父亲的对峙则揭示着历史的残暴与个人的无力。在那样的情境下，天真，或者说清白无罪（innocence）本身就是一种罪过，因为这意味着没有认识到自己参与的罪行。那么，接下来的推论呢？所有人都有罪，所有人都别无选择，因此，所有人都不需要负责了吗？不对，在斯大林格勒战斗与为盖世太保工作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握有更大权力的人必须承担更大的责任。主角最终拒绝了认父，再一次选择离开。但此时，已经无处可去了。
无处可去，并不是说就此陷入彻底的虚无和绝望。相反，第三次的离开恰恰是选择离开犬儒与虚无的立场。主角父亲最后的一句反问：Who are you? 并没有得到回答。但这个问题是留给所有人的。我是谁？我的立场什么？我究竟负有怎样的责任？我又该做什么呢？影片当然没有给出答案，但其实充满了提示。东德工厂里的年轻人通过涂鸦表达不满，又被迫清理干净。在英国，听众连进电台追问美军基地中导弹的真实意图，被主播打断。几个人带着标语想去发电厂抗议，被警察拦下。掩饰之下，有真实存在。当然不能忽视影片中的重要人物，法国记者。她始终不放弃对历史与历史中人的追责。追问历史，才有办法开拓未来。“总要从什么地方开始。”“这件事情总要有人来做。”或许，出路就存在于当下的行动之中。鲁迅先生的名言放在这里特别合适：“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最终，主角在阿姆斯特丹唱起Singing the blues in red。而许多年后的我们，又该如何选择，如何行动呢？
走到哪里，那里就是祖国，走到哪里，那里也不是你想象中的或想要的样子。
本片触及到的是一位成长于东德又到了西德，在集权式社会主义与自由而物欲的资本主义之间穿梭而迷乱，不知所措的状态，之后以寻父为自己意义的出口，最后是一种似真似幻的疑迷。
在那个历史的时间节点，肯洛奇十分敏感地捕捉到了这样一个复杂迷幻的意识形态之争的框架下，个体的自我认同的追问，与个体追问之下无可避免地被政治洪流裹挟的有趣议题。他似乎有涉及到人自认为只属于自己的决定和生活选择真的就是纯粹的自我选择吗，还是更大历史背景下的一抹浪花呢，人与历史语境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同时导演也在追问人所追求和坚持的理念甚至信仰经常是似真似幻的，是理想也是幻灭。自由资本主义世界里的人们拿着理念化的社会主义平等鞭打着自己，诉说着这里怎样为富不仁，有奶便是娘；而伟光正社会主义的人们渴求的却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可是不曾想彼此眼中的美好也尽都是幻象。只能说理想着陆到现实，理念渐渐被表征，理论落入到实践之后，就是有差异，就是会变样，必然会妥协甚至迷失的，真诚的人们只是努力保持它本来的样子，或者当它变了样了，尽力用另一种理想或者说理念去矫正罢了，可谁知在那片实践那另一种理念的土地上的人们，也渐渐把那理念搞得面目全非。(理论问题：理想与现实，理念与表征，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此片绝对是肯洛奇职业生涯的前三位的作品，在个人维度看来算是最佳吧，从片中可以明确的感受到导演高度的作者自觉，因为他没有将两个意识形态阵营简单对立，在他眼里他们都是怪兽，暴力着被暴力者，霸权着被霸权者，霸凌着弱势者，只是在西边是在桌面上清晰可见了，而在东边是扯虎皮拉大旗，稍微不注意就被忽悠了，不过肯洛奇绝对不是为无产者和被霸权者瞎喊，无论是哪边，他都拎得很清，知道自己要为哪一部分人发声。其中影片中段男主角与西德政府官员的对峙可见一斑了：政客想利用可以利用的个体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此时的个体拒绝被代言，被标签，被政治利用，而是清晰有力地回击了。
就如影片中的点题之笔：Stalinism is not Socialism,Capitaliam is not freed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