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片讲述了1924年英国两名奥运健将的故事。1919年，剑桥大学凯斯学院的开学礼上迎来一名叫亚伯拉罕（本·克劳斯 Ben Cross 饰）的犹太学生。他擅长跑步，参加剑桥的环校挑战赛后一战成名。然而犹太人的身份让他饱受种族偏见之苦，因此他一心想赢得奥运会百米赛跑的金牌， 以此来对抗种族偏见。另外一位短跑健将是来自苏格拉高地的艾利克里德（伊安·查里森 Ian Charleson 饰），他极具跑步天赋，而他本人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认为自己的天赋来自上帝，他是为上帝而跑。在1923年的全国性运动会上，两名青年狭路相逢，艾利克里德最终赢得冠军。亚伯拉罕则请来了职业教练指导自己，备战奥运 1924年的巴黎奥运会来临，艾利克里德却得知百米资格赛在星期天举行，作为一名基督徒，他严格遵守着“安息日不得工作”的教义，最后他决定退出百米赛。另一方面，亚伯拉罕不仅要面对强大的美国名将，更要面对自己的内心。这枚奥运金牌，将花落谁家……
大中庭跑（Great Court Run）的规则：在三一学院的大中庭，钟声敲响12下前完成。学生通常在入学晚宴的晚上尝试（电影中跑步是在中午）。大中庭跑全长367米（401码），而当时大钟敲响12下用时43.6秒。367米43.6秒折算400米是47.5秒，而埃里克（Eric Henry Liddell）在1924年跑出的400米记录是47秒6，所以说哈罗德·亚伯拉罕（Harold Abrahams）与埃里克的实力相差无几？
其实不是。第一个进行大中庭跑的运动员并不是亚伯拉罕，而是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男子400米栏金牌得主伯利侯爵（Lord Burghley，全名David George Brownlow Cecil，1905-1981），他在影片中的名字是安德鲁·林赛勋爵（Lord Andrew Lindsay）。1927年12月，伯利侯爵在剑桥抹大拉学院的最后一年，他在午夜时分完成大中庭跑，也就是1924年奥运会之后的三年。亚伯拉罕在1919年至1923年期间就读于剑桥，伯利侯爵是在1923年至1927年，所以两人八竿子打不着……（但大中庭跑确实很难完成就是了）
And as they still went on and talked, behold, chariots of fire and horses of fire separated the two of them. And Elijah went up by a whirlwind into heaven.
《圣经》中只有以利亚和以诺（创五24）未经身体死亡而直接升天，“Chariots of Fire”即是虔诚的象征，同时在本片中也衍生出赛跑的象征。影片中的《耶路撒冷》合唱是1978 年由英国合唱团在哈罗德·亚伯拉罕的葬礼上演唱，结束了这部电影并升华了主题。
Decidedly slower and less limber than the Olympic runners at the center of its story, Chariots of Fire nevertheless manages to make effectively stirring use of its spiritual and patriotic themes.
20年代正值种族问题日益严重的时期，而奥运发展又如日中天，两者间形成强烈的对比。1977年，制片人大卫·波特纳姆（David Puttnam）生病期间，翻到Bill Henry所写的《An Approved History of the Olympic Games》，看到关于埃里克（Eric Henry Liddell）的传奇事迹，然后又查到了哈罗德·亚伯拉罕，两人背景、宗教、性情及跑步动机都有极大不同，却都是奥运金牌得主。这样的故事启发了他。
科林•韦兰特被“耶路撒冷”的诗词所震慑，为他的剧本取名为“火的战车”（Chariots of Fire）。威廉•布莱克则是以擅长写宗教题材的诗歌而闻名，“火的战车”一词出自于《圣经》中的“以利亚的升天”。这个著名的以色列先知可以使私人复活，令火从天降，用外衣击打就可分开河水。一天，当他和以利沙走在路上时，“忽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列王纪下》2: 11）。“火的战车”这一神迹代表了以利亚坚持信仰并得到了最终的升华，那灼人眼目的火焰和力量便是信仰的光芒。
1. 为何不使用职业教练？n2. 为何大中庭跑很少有人完成？n3. 为何为教义放弃金牌？n4. 为何没有女性角色的塑造？n5. 为何会得奥斯卡？
1. 为何不使用职业教练？
最初古希腊的奥运精神是“要么取得桂冠，要么死”，尽管如此，奥运依然属于业余活动，是贵族通过体育运动体现地位与优越感的方式。1894年，巴黎国际体育会议通过的第一部《奥林匹克宪章》，对于运动员的“业余性”明确规定：
这正是顾拜旦认同的奥运精神——“运动是青年自我教育的一种活动”。奥运是业余的、体育的，而非是职业的、盈利的。这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解禁，仅剩拳击不允许职业选手参赛。
2. 为何大中庭跑很少有人完成？
大中庭跑（Great Court Run）的规则：在三一学院的大中庭，钟声敲响12下前完成。学生通常在入学晚宴的晚上尝试（电影中跑步是在中午）。大中庭跑全长367米（401码），而当时大钟敲响12下用时43.6秒。367米43.6秒折算400米是47.5秒，而埃里克（Eric Henry Liddell）在1924年跑出的400米记录是47秒6，所以说哈罗德·亚伯拉罕（Harold Abrahams）与埃里克的实力相差无几？
其实不是。第一个进行大中庭跑的运动员并不是亚伯拉罕，而是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男子400米栏金牌得主伯利侯爵（Lord Burghley，全名David George Brownlow Cecil，1905-1981），他在影片中的名字是安德鲁·林赛勋爵（Lord Andrew Lindsay）。1927年12月，伯利侯爵在剑桥抹大拉学院的最后一年，他在午夜时分完成大中庭跑，也就是1924年奥运会之后的三年。亚伯拉罕在1919年至1923年期间就读于剑桥，伯利侯爵是在1923年至1927年，所以两人八竿子打不着……（但大中庭跑确实很难完成就是了）
3. 为何为教义放弃金牌？
首先，电影中埃里克拒绝在周日比赛的事件是部分虚构的，他并非直到登上前往巴黎的船才知道100米将在周日举行，而是提前几个月就拿到了时间表，并拒绝参加100米比赛（这在当时成为世界各地的头条新闻），然后改为400米（这也是他同样擅长的）。在去巴黎前的几个月，他一直在练400米。
教义上有着保守与激进之分，而埃里克属于偏保守的。电影名“Chariots of Fire”的构思来自编剧科林·韦兰（Colin Welland）在电视上听到的歌曲《耶路撒冷》（Jerusalem）中的一句：
这首歌由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创作，1916年由休伯特·帕里（Hubert Parry）编成音乐以歌颂英格兰。《耶路撒冷》被称作“英格兰的非官方国歌”。而威廉·布莱克的创作则出自列王纪下2章11节：
《圣经》中只有以利亚和以诺（创五24）未经身体死亡而直接升天，“Chariots of Fire”即是虔诚的象征，同时在本片中也衍生出赛跑的象征。影片中的《耶路撒冷》合唱是1978 年由英国合唱团在哈罗德·亚伯拉罕的葬礼上演唱，结束了这部电影并升华了主题。
4. 为何没有女性角色的塑造？
《烈火战车》的所有内容都是关于男性的故事，他们的梦想、关系、仇敌、力量，这是对女权主义社会思潮崛起（70年代）的有力回应。
在越来越城市化、市场经济导向和工业化的近代英国社会中，有着一系列对男子气概的全新要求，这种男性理想被英国罗汉普顿大学（Roehampton University）历史学教授约翰·托什（John Tosh）称为“布尔乔亚男子气概”（bourgeois masculinity），其发祥于中产阶级男性群体，并逐渐成为全社会的理想男性典范。
体育运动不仅是为了娱乐身心，还是检验男孩的决心和评估适应力的重要方式。在没有战争的年代，不用进行军事斗争便证明他们的男子气概，体育就是严酷的考验。正如英国社会改革派人士呼吁的那样：“城市工业社会的不断发展正在腐蚀男子气概，这种恐惧已经渗入英国社会文化中，城市生活是女人气的，舒适的物质生活使得男性变得柔弱，而竞技场将男子气概保存了下来。”
5. 为何会得奥斯卡？
首先，是20年代的故事背景和80年代的影片发行背景。
20年代正值种族问题日益严重的时期，而奥运发展又如日中天，两者间形成强烈的对比。1977年，制片人大卫·波特纳姆（David Puttnam）生病期间，翻到Bill Henry所写的《An Approved History of the Olympic Games》，看到关于埃里克（Eric Henry Liddell）的传奇事迹，然后又查到了哈罗德·亚伯拉罕，两人背景、宗教、性情及跑步动机都有极大不同，却都是奥运金牌得主。这样的故事启发了他。
80年代正值马岛战争与美苏冷战时期。英国方面，1979年撒切尔夫人警告“英国文化存在淹没的风险”。1981年，《烈火战车》在英国上映。1982年，马岛战争爆发，重现了狂热的沙文主义。苏联方面，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投入高达90亿美元，然而1979年12月27日，苏联派8万军队出兵阿富汗，战争持续长达十年。1980年，在国际奥委会承认的147个成员国中，有67个拒绝参加此次莫斯科奥运会，包括中、美、日、英等，人们对奥运精神感到灰心失望。因此，这一部电影来得正是时候。
此外，是电影的优秀配乐。为本片谱曲的是作曲家范吉利斯（Vangelis），他是80年代电子合成乐的翘楚，还曾为《银翼杀手》（1982）、《苦月亮》（1992）等电影配乐。在影片开头与结尾“赤脚沙滩跑”的经典场景中，开创性地使用了合成器配乐，不同于早期电影常见的管弦乐器。这从此成为一个经典的电影桥段，配乐被广泛在广告、电视、电影中反复使用，甚至有人认为其与莫扎特的古典音乐一样具有胎教功能。
这部影片在商业和评论上的成功为八十年代长期处于低谷的英国电影业带来了复苏的迹象，同时带来了美国大制片厂对英国电影的投资和发行。评论界认为，本片迎合了英国人对回溯历史的怀旧心理。导演休·赫德森在谈到影片的主题时说：“我们需要一个社会准则，否则无论从个人还是集体的角度来讲，我们都会垮掉”。这就是《烈火战车》企图传达出的价值宣传。虽然大量慢镜拍摄有些令人反感，但在当时也是开创性的，也对之后许多电影中的体育情节有很大影响。
在这个没有信仰的或者信仰迷失的时代，在这个理想主义被看作幼稚和笑谈的时代，在这个甚至也没有什么理想无需多少奋斗的时代，深夜里一个人静静地看完《火的战车》，不啻于一种洗礼。
这不过是讲述英国两个年轻人最终分别夺取1924年巴黎奥运会100米、400米冠军的故事，一个为了让犹太人在世界面前扬眉吐气，一个为了不辜负上帝赐予自己双腿的速度，他们的胜利是体育比赛的胜利，更是意志的胜利，信念的胜利，信仰的胜利。其实我之所以喜欢体育，喜欢足球，就是觉得Sports是一种精神，比赛从来都不止是身体的碰撞、情绪的宣泄，更是意志的较量。
在这部电影里，理想与信仰被清晰地从镜头之外拉了回来，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它们的存在对于人的生活和生命有着什么样的作用。我一直认为人是不能没有理想的，虽然你可以不是理想主义；人也是最好有些信仰的，当然你也完全可以不相信宗教或者政党，毕竟信仰可以是很多形而上的东西，比如一种信念，一种爱，甚至相信真真实实的一个自己。所以尽管总是有人说着类似婚姻是爱情的坟墓现实是理想的葬礼这样的警句，我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依然为自己的理想奋斗着，矢志不渝。
“要么取得桂冠，要么死。”
奥运会的最初理念虽说是传承自古希腊精神，但今时今日的奥运会跟古希腊对于比赛的理念已经有很多不同。古希腊人将比赛当作一场争夺荣誉的生死之战，在古奥运会遗址中那两块石碑上刻的字便可窥知一二：“要么取得桂冠，要么死。”正如古希腊战士对于取得胜利和荣誉的向往，要么胜利归来，要么战死沙场。比赛中没有设亚军和季军，更没有什么先后排名，只有一个冠军，其他人都得独自饮下失败的苦酒。唯一的得胜者甚至得到比凯旋的战士更多的光荣——他们将被奉作神明，视为是宙斯宠爱的勇士，戴上野橄榄编成的花冠，游行于人群的欢呼声中，享受着人们的献祭与盛筵。就连最严肃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写到这种胜利时，都会放下严谨的叙事笔调，为这位英雄写上他应得的赞誉。
古希腊人享受着运动带来的快乐，哪怕埃及的祭司不解的说，“你们希腊人都是些孩子”，他们还是不顾一切地寻找着生活中尚待发掘的乐趣。那时候，绝没有人想着从比赛中获利，因为从远古起这种运动就是贵族们的专属活动，他们花费精力和财力就是为了得到那顶小小的花冠。这种精神上的胜利绝非黄金钻石等无价珍宝可以比拟的，这不是可等闲视之的小小成绩，是可以荣耀一生的光辉。说到希腊人对赛会重视的程度，他们的历史学家甚至以奥林匹亚赛会纪年（赛会每四年一届）。阿波罗多罗在《编年史》中提到泰利斯的出生年月时，就用的是“第三十五届奥林匹亚赛会的第一年”。
在现今的运动会中，仍能看到希腊精神的闪现。从1936年就开始传递奥运会的圣火，便取自雅典奥林匹亚的古代奥运会圣殿。这火种就是源自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从太阳车偷下的星星之火，普罗米修斯也因此触怒宙斯，被钉在高加索山上承受苦难，被烈日炙烤，暴雨浇淋，雄鹰啄去内脏。他带给人类的不仅仅是点燃夜空的火种，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宝藏，蛮荒中的曙光，“勇敢、坚强、博爱、无私”是普罗米修斯被人们称道的地方。奥运会也因此包含了一种难能可贵的献身精神。
作为现代奥运会的创始人，法国教育学家顾拜旦一直深信“运动是青年自我教育的一种方式”。他赋予体育更多的含义：在胜利之外，体育还是神赐的欢愉，生命的动力，让人们得到生活中寻求已久的公平，赋予怯懦的人勇气，告知人们荣誉需要通过公正无私的手段争取。体育是 “培育人类的沃地”，是人类日新月异进步的动力。
在最初的奥运会中，参赛的都是非职业运动员。可以看出这是顾拜旦试图复兴希腊精神的一个体现——在希腊，每个人都得从事很多工作，而不能只具备一种技能，就像著名剧作家索福克勒斯，不仅是伟大的诗人，还是一位将军、外交官、神职人员，甚至还是一个发明家。只有在更多方面都有优秀的表现，才能受到人民的尊重。
职业运动员在当时的都是不公开的职业，他们会想方设法掩盖自己的身份，直到今天我们还能看到因此遗留下的痕迹。橄榄球运动员戴着沉重的护具和厚实的衣服，并不是像现在一样为了免收冲击力的伤害，而是为了遮挡脸和身材的。因为橄榄球运动员大多是大学生，声誉对他们很重要，一不小心就会被大学开除。
从古希腊到奥运会的早期，奥林匹亚运动会都具有一种崇高且理想化的理念，也许这也是它不能维持很久的原因。但是，那种投身于运动，为了胜利拼搏的精神不管在什么时候看来都是动人的一曲颂歌。
[亚伯拉罕多才多艺]
*－火的战车－*
“请给我一把火炼金子的弓！
给我欲望的箭！
给我矛吧！云啊，请不要遮住！
给我火的战车！
我不会停止思想的战争，
我的刀也不会在我手上睡着，
直等到我们在英伦的绿草地上
建立了耶路撒冷。”——威廉•布莱克《耶路撒冷》
科林•韦兰特被“耶路撒冷”的诗词所震慑，为他的剧本取名为“火的战车”（Chariots of Fire）。威廉•布莱克则是以擅长写宗教题材的诗歌而闻名，“火的战车”一词出自于《圣经》中的“以利亚的升天”。这个著名的以色列先知可以使私人复活，令火从天降，用外衣击打就可分开河水。一天，当他和以利沙走在路上时，“忽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列王纪下》2: 11）。“火的战车”这一神迹代表了以利亚坚持信仰并得到了最终的升华，那灼人眼目的火焰和力量便是信仰的光芒。
信仰在这里并不一定是宗教信仰，它可以是任何东西，它让你找到平静，让你不会因为现时的遭遇背弃一切，苟且于你曾经深深诅咒的世界中。俄国作家马明•西比利亚克说过：“每个人总不免有所迷恋，每个人总不免犯些错误，不过在进退失据、周围的一切开始动摇的时候，信仰就能拯救一个人”。
“火的战车”讲述的就是一个有关信仰、荣誉和运动带来的激情。
1919年，英国在刚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得了胜利，人们慢慢走出战争的阴影，怀着对生活美好的希望积极的开始了全新的生活。从战场回来的年轻人们再次走入校园开始学习。
哈罗德•亚伯拉罕是个充满抱负的人。随着一家人从立陶宛逃难来到英国，考入剑桥。犹太人的身份让他在英国饱受歧视，时常深陷无助和愤怒中，难以自拔。在英国人心目中，犹太人就是有点臭钱，好勇斗狠，而且傲慢得不可一世，他们应该滚回他们的以色列王国去。来自环境的压力使亚伯拉罕的防御心极强，言语犀利，经常说得人哑口无言（所以他能考入法学院吧）。很多时候，不能怪他显得比旁人争强好胜，他必须付出比普通人更多的努力才能得到尊重。对于想得到的东西，亚伯拉罕从来都学不会英国那一套绅士礼仪，总是毫不掩饰喜爱之情，势在必得的气势咄咄逼人。他也因此赢得无数比赛和心上人的芳心。
亚伯拉罕有着古希腊人对于赢得比赛的执着精神，“比赛就是为了胜利，如果不会胜利，根本就不会参赛。”他是品达笔下那种“身手矫健的年轻人”，不仅跑得飞快还多才多艺，练得一副好嗓子，在合唱团中表现出色。除此之外，他还很善良，乐于助人，深得朋友的喜爱。他把跑步放在生活中的首位，甚至顾不得恋人的眼光。因为对他来说，只有获得胜利和认可，他才活得有价值，这是他的生存之本。否则他完全可以像哥哥一样，当个医生，又赚钱又体面。他想得到更多，就得付出更多。
对于身为贵族的安德鲁•林赛来说，他不用证明什么，比赛对他来说只是一场游戏，他乐在其中。可对于亚伯拉罕来说，这却是一场与世界的斗争，生死攸关。正如诗中所说，他不会停止战斗，也不会有片刻休息，直到他建立了自己的精神王国。
*电影音乐。
与影片同名的音乐远比电影出名，可以在很多影视作品中看到对它的致敬。那些犹如心灵脉动的电子乐出其不意地振奋人心，音符的余韵营造出深远的意境，仿佛在歌唱那些命运沉重的步伐在你脚下可以轻盈的跑过。但是，如此震撼的音乐并未像很多人想象的出现在比赛场上，只出现在了电影的开头和结尾的相同场景中——一群身穿白色运动服的年轻人奔跑在沙滩上，脚下溅起的泥点弄得全身都是。镜头给了每个人特写，无一例外的，他们都显得快乐，享受着运动带来的愉悦。
古希腊诗人品达以歌颂运动会上的胜利而闻名。他却从不关注赛场，不像一般赞美体育的人一样描写观众屏息凝神的样子，不会描写运动员紧张的状态。他赞美胜利者却从不谈到他们的成绩和取胜的细节。他把胜利者看作是人类思想的代表。品达赞颂的是那些“继承和发扬过去的伟大传统的人，正是借着这些传统，世界才有希望。”
在比赛场上，导演没有像很多体育励志电影滥用音乐煽情，而是尽量去掉音乐的干扰，最多用几个简单的音符，让人们体会运动员跑步时窒息般的紧张，全神贯注时的宁静世界。在跑过终点很久，他们才会再次听到观众席的欢呼，再次找回呼吸和神志，回望这短短的跑道恍如梦境。电影在嘈杂的背景声中放大了运动员得胜后的吼叫，那比任何音乐都更加震撼人心。
火的战车代表的力量、传统和信仰不是像大多数人心目中的那样，只存在于运动场上观众的欢呼声中，而在于他们平时训练时的努力中，他们为了理想身陷困境时，在于他们完全陶醉于运动的快乐中。
[他们陶醉于运动的快乐中]
*－信仰之光－*
“我相信神造我是有目的的，我在跑步时感到他的喜悦。”
影片的另外一个男主角埃里克•林德尔是个虔诚的基督徒，纯粹的苏格兰人。他是宅心仁厚的传教士，深受喜爱的橄榄球运动员，是孩子心目中的偶像。他乐善好施，是个良师益友。同时他也具有出色的演讲才能和人格魅力，人们会冒着大雨聆听他的传道。
林德尔是真的热爱跑步带来的快乐。作为一个跑步运动员来说，他的跑步姿势一点都不标准，甚至有些“张牙舞爪”，但是就是这种原始野性的跑步姿势让他像风一样飞快。在一场和法国人的业余比赛中，他虽然跌到却仍旧反败为胜。父亲希望他通过这样的胜利引起人们的注意，使更多人信奉基督教。但林德尔并不认同这样的传道方式，这背离了他传道的初衷。使别人信奉基督教并不是类似明星偶像的盲目崇拜，人们得真的清楚自己到底信仰何物，明白自己是否了解个中道义。
当人们苦于找不到工作，忙于每日生计，被现实问题搞得团团转，如何去告诉他们信仰的重要？林德尔把信仰和比赛相比，“它们都很困难，需要集中意志和灵魂的力量”。比赛胜利的喜悦和生活中的一些成就带来的喜悦都是短暂的，如何让它持久？从何处寻找不顾一切向前冲刺的力量？对于林德尔来说，信仰是他的力量，向前的原因。于是当他的信仰和比赛冲突，就不难理解他为何放弃比赛，坚持信仰了。谈到信仰，其实人们总是有着很多共同点。林德尔就像古代渴望胜利的希腊人（为了成为传说中宙斯的勇士而跑），林德尔为了荣耀上帝而跑。他们都朝着自己的信仰迈进。
对于那些最后赢得胜利的人来说，不是信仰让他们变得不同，而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有改变世界的能力，只是需要精神的动力督促他们前进。
不管是早期的奥林匹亚精神还是这部电影都有着极强的理想主义烙印，但恰恰是这些只能写进小说中的美好理想却真实存在于乱世中，并且真的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些理想主义者们与别人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他们肯为自己的理想苦苦奋斗。胜利不是神赐的，是通过日复一日的不懈努力赢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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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罗德•亚伯拉罕，一个犹太金融家的儿子，剑桥大学的高材生，天才的短跑选手。在20年代的英国，这个内心温柔而敏感的年轻人用他外表的孤傲和强硬对抗周围的歧视与不公，用他如风的双脚把剑桥乃至英伦三岛的短跑纪录一遍遍甩在身后，立志去征服一个又一个充满偏见的冷漠心灵——直到他遇见埃里克•林德尔。
出身于传教士家庭的埃里克，是全苏格兰最好的橄榄球手，他从内心里感到上帝给了他善跑的双腿，就是为了用它们为上帝赢得荣耀。他放弃了橄榄球，专心练习跑步，他的目标是在奥运赛场上为上帝争得光荣。
看过埃里克的比赛之后，一向把跑步视为战斗的哈罗德竟然心生恐惧，他从没看见过这样的人，完全凭着本能和不可思议的意志力跑步并赢得胜利。果然，在他们的交手中他败了，可重新振作起来，刻苦训练，决心在奥运会上战胜这个温柔的苏格兰人。
1924年，巴黎奥运会。因为百米预赛被安排在星期天，埃里克坚决不愿在主的安息日跑步，遂与队员调换了项目，参加400米比赛。结果，亚伯拉罕战胜了强大的美国人，终于在世界面前证明了自己；而埃里克更是不可思议地在400米中夺得了冠军，为英国人获得了一枚意料之外的金牌。
电影
拍摄于1981年的英国电影《烈火战车》（Chariots Of Fire），系根据真人真事改编，获得了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四项奥斯卡奖，一直被认为是体育励志电影的经典。影片用倒叙的手法，由1978年哈罗德的葬礼开始，回溯了英国历史上这两个伟大的短跑选手那振奋人心的跑步。与其说这是一部描写个人奋斗的励志片，不如说它展示了一个人内心坚持和信仰的勇气。
哈罗德有张与亚伯拉罕•林肯一般瘦削冷峻的脸，他的强硬高傲源于他的敏感自尊，跑步是他赢得尊重的方式。他要克服歧视不公，克服内心对于不可知的力量的恐惧，克服来自世俗社会的压力。当校方因为他聘请专业教练而给予他警告时，他冷静而坚决地对抗着代表世俗观念和体育精神的学校当局，因为，他追求决不仅仅是体育之内的事情，而事关个人的尊严和价值。
埃里克面对的有家人对于他远离事奉的责难，他想方设法让家人明白，主需要他的胜利，主给了他善跑的双腿绝不是没有理由的——但为了信仰，在最后的时刻，他却拒绝在安息日比赛。这时候，他要对抗的是世俗的王权，整个英国，甚至为此要背上叛国者的名声。但他没有后退，在必须要选择的时刻，人只可能听从一个召唤。
哈罗德代表世俗，埃里克代表神性。但是电影没有简单地厚此薄彼，他们都值得人们尊重。内心的偏见、歧视、不公必须被克服，身体的障碍、肉体的沉重亦必须被超越。我记得哈罗德等候发令枪响时的万籁俱寂，一个异类而孤单的身影即将向既定世界的规则发起挑战。我更记得埃里克跑步时那种奇特的姿势，高昂头颅，满脸欢欣，眼睛甚至不看跑道，“我跑步的时候感觉到主的高兴”，“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主会领着我双脚跑向终点。而这两个伟大的年轻人，也从此成为了终身的朋友。
埃里克•里德尔
埃里克•里德尔1902年出生于中国的天津，他的父亲于19世纪末从苏格兰来到中国传教，包括他的母亲、哥哥、姐姐，他们全家都是勤奋虔敬的传教士。他8岁回到祖国读书，期间逐渐成长为一名用自己的见证来传播福音的神职人员。
奥运会后，1925年，埃里克毅然重返中国，在天津开始他的教书生涯。最初他在天津的教会学校教授化学和体育，但他很快就失去了内心的平静。他认为，神召他到中国，绝不是为了舒适的城市生活，更不是为了在外国人和富贵人中间转圈子。不久，他辞去教职，深入冀鲁豫(河北、山西及河南省)边区，尤其是在河北省境内的农村传播福音。
珍珠港事件后，埃里克在中国的活动开始受到监视。很快，他就被关进了设在山东潍坊的日本集中营。在集中营里，埃里克受到了惨无人道的迫害，他的身体开始一天天消瘦下来。然而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生活里，埃里克，永远的烈火战车，依然保持坚强的信念，乐观并充满慈善地关怀集中营里的每一个同伴，并在这里开展各种活动，让营里的人都能坚强地面对暂时的磨难。一位名叫兰格登•古凯的美国人，在他所写的《山东集中营内》一书中，对埃里克作了如下描述：“当我在集中营的晚上，走过娱乐室时，经常看见埃里克•里德尔俯身在棋盘或船模型旁工作，或者在指导人们跳一种社交方格舞。他总是全神贯注，又兴趣盎然地捕捉那些被囚禁者的想象力，而不惜努力地在营区里倾尽自己的精神和体力。他已经四十几岁，但身体仍然轻巧、柔软，步履灵活自如，不过最重要的是，他那时刻充满幽默感和热爱生命的热情，他的热心和魅力，使大家适应了那段苦难的日子。”
1945年2月21日，埃里克因为脑瘤病逝于集中营。他临终前最后一句话是：“这是完全的降服。”
埃里克•利迪尔，中文名字李爱锐（1902—1945）。其父为詹姆士•丹露帕•利迪尔牧师，母亲名为玛莉•雷登，是一名护士，父母均为苏格兰人，是英国伦敦会差派中国的传教士。
1898年利迪尔牧师进入中国，在上海传扬福音，次年和雷登小姐完婚。后因受当时义和团运动影响，利迪尔牧师和妻子离开上海北上。1902年1月16日，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埃里克•利迪尔出生在天津有名的马大夫医院。 1907年，利迪尔5岁时，随父母休假回国。次年，利迪尔牧师即返回中国参入教会服侍，这位牧师因宣教生涯饱受家庭分离之苦，将自己的两个儿子罗伯特和利迪尔留在英国。
及龄后，利迪尔就读于苏格兰史达灵郡伦敦中学，此校内学生几乎皆有相同背景：宣教士的孩子，都在侍奉上帝极其虔诚的家庭成长，都因其父母忙于教会侍奉和福音差传，无暇照料自己。利迪尔在学校时，他在运动方面即显突出实力。并且，该校对体育运动也予以重视，阿尔门德校长曾在讲章内写道：“为什么在运动员和基督徒之间就无法有神圣的关连，事实上，这种神圣的关连可对抗二者共同的敌人，可抵御一些不良的品德，诸如：不节制、怠惰、游手好闲、柔弱、放纵肉欲、尖刻的嘲讽主义，以及我们生活中所有的违逆自然及不道德的因素”。
中学毕业后，利迪尔进入著名的爱丁堡大学，攻读自然科学学位。并且，利迪尔也加入爱丁堡大学橄榄球队，并成为队内头号队员。后听取英国知名教练汤姆•麦格查的建议，专攻田径，利迪尔后来的表现证明这位教练的慧眼独具。利迪尔在大学生活中，除了橄榄球、田径及学业外，他也有在教会参入布道的侍奉，为主做见证；在平时，他就一直按时参加每个星期的查经班；他也曾在学校的以斯灵敦医药福音机构工作。他的信仰坚定敬虔，在他的信仰中，谨守第七日为安息日，也因为他决心守主日，逐很快的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
1924年夏，第八届奥运会在巴黎举行，有44个国家和地区参赛，利迪尔代表英国参加田径比赛。巴黎奥运会上，由于他原来报名的100米比赛安排在7月6日礼拜日举行，而礼拜日利迪尔要参加教会的主日崇拜，所以他决定放弃比赛。而利迪尔是英国赢取奥运百米金牌呼声最高的人选，此时，英国王室成员出面劝说未果，国人也多有声音指责他为叛国者。而利迪尔在赛程表一排出来就做了决定，“一切都显得非常平静”，当时和他一起参赛的运动员尼尔•坎帕贝尔说：“利迪尔最不喜欢喧嚷这种事了，他只说：‘我不在星期日出赛’”。
在事态发展陷入僵局之际，另一位英国运动员林赛爵士将自己的7月11日400米参赛资格转让给利迪尔。利迪尔在最短时间内刻苦锻炼，这个“会飞翔的苏格兰人”虽不习惯长距离比赛，但为了信仰——上帝的荣耀，他奋力拼搏。而在此赛事中，利迪尔不仅夺得400米赛冠军，并以47秒6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此时，他仅有22岁，他的此项纪录也保持了35年，直到1959年才被打破。后英国人以此为剧本拍摄了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影片《火战车》。
在勇夺第八届奥运会400米金牌后，利迪尔在英国如日中天。这时他也拿到了爱丁堡大学的化学学位，成为英国不少企业争相聘用的对象。然而，已经成为国际著名运动员和体育明星的利迪尔，告别了英国以及他在英国可能得到的各种荣誉，婉拒了所有邀请，怀着对中国的眷恋，于1925年夏，回到了出生地天津，在英国伦敦会创办的教会学校新学中学（现天津17中）做了一名中学教师，以期服务于中国、服侍于上帝。他说这是神给他的梦想之地，他爱这个国家。此时，他也仅有23岁，而他在田径运动上正处于巅峰状态。
利迪尔在新学中学执教期间，对中国学生充满关爱，对教学认真负责。他担任学校的理科及体育教师，每次讲课后，利迪尔从不率先离开教室，而是礼貌地让学生们先走。走下讲台后，如果还有学生在教室里，他便坐到学生中间，与他们交谈。利迪尔负责而仔细，即便仅有一个学生听不懂他讲的课，他都会毫不犹豫地重讲一遍。一次，一个学生因上学时自行车坏了，迟到了几分钟，利迪尔问明情况后，将几分钟前讲过的内容又为那名学生重讲一遍。
1928年，利迪尔接到邀请，参加在大连举行的一场国际运动会。在这次角逐中，利迪尔获得200米和400米跑的金牌。赛后，利迪尔为不影响学校课程，急欲返津，到达码头时，轮船刚刚起锚，离岸已有很远的距离。于是，他急速跑到离船最近的岸边，先全力将行李抛上船，随后，倒退几步，再全力起跑，飞身跳上轮船的尾部，全船乘客瞠目结舌。此时，利迪尔还穿着运动服。此被传为佳话，而利迪尔对中国教育事业和上帝事工的尽忠之心也可见一斑。
在1929年，天津民园田径体育场举办万国田径赛，受主办方之邀，利迪尔主持跑道的设计与施工，其修筑水平，在当时亚洲堪称一流。在此次赛事中，利迪尔击败了500米的世界记录保持者德国运动员奥托•费尔萨，夺得了平生的最后一块金牌。62年之后，也就是1991年的6月，由他的三个女儿把这块金牌赠送给了父亲曾经任教过的学校新学中学——今日的天津17中学，作为永久的纪念。
利迪尔虽对教会的服侍和学校的工作勤奋有加，但其个人问题却无暇顾及。直到32岁时，才和一位名叫佛罗伦丝•麦肯齐的加拿大小姐结为伉俪，后夫妇二人相续生下两个女孩。数年后，埃里克•利迪尔受差会的派遣到河北肖张县传道。此前，利迪尔的哥哥罗伯特已经作为一名传教士在肖张县做福音工作。而此时，也正是中国抗战时期，肖张县饱受日军侵略之苦。1941年5月，利迪尔把妻女送回加拿大，此时其妻又有身孕。9月，三女在加拿大出生。不想，此行利迪尔竟与妻女成诀别。也是在此时，利迪尔被日本人关押，被送往位于山东潍坊的日军集中营——即潍县乐道院。
潍县乐道院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北长老会在中国建立的规模最大的一个传教基地。最早于1883年，由传教士狄乐播（狄考文的四弟）和其妻丁珍珠夫妇创建，最初包括教堂、学堂、诊所三部分。1942年3月，日本宪兵占领乐道院，将其改建为关押华北各地西方侨民的集中营。其中包括不乏知名人士：华北神学院院长赫士博士，曾任蒋介石顾问的雷振远、齐鲁大学教务长德位思、燕京大学校务长司徒雷登、后来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辅仁大学附中教师恒安石，其中就有利迪尔。
集中营生活极端艰苦，但是利迪尔还是帮助数十位青年人学习化学，因无教材，利迪尔就凭自己的记忆编写化学教材。大卫•米曹博士曾在集中营里生活过，也当过利迪尔的学生，他至今保存着利迪尔编写的化学教材。利迪尔永远是一个深受大家欢迎的人，即便是在集中营里。孩子们觉得他是一位慈祥的父亲，亲切地称他“埃里克叔叔”。年纪大的，则将他视为一位可靠的朋友、绝对可以信赖的人。
1945年2月初，利迪尔有一周的时间没有给他的学生们上课，事后大家才知道他病了。2月20日，也就是利迪尔临终的前一天，他还和同学们在棒球场上交谈，谁也看不出他身上隐藏着巨大的病痛。第二天的上午，利迪尔脑里的肿瘤便夺去了他盛年的生命。狱友们在利迪尔的坟墓前竖起一支简单的十字架，由于找不到油漆，他们就用黑鞋油在十字架上写下利迪尔的名字，此时，利迪尔正值43岁。
多年后，1995年，适逢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一位日本教授发现了一件已经沉睡半个世纪、但保存完好的埃里克•利迪尔在山东潍坊日本集中营的死亡证明。这份死亡证明书共有3页，记载了利迪尔死亡时的年龄为43周岁零一个月，死亡日期是1945年2月21日傍晚9点20分，大夫签字日期是2月22日。如今，这份死亡证书保存在设在香港的埃里克•利迪尔基金会。
1988年，一批中外友好人士聚集山东潍坊，为在那里建立的埃里克•利迪尔墓地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纪念碑由产自他的家乡苏格兰的马尔岛花岗石制成，镌刻有中英文碑文，正面是：“他们应可振翅高飞，为展翼的雄鹰；他们应可竞跑向前，永远不言疲劳”。背后则记载了利迪尔辉煌而短暂的一生。1990年，为了纪念利迪尔，一位出生于苏格兰、后居住在香港的土木工程师丘嘉先生，倡导并建立了埃里克•利迪尔基金会。
就笔者个人而言，对于利迪尔的所知，首先，是在2005年时听我们班主任王牧师说起过。当时，王牧师亦曾向我们推荐影片《火战车》，并且就利迪尔的生平给我们做了简单介绍，给我们知道他是一位忠心爱主的神的仆人。另一次，是我们2007年集体访问潍坊教会时，由潍坊教会的石牧师接待我们参观乐道院，我们在乐道院里看见纪念利迪尔的花岗石纪念碑，对这位神的仆人更直观的了解，他对中国的热爱和为中国生命的付出。
今日，在北京奥运会之际，我们重新缅怀这位昔日的奥运冠军利迪尔。他以一颗善良伟大的心灵，在自己事业如日中天之际，来到中国的穷乡僻壤，饱受战乱之苦、妻女离别之痛。他为中国而生，生而恋慕不离不弃这片土地；他为中国而死，死后却连尸骨埋藏之地亦不可知。无神论的朋友们可以臆断为利迪尔超然的生命魅力，而信仰耶稣基督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这位主内的弟兄也足以让我们自豪感恩弥足珍贵，愿如《圣经》所记：“他息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一直随着他”。最后，以利迪尔自己的话作为结束：
从出生到死亡，
虽然每个人都像是站在同一条跑道上，
但每个人所做的事又是不同的，
因此，生命的意义也便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