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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从《狐狸猎手》看到《卡波特》，你能很清晰地看到贝尼特•米勒的创作特点—尽管只有三部长片，对于非虚构类题材的偏好，更重要的是对于孤独、自卑人格的着迷。某种程度上，自卑的另一边很可能是自负，是毁灭。贝尼特•米勒往往捕捉着他片中角色的痛苦和毁灭，以实现悲剧性的陶醉。真正令我着迷的一点在于，他从不为他片中的人物进行某种意义上的诡辩，他只是尽可能地呈现，却又为他们的孤独划上了注脚，为他们的自卑立下尊严。
首先贯穿三部长片的一个特点在于共通的人物关系：卡波特渴望被他所处的阶层与社群接纳，派瑞渴望被人们所理解，二者唯一的不同只是阶级所造成的话语权落差（《卡波特》）；比利渴望通过赛季的成绩自我证明，彼得渴望用新的管理方式颠覆棒球联盟，同样证明自己，不同仅仅只是二者的权力关系—这也是贝尼特•米勒最不灰暗的作品？（《点球成金》）；杜邦渴望为自己的存在找到意义与价值，不仅仅只是获得母亲的认可，马克渴望走出哥哥戴夫的阴影—杜邦也是，各自在人生中有着天赋与优势的人面对戴夫显得手足无措，幸福—最普世、最滥调的词眼却是这两个灵魂永恒的缺失（《狐狸猎手》）。通过两个同质化人物的相遇、碰撞，展开矛盾与冲突，形成戏剧性。
《狐狸猎手》的开场，马克在一群小学生中举起自己的奥运金牌，进行着价值20美金的演讲，悲壮而又古怪。僵硬的肢体动作会让观众在给予同情的一刹那又会犹豫几分，光是动作传递给我们的，是一场关于可被称作“爱国者”的自尊的顽强保卫战。他的desire是什么？成绩？似乎他已经有了。是家庭，是幸福，是认可，是面对成功无法调和的渴望与代价之间的冲突。杜邦相比马克，似乎并不缺乏尊重，各路要人无不对他保有得体的附和与回应，但之所以这样，不是因为他的名，而是他的姓。杜邦初见马克的一场戏，贝尼特•米勒不寻常地给到了一个远景，强化了他的神秘感。转场到书房时，他在与马克握手前电影给了一个反打镜头：他望向画外，观众此时会误认为画外空间仍有人存在，结果实际上是一张照片的特写，他的母亲。相比儿子，这位母亲的信息显得更加神秘，出场都是行进过半时，但不可否认，她的威严与权力借着她的马匹笼罩在整个庄园之上，正如她的存身无时无刻地影响着儿子以及庄园中的所有人。
回到《卡波特》，人物关系成为了更加具体的共感—利用关系。卡波特作为精英作家的傲慢与自负，体现在他与片中每个人的交涉中。首先是开场白、俏皮话，然后便是真正此行前来的目的，对于自己所提出的要求，他似乎总有对方无法拒绝的自信；然而这样的话术却又难以掩盖内心深处的自卑，短短三场他与其他名流间的酒会社交戏，我们领略了他非同寻常的社会能力，往往承担着舞台中央的表演者角色。我第一时间感受到的，是一个人内心无比的孤独，与渴望被接纳。在狱中，卡波特对派瑞说：如果我不写这本书，世界就会将你当作怪物般看待。卡波特如果没有书与所在阶层的认可作为入场券，他古怪的性格、说话的方式、同志的身份，一样会被这些打着领结喝着马提尼的人当作怪物。时常评价电影人物塑造的一个标准是：是否表现出了人物的复杂性。在我看来，复杂性便是，从不以单一性格或者特点作为人物成立的基础。他对于派瑞的理解共情是真，将二手经验作为自己被认可的垫脚石也是真，二者从不矛盾。临刑前面对派瑞的抽泣我绝不认为这是卡波特—一个可以轻松调用自己话术与情感实现目的的人—在与名流时的那种逢场作戏，世界上真正理解我的人即将远去，能够与我共振的灵魂即将沉默，但我的出身又不得不牺牲他以此换来通往多数的门票。
卡波特为自己的新书《冷血》所做的试读会这一场戏非常具有代表性，三分钟便诠释了二者的实际关系，同时也是教科书级别的景别运用与平行剪辑。
景深处的观众模糊而富有距离感，卡波特此时的顶光呈现出的冷色调也体现着他的孤寂。
侧拍的反打镜头，卡波特的渺小一览无余。
反复前一个正反打镜头，加剧观众对于此时卡波特心理状态的认识。
切到派瑞翻书的特写。然后切到面部特写，似乎回应着卡波特的朗读声。
POV视角，派瑞看到被狱友临刑前的画面。
切回卡波特的试读会。注意此时的机位与试读会刚开始时已经有了不同：镜头逐渐拉近。由之前的远景到全景。
派瑞的特写也相呼应地拉近。仿佛此时卡波特的听众不再是台下的观众，而是千里之外的死囚。
景别由之前的全景切到近景。此时暗示观众，台下的听众似乎已经对卡波特的新作建立起了一定的认可。
切到台下的听众，加强了之前的暗示效果。
景别此时已经变成特写。即使是朗读，也仿佛进入了交响乐的终章。卡波特的新书的确非同凡响。
切到派瑞的POV，讽刺感瞬间出现了：靠着派瑞的口述经历，千里之外的作家正在接受着即将到来的欢呼与喝彩；而此时的派瑞，等待他的只能是死亡。
二人心性相互共振，却又是某种程度上的利用—被利用关系，镜头语言已经说明。
与开场相同的机位，更近的景别。卡波特得到了他想要的
但此时的反打又回到的开场的远景。镜头的暗示或者说迷惑实则只是假象。卡波特的确收获了认可，但他自己，似乎对于这种认可表示怀疑——与听众的距离并没有因为掌声而拉近。或许，派瑞对于卡波特而言，是一只付出感情的玩具，而卡波特自己，又何尝不是上流社会把玩欣赏的玩具呢？
还是网友比较公道，直认本届Oscar最大的致命伤是——太小众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当Phillip Seymour Hoffman出来领受最佳男主角奖时，我要像Stewart一样大声说：有谁认识这个矮胖子是谁的，请举手
为了证明这位影帝是实至名归，捏着嗓子说话也好，兰花指也好，扭动屁股走路也好，都是照足了本人的架势，没有丝毫过火的地方，有必要先来介绍一下电影的主人公——Truman Capote。
用Norman Miller的话说，这位是美国最有天才的作家，而他最著名的小说——In Cold Blood也成了美国文学的分水岭，从此之后，纪实小说也好，报道小说也好，才算正式登上了“小说”的殿堂，派生出许多繁复的派系，玩出各色花活儿来。
但是就像许多天才一样，Capote的童年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他妈妈17就生下了他，像许多少女母亲一样，没那个精力也没那个心情去照顾自家儿子，成天忙着结交男人，约会啊什么的，把小Capote一个人丢在旅馆就是好几天。直到被继父收养，Capote才得到这个姓氏，同时也得到了一个完整的家。
但是童年的阴影对于Capote日后的个性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他天性敏感聪慧，5岁识字，8岁能文，12岁就得到作文比赛头奖。17岁时，他就决心要与众不同，高中没毕业他就辍学到杂志New Yorker打工。18岁那年他以短篇小说Miniam得到了欧亨利奖，从此崭露头角，引起文坛注目。23岁时，一本Other Voice, Other Rooms让他成了书市宠儿。
也许是童年太寂寞，Capote一生就爱热闹，爱社交，爱受到众人的瞩目，他说：“我和照相机——任何照相机都坠入了情网。”这个嗜好，即使到了他年老色衰的时候也没有改变。 要说Capote真有花过心思好好写的一本书，也就是In Cold Blood了。
不愿走寻常路的Capote决心要写一本与众不同的小说，试图应用一切小说的创作方法与技巧来写一篇新闻报导，阅读起来却如同小说一样，这种就是所谓的Non-fiction Novel。 出于这种想法，Capote一直关注新闻，他的机会很快就来了。
1959年在堪萨斯州好生生了一桩灭门血案，两名年青男子将一家四口冷酷杀害。由于杀人动机成谜，引起Capote的关注，他亲自赶往现场了解状况。并且采访了犯人，此后6年的时间，他全心投入到这个案子里，分析案情，同时也分析犯人，他自称记下了6千多页的笔记。 1966年，小说In Cold Blood终于出版。Copote名利双收，然而在此书之后，Capote再没有出版过任何书作，公开嗜酒吸毒，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就成了Capote的全部。
1984年8月25日，这位充满争议的特立独行的作家死在朋友家里。
Capote说：“我是个酒鬼，我是个吸毒鬼。我是个同性恋者。我是个天才。” 诚然。 电影既然冠上了人物的名字，理所当然该是部传奇，但是导演并没有花笔墨去描述Capote的童年、青年和老年，他的爱情事业和生活，而是从In Cold Blood这一点切入，采用了Capote的理念，用完全是戏剧化的模式，带观众去猜测Capote不为人知的内心世界。
Perry Smith和Capote，是同步出现的。一面是惨案的发生，一面是Capote在名流的Party上高谈阔论。看到了新闻之后，他主动要求去现场了解情况，同行的还有女作家Helle Hapert Lee。由于Capote是同性恋，我开始也觉得很奇怪——有必要郑重其事地安排这个女性角色吗？但是随着情节的展开，通过这位Capote童年的玩伴，也是毕生的好友（严重BS某些不负责任的翻译者，竟然说Lee是Capote的“助手”，这可是当时HollyWood的红人，《杀死知更鸟》就是出于与她的手笔）与Capote的交谈，让我们窥知了Capote的另外一面，在Lee面前的Capote，会伤感。
在调查过程中，衣着另类，声音古怪，娘娘腔十足的Capote一开始并不被人接受，但是Capote有自己的魅力，他向不同的人讲述了一些自己童年的经历，诚恳和坦白的语气，使他提到了死者朋友和办案警察的信任，他们向他提供了一些情况，使Capote对于犯案者的心态更加好奇。他甚至为了这件事，放弃了和男友共度圣诞的机会，可见Capote对这本计划中的书有多么重视。
后来两名罪犯落网，Capote一眼看到Perry Smith的时候，就像发现了宝藏。他想办法接近Smith，让他为自己的书提供素材。罪犯有两个，Capote为什么独独对Smith感兴趣，因为Capote在Smith身上闻到了自己的气味，这一点共性促使他相信自己可以了解Smith。事实证明，Capote的直觉是正确的，在Smith的讲述中，Capote也回顾了自己的童年，往事在一个社会名流，和一个待死囚犯身上，以一种奇妙的方式重叠起来。 人性——Capote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主题，他更加迫切地去发掘Smith这座“金矿”，他不但救回了Smith的命，还主动帮Smith找律师上诉。尽管Capote后来为了陪男友，抛下Smith去了西班牙，但他仍然和Smith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 在高院判了Smith死刑之后，Capote回去见Smith。In Cold Blood的书名已经定下了，而且前三部分已经完成了，唯一欠缺的，就是最后一部分，也就是做案的经过，他必须趁Smith还活着时，让他把真相说出来。但是，他面对Smith的身份，除了是传记作家之外，更是一位“朋友”，因此他不能让Smith知道他到底写了怎样的故事。
然而因为Capote的公开演讲，Smith发觉书的名字叫做In Cold Blood，他感到被Capote背叛了。即使Capote再擅长说谎，也无法轻易挽回Smith的心。他于是找到Smith的姐姐，向她要了一些以前的照片。Smith的姐姐说对这个弟弟已经完全失望了，在她心里，弟弟就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monstre，Capote并没有试图去挽回这种想法，只是把相片给Smith看，并且告诉他说，他姐姐还很思念他。于是Smith把故事向Capote全盘托出。
真相是残酷的。
全书出版之后，Capote拒绝再为Smith找律师上诉，他甚至躲避Smith的电话。直到Smith发了电报给Lee，在后者的劝说下，Capote去见了Smith最后一面，并且看着他行刑。临死前，Smith并没有把准备好的演讲辞说出来——他早已经准备好死了，是Capote给了他生希望，虽然猜到了这是欺骗，他仍然视Capote为朋友，且感谢他。
Capote对Smith说“我是在工作”，但是相似的经历，使Capote如怜悯自己般地同情起Smith来。发觉Capote对于Smith的情愫不同一般，Lee问说“你是不是爱上他了”，Capote的回答很妙，他说“我们是同住在一个房子里的孩子，只不过他从后门出来了，我走的前门”。 也可以说Lee跟Capote分享了童年的时光，而Smith和Capote分享了童年的遭遇，这两个人注定是在心灵上最接近他的。
以导演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无疑成了Capote生活的转折点。在Smith死后，Capote买了一瓶苹果泥——就是当初Smith要自杀时，他喂给Smith吃，把Smith从绝望中挽救回来的那种——在里面注满酒，靠在沙发上慢慢吃掉了，那天晚上就是《杀死知更鸟》的首映，喜欢热闹的Capote眼中第一次有了难掩的痛苦。
不管事实如何，这部电影通过这半真半假的“事实”，展示了Capote多重的人格。Capote此片一如In Cold Blood那本书，以一种冷静的视角，流畅的叙述，营造出了一种真实的氛围，蕴含着直击人心的力量（书一定是推荐看原版的，Capote在文学上是有“完美”倾向的，原著的词句的节奏感，是译本很难表现的）。
在第三次看过BBM（brokeback moutain）之后，如果由我作主，那今年所有电影节的最佳电影都该是它的，独独除去Oscar，因为BBM的导演太冷静，感情太隐忍，细节太隐蔽，离心灵太近，离娱乐性太远。但是看过颁奖典礼上Jon的表现，突然发现BBM至少可以在这届最Gay的Oscar上起到自娱的效果，这么说来，最没“最佳电影”相的，应当是Capote。 Capote同BBM一样，镜头很隐忍，如果说在BBM里李安偶尔还有失控的时候（比如Ennis要打老婆那场戏），那么Bennett Miller每句台词都是精心设计的——今年Oscar充满了让人看不懂的东西，Good Luck and Good Night（GLGN）里的杜鲁门主义，BBM里Ennis的牛仔口音，还有Capote里的细节。
比如当Capote为Smith找了律师之后，他的男友说“你找了个律师？”，Capote回答“我为他们找了个律师，不是为我自己找的，这可不一样”，还有Alvin在知道书名之后，问Capote“究竟哪个是冷血？是罪行呢，还是你打算继续跟犯罪接触下去？” 由于在案发地，Capote曾经去看过尸体，当时他的表情相当精彩，恐怕在这个时候，“冷血”这个词就在他脑海里生了根。在美国一级谋杀，也就是蓄意谋杀才会被判死刑，而二级谋杀则不会，Smith一开始被判为是一级谋杀，Capote叫他上诉争取改判为二级。但是Capote要Smith上诉，是为了争取时间拿素材，如果想要写出一本精彩的书，Smith必须是蓄意的。所以假如Capote的书出版，Smith的一级谋杀就算是坐定了，立刻就会被拉去行刑，反之亦然，如果Smith上诉成功，那么Capote辛苦了几年的故事也就不再有轰动效应。可以说Capote为了自己的荣誉和野心，牺牲了Smith。
再比如当Smith讲出effectuated这个词之后，Capote向Lee重复了一遍，因为这个词可不是什么日常用词，算是比较专业和高雅的，因此Capote才会一脸惊讶的表情。 而Lee对于Capote来说，更像是良心的罗盘，在情节发展中，她的言语和行为都含有不同寻常的意义，需要用心去体会。 虽然这两年流行“闷骚”，但黑白的GLGN，黑白Munich，再来一个暗色调的Capote——空旷阴暗的麦田，逼仄的囚室法庭，拥挤的party，单调的居室，强调私密感的特写镜头，暗的调子，粗糙的颗粒感——未免也实在太阴沉了，这部Sonny的小制作文艺片，尽管结构精巧，用心良苦，但是失意Oscar是意料中的事。
同样的Pillip拿到小金人，也是情理中的事。 现实中的Capote，容易让我想起现实中的蔡康永，当然蔡康永没有Capote那么“娘”，但是两个人都有寂寞的童年，都有富足的青年，同样的特立独行，同样的有女人缘，同样的喜欢充当局外人的角色，同样的用旁观者的角度，用嘲讽的语气在写书。蔡康永的《真情指数》总是有能力让人说实话，“你要注视他们的眼睛”，这是他主持的法宝，而Capote镜片后面的眼神也总是睿智和犀利的。现实中的Capote比Phillip纤细秀丽，但是Phillip不仅模仿Capote的打扮，模仿他的语气，他的南方口音，模仿他一举手一投足，模仿他吸鼻子的动作，更是把那种属于“同性恋，文人和天才”的气质把握得恰到好处。什么演技之类的，都只是“专家”们唬骗人的伎俩，只要把还活跃在舞台上的蔡康永，同屏幕上的Capote细细对照来看，看他们“那一类人”的那眉宇，那神韵，就知道Phillip Hoffman捧到这尊小金人是多么地应该了。
对于一个曾经真实存在过的人物来说，表演最难的不是模仿，是在模仿的同时，再行创造，去改变去颠覆这个人物对于某些人的特定印象。在很多年后，说起Capote，也许大家会想到的只是戴着眼镜，翘着兰花指，说话尖声细气的Hoffman。
如果以前有人问我，《第凡尼的早餐》与《杀死一只知更鸟》有什么关系，我想破头估计也只能得出这个结果：奥黛丽·赫本主演了《第凡尼的早餐》，格里高列·派克主演了《杀死一只知更鸟》，这两个人合演了《罗马假日》！
《第凡尼的早餐》我看过，我们都记得奥黛丽·赫本，还有那首“月亮河”，但可能绝大多数人都和我一样，不知道这部电影的原著作者是杜鲁门·卡波特。
《杀死一只知更鸟》我也看过，我当然记得格里高列·派克，记得那可爱的两兄妹，甚至记得年轻的罗伯特·杜瓦尔扮演的那个纯洁又拘谨的Boo，但我不知道这部电影的原著作者是妮尔·哈珀·李。
卡波特 * 妮尔·哈珀·李
这两个人小时候是邻居，后来成了好朋友，哈珀·李据说是在卡波特的影响下也成了作家。
哈珀·李是个沉静自若的女人，可以用淡淡的眼神和话语就戳破卡波特对名利的极度迷醉，或是善意提醒卡波特真正应该珍视的。
她帮助卡波特去调查这场血案，见证了《冷血》诞生的全过程。《冷血》最终从精神上整垮了卡波特，哈珀·李却在这一过程中，登上了荣誉的顶峰，《杀死一只知更鸟》获得了普利策文学奖，又被拍成电影获得了奥斯卡。这是极度虚荣的卡波特一辈子也没获得过的荣耀。
在电影里我们看不到他们关系的终点——因为《杀死一只知更鸟》有没有卡波特的参与而引发的争执，最终让卡波特和哈珀·李是不欢而散，做不成朋友。
但从电影里我们也许能感受到二人多年的老友关系最终何以分崩离散——这个女人太敏锐，一眼就可以看透卡波特的脆弱，那是极度自我的卡波特难以承受的。在影片一开始时，他们还能在卡波特花钱雇人赞美自己的小把戏前，相视大笑；但到结尾处，李在卡波特为派瑞的死而痛苦自责没有为他们做任何事时，她还是一针见血地道破：事实是，你并不想做。这样的女人，卡波特怎么能忍受？
后门出去的派瑞 * 走前门的卡波特
说卡波特对这件血案着迷，倒不如说他对凶犯派瑞这个人着迷。他在派瑞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两个人有着相似的不幸童年经历，“我和派瑞就像是同一所房子里长大的孩子，有一天他从后门出去了，而我走了前门。”有着相同身世和不同命运的两个人，在上诉与写作过程中展开了一场情感与利益的角逐，都希望在对方身上获取自己所需要的，又害怕自己所要付出的。这其实也是卡波特那膨胀自我的一场争夺，他同情另一种可能的自己，又放不下对现在的自己的自我满足。他注定是这场交战的失败者，《冷血》最终将他自己割裂得支离破碎。
编剧 * 演员
本片获得了很多的最佳改编剧本提名，看英国学院奖颁奖时，第一次注意到这个电影的编剧。作为编剧，他未免太年轻、太有型了些。事实上，看着很眼熟，渐渐想起他演的电影：《鸟笼》里罗宾·威廉斯的儿子，《都市传奇》里的男主角，还客串过热门剧集《威尔和格蕾丝》——好像都和同性恋沾边。上网查了一下，丹·福特曼（Dan Futterman），演员，《卡波特》是他的第一个剧本。事实上，他还是这部电影的制片人之一。作为一部处女作，这无疑是一个完美的开始。卡波特在写完《冷血》后一蹶不振，再也没有像样的作品问世，相信在丹·福特曼身上，也许会是完全不同的命运。
然而我还是低估了《卡波特》这个故事本身对我的触动，我原以为和所有描写作家的电影一样，那是一个关于一个作家的生活和创作的故事，却完全没有想到那是关于一个作家死亡的故事。确切的说，是开始死亡的那一刻，英语有一个词的用法特别好，叫做dieing，于是当最后的音乐响起的时候，我有些郁闷的坐在床上，很多年来，第一次因为一部电影感到胸口闷得仿佛一块石头堵在那里，既不能喊也不能叫。我跑到阳台上去透气，看着窗外风雨交加的北京之夜，一丛树冠就在我的床前被狂风吹的乱摆，茂密娥叶子被雨水淋成墨绿色，在灯光下黑黝黝的，却闪着光，我想着卡波特和他的这一段岁月，然后我想起我自己的写作，感觉自己就站在一个悬崖上，随时都可能坠落。
写作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情，没有人在我写作之前告诉过我，我被它改变，当我发现这一切的时候，它已经成为我一生不可丢弃的一份信念。我想卡波特也一定是这样，但是他比我才华横溢，所以写作给他带来的远远不止于精神上的支撑，它给他带来的是，一切，它给他带来爱情，带来荣华富贵，带来沙龙圈里的热闹繁华的生活，最重要的是，它给他带来一种信念，使他傲然于世，永远可以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观察看着身边发生的一切。
对我来说，这也是写作能给写作者带来的最好的东西，假如可以锻炼出一副旁观者的眼睛，那么这是上帝赐予你的一份礼物，所以在影片开头，当人们问卡波特，他是否要对自己的作品诚实的时候，他说，不需要。请相信他说这话的时候并不是要存心欺骗读者或者上帝，而是因为他的内心中已经找到了作为一个观察者独特的处世哲学，他可以是社交界的宠儿，可以是一个男同志，但无论他是什么，当他写作的时候，他是上帝，他用他的眼睛冷冷的看着这个世界，洞悉着一切，这个身份使他即便是身在人群之中也可以常常跳出重围，将目光凌驾于一切之上的俯视这世间的红尘变幻，要知道这是上帝看世界的角度，所以他怎么能不骄傲。
他当然是自恋的，每次当他作为第三者旁观上流社会来来往往的名人名媛的时候，当他面对崇拜他的芸芸众生的时候，他都会发现有一个叫杜鲁门•卡波特的家伙是那么的与众不同，他跳出了世间的桎梏，敢于嘲笑一切，于是他付钱给火车上的黑人乘务员，教他说文质彬彬的句子赞美自己，他欣赏着一切，即是戏里的演员又是戏外的观众，兴致勃勃，以至于当耐尔说，你付钱给他们了，他还很奇怪的问，你怎么知道。
一切都是春风得意，他靠自己的人生哲学征服着这个世界，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指责，他自有他自己的道德模式。他是自信和坚强的杜鲁门•卡波特，没有人能轻易将他改变，直到有一天，他碰到了佩里•斯密斯，一个四命在身的杀人犯。
人人都知道佩里•斯密斯是一个危险的存在，但是对于卡波特来说，他的危险是另一种不同的含义，他用他惯常用的方式去接近他，他希望从他哪里知道那个血腥的夜晚所发生的一切，他希望写成不朽的传世之作，试图反应佩里所代表的那个贫穷的，挣扎于地下的美国，和被害人一家所代表的安稳，保守的美国在那一夜激烈的碰撞。
可是杀人犯佩里•斯密斯到底是什么呢？在卡波特的心中，至少是最开始，他只是他写作的工具，一个符号，一个观察研究的对象，仅此而已。他可以保持对这种研究对象不动感情的旁观和分析，必要的时候也可以采取欺骗的手段来获得他们的信任和感情，这在他来说都是不违背道德的，因为他是以一个作家的角度来看他，来欺骗他，上帝派他来诠释这个世界，这是他的才华，也是他的任务，所以即便有那么一些欺骗，他也是心安理得，没有丝毫的歉意。
但是这一次，卡波特错了，他遇到的几乎就是他的影子，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们似乎是同一家庭的兄弟，只是佩里从后门离家，自己走了前门。”他们有着同样被世界抛弃的童年，对命运不服气的倔强，同样的敏感和悟性，同样追求这不庸俗的生活，他们甚至同样试图在这场相遇中利用对方，卡波特要不朽，佩里要自由，只要卡波特能在他的书中让人们相信他和同伙并非预谋，他们就有活下去的希望。
卡波特当然不会像佩里要求的那样做，一个过失杀人的杀人犯，怎么可能让他的作品不朽？所以在佩里那里，他的书永远是“未完成。”当佩里指着报纸问他为什么把书名取为《冷血》的时候，刚刚和办理佩里一案的警官炫耀完书名的卡波特甚至可以不动声色的说那时书商的所作所为。作为一个同样是写作的人，我曾经试图想像着卡波特当时的心境，他一边在书中令人信服的将佩里塑造成一个的冷酷杀手的形象，这将让佩里绝无生还之路，另一边以同病相怜的身份成为佩里的监护人，这两个卡波特哪一个才是真实的卡波特，也许两个都是，区别只是，佩里和他太像了，这一次，他太入戏。
上帝没有站在卡波特这一边，也许因为拍了卡波特脑门的本来就是魔鬼而不是上帝，不管怎样，他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他如此自恋，以至于他无法不去爱像极了自己的佩里，一方面他要不朽，可是这不朽却必须要以佩里的案件盖棺定论后，要用佩里的死才能换来，他选择了后者。然而这选择的结果却整整耗尽了六年，当所有的诉讼终于走到了结束的时候，卡波特自己也已经近于崩溃了，他试图逃到遥远的小岛上，但是佩里却紧紧的抓住他不放，写作有时候就是这样一件事情，当你试图进入一个人的灵魂的时候，你发现你已无法轻易离开。除非那个人死。
那个人终于死了，卡波特去参加佩里的死刑，看着他还能对自己笑，看着他脸上对自己的宽容，看着他眼睛里对自己的灵魂也同样是清清楚楚，他看着他死，他的身体从高高的脚手架上坠下的时候，狠狠的砸在他心里。砸得他内心深处那个建筑好了的卡波特王国终于分崩离析。
他哭着给耐尔电话“我做了所能做的，真的。”耐尔说，“也许吧，不过事实是你不愿（让他们再活下去）。”
你可以对你的作品和读者不诚实么？也许你能够，以作家的名义，但是你可以对自己不诚实么，也许你永远也做不了那么彻底。即便你是一个作家，你觉得是上帝恩准你可以突破自己的底线甚至没有底线，但是有一天，你发现，你仍然要像所有人一样，为此付出代价。我一直在猜想，在这整个的过程中，最让卡波特郁闷，也最让我这个观众郁闷的是，佩里其实什么都知道，他们是两个明眼人在演盲人戏，而他到了最后一刻，还要在彼此都心知肚明的情况下像佩里撒谎，其实他试图坚持欺骗的与其说是佩里，还不如说是他自己，而佩里，则淡淡然的给他相当的配合，他要他死，要求得自己的一个解脱，他最后满足了他，给他解脱，给他自由，然而一个人的死却没有给两个人都带来解脱，解脱的只有佩里自己，而卡波特，等待他的是万劫不复。
在卡波特从刑场回纽约的飞机上，卡波特看到佩里遗物中给自己画的一张画像，那是佩里眼中的卡波特，和卡波特写佩里的书都适合同一个名字——《冷血》。
在那以后，卡波特果然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东西，但是他的灵魂再也没有得到过自由和安宁，他再也没写出像样的东西，１９８４年８月２５日，卡波特因酗酒过度而死去。终年59岁。
这部电影看得我浑身都冒冷汗，一个写作的人，最怕的可能就是这种事，某一天遇到某件事情某个人，就让你再也写不出任何东西来了。莎士比亚说，“没有思想的文字是上不了天堂的。”然而有时候，我们想尽一切办法靠近上帝，却发现自己一脚踩进了地狱，无数作家为此付出了太多，卡波特也是如此，不管他的方式为不为人称道，作为一个同样写作的人，我都深深的理解他，并且依然喜欢他，因为我打心里明白，写作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游戏。
先说说这本书：模范公民克拉特先生和妻子及最小的两个孩子住在堪萨斯的一个小镇上，成功地经营着大农场，热心社区事务，乐于助人。附近监狱里有两个小惯犯：派瑞和迪克。身材高大性欲旺盛的迪克一有空儿就琢磨发家致富的捷径，当他听说附近镇上富人克拉特家里常有大额现金（事实恰恰相反，克拉特家从不存放超过50元现金）、还有一个漂亮女儿时，就开始盘算着出狱后光顾一下克拉特家。派瑞是个白人与印第安人的混血儿，有着侏儒的短腿、举重运动员的手臂、和眉清目秀的面孔。派瑞的命很苦，从小父母离异，母亲带着四个孩子移居加州。由于疏于照顾，孩子们吃尽苦头，派瑞最小，大哥二姐长大后都自杀了，只有三姐独善其身，但对派瑞感情极为淡漠。派瑞热爱文学艺术，有惊人的绘画天赋，走哪儿都带着一大箱书。与父亲同住的几年里，派瑞特别渴望上学接受教育，可是大老粗父亲总是阻止派瑞学习，还送派瑞去当水手、参军。派瑞童年在天主教学校里被修女毒打过，少年当水手长大当兵期间屡被轮奸，后来还出车祸撞瘸了腿。这一切使派瑞养成了极度敏感、极度自尊的性格。所以当派瑞在监狱里遇到迪克的时候，因为怕被看不起，便吹嘘自己曾经冷血地杀过一个黑人。迪克信以为真，出狱后邀请派瑞加入他的发财计划。派瑞其实并不喜欢迪克和他的打劫计划，派瑞喜欢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文青，一个不贪婪的、富有同情心的人，一个和迪克截然不同的人。他在狱中有个更好的朋友杰。杰是个智者，知识渊博，非常理解派瑞的苦闷，也很了解他性格中的弱点。 杰曾说派瑞性格中有中很强的反社会倾向，必须学会控制它，否则十分危险。杰和迪克先出狱，派瑞出狱后曾试图寻找杰，却失望地发现杰已经移居东岸了。这时派瑞又收到迪克的邀请信， 于是心不在焉地加入了迪克的计划。
在打劫当晚，派瑞还不断劝说迪克打退堂鼓，当暴怒的迪克把克拉特一家人分别捆绑起来的时候，派瑞还暗中照顾克拉特一家，给克拉特端把椅子，给他儿子塞个靠垫，给他妻子盖被子，并成功地阻止迪克强奸克拉特的漂亮女儿。最后迪克终于认识到克拉特家中没有钱时，二人准备撤退。派瑞去和克拉特先生道别，对他说：“别怕，再过几个小时邻居就会发现你们了。” 可是这个时候，派瑞在克拉特先生的双眼里看到的不是他所期待的一丝感激，而是厌恶、恐惧、蔑视、仇恨。派瑞意识到自己的话被误解了，自己做好人的努力又一次失败了 -- 克拉特以为派瑞想杀死他。派瑞一生中被误解过无数次，可是他突然意识到，克拉特先生和从前遇到的那些对他不公正的人不一样，克拉特的“误解”不是歧视，不是冷漠，不是残忍、不是愚蠢，而是客观必然的。无论派瑞内心觉得自己和迪克有多么不同，事实是：他俩是同伙。克拉特的眼睛就像照妖镜一样。于是派瑞snap了，迪克目瞪口呆地看着派瑞杀死了克拉特一家。后来警察将二人捉拿归案，一审判决死刑，二人上诉了几年(派瑞不是premeditated murder, 应该argue temporarily insane, 而迪克根本没有杀人)，最后还是在1965年被处以绞刑。
如果说《In Cold Blood》讲的是派瑞的故事，电影CAPOTE则讲的是Capote自己的故事。Capote自己也是个弃儿， 同性恋，虽然此刻已经贵为纽约作家，却摆脱不了卑微出身带来的极度敏感极度虚荣的烙印。电影没有太多地揭示书的内容，只是展示了Capote 如何热衷名利，如何敏锐地捕捉住了堪萨斯这个事件的独特之处，如何同情派瑞，如何给予派瑞渴望的友谊，如何利用派瑞的好感套取写作材料，如何为了拖延时间争取访问材料而花钱帮派瑞和迪克请律师上诉，如何为了争取眼球而给书起名叫《In Cold Blood》。 像派瑞在书里一样，Capote在电影里也经历了一个致命的转折点。 当Capote得到了所有材料（派瑞的日记，三姐、父亲和杰写给派瑞的信），派瑞交待了事发当晚的一切细节之后，Capote的书已是大局已定。此时正当Capote的爱人和好友的著作纷纷出版，好友Harper Lee的小说《To Kill a Mockingbird》还被搬上荧幕，饱受赞誉。妒火中烧的Capote发现此刻他需要尽快给派瑞凄凉的一生画上一个悲惨的句号，好出版这本写了6年的书。于是Capote断然抽身，停止了支付派瑞和迪克的律师费，拒接派瑞的电话，拒绝派瑞探监的请求，日夜期盼法官驳回二人的上诉，早日行刑。很快他的愿望就实现了。派瑞和迪克死了，《In Cold Blood》大获成功，也迅速被改编成电影。 而Capote却像加缪《堕落》中的大律师一样，因无法面对自己的灵魂而精神崩溃了。他再也没有写成过一本书，终日酗酒打发余生。他说：“More tears have been shed for the answered wishes than the unanswered ones.”
我描述的不是很清楚，总之这本书和这个电影都非常有意思，放在一起看更有意思，就好像地球表面突然裂了一条缝，让人能一眼看到地心里一样。派瑞为什么杀人？Capote为什么崩溃？地心里摆了一个真理：人不妨假设别人是好人，但千万不能假设自己是好人。否则当你看到风月宝鉴的另一面的时候就是the point of no return。应该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力所能及时尽量做好事的坏人，好人只能无限接近，永远不能抵达；而坏人则一不留神就疯狂反扑。（注：咱们讲的是内心定位问题，与那种见人就扯着袖子说“我真是流氓，千万别把我当人”的对外宣传策略有本质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