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菊打官司  The Story of Qiu-Ju / Qiu Ju Goes to Court

《秋菊打官司》以崭新的拍摄风格为张艺谋赢得了第四十九届威尼斯电影节的金狮奖，表面看来，这似乎是张艺谋一部迥异于前的片子，他抛弃了从前为他带来荣誉的《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里充满形式主义感的构图造型，抛弃了工整精巧的摄影手法，也抛弃了他已经技法纯熟的传奇式的故事，将视点对准了陕北农村一个普通的农妇。没有无形的封建家族的枷锁也没有表面平静下的你争我夺，故事就是故事本身。他使用偷拍，肩扛摄影，实景拍摄等仿记录片拍摄手法拍出了一部现实主义力作。但是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在现实主义的背后张艺谋仍然揉进了他所擅长的形式主义的因素。在看似不事雕琢的画面下，蕴含了张艺谋独到的导演构思。
秋菊是一个认死理的人，她的男人被村长踢到了要命的地方，伤的倒不算重，可她就是咽不下这口气——你是村长，就能随便往人要命的地方踢？她挺着大肚子，先后跑到了乡上，县城和市里，不为别的，只为讨个说法。一个从未进过城的农村妇女，连坐三轮车都会被人骗，却结识了市公安局的局长，并且最终赢得了自己的胜利，虽然这个所谓的胜利，是以尴尬和毫不被期待的形式到来的。
当年明月在形容万历年间的忠臣杨炼时曾说，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就是纯粹。而纯粹和执著的不同就是，执著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而纯粹是见了棺材也不掉泪。秋菊大概介于两者之间——她属于一根筋。而后来这种一根筋的性格又出现在《一个也不能少》和《我的父亲母亲中》，成为张艺谋创作中一个明显的脉络。
影片的开始是一个将近两分钟的固定机位长镜头，熙攘的市集上无数行人从镜头上匆匆的走过，大景深，杂乱的背景使观众难以分辨谁将成为影片的叙事主体。穿着红棉袄系着绿头巾的秋菊从景深处走至镜头前，紧接着下一个镜头便是秋菊和丈夫以及妹妹张望着走在街上的中景镜头，至此影片主人公正式被观众所承认，取得了自己的叙事地位。
在评论《小武》时，法国著名评论家夏尔戴松曾经这样说过“当小武在县城里闲逛的时候，人们强烈地感受到了一种环境间的亲近感。这得归功于影片的摄影，在镜头前熙攘往的群众演员自行其事，仿佛根本没有意识到正在拍摄他们的摄影机的存在，这就如同卢米埃尔影片里中的人群那样，也跟雷诺阿拍摄布杜在塞纳河畔散步时所采用的方式一样－－故事跟随着这些人群一起展开，甚至使人感到即使没有这个故事生活也仍在继续”。我觉得这个评价，本片的开头也同样当之无愧。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张艺谋以这个新颖而大胆的长镜头奠定了整部片子的现实主义的基调。但是所有的风格，无不都是为了内容服务，张艺谋是一个高超的视听语言大师，他擅长利用造型，布景等一切因素体现影片的主旨。绿头巾红棉袄，我们不难发现，除去在商场买的那件竖条纹西服，在整部影片中，秋菊的衣着都是红色棉袄。红色是张艺谋非常偏爱的一种颜色，它象征了热烈和执拗，正如影片中秋菊的性格。同样，影片中秋菊家庭背景的设置同样非常耐人寻味——秋菊家是种辣子的，她们家屋檐下挂满了鲜艳耀眼的红辣椒，而秋菊几次去县城去市区的资金也都是通过卖辣椒而获得的，这不禁让人觉得趣味盎然。
而秋菊家挂满辣椒的屋子也成为一个绝佳的环境造型，它在某种意义上满足了张艺谋对于表现民俗的爱好。同样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有另一个场景，在秋菊第一次卖辣椒前，张艺谋用了四个镜头描绘了收购辣椒的小贩碾辣椒粉的情形。两个把辣椒轧成粉的特写接全景，之后是数个铁碾一起轧粉的特写。这四个镜头在叙事上并不承担作用，但是在烘托影片气氛上，则能收到非常好的效果。有些类似于《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点灯仪式，给人视觉刺激，但是又没有承担《大》里过于厚重的象征意义。
《秋》之所以因新颖的现实主义风格被评论界所称道，相当一部分原因是其使用了偷拍的拍摄方法。而在最多使用偷拍的场景——市集里，我们依然可以清晰的看到张艺谋的个人偏好，色彩鲜艳的花布，大红色的年画，以及各式各样的港台明星的海报，画着寿星福星的挂画，热闹而且世俗。一方面它非常好的展现了农村集市的环境，交代了时间（我们在背景中可以看到杰克和露丝的拥吻的贴画，泰坦尼克的海报在其后的《我的父亲母亲》中也可以见到），另一方面非常完美的贴合了影片的气氛。虽然拍摄看似粗糙随意，手提摄影，不时有人头从镜头前面晃过去，张艺谋的现实主义，如果这么说的话，我们可以看做是构思精巧的现实主义，是经过修饰的现实主义。
《秋》中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段落，有一段是秋菊的公公去给李公安还点心，派出所里坐满了等待领取结婚证的小夫妇。其中有一对正在接受询问，等待最终的确认。公安问“头一回在哪见的面”，小伙子咬着笑点头。公安又问“头一回你们俩就看上对象啦？”小伙子扭捏了一会终于说了是，接着捂着嘴笑起来。这种段落同样不承担叙事的作用，但是充满了生活的情趣，比起摄影上的诸多手法和技巧，这些充满生活精髓的闪光之处反而能更好的体现现实主义的主旨。
在这部影片里，张艺谋不动声色的将写实主义和形式主义结合起来，拍出了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此时的张充满了灵气，如同一再被强调的，形式始终是为内容服务的。如同北京电影学院某年的导演试题，熟练的掌握视听语言是一个导演最重要的技能之一，但始终不是全部。张艺谋的后面的作品《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形式上的极致掩盖不了内容上的重大缺陷。而因此，《秋菊打官司》更显得弥足珍贵。

看这个片子，我似乎找到了中国想要做到法治社会艰难的根本原因。

中国的基础文化，是人情文化。而法律是不讲人情的。

秋菊最后表情，折射出怎样的心理呢？作为剧中人物，显然结尾是尴尬的。与秋菊打官司的本意是背离的。她无非就是想要一个说法罢了，而法律给的说法伤害到了人情。

一个人情社会，怎么普法？

第一次看这个片是上小学集体电影的时候，当时只记得大人们在聊天时时常提起片子里一些搞笑的荤话（比如“一撇腿一女子”），还有秋菊内襟子长外襟子短、红袄绿裤等土的掉渣的打扮。20年之后我在美国再一次认真地看过此片，第一次感到如此地亲切和真实。我的家乡在大西北，确切来说离此片的拍摄地点很近。所以片子里的方言听起来都是无比亲切的家乡话（比如“把大棉袄一ma”，“往撑子上一放”，好多年都不曾耳闻了）。很多人一直拿张艺谋”刻意暴露中国人土的一面而讨好外国人”说事，其实张艺谋在此片中正是无比真实地记录了当时中国西北农村、乡、县的面貌，“土”其实是真实的一面，只是很多好面子的中国人不愿意或不太情愿接受而已。农村里的热炕、红辣子、玉米棒、大海碗、架子车、尘土飞扬的公路、摇摇晃晃的农用三轮车、一个个嘴里叼着烟身着洗的褪色的深蓝色中山装采购年货的农民们。。。这些记录都真实的不能再真实，这些偷拍得来的珍贵镜头如实地描述了当时的风土人情，而现在恐怕都很难重复当年的这些珍贵的镜头。如果这些是“土”，那么很奇怪，很多人fan的那些清宫辫子、长袍马挂不是更“土”吗?换个名头叫“传统文化”就“洋”起来了吗？

92年的西北，当时市场经济刚刚开始发芽，片子里如实地记录了这一特殊时代的众生之相，大多数人老实、淳朴、忠厚，例如秋菊的公公、帮忙的村民、看车的老妇人、旅店老板、严局长、李公安、也包括那个脾气很倔的村长，当然也不乏一些奸猾之徒（比如那个人力三轮车夫），但尔虞我诈黑心贪婪当时还不那么普及。片子里的村长确实是当时农村里的典型形象：家长式作风、好面子、脾气倔强但心肠不坏。看到很多人拿什么“民主”说事，其实我所知道的是，当时中国西北的广大农村大部分村长都是这个样子，其实他就是2000年封建传统熏陶下来的族长角色，一村之长面对的是与自己生活生长在同一块土地并血脉相连的村民，他扮演着封建大家长和政府的代理人双重角色。这种角色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会持续下去。所以他不会对秋菊见死不救，他也不会轻易地向秋菊认错，这是他的角色和角色所承载的性格决定的。贴近生活，所以真实。村长对于他打人的最终处理想法是自己出钱，但面子上不能丢，“事情这就过去了”是他（甚至还有秋菊丈夫）的最终理想。但秋菊是个特例，她不像很多农村妇女那样逆来顺受，而且勇敢地选择了抗争，她倔强的性格和村长在片子里交相呼应（如李公安所说：我今天是遇上犟人了）。秋菊在家里其实扮演着能干的女主人的角色，片中可以看出是她掌管着家里的经济和支出，买辣子打官司什么的都是她拿主意。秋菊去城里一趟给全家人都买了新衣服，这些点点滴滴可以看出这个孝顺能干的儿媳妇在多么用心地打理这个家，她深爱着这个家。庆来的妹子如实地扮演着一个安分守己的小姑子角色，秋菊怀孕不方便，哥哥起不了床，很多粗活重活都是这个小姑子在做（比如拉车），而秋菊也很爱这个妹子，在宝鸡市找不到她时急得大哭。一个冬天都是小姑子陪着大肚子的嫂子来往奔波，这样好的姑嫂关系确实令人羡慕。庆来是个忠厚老实的庄稼汉，很多主意都是靠秋菊拿的，他是很在意很爱她的妻子的，虽然后来在秋菊出发前生气（还说“去了就不要回来”），但是最终还是在寒冬腊月大半夜生起一把火在路边满面笑容地守候，夫妻两人就跟没有事一样欢笑谈论，可见两人其实根本就没有隔阂根本不把一些小争吵当回事（如果换做现在一些城市里的夫妻，根本不可想象）。秋菊难产打出血，村长照例先挖苦了几句（充分地显示了自己要面子的特点），但是依然在雪夜从王村找回人把秋菊送到医院，事后还说明自己送秋菊来跟她打官司无关，让她继续告。这种嘴硬心肠好的人确实是很典型的西北农村汉子。还有一些令人温馨的点点滴滴，比如村长家那一群可爱的女儿们，秋菊每次来来去去孩子们都亲切地喊“姨，来了奥。。。姨，走了奥。。” 村长家的人都很和善，“快上炕，暖和，小心感冒了，“给你也舀一碗面”。。。好像秋菊和村长的龃龉根本就和他们无关一样。有人可能会纳闷，其实这正是真实记录了西北农村的人的淳朴，村长家人没有觉得他们有什么特殊，在他们看来他们和秋菊一样都是这个村的村民，都是亲朋好友，城市里当官的家里人那种“官气”在这里根本不存在。孩子出满月，全村子的人都来祝贺喝满月酒、大红棉袄、长面、馍圈等无不展现了一种热气腾腾的生活场景，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充满了生命力，没有那种都市的无病呻吟和颓废，这才是中国人的真实，中国人的真实面貌——淳朴、忠厚、向上、充满生命力。

这部片子在我看来其实是一部真实的记录片，如实地记录了那个年代的中国一角，原生态的张力会令很多矫揉造作黯然失色。这才是这部电影的美之所在，如此地令人亲切。在海外漂泊的日子里，无论自己多少次多么冠冕堂皇的置身于西方的古老的教堂、炫目的华尔街还是幽禁的常春藤校园，我的身体里流淌着的还是故乡的血，我的耳边还在回想着亲切的乡音，我的根在仍在那遥远的黄土高原。。。

在《独唱团》里看到罗永浩写的自己“秋菊男”的故事。年轻的老罗去告状，虽然最终放弃，但年少时的他已做了一些维权的尝试。

原以为《秋菊打官司》是部灰暗的电影，秋菊的男人被村长打伤，之后应该是走上艰难的维权路。但电影看完，再看看今天，如果电影里讲述的故事可以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的话，彼时的秋菊可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可以说秋菊生活在一个“童话的时代”。

秋菊家未经批准，在自家耕地上建房。村长前去制止，言语不合，秋菊的男人讽刺村长生不出男娃，村长一气之下踢了秋菊男人的下身，造成伤害。之后秋菊先是给丈夫看病，接着便是维权。

1、医生太敬业了

电影一开始，秋菊送丈夫去看病。医生正在屋里劈柴，简陋的医疗环境让人想起这人只是个江湖游医，肯定会骗秋菊不少钱。但后来发现，这个其貌不扬的医生判断准确，开的药也是治病的，没有要人命。

要是到现在，农村妇女秋菊看一趟病，估计就要遇见不少骗子，治病的花费也会倾家荡产。

2、村长“太客气了”

村长执法，有理有据，错在动手打人，之后对打人的事实也从来没有否认，只是脾气倔不愿意认错赔偿。而今天，村长多是村霸，干的是克扣补贴款，私卖集体财产的事儿。要说打人，踢一脚真是太客气了，少说也得是群殴，打了人肯定也不认。

3、派出所的民警“太公正了”；

也是为了争口气，秋菊走上了告状的路。第一站找到镇派出所的李警官，李警官允诺三天内上门调解。调解结果是村长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村长也答应赔偿。至此，秋菊的状应是告完了，第一站便得到了解决。这个李警官态度好，效率高，做事考虑的周全。后面还有他为了缓解村长和秋菊家的矛盾自掏腰包买东西送给秋菊的情节。

4、市公安局领导太亲民了

秋菊的状告到了县公安局，县公安局的结果和乡派出所的调解结果一样。秋菊不服，告到了市公安局。其间还遇见个好心的宾馆老板，而这个宾馆老板竟然有市公安局长家的地址。秋菊按地址还真找到了市公安局长家，局长不但听了她的陈述，还用小车把她送回了宾馆。

后来，秋菊对市局的处理结果仍不满意，再次找到局长，局长建议她起诉公安局，还好心的推荐律师，其间还请秋菊在路边摊吃了饭。

在今天，这些你能想象的到吗？

这是一部和谐的电影。没有恶霸，没有态度差效率低的公务员，局长可以在办公室门口等到，可以平易近人。电影里最坏的角色只是个绕路多收钱却也卖力蹬了半天车的三轮车夫。

看这部电影时，我始终走不出“现代人”的思维局限。影片每一个的情节转变，我都会用现时的情况猜测一下秋菊可能会遇见的各种困难：我们每天都在提防着各种骗局，遇到在政府机关的各种办事难。

电影只是电影，凭借记忆和资料我们可以确定那个时代并没有如此和谐，还可以确定的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在很多方面比那时更差。这部电影也是一部普法的宣传片，张艺谋用老百姓看得懂的方式，让很多人明白了该怎么告状，这也是这部电影的伟大之处。

秋菊家要建一个辣子楼，村长不让，因为上头文件在这里，这是现代秩序，是法律文明。
但是秋菊的男人骂村长“下辈子断子绝孙，抱一窝母鸡。”村长一生气，踢了男人的下身这又是乡土社会的经典作为了。

中国社会分为两套秩序，一是乡土社会的民间秩序，一是官方的秩序，这在中国农村尤其体现得明显。
在农村，最大的权力者是村长长老，民间舆论是评判行为的最主要力量，人情是联系人们关系的最大纽带。面子是他们所追求的东西。而在现代秩序中，权力者是公安局，是政府，评判行为的力量是法律，是国家强制机关，联系人之间关系的是合作关系或者利益，利益是人们的追求。


而这里的秋菊，她就是要通过现代秩序，法律程序来解决一个乡土内的问题，因为通过乡土秩序她无法解决，而总认为法律，公安这些外来的官方物事是高高在上的，是有效的，可是，这些适合的也许是城市社会，并且即使适合你，它给你的也只是它们觉得重要的东西，比如钱，那两百块钱就是最好的赔偿，他们认为。可是，秋菊要的是一个说法，不是钱。
但是从这里，你是找不到的，你要赔礼道歉，这是面子问题，是乡土社会看重的东西，法律上没有这东西。

而且到最后，这两套体系的冲突到了极其尴尬的地步。
村长不计前嫌半夜抬难产的秋菊去生孩子，还是大雪天的，如果没有村长，秋菊可能就死了，儿子也可能没有了。
秋菊感谢村长，要村长来喝满月酒，可是在喜乐的热闹气氛中，村长却被抓走了，因为按法律程序，村长构成了犯罪，要坐牢。

然后影片以秋菊的尴尬结束了。

这种尴尬其实也是两种体系的冲突尴尬。

这种冲突的产生就是秋菊这个倔强的女人跳出来，非要讨个说法，于是，产生了冲突。

当然，我们甚至在这个普法的时代背景下将秋菊作为学习法律运用法律的典范，特别在那个九十年代，更具有现实意义。
但是，乡土社会的规范又该怎么办？
那毕竟是已经形成了几千年的，并且一直存在着，忽略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