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的基本观点是如何区别享乐enjoyment和单纯快感simple pleasures。“Climb every mountain”>>>“假装去放弃，因而你可以拥有全部”，这也是意识形态运作的关键。
大部分心理学案例表明罪恶感不是源自过多的快感，而源于无法（充分）享受快感。
3.《Different Dances》2000（可口可乐广告）
后现代社会的商品本质属性：享乐主义（你有责任要消费要享乐）与欲望膨胀（欲望永远不可被完全满足）。
The more you drink（consume）, the more thirsty（desire） you get.
>>>Desire is for desire itself. The desire to continue to desire. 因此过剩（excess）永远伴随。
引出关于“剩余”的另一案例：健达缤纷蛋。
反形而上学（透过外在看本质）的教诲：We aimed at a higher goal precisely in order to be able to enjoy the surface. The surplus（过剩） enables the enjoyment of the surface, which makes it a perfect commodity（商品）.
4. 贝九《欢乐颂》的普遍适用性
政治运动：德国纳粹用于公共庆典活动；苏联作为共产主义赞歌；中国文革期间被认为是先进资产阶级音乐；南罗得西亚作为国歌，认为是对民族独立解放的宣扬；东西德期间的奥运会播放贝九代替两方国歌；1992年定为欧盟盟歌……>>> An empty container open to all possible meanings, however this frame is never as neutral as it appears. >>>
本雅明：we experience history not when we are engaged in events, only when we see the waste of culture being halfly taken by nature, and at that point we can get what history means.
歇斯底里（hysteria）的根本是针对决定自我身份的权威说发起的疑问：why am l what you're telling me that I am ? 基督教的独特特征在于将这种歇斯底里的质问移置于上帝（作为主体）身上。 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差异即焦虑与爱之间的差异。犹太教坚守焦虑 “che voglio”: what do you(god) want from me，对高深莫测的神（他者）保持恐惧。基督教用一种臆想的爱解决冲突。
若要精神分析的角度理解这部电影，首先要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这部电影和上一部《变态者电影指南》（The Pervert Guide to Cinema）一样，要以“变态者”（Pervert）这个词来形容指南？如果不搞懂齐泽克这个曾受精神分析和黑格尔哲学训练的文化批评家为何如此重视“变态者”在这两部电影的作用，《变态者意识形态指南》甚至乎比《变态者电影指南》会更难看懂，为什么？
5、我们看到满目疮痍的人类世界，半空的厂房，支离破碎的机器，半空的商店，此刻我们体验到的是精神分析术语里所谓的“真实的惰性”（Inertia of the Real），意义之外沉默的存在。
6、《泰坦尼克号》是近年来好莱坞意识形态最重要的一个实例，原因在于那威胁着影片故事的迫在眉睫的张力。至少三个层次。第一层被人们讽刺地称之为卡梅隆的好莱坞马克思主义——对下等阶层荒谬、虚假的同情。头等乘客，他们大多是邪恶、自负、懦弱的，这体现在Rose的未婚夫身上。整体的叙事通过一个更为保守反动的神话来延续。冰山在这个爱情故事的发展里扮演何种角色？个人看法，他们的私奔将是真正的灾难。可以想象，也许在纽约经过两三周的激情后，爱情将会莫名消失。Rose是一个上等阶层的女孩，处于精神痛苦和困惑中，她的自我意识是破碎的，Jack的作用就是帮她重建她的自我，即她的自我形象。实际上这是一个老旧的帝国主义神话的新版本：当上层阶级失去他们的活力时，他们就需要跟下层阶级进行接触，像吸血鬼一样无情地利用他们，从他们身上吸走能量从而恢复元气，回到与外隔绝的上等生活里。 轮船并非是在性爱结束过后马上撞上冰山，而是当这对情侣决定在一起之后。 历史上经常会看到一个看似灾难的事件拯救了人们、或者一个理念，使它升华为一个神话。例：为了扼杀“布拉格之春”，1968年前苏联和其他华约成员国对（前）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军事干预。通常认为苏联的残暴干预摧毁了“布拉格之春”的短暂梦想，我认为它反而拯救了这个梦想。倘若没有苏联干预，捷克将会变成一个普通的自由主义式资本主义国家。又或者，到了某个临界点，这也是改良主义共产主义者的普遍命运。当权的共产主义者将需要设置某种限制——你已经拥有足够的快乐和自由了，OK，现在又到需要规定权限的时候了。悖论恰好在于苏联的干预拯救了这个梦想，梦想着另一种共产主义的可能性，等等。 所以，通过短暂的自然灾难，这个爱情故事在理想层面得到永恒的救赎。这场灾难根本上是为了拯救永恒真爱幻想的一种孤注一掷的策略。我们可以看到意识形态在此如何通过两个表面层次有效运作：事故的魔力、爱情故事——它们全都是降低我们注意力的陷阱。实际上，它在为我们打开一个认知的入口：富人试图通过无情占有穷人的生命力以获得新生——有一个细节可以证明：当Rose发现Jack死了，她呼喊着：I'll never let you go,I promise.然而就在此刻，她把他推进海里。我们可以反讽地称Jack为消失的中介（mediator）。 这种情侣逻辑在好莱坞有很长的历史。无论故事内容是什么，按惯例，我们总会看到一对情侣的关系受到威胁，通过严峻的考验最后终于美满团聚。这逻辑不单对好莱坞适用。在前苏联四十年代末期，他们制作了前苏联史上最昂贵的电影之一：《攻克柏林》（The Fall Of Berlin），根据前苏联的立场记录二战。令人惊讶的是该电影同样遵照情侣逻辑。影片的深层逻辑就是为了使这对情侣重逢，而他们最终因斯大林领导战争的胜利而重逢——这就是意识形态的运作方式。
7、阿布格莱布监狱丑闻——美国军人羞辱伊拉克俘虏，并非简单的“傲慢的美国人在羞辱他者”。那些伊拉克士兵所经历的，是一种对美国军队文化淫秽阴暗面的一种展示。 《Full Metal Jacket》最后，为何那个军人将自己枪毙？他没有像同为军人的主角那样，和这一切保持适当的、讽刺的距离，他过分直接地认同这些淫秽的仪式，太认真地对待它们。如果你成为了这些仪式的代言人，那么这将是自我毁灭性的：你会杀死你周围的人，最后杀死你自己。
8、《黑暗骑士》（The Dark Knight）最令人不安的一点就是将谎言上升为一个普遍的社会准则，倘若说出了真相，就好像意味着社会秩序的崩溃。为了维护公众对法治系统的信任，我们需要以谎言来维护秩序。柏拉图称之为“高尚的寓言”。权力需要权威。哪怕是最民主的国家，为了展示它真正的权威，就必须总是需要某种言辞：“我们是通过选举来得到合法承认的——但基本上，我们可以对你为所欲为。”
10、当下流行的陈词滥调：当我们面临暴力行为时，会引用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言（来自《卡拉马佐夫兄弟》）：“如果没有上帝，万事皆无禁忌。”第一个问题在于，这句话当然不是他本人写的，第一个从他作品里推断出这句话的人，是1943年的让·保罗·萨特。第二个问题：这句话是错的。 恰恰是：哪怕上帝存在，万事也皆无禁忌。如果你将自己视作神圣意志的直接工具，那么当然所有狭隘琐细的道德考量就全部消失了。当你成为上帝的直接工具，你又怎么会从这么狭隘的角度来思考呢？这就是所谓的原教旨主义者的运作方式——但不仅限于他们。集权主义的每种形式都是这样运作的——即使它将自己表现为无神论。以斯大林主义为例：官方意义上斯大林主义是基于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但若仔细观察其政治代表或领袖个人的主体经验，其实他们并不处在一个傲慢主人的位置， 一个为所欲为的主人，相反，他们处在一个完美仆人的位置。一个斯大林主义者的宇宙里一定存在一个我们精神分析理论所说的“大他者”（The big other）。 这个“大他者”有许多名字，最为人知的是“通往共产主义的历史发展必然性”。一个共产主义者把自己作为单纯的工具，去实现历史的必然性。而集权主义领袖所为之效力的“人民”，永远不是简单的实际存在的个人或群体，它是一种想象的、理想化的参考依据，在各种情况中都能运作。就算在反抗共产党统治的时候——比如1956年匈牙利事件，就算绝大多数实际存在的人民起义与这个政权对抗，当权者仍然会说：“不，这只是个体而已，他们不是真正的人民。当然，我的心在为所有可怜的受害人淌血，但这不完全是我的责任，我只是代表‘大他者’在行事。”斯大林主义把列宁呈现为一个喜欢小孩和猫的人——暗示虽然列宁虽然不得不下令屠杀等等，但这并不是他的本意，他只是在履行他的义务——作为历史前进的职能工具。 颠覆斯大林主义的方法不仅仅在于嘲笑领袖，而是去破坏那个神话般的参考依据——使斯大林主义者领袖得以合法化的“人民”。 “大他者”究竟是什么？作为各种意识形态系统的根基，它有两个矛盾面。一方面，“大他者”是事物的秘密秩序（神的理性、命运、等等），它控制着我们，掌管我们行动的意义。另一方面，“大他者”是作为表象的秩序。许多被禁止的事物并非简单地被禁止，而是，它们不能发生在“大他者”身上。面对入侵者， 我们需要“大他者”来维持稳定，它是我们维持表象的原因。我们的悲剧在于：为了完全地成为个体，我们需要虚构一个“大他者”这样的载体来记录我们的困境。 但如果这样的载体不存在呢？波斯尼亚90年代初的后南斯拉夫战争中，对那些被强奸的女人来说，这正是她们最大的绝望之处。让她们坚持的是这样一个信念：我要活到讲出真相的那天。假使她们活下来了，她们发现了一件可怕的事：没有人真的在倾听她们，她们所发现的事实正是雅克·拉康的主张：“‘大他者’并不存在。”也许会存在一个虚拟的“大他者”，你却无法向其倾诉；也许会存在一个真实的他者，但他永远都不像虚拟的那一个。我们是孤独的。
13、在精神分析理论里，歇斯底里比变态更具颠覆性。一个变态者没有不确定性，而歇斯底里则是一种怀疑性的状态，一种极富生产性的状态。所有新的创造都来自歇斯底里的质问，而基督教独特的特征在于：它把这种歇斯底里的质问移置于上帝身上。 《基督最后的诱惑》（The Last Temptation of Christ）里有一个巧妙的理念：当耶稣基督在少年时被告知他不仅是上帝之子而且还是上帝自身时，他并没简单地接受这个说法。对于少年耶稣基督来说，这是个创伤性的消息：“天啊，为什么我死了？我真的死了吗？” 我们是如何得出使基督教例外（于其他宗教）的结论呢？一切由《约伯记》开始。约伯开始遭殃，他失去了一切。三个朋友来拜访他，每个人都试图证明约伯的不幸是合理的。而约伯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接受这个深层意义。当《约伯记》末处上帝登场，还予约伯权利，上帝说那些神学朋友的话是错的，约伯是对的，灾难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在“取消受难的合法性”这个方向迈出了第一步。 犹太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差异即焦虑和爱之间的差异。犹太教的神是他者欲望的深渊：灾难性的事情发生，而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大他者”的神究竟想从我们身上得到什么，神的愿望是什么。 为了命名这一创伤性的经验（钉上十字架），雅克·拉康用了一个意大利的短语“che voglio”——“你想要什么？”意思是，犹太教主义坚守着这种焦虑：神依然是这个高深莫测的、令人恐惧的他者。然而基督教用爱解决了这个冲突。通过牺牲自己的儿子，上帝证明他爱我们。这是一种假想的甚至煽情的对激进焦虑境况的解决方法。 我认为可以更激进地解读基督教的姿态。死在十字架上的恰恰是“大他者”的保证。基督教的启示在这里是极端无神论的。基督的死并非出于任何一种救赎或偿还罪债，它正是上帝的瓦解——那个确保我们生命意义的上帝——“Eli Eli lama sabachthani？（父亲，你为何弃我于不顾？）” 基督临死前，我们看到了精神分析理论里的“主体的匮乏”（subjective destitution）。彻底走出象征认同的领域，取消或者悬置象征性威权的整个控制域，“大他者”的整个控制域。我们当然不知道上帝想从我们身上得到什么，因为上帝并不存在。 基督曾说：“我不是带和平来这里。如果你不恨你的父亲或母亲，你就不是我的信徒。”家庭关系在这里象征的是社会等级的关系。基督的启示是：我快死了，但我的死是个好消息。它意味着自由已交还于你自己，沐浴在圣灵之中——圣灵正是信徒的共同体——他们认为基督会以某种方式回归，这种想法是错的。当信徒组成了解放性的集体时，基督就已经存在这里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真正成为一个无神论者的方法就是去参与基督教，基督教是无神论式的，更甚于其他惯常的无神论主义。那些无神论主义声称上帝并不存在，但仍然保留了某种对“大他者”的信赖，这种“大他者”可以被叫做自然的必然性、进化等等，那么我们人类仍然被缩减为进化的和谐整体中的其中一员。——可再一次地，困难在于去接受“大他者”并不存在的事实，没有可以保证意义的参考依据。
《变态者意识形态指南》是一部由索菲亚·菲尼斯执导，哲学界红人齐泽克演绎的散文电影。与前作《变态者电影指南》类似，影片中，齐泽克以其一贯的风格以电影为例对于意识形态如何运作，以及我们要如何停止对“大他者”进行想象进行了一场两个多小时的论述。从第一部引入的电影开始，他就反复强调着，只有当我们对自己施行暴力，强行摘掉自己的意识形态眼镜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然而，于此同时，齐泽克自己是不是也在塑造和巩固某种意识形态呢？参与交流的嘉宾张献民教授一开场就对这位学术明星提出了质疑，而他本人也在之后的观众问答中回答了观众对于他本人的类似质疑。
为了能够让参与过活动的朋友们能够回顾起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也为了让其他未能参与活动的朋友们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VCD影促会紧急整理了本次活动的精华部分与大家做一个分享。为了方便阅读，我们根据内容的连贯性将段落顺序做了些许调整。
整理：VCD影促会
偶像的全球化——“整个世界掌握在几个最伟大的形象当中”
齐泽克本人的形象，以及他的话语在全球化背景下代表着什么？虽然地缘政治是一个不太政治正确的说法，然而，在苏东巨变之后的90年代，我们是否在期待着某个人的出现？就像当年东方主义或者反殖民主义兴起时萨义德出现那样，我们是否期待着米洛斯·福尔曼（捷克导演）的电影，米兰·昆德拉的小说，或者像哈维尔（前捷克共和国总统）这样的政治家能够提供给我们一些什么东西？假设这当中有一个分享的范畴，而这个范畴是全球，那么目前，我们分享的就是齐泽克，可能是这种偶像全球化的受益者。
然而，这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念，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国际主义，而非国家主义的；虽然从事实上来说，只有第一次暴力运动——巴黎公社是非国家主义的，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包括齐泽克所呼唤的革命都是国家主义的。我们现在仍然处在一种国家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当中，所以，偶像全球化一方面与国家主义向背，另一方面又是其必须。这体现在思想，通俗文化与消费的结合，大家对思想的需求更新，以及对思想的消费等等。在这一环境下，实际产生的就是齐泽克。
我们是否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没有他，先今整个思想的版图会是怎样？我们是否仍然必须龟缩在70年代的法国哲学里无法挣脱？所以，我会觉得《变态者意识形态指南》（以下简称《变态者》）是一个所谓的对“大他者”的批判。而齐泽克本身就是一个超我，他这样一个大个的，胖乎乎，上了点年纪，长得有点像苏格拉底，又有点像马克思的白人男性，成为了全球化思想的代言。他本人来自一个相对边缘的地带，一个有苏东背景的人，在全球思想的变化中，实际形成了“新移民”的效果，这一效果同时又与古典，希腊的等等（传统元素）结合在了一起。
偶像的全球化实际上与偶像的国族化相背，但这当中不能说哪个好或不好，又或者哪个能够脱离消费主义。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势必要面临这样一个处境，全球或掌握在几个大形象手中。传统来说，这些形象是玛丽莲·梦露一类的，而现在而齐泽克可能就是这样的形象之一。他走向这条道路，他本人就是我们思想的重要操控者之一，并且实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而非国家主义的背景下。我所谈的“偶像全球化”主要是基于互联网，同时也是基于另一点，他的思想究竟是在自言自语，还是一种辩论？这个辩论是否假设发生在观看的人的头脑当中？
话语体系——现代戏剧式的中断和局部连贯
这就要谈到齐泽克的话语方式，《变态者》是由互联网式的多个短视频构成的，它有很多段思想，这些思想实际来自于齐泽克的不同文章。齐泽克的文章比较像媒体专栏，他举一个例子，或者揪住一个话题说一阵，就是一篇。凭什么说这些东西是互相串联在一起的？砍掉三四个片段有差别吗？不一定，但这个话语方式是什么？
实际上他自己也谈到，就是关于“快感的中断”，我把它理解为一种非常戏剧式的东西。它的概念牵涉到戏剧的转型。戏剧在往现代的转型当中灌输给大家一种观念，它的剧情是可以中断的。这一过程最早被马克思主义的戏剧家布莱希特引用“异化”来阐释，在德语中，它与马克思的“异化”是同一个词语，但在戏剧界被翻译为“间离效果”。对于（这个词）我们有各种理解，而它随着戏剧的发展也没有停留在马克思的原意上，其结果之一就是，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这样一种话语体系：它的话语只在片段中自洽。古典戏剧里的每一句台词都是对应这出戏的整体，而现代部分戏剧，它一句台词只对应上一句，跟整体毫无关系。
我会把齐泽克的话语方式理解为一个现代戏剧的后续。一方面，它是由很多话语片段所构成的，这些片中中没有特别明显的中断。齐泽克，包括本片的导演都非常狡猾地避免中断为人所感知。另一方面，他话语的连贯只在局部当中。三五分钟之前他到底讲了什么，我们或许可以放在一边，用新的思想来替代就可以。因为从一个戏剧的角度来讲，这是非常典型的构建一个唯一的核心。齐泽克就是这个影片的唯一核心，你盯着他就足够了。这跟荒诞派话剧的特点是相反的，大部分一句接一句对白的戏剧在整体上并没有意义；而《变态者》的每一个细节都充斥着意义，然后整体上告诉你一个无比巨大，实际上你根本接受不了的意义。
可能有人会把它与“后现代”联系起来，但我个人认为“后现代”是个伪命题。大部分现代性的话剧里对白与整体无关，因为它不存在一个整体，跟这里面讲的不存在“大他者”是一样的。实际上那种话剧的局部没有意义，整体也没有意义。
《变态者》在具体的话语方式上，实际是非常消费主义的。从剪接来说，它跟美剧每两分钟要插广告是一个意思。从这个角度上来看，齐泽克也是一样，每过三五分钟就换一个点，并通过连续性的话语方式让你忽略那些点，不去注意到中断，他给了过多的意义，有一点“糖水”或“鸡汤”的意思。共产党人葛兰西（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领导人）说过，“资本主义存在的唯一价值，就是供大家批判”，而我在社交媒体上跟了一句“社会主义存在的唯一价值就是被大家歌颂”。所以，这当然是被大家批判的。
影像与权利的关系——影像的三种倾向
影像本身是否有权力？话语本身是否有权力？用某种加引号的“后现代”观点来说：这个权力在倾听者那里，谁观看这个影片，权力就在谁手上，而不在讲话的这边。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不管怎样都会有一个影像权力的关系。比如前现代的概念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公权力是否接受被拍摄？公权力是否认为只有私人是可以被拍摄的，而其自身是不可以被自由拍摄的；另一个则是版权问题，是否经历过版权的严格控制之后，再重新回到盗版的领域。
我很仔细的看了前后的字幕，一开始，我认为这是个彻头彻尾的盗版作品，但最后，我发现它是100%的非盗版，尽管我仍然对其中的音乐存疑，但在英国那样的音乐版权大国，应该也是没办法的。当然，这是我的猜测。在非前现代社会的话语背景下，当不存在个人或公权力哪个更应该被拍摄，以及窥视问题的情况下，最主要的是版权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在影像权力的问题上，《变态者》是完全遵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我觉得它有一个道德的正当性，因为跟版权有关系的是导演而非齐泽克本人。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有一些人在力争成为全球化偶像，或者说具备这种可能性的时候，他跟国家主义是有非常大的冲突的，例如阿桑奇就是全球化的急先锋，彻底的资源共享。就影像来说，我觉得是另外一回事情。稍微展开一点谈，中国作为一个“特殊场域”。我们说这是个特殊场域，是说它跟世界上其他的地方不一样，本身“地缘政治”有局限性，这么说可能政治不正确。但如果我们考察中国的影像的话，大体我觉得这三个倾向：一个是行动主义的倾向。“行动主义”是一个典型的美国词，在传统的中国实际上并不存在这个语汇，但在我们的几千年历史当中，如果用这个词去套以前的历史，可以分析出，一直以来都有极少数知识分子有着行动主义倾向。还有一个是纯电影倾向，阿克曼那种。像卡夫卡的纯粹文学一样，影像当中有纯艺术的影像。第三种，简称“龙标倾向”，跟这个影片一样，它里外都要符合一个体系的标准。这个体系本身，可能是营造出来的一个“大他者”的幻觉。
散文电影与文学传统(从贾曼的《蓝》，齐泽克的《变态者》，到《阿克曼自画像》)
齐泽克是典型的焦虑和歇斯底里，有一点轻度歇斯底里实际上是一种可卡因作用，而阿克曼（本季度另一部散文电影作品）是典型的抑郁电影。这两年，我仔细重读贝克特的时候，又印证了早年的感觉：他的写作不是在酒精喝到高点的时候，而是第二天，在那种晕乎乎的，心情低落，宿醉的情况下写成的。有点像说所谓天才都是心理残疾，是某种病症的结果，比如人格发育不健全等等。齐泽克是一个兴奋型的，我们的土话就叫“人来疯”吧？
在中国，我们讲散文更多是在谈抒情散文，哲理散文，我们通常会叫做小品；而在西方的文学传统当中，他们讲的“散文”主要是指哲理性的短文，比较典型的是蒙田，往回推会把卢梭捎带上。这种散文与浪漫主义的抒情传统无关，它有几种可能性，一种是个人思考，还有一种是对话体，这两种文体并存。（这当中）个人思考跟浅度抑郁紧密相连，所以哲理性的独白式表达是成立的。现在，西方对散文电影、散文纪录片主流看法是：往前追溯它并不在电影史的内部，而是追溯到蒙田那儿。你觉得它话太多，但它本身就是从文字过来的，在这个传统之中。
大他者（当张献民质疑齐泽克正将自己塑造为另一个“大他者”的同时，也受到观众同样的质疑）
我说齐泽克像一个石猴，他上下折腾各种跳，各种变脸。我可能更像唐僧，啰嗦，中庸一点。我说到三种类型的时候没把自己放在当中，这个态度是不是太超然了？实际上是一种狡猾，或者是特别不诚恳。在话语当中，很多人跟齐泽克一样，是在不断地寻找替身的，比如说做个引用等等。齐泽克的话语方式当中，他的理论化是不需要过程的。学术地来讲，理论化肯定需要一个过程，而齐泽克是一个直接的理论化，或者所谓“抛结论”式的。这个在他的学术体系内部本身是特别可疑的，因为它是发问式的，但你听他讲出来的大部分话语是判断句。这当中没有过程，一个好莱坞电影就是论证，这是专栏文章，而不是学术论证。我觉得（我）本身是一个演戏的人，在这里扮演一个教授，故意讲一些你们听不懂的话。另一方面，我又觉得，在一个全球化背景下，应该要产生一些比较通俗的思想者，目前都还没有。我的一个超我的愿望就是，或者在你们的吹捧下，张献民就成为了这样的一个人呢？
任何知识分子，作为别人的批判对象实际上都是很爽的。所以你要批判齐泽克，他没理由跟你生气。而且至少有两个问题是值得去谈的：
一，他只批判绝对无法撼动的东西。他自己也说，地球都被小行星撞了，资本主义还是坚不可摧。然而，是不是因为这个东西无法撼动，我们就不批判了呢？这是两难的一个问题。
第二，他似乎在营造革命仍然有可能的幻觉。这是不是也是他所批判的 “大他者”，一个思想体系对我们进行控制。他所认为的思想体系的根本是什么？他自己也玩语言游戏，一边说 “大他者”根本不存在；另一边又说革命仍然是有可能的，让我们对未来有期待，相信人民的力量等等。如果真的相信人民的力量，那这与他批判的斯大林主义有差别吗？这是一些含混不清，片段式的话语。但现在所谓的思想，如果能激起别人的批判，就能让学者感觉自嗨和幸福。别人的批判对齐泽克来说就是可卡因。
出路-分析我们可以分析的
《变态者》里面的一句话，说“国家权力是最接近神性的”，好像是引用的拉康。就影像来说，它跟文字一样，文字最早是神性的，后来变成皇权的一部分，再后才属于大家。影像从它的神性，如拍照会夺人魂魄，到与国家权力一体，最后，会与文字一样属于个人。但现在影像是否属于大家的这个关卡没有转过来，当然每个人感受不一样。在这种汪洋大海当中，它的神性或者国家权力对它的控制，是不是也升级换代了，我想，个人有个人分析的可能性。也许有人就觉得影像跟文字一样已经是属于每一个人的了。在这种属于大家的情况下，神性或者是国家权力或许是体现在某种筛选系统中的。“禁闭”，不让某些影像或者文字出现，只是这个筛选系统的一部分。
1. 《极度空间》1988（They Live)
带上具有“意识形态批评”功能的眼镜，看到了民主之中的独裁，社会无形秩序支撑个人表面自由，人类受“异形”控制。>>>意识形态是我们自发与社会建立的关系，知晓真相的痛苦让你放弃获得自由，因为生活在谎言中不需要经历痛苦。Freedom hurts.
2. 《音乐之声》1965（The sound of music）
精神分析的基本观点是如何区别享乐enjoyment和单纯快感simple pleasures。“Climb every mountain”>>>“假装去放弃，因而你可以拥有全部”，这也是意识形态运作的关键。
大部分心理学案例表明罪恶感不是源自过多的快感，而源于无法（充分）享受快感。
3.《Different Dances》2000（可口可乐广告）
后现代社会的商品本质属性：享乐主义（你有责任要消费要享乐）与欲望膨胀（欲望永远不可被完全满足）。
The more you drink（consume）, the more thirsty（desire） you get.
>>>Desire is for desire itself. The desire to continue to desire. 因此过剩（excess）永远伴随。
引出关于“剩余”的另一案例：健达缤纷蛋。
反形而上学（透过外在看本质）的教诲：We aimed at a higher goal precisely in order to be able to enjoy the surface. The surplus（过剩） enables the enjoyment of the surface, which makes it a perfect commodity（商品）.
4. 贝九《欢乐颂》的普遍适用性
政治运动：德国纳粹用于公共庆典活动；苏联作为共产主义赞歌；中国文革期间被认为是先进资产阶级音乐；南罗得西亚作为国歌，认为是对民族独立解放的宣扬；东西德期间的奥运会播放贝九代替两方国歌；1992年定为欧盟盟歌……>>> An empty container open to all possible meanings, however this frame is never as neutral as it appears. >>>
5.《发条橙》1971 （Clockwork Orange）
Alex最爱贝多芬，而贝九的各乐章在影片中被巧妙运用。“第一乐章，贝清楚认定其属于意识形态。而第二乐章描绘的是官方意识形态未能束缚和驯服的部分。贝在纯粹音乐作品里实践着意识形态批判。”
6. 《西区故事》1961 （west side story）>>伦敦骚乱 2011
the contradiction of ideology function between classical（经典式:我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但仍去做） and cynical（犬儒式：我明白其中的道理，但还在做）
消费主义与暴力
7.《出租车司机》1976 （taxi driver）
它将暴力行为的爆发导向了它极端自杀性的维度。幻想的惯常模式是建构自己被他者所欲望的虚构场景，但实际情况是“受害者”拒绝被拯救。因此自杀式暴力是对混沌现实的血腥干预。>>>美国军事上的“人道主义干预”
8.《大白鲨》1975 （jaws）
鲨鱼象征着众多恐惧的单一集合，因而消灭单一目标解决了面对多重恐惧的困惑。 >>>法西斯主义
一种解释社会恶化的保守意识形态叙事：并非是社会发展的固有矛盾，而是外来侵略者造成的结果。在意识形态的系统里，需要一些虚假而具体的形象去固定想象。
9. 《歌厅》1972（cabaret）
《明天属于我》>>>德国战车《航行》 对纳粹军国主义元素的解放与玩弄。
10.星巴克咖啡
在坚决追求资本扩张和生态意识之间，企业社会责任包含在消费主义里。
本雅明：we experience history not when we are engaged in events, only when we see the waste of culture being halfly taken by nature, and at that point we can get what history means.
后灾难电影的救赎价值 “真实的惰性”（inertia of the real）
11.《泰坦尼克号》1997（Titanic）
通过短暂自然灾难，爱情在理想层面得到永恒救赎。然后通过灾难和爱情两个元素，掩盖了真正意识形态上的信息：上层阶级试图通过无情占有下层人民的生命力来获得新生。
12.《全金属外壳》1987（full Metal jecket）>>>《如果》 1968（if…）
不成文（淫秽）规则对融入社群并获得群体认同至关重要。
13. 《黑暗骑士》2008（the dark knight）
用谎言维持秩序。柏拉图”高尚的寓言“ >>> 美国在伊拉克的战争>>>以民主之意、宗教之意为所欲为。
14. 《金发女郎的爱情》1965 （the loves of a blonde）
“大他者”（the big other）的两个矛盾侧面：事物的秘密秩序和表象的秩序载体。个体的建构需要虚构“大他者”作为铭记接纳真实想法的中介。>>>雅克·拉康“大他者并不存在，人生而孤独。”
15.《妙想天开》1985（brazil）
卡夫卡：“对于一个现代、世俗的无宗教信仰者而言，（国家）官僚机构是唯一残存的与神圣维度的联系。”官僚机构不可穿透的全知全能就是神圣的快感。
16. 《基督最后的诱惑》（the last temptation of christ）
歇斯底里（hysteria）的根本是针对决定自我身份的权威说发起的疑问：why am l what you're telling me that I am ? 基督教的独特特征在于将这种歇斯底里的质问移置于上帝（作为主体）身上。 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差异即焦虑与爱之间的差异。犹太教坚守焦虑 “che voglio”: what do you(god) want from me，对高深莫测的神（他者）保持恐惧。基督教用一种臆想的爱解决冲突。
17. 《脱胎换骨》1966（seconds）
梦想的正误：正确的梦想应指向一个超越现存社会以外的维度；而错误的是一种理想化消费主义的反映社会的镜像。
18. 《扎布里斯基角》1970（zabriskie point）
六十年代嬉皮士革命（make love not war）
迈向自由不单是改造现实去配合梦想，而是改变你梦想的方式。
本雅明：“每一次真正的革命，它不仅仅朝向未来，而且也会救赎过往失败革命中那些幽魂，在新的自由中找到归宿。”
有趣的彩蛋：" I may be freezing to death, but you'll never get rid of me. All the ice in the world can not kill a true idea. (Fight ! )"
本文来自： 张嘉荣（Nelson）
从电影文本来解说齐泽克的这部作品显然没有太大的必要，因为《变态者意识形态指南》内容本身就是他就着各类影像资料所作的一篇论文。作为法国哲学和精神分析的研究者，笔者将不再对这一内容进行赘述，而是将重点放在对其中涉及到的哲学理论进行一个梳理，以便读者能够更好的把握这一“论文”电影的内容。n
若要精神分析的角度理解这部电影，首先要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这部电影和上一部《变态者电影指南》（The Pervert Guide to Cinema）一样，要以“变态者”（Pervert）这个词来形容指南？如果不搞懂齐泽克这个曾受精神分析和黑格尔哲学训练的文化批评家为何如此重视“变态者”在这两部电影的作用，《变态者意识形态指南》甚至乎比《变态者电影指南》会更难看懂，为什么？
《变态者电影指南》开宗明义要给观众传递的一个信息是，电影不是一种人们欲望的艺术，而是一种教育人们以何种方式去欲望的艺术，所以它教会我们以什么方法分辨幻觉和现实。变态者的含义就是在这里，根据齐泽克的师祖拉康（Jacques Lacan）所说，变态者就是为大部分人设定标准（什么是对与错、美与丑、现实与幻觉、可欲望与不可欲望）的超我（superego）法官。拉康的意思不是说这个法官就一定是个变态者，而且它也不是一个人格的法官，而更像是一个权力机制。然而，既然它是权力的极致体现，它就同时具有成为变态者的最高能力，因为当它能制定标准时，也就代表它也具有颠倒标准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pervert”这个词也同时可以翻译为“性倒错者”，它有能力在教育完我们什么是对错之后颠倒这对错的准则来惩罚我们，然后哈哈大笑。因此，齐泽克在这部电影的最后提出：“如果你要在现实中寻找比现实自身更真实的东西，就看电影所构成的虚构之物吧” 。原因是透过理解这个类似超我法官的艺术形式，就可以知道我们的欲望或造梦为何总是以某种角度而不是别的什么所构成的。
那么，《变态者意识形态指南》是不是指意识形态是否也具有“变态者”的维度？n
答案是肯定的。意识形态在齐泽克的哲学里，就是那种每天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欲望、判断真假的机制。简言之，用齐泽克的语言，就是教懂我们以何种方式来造梦的力量。但有别于《变态者电影指南》分析电影作品，这次齐泽克要透过这部《变态者意识形态指南》来直接分析我们的每个人看世界的那双眼睛，这双眼睛就好像一部已经内置在我们头上的电影放映机，每天不停播放。这就是为什么不理解“变态”的含义的话，就更难理解后一部电影，因为“内置”的放映器一定比外置的更难懂，试问眼睛如何在“同一时间点”看见自己呢？
在《变态者电影指南》，齐泽克透过大量“精神分析型”的电影如希区柯克和大卫连奇的作品来展示电影和欲望之间的关系。有别于前者，在《变态者意识形态指南》里，除了电影作品外，齐泽克还举出政治宣传、广告、音乐等等领域来揭示意识形态这部“内置放映机”的操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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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内置放映机”的操作模式是自发性和社会性的。齐泽克在电影中说：“意识形态不是简单地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东西，意识形态是我们自发地与社会所建立的关系。” 这里形容的就是我们那双看世界和社会的眼睛，而意识形态对我们的作用并不是强加的，更多的是我们自发地观看社会和世界的习惯。这种习惯带给我们最安全、舒服、平衡的状态，如果尝试跳出它则肯定会为我们带来痛苦。
然而，齐泽克认为，在资本主义下，我们这种自发性的意识形态不再被某些宗教或政治的真理观所确保，相反是被“我非常清楚我所在做是假的，但我仍然在做”这种犬儒的观念所支持，“因为我想象不出其他可能”。简言之，意识形态以“一切许诺和理念都是假的”来成为主导人们思维和行动的根据。对比“你应该做什么”，它更像我们社会里面的“潜规则”，那种不用说明，但“你懂的！”规则。因此，他才批判地指出《蝙蝠侠》中的小丑恰恰是当下犬儒意识形态的极致体现，因为人民可以透过小丑来享受所代表的真理和权威的虚假和失效，当然，小丑这个角色自身并不犬儒，他反而是一个高度一致的变态。因此，齐泽克指出“某种程度上我们在享受我们的意识形态”，这就延伸说明对比起蝙蝠侠，小丑为什么能成为大众更喜爱的角色。n
如何跳出意识形态以便获得自由？请你对自身行使暴力而不是向外反抗！n
所以，当犬儒主义成为意识形态时，齐泽克认为反抗权威并不是跳出意识形态和获得自由的真正方法。它甚至乎曾声称“反抗就是投降” 这种悖论式的主张。这就是为什么，他在电影里说“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要接受的悖论，解放的极端暴力即你必须被强迫去获得自由，自由是痛苦的”。正如这个电影所告知突破意识形态而获得自由的唯一方法是，认同律法本来的目的（善良、公平....)，而不是去否定它。然而，它比一切都要更为痛苦和暴力。电影里提出，获得自由的第一步不是改变现实以适应梦想，而是改变梦想的方式，改变思想本身。当然，这个是对每个人突破生命的挑战，既然每个人天生就戴着意识形态的“眼睛”，重点可能不是幻想去脱掉它，而是强力地尝试改造它，而因为它是我们肉体的一部分，我们得接受巨大痛楚。这就说明为什么齐泽克在电影里赞成《搏击俱乐部》(Fight Club)中的那个想自己发动攻击的男主，唯一获得自由的方法是向自身，而不是向外行使暴力了。
1、病人向医师求助。他们的罪恶感不是源自过多的快感，不是因为他们沉溺于快感，这种快感违背了责任感或者道德感等等，而恰恰相反，他们感到罪恶是因为他们不能充分享受快感，是因为他们无法去享受。
欲望绝不是对于某些事物的欲望，它总是对于欲望本身的欲望，一种要继续欲望的欲望。
2、所有的暴力根本上是自杀式的。
3、法西斯主义根本上是一个保守的革命。它需要经济发展和现代工业的革命，但依然是一个维持甚至加固传统等级社会的革命—— 一个现代、高效的社会，但同时受制于社会等级的价值观而不受阶级对立及其他的影响。法西斯主义者发现了一个问题：对抗、阶级斗争以及其他危机，是资本主义固有的，现代化、工业化意味着旧有稳固关系的瓦解，它意味着社会矛盾，不稳定性正是资本主义运作的基础。所以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非常简单，你需要生产一个意识形态的叙事，解释社会上事物恶化的原因并非是社会发展的固有矛盾所造成的后果，而是外来侵略者造成的后果。（解释法西斯的反犹主义）
大部分我们今天认为是跟法西斯主义有关的元素，它们的源头都是工人运动。像大批队伍一起行进的理念、以严厉的身体纪律作为义务的理念，都是纳粹直接从左派社会民主主义中吸收过来的，比如人民的团结——问题是，什么样的人民？如果你所指的人民是“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人民的有机共同体，而敌人则自动变成外国入侵者，这样的话我们便成了纳粹主义者。
4、德国战车乐队所做的是把这些“纳粹元素”从纳粹的表达中解放出来，允许我们享受它们前意识形态的状态。与纳粹主义斗争的办法就是去享受这些元素——通过悬置纳粹的视野，这样你可以在纳粹主义里面搞颠覆。
5、我们看到满目疮痍的人类世界，半空的厂房，支离破碎的机器，半空的商店，此刻我们体验到的是精神分析术语里所谓的“真实的惰性”（Inertia of the Real），意义之外沉默的存在。
6、《泰坦尼克号》是近年来好莱坞意识形态最重要的一个实例，原因在于那威胁着影片故事的迫在眉睫的张力。至少三个层次。第一层被人们讽刺地称之为卡梅隆的好莱坞马克思主义——对下等阶层荒谬、虚假的同情。头等乘客，他们大多是邪恶、自负、懦弱的，这体现在Rose的未婚夫身上。整体的叙事通过一个更为保守反动的神话来延续。冰山在这个爱情故事的发展里扮演何种角色？个人看法，他们的私奔将是真正的灾难。可以想象，也许在纽约经过两三周的激情后，爱情将会莫名消失。Rose是一个上等阶层的女孩，处于精神痛苦和困惑中，她的自我意识是破碎的，Jack的作用就是帮她重建她的自我，即她的自我形象。实际上这是一个老旧的帝国主义神话的新版本：当上层阶级失去他们的活力时，他们就需要跟下层阶级进行接触，像吸血鬼一样无情地利用他们，从他们身上吸走能量从而恢复元气，回到与外隔绝的上等生活里。
轮船并非是在性爱结束过后马上撞上冰山，而是当这对情侣决定在一起之后。
历史上经常会看到一个看似灾难的事件拯救了人们、或者一个理念，使它升华为一个神话。例：为了扼杀“布拉格之春”，1968年前苏联和其他华约成员国对（前）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军事干预。通常认为苏联的残暴干预摧毁了“布拉格之春”的短暂梦想，我认为它反而拯救了这个梦想。倘若没有苏联干预，捷克将会变成一个普通的自由主义式资本主义国家。又或者，到了某个临界点，这也是改良主义共产主义者的普遍命运。当权的共产主义者将需要设置某种限制——你已经拥有足够的快乐和自由了，OK，现在又到需要规定权限的时候了。悖论恰好在于苏联的干预拯救了这个梦想，梦想着另一种共产主义的可能性，等等。
所以，通过短暂的自然灾难，这个爱情故事在理想层面得到永恒的救赎。这场灾难根本上是为了拯救永恒真爱幻想的一种孤注一掷的策略。我们可以看到意识形态在此如何通过两个表面层次有效运作：事故的魔力、爱情故事——它们全都是降低我们注意力的陷阱。实际上，它在为我们打开一个认知的入口：富人试图通过无情占有穷人的生命力以获得新生——有一个细节可以证明：当Rose发现Jack死了，她呼喊着：I'll never let you go,I promise.然而就在此刻，她把他推进海里。我们可以反讽地称Jack为消失的中介（mediator）。
这种情侣逻辑在好莱坞有很长的历史。无论故事内容是什么，按惯例，我们总会看到一对情侣的关系受到威胁，通过严峻的考验最后终于美满团聚。这逻辑不单对好莱坞适用。在前苏联四十年代末期，他们制作了前苏联史上最昂贵的电影之一：《攻克柏林》（The Fall Of Berlin），根据前苏联的立场记录二战。令人惊讶的是该电影同样遵照情侣逻辑。影片的深层逻辑就是为了使这对情侣重逢，而他们最终因斯大林领导战争的胜利而重逢——这就是意识形态的运作方式。
7、阿布格莱布监狱丑闻——美国军人羞辱伊拉克俘虏，并非简单的“傲慢的美国人在羞辱他者”。那些伊拉克士兵所经历的，是一种对美国军队文化淫秽阴暗面的一种展示。
《Full Metal Jacket》最后，为何那个军人将自己枪毙？他没有像同为军人的主角那样，和这一切保持适当的、讽刺的距离，他过分直接地认同这些淫秽的仪式，太认真地对待它们。如果你成为了这些仪式的代言人，那么这将是自我毁灭性的：你会杀死你周围的人，最后杀死你自己。
8、《黑暗骑士》（The Dark Knight）最令人不安的一点就是将谎言上升为一个普遍的社会准则，倘若说出了真相，就好像意味着社会秩序的崩溃。为了维护公众对法治系统的信任，我们需要以谎言来维护秩序。柏拉图称之为“高尚的寓言”。权力需要权威。哪怕是最民主的国家，为了展示它真正的权威，就必须总是需要某种言辞：“我们是通过选举来得到合法承认的——但基本上，我们可以对你为所欲为。”
10、当下流行的陈词滥调：当我们面临暴力行为时，会引用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言（来自《卡拉马佐夫兄弟》）：“如果没有上帝，万事皆无禁忌。”第一个问题在于，这句话当然不是他本人写的，第一个从他作品里推断出这句话的人，是1943年的让·保罗·萨特。第二个问题：这句话是错的。 恰恰是：哪怕上帝存在，万事也皆无禁忌。如果你将自己视作神圣意志的直接工具，那么当然所有狭隘琐细的道德考量就全部消失了。当你成为上帝的直接工具，你又怎么会从这么狭隘的角度来思考呢？这就是所谓的原教旨主义者的运作方式——但不仅限于他们。集权主义的每种形式都是这样运作的——即使它将自己表现为无神论。以斯大林主义为例：官方意义上斯大林主义是基于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但若仔细观察其政治代表或领袖个人的主体经验，其实他们并不处在一个傲慢主人的位置， 一个为所欲为的主人，相反，他们处在一个完美仆人的位置。一个斯大林主义者的宇宙里一定存在一个我们精神分析理论所说的“大他者”（The big other）。 这个“大他者”有许多名字，最为人知的是“通往共产主义的历史发展必然性”。一个共产主义者把自己作为单纯的工具，去实现历史的必然性。而集权主义领袖所为之效力的“人民”，永远不是简单的实际存在的个人或群体，它是一种想象的、理想化的参考依据，在各种情况中都能运作。就算在反抗共产党统治的时候——比如1956年匈牙利事件，就算绝大多数实际存在的人民起义与这个政权对抗，当权者仍然会说：“不，这只是个体而已，他们不是真正的人民。当然，我的心在为所有可怜的受害人淌血，但这不完全是我的责任，我只是代表‘大他者’在行事。”斯大林主义把列宁呈现为一个喜欢小孩和猫的人——暗示虽然列宁虽然不得不下令屠杀等等，但这并不是他的本意，他只是在履行他的义务——作为历史前进的职能工具。
颠覆斯大林主义的方法不仅仅在于嘲笑领袖，而是去破坏那个神话般的参考依据——使斯大林主义者领袖得以合法化的“人民”。
“大他者”究竟是什么？作为各种意识形态系统的根基，它有两个矛盾面。一方面，“大他者”是事物的秘密秩序（神的理性、命运、等等），它控制着我们，掌管我们行动的意义。另一方面，“大他者”是作为表象的秩序。许多被禁止的事物并非简单地被禁止，而是，它们不能发生在“大他者”身上。面对入侵者， 我们需要“大他者”来维持稳定，它是我们维持表象的原因。我们的悲剧在于：为了完全地成为个体，我们需要虚构一个“大他者”这样的载体来记录我们的困境。
但如果这样的载体不存在呢？波斯尼亚90年代初的后南斯拉夫战争中，对那些被强奸的女人来说，这正是她们最大的绝望之处。让她们坚持的是这样一个信念：我要活到讲出真相的那天。假使她们活下来了，她们发现了一件可怕的事：没有人真的在倾听她们，她们所发现的事实正是雅克·拉康的主张：“‘大他者’并不存在。”也许会存在一个虚拟的“大他者”，你却无法向其倾诉；也许会存在一个真实的他者，但他永远都不像虚拟的那一个。我们是孤独的。
11、我认同卡夫卡的这句话：“对于一个现代、世俗的无宗教信仰者而言，官僚机构、国家官僚机构是唯一残存的与神圣维度的联系。”官僚机构与enjoyment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官僚机构那不可穿透的全知全能，就是一种神圣的enjoyment。机构中那些毫无目的性的表演，生成一种紧张的enjoyment，他们就这样不断复制自己直到永远。
12、在神学宇宙中，你的义务是由神授予的，由社会、或者另一个更高的权威决定，而你的责任就是去完成它。但在一个激进的无神论者宇宙里，你不仅要负责完成你的义务，你同时要负责决定你的义务是什么。
13、在精神分析理论里，歇斯底里比变态更具颠覆性。一个变态者没有不确定性，而歇斯底里则是一种怀疑性的状态，一种极富生产性的状态。所有新的创造都来自歇斯底里的质问，而基督教独特的特征在于：它把这种歇斯底里的质问移置于上帝身上。
《基督最后的诱惑》（The Last Temptation of Christ）里有一个巧妙的理念：当耶稣基督在少年时被告知他不仅是上帝之子而且还是上帝自身时，他并没简单地接受这个说法。对于少年耶稣基督来说，这是个创伤性的消息：“天啊，为什么我死了？我真的死了吗？”
我们是如何得出使基督教例外（于其他宗教）的结论呢？一切由《约伯记》开始。约伯开始遭殃，他失去了一切。三个朋友来拜访他，每个人都试图证明约伯的不幸是合理的。而约伯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接受这个深层意义。当《约伯记》末处上帝登场，还予约伯权利，上帝说那些神学朋友的话是错的，约伯是对的，灾难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在“取消受难的合法性”这个方向迈出了第一步。
犹太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差异即焦虑和爱之间的差异。犹太教的神是他者欲望的深渊：灾难性的事情发生，而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大他者”的神究竟想从我们身上得到什么，神的愿望是什么。 为了命名这一创伤性的经验（钉上十字架），雅克·拉康用了一个意大利的短语“che voglio”——“你想要什么？”意思是，犹太教主义坚守着这种焦虑：神依然是这个高深莫测的、令人恐惧的他者。然而基督教用爱解决了这个冲突。通过牺牲自己的儿子，上帝证明他爱我们。这是一种假想的甚至煽情的对激进焦虑境况的解决方法。
我认为可以更激进地解读基督教的姿态。死在十字架上的恰恰是“大他者”的保证。基督教的启示在这里是极端无神论的。基督的死并非出于任何一种救赎或偿还罪债，它正是上帝的瓦解——那个确保我们生命意义的上帝——“Eli Eli lama sabachthani？（父亲，你为何弃我于不顾？）”
基督临死前，我们看到了精神分析理论里的“主体的匮乏”（subjective destitution）。彻底走出象征认同的领域，取消或者悬置象征性威权的整个控制域，“大他者”的整个控制域。我们当然不知道上帝想从我们身上得到什么，因为上帝并不存在。
基督曾说：“我不是带和平来这里。如果你不恨你的父亲或母亲，你就不是我的信徒。”家庭关系在这里象征的是社会等级的关系。基督的启示是：我快死了，但我的死是个好消息。它意味着自由已交还于你自己，沐浴在圣灵之中——圣灵正是信徒的共同体——他们认为基督会以某种方式回归，这种想法是错的。当信徒组成了解放性的集体时，基督就已经存在这里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真正成为一个无神论者的方法就是去参与基督教，基督教是无神论式的，更甚于其他惯常的无神论主义。那些无神论主义声称上帝并不存在，但仍然保留了某种对“大他者”的信赖，这种“大他者”可以被叫做自然的必然性、进化等等，那么我们人类仍然被缩减为进化的和谐整体中的其中一员。——可再一次地，困难在于去接受“大他者”并不存在的事实，没有可以保证意义的参考依据。
14、向自由迈出的第一步不只是单纯地改造现实去配合你的梦想，而是改变你梦想的方式。这是痛苦的，因为所有的满足感都来自我们的梦。二十世纪所有伟大的革命运动（包括苏联、古巴、中国）都有一个共同的难题：它们的确改变了社会本体，但平等的共产社会从来没有实现。梦想依然是旧的梦想，而它们都变成了最终的噩梦。现在剩下的激进左派所等待的是一个神奇的时刻——当真正的革命主体最终觉醒。而过去数十年令人沮丧的教训，在于资本主义已经变成了真正革命性的力量，即使它服务的是它自己。
15、在革命动乱里，一些能量或一些乌托邦的梦想出现，然后被打破，而甚至，一场社会动乱的实际结果也只是一种消费主义化的日常生活。这种过剩的能量不仅留存在现实之中，还萦绕在我们的梦里，等待着被救赎。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何时，当我们参与激进的解放政治时，我们永远不该忘记本雅明在一个世纪前所说的这句话：“每一次革命，假使它是真正的革命，它不仅仅朝向未来，而且它也会救赎过往失败的革命。所有那些四处游荡、不满足的、过往革命的幽魂，都将在新的自由中找到他们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