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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不欲生的人總會輕易的堅信，死亡是自我救贖的最好方式，用自己的生命來洗刷自己的罪惡，是最痛快淋漓的門道。影片一開頭就展示了（尼瑪）的這種心態，他閉眼把摩托車急駛向懸崖。當這種嘗試被哥哥阻止而失敗之後，他便把造成母親死亡的摩托車推向懸崖，象徵性地完成了未完的動作。其實影片開始的不到2分鐘的鏡頭，就徹底的交代了整部影片的基調，那就是痛苦和救贖。自我了斷之路行不通之後，（尼瑪）嘗試了另外一種辦法——去派出所投案自首，希望能夠藉助外來的力量減輕自己的痛苦。然而對這種意外造成的交通事故從法理上來說也不具有嚴重懲戒的理由，因此第二條之路也在派出所大門口嘎然而止。當自己所能想到的所有救贖之路都無法實踐時，（尼瑪）最終選擇了本民族自古以來就選擇的一條救贖之路——磕長頭去拉薩，希望借此能減去心中痛苦，減去自身罪惡。然而這樣放逐般的救贖之旅最終能洗去自己心中的罪惡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歷史上的很多救贖影片都會閃現著一個偉大的字眼，那就是友誼，本片也不例外，尼瑪在歸途中遇到了一位參加自己女兒婚禮而歸來的老人，兩人從拉薩歸來的途中正好同坐一輛車，在河卡短暫的停留發生了兩件影響整部電影走向的小事，一是（尼瑪）在河卡車站買票的時候，發現一対母女使他睹物傷情，決定徒步回行。令一件小事就是老人接到了（尼瑪）未婚妻的電話，下定決心使其走出悲痛，回歸故里。因此影片大部份的鏡頭都輾轉于兩人的歸途，而這歸途最終也成了（尼瑪）的救贖之路。
影片用無窮的荒漠來隱喻苦難的強大和對痛苦的我執下的人的心境，唯一不多的人物對話是主人公點滴的救贖，而導演認為救贖的最終之路是要回歸生活、“要遇到孩子和時間”，這也不同于一般的藏人電影，表現出作者的人本主義，但影片最終孩子的眼淚又充滿著對人世的悲憫。其實對痛苦來說，歸根結底讓我們感到痛苦的不是痛苦本身，而是對痛苦的執著。比如影片中的（尼瑪），當他把母親的死當做自己的罪惡而埋在心底時，任何贖罪行為只會增加自己的痛苦。放下對痛苦的執著是救贖的唯一之路，但這談何容易！更何況是自己背負“弑母”的罪孽，是罪惡之首。然而老人對自己的關心和“苦口婆心”最終使(尼瑪)放下對痛苦的執著，漸漸的把目光從自己身上轉到身邊的人，而當（尼瑪）蹣跚著去追逐被風吹走的老人的帽子時，老人也到了可以離開的時候了：當一個身處痛苦的人開始去關心他人的時候，也是到了他放下痛苦的階段了。
其實無常的人生，苦難就像太阳一样，它总会在那裡、在你朝聖之路的左邊，但過於執著于痛苦、執著于歡樂，就會失去生活本身的意義，但不管怎麼樣我们也不能因此就不去生活。當你心系痛苦或歡樂的時候，你要做的只是换个方向，就能释怀；當你深陷我執的泥塘時，要做的不是毀滅我執，而是心生愛憫，這愛憫不管是大愛小愛都是愛，只有愛才能去掉痛苦或歡樂的我執，生命才會自在、圓滿。
大特写，忧伤的脸。然后是一个静静远观的长镜头：悬崖上，骑摩托的人想冲下悬崖，想死，另一个人劝阻他，两个人撕打起来；然后，一个人跑出画外……
接着，出片名：太阳总在左边。
整个电影在旷野上展开，不多的场景，很少的人物，简单的情节，看着却并不沉闷、单调，从人物的表情、内心、环境以及摄影镜头的画幅仿佛都透过来一种情感的力量、思考的力量。因为摄影机背后像是有一颗慈悲、诚挚的心在跳动。
台词少但也精准、意涵深邃，比如：
“小的时候盼着他们长大
长大后又盼着他们成家
成了家不知道再该盼什么
该盼着抱孙子呀
那抱完孙子以后该盼什么呢
呵呵 这就不知道了”
还有，电影里哪怕一个小配角的塑造也很精彩；比如那个宾馆里漂亮的女服务员。从镜头的后面走廊上走过来，一个开着的门里的什么人对她搭讪，她嗔怪地拒绝了。然后她从后面赶上男主角的时候，仔细看了男主角一眼。然后有了这一眼，她再来向男主角求个帮忙，就很自然了。老者说，我年轻时遇到这样的事情就是大喜事哩。——而男主角依然沉默和无动于衷。烘托出男主角枯寂伤感的内心。而这些都是在极简省的几个镜头里自然完成的。
影片的故事设定非常好，无意的杀害了母亲的少年决定离家独自踏上旅程，路途中一位陌生大爷无意间接到了少年心仪姑娘的电话而决定帮助他醒悟并原谅自己然后回到家乡。故事的大部分情景都发生在通往拉萨的公路上，空无一人只有尼玛，大爷还有过往车辆，但是导演你真的需要这样使用长镜头吗？
影片中很多没有任何道理的长镜头都体现出一种原始感，但这种原始感并没有帮助到故事情节的深化以及人物的塑造。我唯一能想到的解释就是导演希望留出大分量的时间供观众进行思考。整部片子实际就是尼玛的思考历程（虽然从中并没能感受到他思考的过程），因此如果说是想让观众体会到那种空无一人孤独前行的冥想式历程的话我是可以理解的，即使是如此也留白太多。整部片子看下来可以感受到导演是有很深的表达功力的，但是大量的留白却给人一种业余导演试图达到艺术片效果的感觉。在许多留白的过程中，观众并没有被激发去思考，而是单纯的在观赏影响，但很明显本片又并不是希望以视觉取胜。
我一直认为一个真正好的导演是不会拍出无聊的电影的，并不是说情节一定要曲折离奇，视觉刺激一定要一波接一波，而是需要将观众带入影片产生共情。尼玛和大爷在影片中冲突过于单方面，也因此而根本感受不到尼玛的改变。观赏影片时我很希望能够和尼玛产生共情而感受到到那种深入骨髓的自责，但却始终没有。
然后换镜头，在集中营，三个人，女孩，两个男孩，一个男孩拉开弓箭对着另外一个男孩，眼神里是深深的厌恶和恨。
然后是长大后的女孩，要出嫁了，前夜，镜子前，那个叫做哥哥的男人站在她的身后，帮她戴上珍珠链，未婚夫敲门，哥哥打开门，说，我们的风俗是结婚前夜是不能见面的，不等门外那个纤弱的男人反应，便把门重重关上了。
哥哥对妹妹说：“我们走吧，离得远远的，去欧洲，我都计划好了。”
那个颓废的不纯洁的女主角眼中却是害怕和忧伤。门外，又是母亲的咒骂声，用“婊子”称呼那个叫做女儿的女人。
哥哥离开了，时间，流逝的时间充斥着赌博，妓女，酒，拥挤的人群，桥，漫无边际的黑夜，年轻的未婚夫死亡了，警察通告，调查，母亲站在哥哥身后，说，我知道凶手就在这栋房子里。可是证据呢？
无边无际的孤独。
女孩终于出逃了，带着她的箱子和帽子，大衣，走进一趟火车，用警醒的脆弱的眼神打量着过往的男人和女人。
还是黑夜，无边无际的孤独，然后女人脸上少了颓废，驿站，女人终于走下火车，酒馆，一样拥挤和香烟，笑声，露乳的女人，骰子，桥牌，女人说，我要一杯茶。给钱。我没有钱。
然后是淹没的拥挤，嬉笑怒骂，调情。
倒数第二个镜头是女人在电话亭里拨通了哥哥的电话，那个因为她的失踪而杀死母亲的年轻男人听到她的声音如得到全世界至宝一般松了一口气，紧张问你在哪里。
女人说我没有钱，我在车站。男人说我马上来。
男人来了，二楼，打破了玻璃，把那些调戏女人的醉汉杀死了，然后是亲吻，铁轨车轮的声音，这是无望的轮回。
看完后我失眠了，为剧中的女人深深地悲伤，在她登上火车的时候，我以为新生活会对她展开，最后她说我没有钱，于是回到他身边。
第二部是《西西里的美丽传说》
第三部是《疯女胡安娜》
第四部是《钢琴别恋》中随着钢琴坠入深海的女人，巨大的裙子撑开，深海，一望无际的宁静，如果我是她，将不会挣脱缰绳。
然后便是长时间的断层，再无法被任何电影打动。
直到2007年金基德的《时间》，那是我概念中定义的商业电影。
然后是2009年金基德的《悲梦》，欣赏和理解其中虚实的比如男人的梦由女人实现，比如男人通过梦境接近离去的爱人，女人不愿记起旧爱却因为男人的梦和他频频接触甚至肉体接触，伤害的真谛因为你理解。此外是因为小田切让，是我认为的完美的男人。
2009年《生人勿近》，多年未有的惊艳之作，冷掉，北国冰封的沉静，所有饱满的情感由细腻的低层次肢体泄露。喜欢爱丽丝在窗外看着老男人死去的眼神，还有结尾，非常理想化，小男孩奥斯卡带着箱子出行了，轻轻敲三次，表示我爱你。爱丽丝气质相当高贵。
然后就是独立电影《太阳总在左边》，2011年6月11日观看。
忧伤的哲学
影片的音乐非常少，而且在我听来是一段，重复的一段，每次音乐响起的时候，我的内心便充满了深深的忧伤。
枯草啊，淡蓝色的天空，直线的公路，汽车开过的声音。
在我的概念中，最伟大和高贵的东西，叫做哲学。因为我们，也许用我更加精确，凡夫俗子，爱恨情仇，七情六欲，久而久之，唯一能够化解的便是仰望哲学，那种清冷的，沉稳的，如宇宙，时间，无情无欲的冷静的理智的，是我向往的世界。
《太阳总在左边》在我看来就是一部哲学电影。当然我看电影其实非常自我，关于作者的真实意图和故事本身我并不关心，我关心的是我的感受。因此所有东西都是被二次创造过的，只代表个人意见。我看到的是冷静啊忧伤啊如天上的星星啊月亮啊，就算在男人对女人说，我家里在筹备我们的婚礼的时候，音乐也是如此忧伤，命运之轮不断转动着，那些人啊，那些生命总将一些微小的东西，既定的伦理，人尽皆服的道理质疑化，那些自我的生命啊，那些坚定的眼神，那些雷打不动的信念和信仰啊。青春啊路途啊。
旅途之中，有一个年长的同性不断从车上下来，作陪，已经是理想化的生活。
男人最后微笑的时候，是顿悟。人生有时候绕一个大圈，最后貌似还是回到原点，那个原点，是社会和时间沉淀下来的真理，告知给所有平庸的遵循着的生命，因此他们的生活貌似少了去多苦头和弯路，然而那些有勇气怀疑真理的，那些固执的，信念不容动摇的生命啊，是否所有经历都是一种过程，正如每个人的路都要自己走，每个人的结都要自己解。
老人最后终于走了，也许是失望。他认为他再也无法领悟？他其实想去帮他捡起被风吹跑的帽子，这个沉默的古怪的迟钝的男人啊，感激啊爱啊是从行动发出的，然而人生总有遗憾，谢谢也来不及说去。
只能最后把帽子留在路旁。
顿悟了回归了的人便懂得放下，舍。
固执的生命坚守着某种信念的，端着满满地忧伤和悲哀。
太阳总从西边升起，灼伤的总是左边的脸，勇敢的生命尝试挑战啊抵御啊那些亘古转动的宇宙之轮，信念是好的，但是作为同辈，因为理解所以懂得，所以变着法子地鼓励安慰劝慰，总之希望你过得开心，最好不必为此困扰。
不知者总是最幸福的。
悲伤在时间和小孩面前，是无力的？
生命中总需要一些说服力，小孩非常好，初生的新生的充满未来无限可能性的单纯的好奇的不自知的，但是为何你的眼中有隐约溢出的泪水？
创作者啊创作者，是否你的内心依然是深深的无望和忧伤，你那么努力救赎，是否因为世事世人本就无法救赎。
说到底是阿Q的温柔的自我打气的给自己和所有被困扰着的人群一个活下去的理由？
只有那么柔弱的生命和眼睛，不自知的来自宇宙的单纯的生命，才能看穿生命的本质，并为世人悲悯？
不可继续探讨。
声音
我喜欢呼呼的风声，水流在壶里的声音，水溢出的声音，鞋子踩在沙砾上的声音，非常动听，非常非常。
看电影的时候我想也许我要专门刻一张类似的盘，不断重复播放。
内心平静。
芳香的肮脏
去看电影前，受邀去和一个朋友吃饭，车转过一条小道又一条，沿途可以看到树，地上是沙砾，有别于城市水泥路面的，有红色的整理的房子，有墙，有古旧的气息。突然内心被深深打动，那种古旧的东西，我想起窄小的游泳池，木门，斑驳的干净的那些具体说不出的。
我非常害怕肮脏，我喜欢香气，洗手间必须一尘不染，每一个角落，是五星级酒店刚打扫完地标准，否则便是无尽的忧伤。
然而有些东西，是泛着香气的肮脏，足以让我迷恋的，比如上面所提的游泳池，木门，有风的阳台，死去的鲜花，小时候画的画，爸爸送的钢笔等等等等。
比如电影中老人捡来取暖的掉在地上发出石头一般声音的牛粪，皱巴巴的用来煮酥油茶的锅，真美。
审美情趣真到位。
片中男主角和喇嘛模样的老人有种我看过的所有近现代中国电影人物都没有的高贵气质，木讷迟钝乏味肮脏皱巴巴，异常高贵。
但我不会爱。
结论是，我对我的言论负责，截止2011年6月11日，《太阳总在左边》是我看过的最好的中国电影。
林蜜雪 2011.6.12 凌晨于北京
——对话导演松太加
2005年，在导演万玛才旦的努力下，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藏族电影《静静的嘛呢石》问世，一支由藏族人组成的电影制作团队，也逐渐活跃在独立电影的摄制现场。他们试图用手中的摄影机构筑、展示藏区的传统文化、民间信仰与当下现实，为观众贡献了包括《老狗》、《太阳总在左边》在内的一系列珍贵影像实践。
在这群活跃分子中，松太加迅速地展露头角。摄影师出生的他于2010年初执导筒，首部长片《太阳总在左边》是一部极具特色的公路影片，讲述漫长的朝圣归路上，一位青年的自我心灵救赎。电影克制凝练，和当下民族题材电影的“情怀党”美学相去甚远，松太加扎根本土宗教文化，将藏民生死坦然的态度，呈现于一望无际的荒漠之上。电影获得当年温哥华电影节龙虎大奖，获得了包括了许鞍华在内的评审的欣赏。2015年，松太加的第二部作品《河》入选第65届柏林电影节“新生代”单元，在柏林Zoo Palast电影宫举行了首映。映后，导演在问答环节和观众热烈互动，也随即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专访。
·用童心拍一部大人小孩都能看的电影
问：为什么会想到拍摄《河》这样一部电影？
答：这部电影那个的缘起是2011年我和小女孩央金拉姆的相遇。央金是我一位远房亲戚的孩子，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们在她家的夏季牧场相遇。在此之前，我一直都非常想拍一部儿童电影，央金的灵气和可爱让我当时就决定要为她写一个剧本，这就是今年在柏林展映的《河》，央金在电影中饰演她自己一个生活在安多藏区的小女孩。剧本的腹稿构思了两个月，因为种种客观原因，拍摄时间经历了漫长的三年。在这三年里，故事不断地改动，我自己也对电影的定位产生了新的想法。
问：说到电影的定位问题，《河》的基调并没有通常儿童电影的明媚，相反它对父子关系等问题的讨论相对沉重，电影的叙事也非常缓慢，虽然此次被选入柏林“新生代单元”（该单元电影主要针对14岁左右的青少年观众），但感觉这部电影的目标观众群应当是成年人。
答：对于这个问题，其实我自己也很纠结。但在缓慢拍摄的过程中，我不时地修改剧本。当时剧本的主要构架是讲述一位小女孩，面对怀孕母亲的情感起落，既希望新生儿早点降生，又害怕她会因此失去家庭中心的地位。但是揣摩儿童的心态，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找不到电影的主线。恰好当时手头在写另外一个有关父子代际关系剧本，于是我尝试着将这两个不成熟的想法杂糅在一起，感觉可以形成一个比较清晰的叙事脉络，于是《河》这个故事也渐渐地向成人世界扩展。其实，“儿童片”的定义很广，并不一定非要奇幻童真。伊朗导演阿巴斯用朴质的镜头展现孩子和自然的生命力，杨德昌则在《一一》里，用儿童的目光窥探成人世界的悲哀无力。广义地归纳，《河》应当是一部儿童片。至于观众的定位，我认为大人和孩子能够分别从电影中得到不同的观感。从这次柏林放映的效果来看，主要的反响还是来自儿童观众。虽然不能肯定他们能百分百地理解这部电影，但不少情节还是能够引起跨文化、跨年龄的共鸣。
·藏文化的核心是心灵救赎
问：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您的上一部电影《太阳总在左边》也是探讨两代人之间的问题，但加入了很多哲学层面的思考，有关如何放下心灵救赎，如何让过去成为过去。您讲故事的方法也相应的比较晦涩，大量加入闪回等等。这次用儿童题材，在电影中摒弃了很多复杂的叙事技巧，整个电影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得很平稳流畅，但您想表达的主题还是非常深刻，用简单的叙事手法，表达一个深刻的核心概念，您觉得最大的困难在哪里？
答：五年前拍《太阳总在左边》的时候，完全处在一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状态里，没有那么多顾虑，电影最终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本能的表达。电影拍完之后，作为一部处女作，观众的反响不错。但事后反思，似乎哲学层面的东西太多，当时的我也太急于追求一种叙事上的复杂。电影是一门综合的艺术，需要各种把控。所以在拍摄、剪辑的《河》的时候，我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了故事和节奏层面，这么做反而更符合我现阶段的审美取向，也很容易地就把想表达的主题带出来了。拍摄《河》的三年，我能感觉到自己的成长。
问：《太阳总在左边》中，男主人公尼玛通过和公路上偶遇的老人零星交谈最终原谅自己犯下的错误。《河》中，爸爸的情绪如同春季日益解冻的冰河，原谅爷爷在四年前的无情之举，“原谅”与“救赎”是您两部电影的共同母题？
答：刚开始构思《河》的时候，没有想得这么复杂，只是想把注意力放在人的情感表达上，拍完之后，才发现两部电影的相似之处，我想这也是电影人在创作中无意识的情绪透露，毕竟藏文化的核心就是有关心灵的救赎，它是很多文艺作品的创作母题，我自己当然也不可避免地被这个主题所吸引。不过，两部电影也确有我自己的写照，父亲去世对我影响很大，《太阳总在左边》中的老人和《河》中的爷爷都有他的影子。
问：央金拉姆在拍摄《河》的时候还不到八岁，您如何让她理解这个角色？
答：其实我并没有和她反复说戏，因为央金拉姆差不多是本色出演，拍摄的地方又是在青海同德县她们家的夏季牧场，所以她的表演非常自然。藏区地广人稀，小孩子平时的生活也很单调，看见一大群人大包小包地过来拍电影，是非常好玩的事情，她也就在半玩耍半工作的状态下完成了拍摄。
·摒弃文化猎奇，追寻“壁画美学”
问：您是美术专业出身，进入电影行业之处又是藏族导演万玛才旦的摄影师。这些经历对您转型成为导演有什么影响？
答：万玛才旦是我的电影生涯中亲密的合作者，当年我们一起去北京电影学院学习，也是商量好，一个学编剧、导演，一个学摄影，毕业了之后可以一起拍电影。和万玛才旦在一起工作，我们两个人相互影响，虽然当时我主要负责摄影，但因为我们两人的私交，我经常参与剧本的讨论。万玛才旦是导演，也是小说家，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编剧的技巧。在电影前期筹备的过程中，我们两人的思路也因为“工种”的关系不尽相同，他更多地思考剧作的脉络，而我则比较倚重画面感的营造，脑海中始终盘旋的问题都与光线、调度有关。我们两个就一搭一档，合作了三部影片。
也正是在拍摄万玛才旦的《静静的玛尼石》和《寻找智美更登》的过程中，我逐渐摸索出来了一种最能表现藏区风貌的摄影风格，现在也有人把这种风格称为“壁画美学”，主要靠远景和风景支撑起叙事。记得2004年的《寻找智美更登》时，当时开机两天了还找不到一种合适的拍摄方法，怎么拍都觉得不对劲。后来我和万玛才旦达成共识，决定冒险废弃长焦镜头，只用一部25mm的广角镜头，强调藏区博大辽阔的感觉。当时一共拍摄了不到五十天，整个过程心里很没底，因为这种拍摄手法对演员要求特别高，一旦一个环节不对，整个一场戏都要重拍，而我们的演员又都是非专业的素人。记得有一个场景，连续拍了一周，超过一百多条的素材。我们希望提倡一种特殊的美学，如同唐卡一般，没有局部和特写，强调和谐的一体。
问：您曾经在一次访谈中说，在藏区拍摄时，最困难是组织起一个专业的团队，那么您两部电影的团队又是如何召集起来的？
答：在之前的工作中，我已经积累了一些团队方面的资源，大概有十来位藏族电影工作者。不拍电影的时候，大家也有机会合作一些藏区的MTV或是纪录片。拍《太阳总在左边》的时候，我还从北京请了十来位技术人员。这二十来号人，差不多组成了《河》的摄制组。电影的音乐，依然由藏族录音师德格才让打造。我特别喜欢墨西哥导演亚历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多《21克》和《通天塔》中的配乐，也推荐给德格才让揣摩。他为《太阳总在左边》制作的配乐令人印象深刻。相比前作，音乐在《河》中占据的位置并不重要，我尝试着让电影有更多的留白，土耳其导演努尔·比格·锡兰在《远方》中对于各种自然音的使用，给我很大的启发。
问：《太阳总在左边》完成了之后，不少评论给您的电影打上了“去符号化藏族电影”的标签，您并不去迎合外人对藏区的想象，而是从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中，去挖掘他们对生命、信仰的看法。在《河》中，这种去符号化的努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当下藏族题材电影对于藏文化的表现非常矫情，许多非民族电影把藏区浪漫化，但在同时也把它异化了。您是否有意识地像通过自己的作品来挑战这种刻板？
答：的确像你说，外界给藏区贴的标签太多了，真正的藏区和藏文化，也不是像《转山》中表达得那么浪漫。我作为一个藏族导演，希望自己的作品真正表达藏族人的生活状态和生命观念，没有文化猎奇，没有异域奇观。
问：《河》已经通过了广电总局的审查，拿到了龙标，电影何时上映？
答：虽然拿到了龙标，但是大规模上映是不太可能的，希望能在各个城市做一些小型的放映。柏林公映后，已经陆陆续续受到了一些邀请。我其实并不愁市场，拍摄这部电影才花了150万，2011年我得到了亚太银屏奖儿童电影基金，再加上其他一些投资，收回成本应该没问题。
问：“西藏阳光三部曲”的计划还在进行中吗？第三部电影关于什么？
答：我对自己的拍片计划很谨慎，总觉得现在藏族导演还不多，我必须要对自己的每一帧影像负责，不想把文化变成纯粹的娱乐。拍完《太阳总在左边》之后，我曾经说要拍一个“西藏阳光三部曲”，太阳在我们藏文化中，地位实在太显赫了，它代表一种温暖的救赎，我也想接着利用这个意象，分别讨论夫妻关系和母子关系。《河》是计划外的产品，不算在三部曲之内，因为央金拉姆的出现，反而先拍出来了。接下来的计划，是继续拍三部曲之二，讲述一对藏族夫妻的婚姻，我希望能把它拍成一部波浪式的作品，充满起伏，可看性更强，今年年底争取把剧本写完。
《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