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演:刘丹奇道刘永生
类型:剧情导演:刁亦男 状态:HD 年份:2007 地区:法国 语言:其它 豆瓣ID:2124751热度:119 ℃ 时间:2024-01-18 11:5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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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影片快结束时的那一场马车戏,是导向全片结尾的一个重要的引子。所以虽然当时没看懂这一场戏的用意,过后却因为它的重要性而屡屡被从我的意识里揪出来重新审视。俗话说勤能补拙,反反复复了多次,我终于可以把下面的文字交出来,我想我是想明白了,很慎重的那种想。nna 马儿是要跑的n马儿为什么要跑?因为后面很鞭子在抽啊。我一点也没觉得吴红燕是个不正常的人。她去婚介所因为她想要找个人好;她花钱给婚托因为她想找个人依偎着走路;她去看钢管舞因为她也有要狂舞的冲动;她贴着耳朵听隔壁的声音因为没有别的欲望让她不要这样做。情欲这根鞭子不停抽打着她,大家看到她的状态就是很难受的状态,就象那场戏中的那匹马儿一样。有人会说这样不好。哪里不好?是被鞭子抽了不好?还是被鞭子抽了后拚命地要跑起来不好?nnb 马儿是跑不掉的n有一个问题:如果那匹马儿没有被鞭抽,又没有被套在车上,它是愿意站在那里不动呢还是愿意自顾自地跑起来呢?这个假设性的问题恰不是影片要去回答的。就象那匹马儿,又要被套重车又要被鞭子抽,它自己的精神意志是无人愿去顾及探求并加以描述的。在这一点上,吴红燕肯定是看到了自己同那匹马儿处在相同的困境。她很清楚那根鞭子始终在那里,她也渐渐体会到那重重的车套在那里。先是一个人把她当泄欲工具,再是一个人把她当赚钱工具,最后是一个人把她当放纵仇恨的工具。她并没有在欲望的鞭打下能跑起来,反而是因为别人看到她就把一样又一样的东西往她身上套着,然后当她是一个工具来使唤。吴红燕最后看到的是,马儿想尽力挣脱身上的一切(鞭子和车套)。但是最后马儿没有做到,死了。无力的死亡是这场戏的结果,也是吴红燕预见到的一个归宿。鞭子、车套和马儿,难道还会有别的结果吗?马儿终于是跑不掉的,无力到倒下只有时间早与晚的分别而已。nnc 没拍的结尾是什么n最后的结尾没有拍,是留给善良的心灵们一点希望吗?不是的。好象下棋快走到绝杀前理智的棋手会推枰认负,这样就可以不用看到血腥的杀局了,因为血腥的杀将对于行棋者的尊严会是个打击。在这里,导演把这份尊严留给了吴红燕,和那匹无力的马儿一样的人。如果大家没有能在影片的行进中看到李军的仇恨有多少的减弱,就不要再对最后的结局抱有“开放性”之类的玫瑰色幻想了。我看到那个包里除了那把匕首外竟然还有把斧子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这个结局已经无可更改了。nn解决了马儿那场戏的疑问后,我的意识里又一再地出现《红与黑》的故事。两者之间是满可以对号入座的。只不过这次影片想描写的并不是一个于连一样的李军,而是一个闪着更多人性光辉的吴红燕。同样的两个死局,《夜车》的视角比《红与黑》更能打动我,我不知道于连为什么会值得被书写。我这样想是因为我记住了那匹马儿,而对于套车的抽鞭子的那些人却始终印象模糊。
《夜车》的开头,铺陈了两个人物各自的生活状态,以完整的段落平行交代他们的各行其是。此后,他们被一次死刑纠缠到一起,进而汇聚到另一场死亡。人物各有自己的轨迹,接近生活中的本真状态,让观者缓慢浸入其中,放下对“戏剧性”的期待,在“不出事儿”的生活流动里产生对人物的窥探欲。我们窥探着女人(吴红燕)被过度展示的孤独状态,她的生活空间和工作场景被交替展示:她是行刑人,保持最低限度的同情心;她也是正视欲望的女人,尊重同样坦诚的女人们;她能主导情欲关系并全身而退;也能在独处时戏仿隔壁女孩的艳舞体式。这个女人是如此富于魅力,以至于我们逐渐放松了警惕,甚至甘愿就这么看着她独舞下去,直到这一切都被粗暴打断。
对女人(也包括男人)如此大费周章的铺陈是为了淡化戏剧性,或者说某种剧作范式,而代之以更接近自然场景的发生状态,进而当一切发生的时候,我们会产生人在命运操弄之下的无力感。作者也对“无力”做了番功夫:这个女人遵从求生本能而逃离,这是其作为人的自主之力,而随后她打破了本能之力,转而赴死。
赴死,是吴红燕作为悲剧主人公对命运的接受之力,或者说是主动接受,正如俄狄浦斯得知其命运之后的刺目和放逐,吴红燕去拥抱死亡。只是,这个死亡是“去孤独”的,她以“被杀”取代自我放逐,她要死在喜欢的男人手里。而她可能被杀的空间,正是象征这个男人的独立而隐秘心境的空间——船。
在“无力”上的功夫,导致了女主角的复杂而自相矛盾的“自主”行为,她是主动选择了被动地死,而且是主动把自己唯一能有掌控力的身体——生命交给了另一个人。换言之,主角担负的悲剧命运之力,与她所渴求拥抱的爱情、她所极力摆脱的孤独的动力之间,产生了自我相悖的不和谐感。这种不和谐,尤其集中在影片的高潮段落暴露,令观者对角色产生怀疑。
吴红燕的孤独(甚至可以说是高洁)被置于最适合表现的高光下,尽管四周漆黑如夜,但反而加大了对比夸张的力度,正如其后刁亦男导演选择的“黑色电影”(Film Noir)类型的创作元素之一,即刻意的高反差对比的视觉风格,在这一必要元素之下的电影主角们,《白日焰火》里的廖凡和《南方车站的聚会》里的胡歌,他们饰演的主角,无一例外都具有被过度表现的孤独气质。
而这一形象所造成的印象太过强烈,我们越是相信吴红燕的“自主”和“自觉”,就越质疑她在高潮段落的赴死。这种故作压抑的“高光”,让观者在相信人物还是相信命运之间只能择一,最后是人物被吸入了命运黑洞,女人瓦解在男人富于仪式感的“行刑”过程中。
作者着力营造这样一种状态:两个被人忽视的边缘人,在命运操弄下彼此纠缠,进而相互捆绑着滑入死亡,她俩的死和活着时一样,几乎看不到存在的痕迹。
她俩的“边缘”或者“被忽视”,在视觉上和叙事上都最直接地体现为——主动隔绝社会关系。我们几乎看不到她俩之外的面孔,除了一闪而过的死刑女囚和张扬欲望的隔壁舞女,而这两个角色也没能被“安排”进男人和女人的社会关系里。
正因其过分抽离于社会的角色状态,导致女人和男人的行为痕迹都偏重于表意和批判,而非呈现和折射。近年来在电影节备受媒体青睐的《她》、《将来的事》,都在展示一个女人不断辨认自我的过程,她们与周遭社会环境发生激烈的碰撞进而辨认着自己与亲密关系者之间的边界,而她们所处的社会关系,无论是家庭成员之间,还是友人之间,其人物状态,都被呈现得巨细靡遗。或者说,她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家人、友人、同事,才是她们能够开出思维之花的土壤,而其作者从不吝啬去铺陈不同土壤的质地甚至土壤变异的过程。
相较而言,《夜车》里的女人,太像是一出现代话剧中的角色,她自己就是她的土壤。这当然充满了凝聚的魅力,在表现方式的选择上做到极简,进而接近无限的“精确”。然而无法逾越的是女主角自身的匮乏,不同于《扒手》里的小偷、或者《五点到七点的克莱奥》,前者有着宗教和道德双重规训之下的反叛思辨,后者则是出于现代女性对死亡的本能焦虑。而吴红燕无根之木般的存在着,导致她滑向命运的动力必须借由另一个角色共同借力推进。
女人的“自足”状态突然被打破,是在一次惯常的相亲舞会上。小城市的工友相亲舞会,原本是视觉上的浪漫变调为阴冷的荒诞,是一个女人寻觅欲望对象的暗昧方式,多次乘火车前往已经成了打发无聊的习惯。她的疲惫旁观,含藏着孤独和渴望,情境在同一空间陡转,她感到生命的威胁紧紧贴上来。她在逃与追的拉锯中慢慢意识到身后的人带来的压力正是她所渴求的刺激,以至于她生怕失去这个笨拙的追逐者,但这份刺激注定无法独立自足,她发出邀约意味的逗引,诱捕的声响回荡在这座灰色的死气沉沉的城区。
她走进这个男人空洞的生活,对着夹在书页里的合影,说“可惜我不能代替她”——竟然是充满遗憾的叹息。这句话值得反复推敲——一个承载“命运”之力的女主角——开场过度塑造其独立和自觉的女性,居然轻易就露了颓弱之相。是她明知道不可能取代男人的妻子而悲叹自身的境遇?还是为无法摆脱某种命运的造作而感到荒谬可悲?
吴红燕在叙事里承担的角色,并不只是一个在小城乏味生活的女法警,她承载了希腊悲剧意味的宿命安排:女主角不但杀了男主角的妻子,还出于对道义的坚持,执行了死者遗嘱,直接导致男主角失去了儿子的抚养权。命运,这只残酷的大手还要施加最后一击:她近乎是主动地和男主角发生了性关系。她的每一个行为都是高贵而正当的,但她就是要承受命运的嘲弄。
其之所以值得推敲,正在于,当她获悉了宿命的那一刻,她本能逃跑,这使得她的悲剧感掺杂了人味儿,为了保命,她的本能在此刻凌驾了她复杂的献身欲。而后,她狼狈不堪时遭遇到被鞭笞的驮马,那匹被往死里抽的挣扎着的马,被剪辑到了吴红燕的反应段落里——她在视觉上就成了被施加暴力的对象——来自被虐的牲畜的视听冲击作用在了女人的心态上。那之后,她的立场发生了转变,原本偏移的悲剧性再次回归——她转念了,回去赴死。她以被害者的身份帮助谋杀犯准备好凶器,而她选定了献祭者的立场。无论是出于负疚,还是出于对某种变异的亲密关系的渴求,那毫无疑问是一种被死亡笼罩的出于爱欲的危险关系。她飞蛾扑火一般,准备登上那一艘残破的船。
她的慨然赴死,成全了悲剧性,但这毕竟是藉由视听手段的生拉硬拽——动物挣扎嘶鸣自有其悲壮力度,但若说女主角就此转念,难免有偷换概念的味道。最为吊诡的是,女人还没来得及为她无法实现的“代替”而伤感,就因生命威胁而出逃,而后就立刻目击了令她顿悟的一幕,一切发生的太过紧凑,这里的叙事节奏超过了高潮段落应有的速度,女人以坠崖般的加速度走向宿命终局。没有质疑的时间,因为在视觉上已经成立,这是发乎于电影作为视听媒介的霸道手段。可是我们从未发现女人之前有过拥抱死亡的片刻念头,视听手段作用在观众的感观,却不能代替故事里的角色“转念”,因为女人对“死“的亲近在影片大篇幅的铺垫和表现段落里压根儿没出现过。
一个以“杀人”为职业的女人,给压抑住的欲望找到了解放的对象,却只有发泄和隔阂,没有任何交流,只是两股力量的扭曲碰撞。她走进了男人独居的空间,却得知自己的宿命——仅仅作为男人的发泄对象——仇恨的、欲望的、力量的——永远不能作为一个女人代替被她处决的女人。她察觉了死亡威胁而果断逃走,却领悟了无所遁逃的生命归宿,于是她选择了以死亡作为缰绳,把缰绳交给男人,达成一种她渴望而又变了味儿的“羁绊”。
木船,对男人而言,是唯一属于他自己的空间,此前他常因为“偷船”挨揍,还被扭送到派出所。以男人的叙事线而言,他的行动非常纯粹,只有“上船”和“复仇”两个动作。复仇念头生起前,他的一切行为都难逃失败:儿子被抢、买春被骗、偷船被抓。离开船,他的行动只呈现为“笨拙”;只有在船上,他才有“从容”。他躺在船上、漂浮在小城的河面上,被表现为身处母腹时被包裹的漂浮着的安全感。
视觉上,曾经给出男人对“死”的亲近,他站在熔炉前眯眼盯着那庞然巨物,被演员表现为无法抗拒地被死亡吸引。因而,从复仇开始的一刻,男人也没想活。女人从水库逃走,男人习惯性地接受失败。而当女人回来后,男人也习惯性地拖出一条旧船,与其说是完成复仇,不如说是一同走进死亡。而反溯男人的行动线,与其说是找女人复仇,不如说是发泄他的生命力。因为无论是对妻子、还是对妻舅、还是对周遭欺凌他的所有人,他都显不出活着的迹象。
无论是钢厂,还是水库,其所负载的隐喻比起它的视觉力量是微不足道的。男人面对钢厂里诸多象征着泰山压顶般的视觉符号,甫一开始,就失去了对自己行为的掌控。他因为妻子的死,被调去独自看管水库,又是在这一片巨大的人造视觉符号的逼视之下,失去了依靠技术挣工资的权利。他因为妻子的死,被妻舅赶出了宿舍,在自己的儿子眼皮底下任由妻舅夺走了孩子。从此,他无处可去,面对一重又一重力量,被视为理所当然,他的遭遇被认定是他自己不好,因为他只是个“窝囊废”。
他无处排遣的愤怒,全部发泄给那个女人——吴红燕——尽管她只是个执行人。她忠于职责,甚至忠于道义,也因此她注定会夺走男人的妻子和儿子。与其说男人在对她发泄怒火,不如说男人通过对她身体施加的暴力,表达他自己的愤懑,以及对他无从反抗的遭遇的悲鸣。
在这个女人的身上,男人第一次找到了主动,他萌发了一种阴暗的“自觉”,而他唯一能做的也就仅限于对女人身体的主宰。无论是虐待意味的性行为,还是笨拙而繁琐的杀戮准备,都是作用在身体上的,他仅有的就是力气,以及一个荒凉的空间。即便如此,他还是失败,最后落回到女性的“自觉”,一种放弃自己主宰的自觉,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那个无力的男人。
从视觉意义上理解,女人最终“得偿所愿”,因为她走进了男人最有安全感的空间,她还是“代替了她”。与水库值班室相比,船,显然是男人自主选择的空间,更像是他的家——他内心世界的视觉载体。从女人的行为上理解,她和男人一起登上仅容一身的船,也就永别了那列开往相亲舞会的欲望列车,她不再跟随着惯性行动,而是“自觉”选择以死亡为纽带和男人联结——这一归宿,在逃亡高潮段落之后,下沉到底,给悲剧封上了圆满的闭环。
这一切,以女人这个角色的淹没为代价,换来的是男人这个角色最终的自我达成。终局是登船,黑场以后,两截无根之木漂流在无源之水的表面上,让人难以逃遁其表意的沉重。观者难以抓住那艘船,甚至连乱缠在旧船四周的浮萍都抓不住,因为表意空间里没有浮萍的位置。
当生活被抽空,作者的批判和观众的思考之间就被竖起了透明的屏障。
谈途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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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影片根据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一个作家为了逃避越战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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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影片快结束时的那一场马车戏,是导向全片结尾的一个重要的引子。所以虽然当时没看懂这一场戏的用意,过后却因为它的重要性而屡屡被从我的意识里揪出来重新审视。俗话说勤能补拙,反反复复了多次,我终于可以把下面的文字交出来,我想我是想明白了,很慎重的那种想。nna 马儿是要跑的n马儿为什么要跑?因为后面很鞭子在抽啊。我一点也没觉得吴红燕是个不正常的人。她去婚介所因为她想要找个人好;她花钱给婚托因为她想找个人依偎着走路;她去看钢管舞因为她也有要狂舞的冲动;她贴着耳朵听隔壁的声音因为没有别的欲望让她不要这样做。情欲这根鞭子不停抽打着她,大家看到她的状态就是很难受的状态,就象那场戏中的那匹马儿一样。有人会说这样不好。哪里不好?是被鞭子抽了不好?还是被鞭子抽了后拚命地要跑起来不好?nnb 马儿是跑不掉的n有一个问题:如果那匹马儿没有被鞭抽,又没有被套在车上,它是愿意站在那里不动呢还是愿意自顾自地跑起来呢?这个假设性的问题恰不是影片要去回答的。就象那匹马儿,又要被套重车又要被鞭子抽,它自己的精神意志是无人愿去顾及探求并加以描述的。在这一点上,吴红燕肯定是看到了自己同那匹马儿处在相同的困境。她很清楚那根鞭子始终在那里,她也渐渐体会到那重重的车套在那里。先是一个人把她当泄欲工具,再是一个人把她当赚钱工具,最后是一个人把她当放纵仇恨的工具。她并没有在欲望的鞭打下能跑起来,反而是因为别人看到她就把一样又一样的东西往她身上套着,然后当她是一个工具来使唤。吴红燕最后看到的是,马儿想尽力挣脱身上的一切(鞭子和车套)。但是最后马儿没有做到,死了。无力的死亡是这场戏的结果,也是吴红燕预见到的一个归宿。鞭子、车套和马儿,难道还会有别的结果吗?马儿终于是跑不掉的,无力到倒下只有时间早与晚的分别而已。nnc 没拍的结尾是什么n最后的结尾没有拍,是留给善良的心灵们一点希望吗?不是的。好象下棋快走到绝杀前理智的棋手会推枰认负,这样就可以不用看到血腥的杀局了,因为血腥的杀将对于行棋者的尊严会是个打击。在这里,导演把这份尊严留给了吴红燕,和那匹无力的马儿一样的人。如果大家没有能在影片的行进中看到李军的仇恨有多少的减弱,就不要再对最后的结局抱有“开放性”之类的玫瑰色幻想了。我看到那个包里除了那把匕首外竟然还有把斧子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这个结局已经无可更改了。nn解决了马儿那场戏的疑问后,我的意识里又一再地出现《红与黑》的故事。两者之间是满可以对号入座的。只不过这次影片想描写的并不是一个于连一样的李军,而是一个闪着更多人性光辉的吴红燕。同样的两个死局,《夜车》的视角比《红与黑》更能打动我,我不知道于连为什么会值得被书写。我这样想是因为我记住了那匹马儿,而对于套车的抽鞭子的那些人却始终印象模糊。
《夜车》的开头,铺陈了两个人物各自的生活状态,以完整的段落平行交代他们的各行其是。此后,他们被一次死刑纠缠到一起,进而汇聚到另一场死亡。人物各有自己的轨迹,接近生活中的本真状态,让观者缓慢浸入其中,放下对“戏剧性”的期待,在“不出事儿”的生活流动里产生对人物的窥探欲。我们窥探着女人(吴红燕)被过度展示的孤独状态,她的生活空间和工作场景被交替展示:她是行刑人,保持最低限度的同情心;她也是正视欲望的女人,尊重同样坦诚的女人们;她能主导情欲关系并全身而退;也能在独处时戏仿隔壁女孩的艳舞体式。这个女人是如此富于魅力,以至于我们逐渐放松了警惕,甚至甘愿就这么看着她独舞下去,直到这一切都被粗暴打断。
对女人(也包括男人)如此大费周章的铺陈是为了淡化戏剧性,或者说某种剧作范式,而代之以更接近自然场景的发生状态,进而当一切发生的时候,我们会产生人在命运操弄之下的无力感。作者也对“无力”做了番功夫:这个女人遵从求生本能而逃离,这是其作为人的自主之力,而随后她打破了本能之力,转而赴死。
赴死,是吴红燕作为悲剧主人公对命运的接受之力,或者说是主动接受,正如俄狄浦斯得知其命运之后的刺目和放逐,吴红燕去拥抱死亡。只是,这个死亡是“去孤独”的,她以“被杀”取代自我放逐,她要死在喜欢的男人手里。而她可能被杀的空间,正是象征这个男人的独立而隐秘心境的空间——船。
在“无力”上的功夫,导致了女主角的复杂而自相矛盾的“自主”行为,她是主动选择了被动地死,而且是主动把自己唯一能有掌控力的身体——生命交给了另一个人。换言之,主角担负的悲剧命运之力,与她所渴求拥抱的爱情、她所极力摆脱的孤独的动力之间,产生了自我相悖的不和谐感。这种不和谐,尤其集中在影片的高潮段落暴露,令观者对角色产生怀疑。
吴红燕的孤独(甚至可以说是高洁)被置于最适合表现的高光下,尽管四周漆黑如夜,但反而加大了对比夸张的力度,正如其后刁亦男导演选择的“黑色电影”(Film Noir)类型的创作元素之一,即刻意的高反差对比的视觉风格,在这一必要元素之下的电影主角们,《白日焰火》里的廖凡和《南方车站的聚会》里的胡歌,他们饰演的主角,无一例外都具有被过度表现的孤独气质。
而这一形象所造成的印象太过强烈,我们越是相信吴红燕的“自主”和“自觉”,就越质疑她在高潮段落的赴死。这种故作压抑的“高光”,让观者在相信人物还是相信命运之间只能择一,最后是人物被吸入了命运黑洞,女人瓦解在男人富于仪式感的“行刑”过程中。
作者着力营造这样一种状态:两个被人忽视的边缘人,在命运操弄下彼此纠缠,进而相互捆绑着滑入死亡,她俩的死和活着时一样,几乎看不到存在的痕迹。
她俩的“边缘”或者“被忽视”,在视觉上和叙事上都最直接地体现为——主动隔绝社会关系。我们几乎看不到她俩之外的面孔,除了一闪而过的死刑女囚和张扬欲望的隔壁舞女,而这两个角色也没能被“安排”进男人和女人的社会关系里。
正因其过分抽离于社会的角色状态,导致女人和男人的行为痕迹都偏重于表意和批判,而非呈现和折射。近年来在电影节备受媒体青睐的《她》、《将来的事》,都在展示一个女人不断辨认自我的过程,她们与周遭社会环境发生激烈的碰撞进而辨认着自己与亲密关系者之间的边界,而她们所处的社会关系,无论是家庭成员之间,还是友人之间,其人物状态,都被呈现得巨细靡遗。或者说,她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家人、友人、同事,才是她们能够开出思维之花的土壤,而其作者从不吝啬去铺陈不同土壤的质地甚至土壤变异的过程。
相较而言,《夜车》里的女人,太像是一出现代话剧中的角色,她自己就是她的土壤。这当然充满了凝聚的魅力,在表现方式的选择上做到极简,进而接近无限的“精确”。然而无法逾越的是女主角自身的匮乏,不同于《扒手》里的小偷、或者《五点到七点的克莱奥》,前者有着宗教和道德双重规训之下的反叛思辨,后者则是出于现代女性对死亡的本能焦虑。而吴红燕无根之木般的存在着,导致她滑向命运的动力必须借由另一个角色共同借力推进。
女人的“自足”状态突然被打破,是在一次惯常的相亲舞会上。小城市的工友相亲舞会,原本是视觉上的浪漫变调为阴冷的荒诞,是一个女人寻觅欲望对象的暗昧方式,多次乘火车前往已经成了打发无聊的习惯。她的疲惫旁观,含藏着孤独和渴望,情境在同一空间陡转,她感到生命的威胁紧紧贴上来。她在逃与追的拉锯中慢慢意识到身后的人带来的压力正是她所渴求的刺激,以至于她生怕失去这个笨拙的追逐者,但这份刺激注定无法独立自足,她发出邀约意味的逗引,诱捕的声响回荡在这座灰色的死气沉沉的城区。
她走进这个男人空洞的生活,对着夹在书页里的合影,说“可惜我不能代替她”——竟然是充满遗憾的叹息。这句话值得反复推敲——一个承载“命运”之力的女主角——开场过度塑造其独立和自觉的女性,居然轻易就露了颓弱之相。是她明知道不可能取代男人的妻子而悲叹自身的境遇?还是为无法摆脱某种命运的造作而感到荒谬可悲?
吴红燕在叙事里承担的角色,并不只是一个在小城乏味生活的女法警,她承载了希腊悲剧意味的宿命安排:女主角不但杀了男主角的妻子,还出于对道义的坚持,执行了死者遗嘱,直接导致男主角失去了儿子的抚养权。命运,这只残酷的大手还要施加最后一击:她近乎是主动地和男主角发生了性关系。她的每一个行为都是高贵而正当的,但她就是要承受命运的嘲弄。
其之所以值得推敲,正在于,当她获悉了宿命的那一刻,她本能逃跑,这使得她的悲剧感掺杂了人味儿,为了保命,她的本能在此刻凌驾了她复杂的献身欲。而后,她狼狈不堪时遭遇到被鞭笞的驮马,那匹被往死里抽的挣扎着的马,被剪辑到了吴红燕的反应段落里——她在视觉上就成了被施加暴力的对象——来自被虐的牲畜的视听冲击作用在了女人的心态上。那之后,她的立场发生了转变,原本偏移的悲剧性再次回归——她转念了,回去赴死。她以被害者的身份帮助谋杀犯准备好凶器,而她选定了献祭者的立场。无论是出于负疚,还是出于对某种变异的亲密关系的渴求,那毫无疑问是一种被死亡笼罩的出于爱欲的危险关系。她飞蛾扑火一般,准备登上那一艘残破的船。
她的慨然赴死,成全了悲剧性,但这毕竟是藉由视听手段的生拉硬拽——动物挣扎嘶鸣自有其悲壮力度,但若说女主角就此转念,难免有偷换概念的味道。最为吊诡的是,女人还没来得及为她无法实现的“代替”而伤感,就因生命威胁而出逃,而后就立刻目击了令她顿悟的一幕,一切发生的太过紧凑,这里的叙事节奏超过了高潮段落应有的速度,女人以坠崖般的加速度走向宿命终局。没有质疑的时间,因为在视觉上已经成立,这是发乎于电影作为视听媒介的霸道手段。可是我们从未发现女人之前有过拥抱死亡的片刻念头,视听手段作用在观众的感观,却不能代替故事里的角色“转念”,因为女人对“死“的亲近在影片大篇幅的铺垫和表现段落里压根儿没出现过。
一个以“杀人”为职业的女人,给压抑住的欲望找到了解放的对象,却只有发泄和隔阂,没有任何交流,只是两股力量的扭曲碰撞。她走进了男人独居的空间,却得知自己的宿命——仅仅作为男人的发泄对象——仇恨的、欲望的、力量的——永远不能作为一个女人代替被她处决的女人。她察觉了死亡威胁而果断逃走,却领悟了无所遁逃的生命归宿,于是她选择了以死亡作为缰绳,把缰绳交给男人,达成一种她渴望而又变了味儿的“羁绊”。
木船,对男人而言,是唯一属于他自己的空间,此前他常因为“偷船”挨揍,还被扭送到派出所。以男人的叙事线而言,他的行动非常纯粹,只有“上船”和“复仇”两个动作。复仇念头生起前,他的一切行为都难逃失败:儿子被抢、买春被骗、偷船被抓。离开船,他的行动只呈现为“笨拙”;只有在船上,他才有“从容”。他躺在船上、漂浮在小城的河面上,被表现为身处母腹时被包裹的漂浮着的安全感。
视觉上,曾经给出男人对“死”的亲近,他站在熔炉前眯眼盯着那庞然巨物,被演员表现为无法抗拒地被死亡吸引。因而,从复仇开始的一刻,男人也没想活。女人从水库逃走,男人习惯性地接受失败。而当女人回来后,男人也习惯性地拖出一条旧船,与其说是完成复仇,不如说是一同走进死亡。而反溯男人的行动线,与其说是找女人复仇,不如说是发泄他的生命力。因为无论是对妻子、还是对妻舅、还是对周遭欺凌他的所有人,他都显不出活着的迹象。
无论是钢厂,还是水库,其所负载的隐喻比起它的视觉力量是微不足道的。男人面对钢厂里诸多象征着泰山压顶般的视觉符号,甫一开始,就失去了对自己行为的掌控。他因为妻子的死,被调去独自看管水库,又是在这一片巨大的人造视觉符号的逼视之下,失去了依靠技术挣工资的权利。他因为妻子的死,被妻舅赶出了宿舍,在自己的儿子眼皮底下任由妻舅夺走了孩子。从此,他无处可去,面对一重又一重力量,被视为理所当然,他的遭遇被认定是他自己不好,因为他只是个“窝囊废”。
他无处排遣的愤怒,全部发泄给那个女人——吴红燕——尽管她只是个执行人。她忠于职责,甚至忠于道义,也因此她注定会夺走男人的妻子和儿子。与其说男人在对她发泄怒火,不如说男人通过对她身体施加的暴力,表达他自己的愤懑,以及对他无从反抗的遭遇的悲鸣。
在这个女人的身上,男人第一次找到了主动,他萌发了一种阴暗的“自觉”,而他唯一能做的也就仅限于对女人身体的主宰。无论是虐待意味的性行为,还是笨拙而繁琐的杀戮准备,都是作用在身体上的,他仅有的就是力气,以及一个荒凉的空间。即便如此,他还是失败,最后落回到女性的“自觉”,一种放弃自己主宰的自觉,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那个无力的男人。
从视觉意义上理解,女人最终“得偿所愿”,因为她走进了男人最有安全感的空间,她还是“代替了她”。与水库值班室相比,船,显然是男人自主选择的空间,更像是他的家——他内心世界的视觉载体。从女人的行为上理解,她和男人一起登上仅容一身的船,也就永别了那列开往相亲舞会的欲望列车,她不再跟随着惯性行动,而是“自觉”选择以死亡为纽带和男人联结——这一归宿,在逃亡高潮段落之后,下沉到底,给悲剧封上了圆满的闭环。
这一切,以女人这个角色的淹没为代价,换来的是男人这个角色最终的自我达成。终局是登船,黑场以后,两截无根之木漂流在无源之水的表面上,让人难以逃遁其表意的沉重。观者难以抓住那艘船,甚至连乱缠在旧船四周的浮萍都抓不住,因为表意空间里没有浮萍的位置。
当生活被抽空,作者的批判和观众的思考之间就被竖起了透明的屏障。
影片设置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李军是不是会杀吴红燕成了悬念。不少人认为李军会杀了吴红燕。虽然我不能肯定的说李军不会杀吴红燕,但从影片提供的蛛丝马迹中,我认为李军不会对她下手。
如果要杀吴红燕,他有很多机会,但他迟迟不愿动手。从他知道吴红燕走后,闻着吴红燕的围巾可知,他在杀与不杀之间处于激烈的内心斗争。越到后面,杀的念头越淡了。他也觉察到吴红燕对他的需要,这种需要是真实而强烈的。
而当吴红燕知道李军想杀她时,她逃走了,但后来却主动回来,而且提醒李军带上放着作案工具的包。这又是为什么呢?我想她不愿意再回到原来的那种孤独的生活中去,她需要李军这样一个男人。为此,她愿意冒生命的风险。这显示了她对爱的渴求。
但更深的一层内涵是:她相信李军不会杀她。在他们的交往中,她可以体会到李军也需要她这样一个女人。她不愿意逃走,也不相信李军真会杀她。最后她选择回来,就是用自己的生命来做个检验:如果李军在完全有条件杀死她而不留痕迹,却仍没有杀她时,那么表明李军是爱她的。
当她把自己交出来时,她给予了李军完全的信任,而这种信任能否唤起李军心中的爱与人性呢?也许不能。但这是唯一能唤起他人性的办法。
我想这才是导演想表达的。爱需要冒险,甚至要把自己完全交出去,这是唤起另一颗心的唯一途径。
一场“镜”疲力竭的欲望
●第一次出现镜子:联谊舞会上的一面巨大的巨型镜子。这面在影片开场时便出现的镜子,准确地凸显了“镜子”对于这部影片的隐喻作用。一面是保守,一面是开放,赫然对立。稍后,吴红燕被骗子强行拽下的白色文胸也与悬挂在妓女房内的黑色文胸,形成对仗。
●第二次出现镜子:吴红燕在家中对着镜子,抚慰脸上的伤痕。然后,她侧耳倾听隔壁传来的叫床声…显然,长期以来压抑在她心头的欲望,蠢蠢欲动。
●第三次出现镜子:吴红燕在妓女家拿着镜子,为她试装。我们可以注意到,这面为妓女试装的镜子,却并没有在画面内折射出妓女的样子。吴红燕只是呆呆地拿着。她的眼神始终不敢直视对方,在一个轻瞥之后,离开。苍白无力的困顿,跃然银幕。
●第四次出现镜子:建筑工地、婚介所得托、窗镜。这次,吴红燕实实在在地凝视了一把自己。此时,她内心的防线已经越来越低了。只是,想找个男人谈场恋爱。所以,当她后来得知那个男人原来是托的时候,她用两百元人民币,“嫖”了他。
●第五次出现镜子:迎合着隔壁妓女家传来的靡靡之声(歌曲《忘不了》),吴红燕对着自家的镜子,跳起了脱衣舞。虽然学得比较蹩脚,但是吴红燕的内心世界,完全的分裂了。影片的节奏,开始加快。
●第六次出现镜子:吴红燕在开往兴城的列车上,对着公共镜子涂抹口红。如果说,我们把兴城看成吴红燕泄欲的私密之地的话;那么,吴红燕这次的出发,“性”趣盎然。
●第七次出现镜子:吴红燕继续用随身携带的小镜子,涂口红。只是,这次倒影在吴红燕镜子里的人是李军。两人之间的爱恨纠缠,正式上演。镜子,不再出现。
尤其是,在影片行进到48分40秒的时候,出现了一段长达3分钟的场面调度。镜头从巷口的“望风人”开始,低低地扫过小巷,横Pan过“祝你快乐”的广告版,然后穿过墙壁(缝合剪辑),进入室内:一群吞云吐雾的男人,兴趣盎然地看着一场钢管脱衣舞。吴红燕亦在坐。这个段场面调度,准确地将吴红燕的生活环境、内心银幕表现了出来。
电影的功能之一呈现或者揭示这种意想不到的真相。可惜在中国电影中,这种揭露的快意鲜有出现,直到这部《夜车》,直到这个女法庭刑警的出现。用前面的好人/坏人的二分法,吴红燕应该算是“好人”,至少在前几十分钟里,她何止是一个好人,简直是一个极有人情的人。我一向反对简单的传统意义上善良,这种善表面上好,其实背后真正的黑手是对人性的泯灭和遮蔽,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好心做坏事的局面。记得很多年前看过一个片子,说一个派出所警察一直劝一个年轻女人不要去舞厅里做舞女,经常在“关心照顾”这个女的,希望她找个正经的工作。因为在警察所代表的世俗的眼光里,舞女就意味着不正经,意味着堕落,可是这个女的就喜欢跳舞啊,这个警察经常来循循善诱,苦口婆心,最后一幕是女人抢过警察的枪,一枪把他打死了。估计他死的时候都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女要杀他,自己好心的劝善最后却换来如此的恶果。他就是不明白他的善对有的人来说是一种干扰是一种恶。理性的善,我不知道有没有更准确的词来表达这种善。比如吴红燕对旁边妓女的态度。这个让人想到了基斯洛夫斯基的《蓝》,朱丽拒绝签字赶出邻居的妓女,和吴红燕拒绝报警赶走妓女如出一折。在一般人眼里,妓女这个标签简单容易地宣判了一个人,这里姑且不讨性工作的道德性极其背后的社会因素,而是想想这个标签所带来的直接含义,意味着标签之后的人的道德败坏和所有的肮脏。其实,这种简单的看法经不起任何推敲,而真正的恶却被隐藏或者忽略了,最直接的人就是片中那个女邻居,她才是真正的恶或者丑,她真正的意图是借助传统和世俗的偏见排除异己,干涉别人的消极自由,这种人往往是怯懦的,没有判断力的。而在吴红燕和朱丽身上,却有着理性的善,她们懂得洞察人性,懂得如何把别人当人看,懂得如何尊重别人,懂得其后的无可奈何,懂得慈悲和怜悯。又比如吴红燕对待犯人时的正义性和坚强。
如果影片只说了这点的话,那真是单调的很,真正的精彩在后面。别忘了片名叫《夜车》,吴红燕无数次搭夜车去干什么呢?不少观众看到一半,知道她去做什么时,估计不少人要目瞪口呆了:为什么一个充满正义的,富有同情心的女人会借着婚介所去找男人,而且直接的意图是性?为什么她会做出这么“无耻”的事,为什么在宜春她还是一个好女人,到了忻城她就成了一个十足的“坏女人”呢?难道一趟夜车就有如此妖魔鬼怪?记得不久前,一群同事一起吃饭聊到《色戒》时,其中有一个同事一脸正气,说这是黄片,他不看。当时我们都很惊奇,一个成年人为什么会以这个为耻?而后,他又露了一句:可惜是汤唯演,如果是另外一个谁谁演的,他就一定去看。哈哈,狐狸尾巴还是败露了:)假道学背后往往才是虚伪和肮脏,才有不可告人的黑暗。当然,我也明白这位老兄会这样,有当前的教育背景和世俗所致,这也暴露出某种可笑和荒唐之处,就在不久前还有夫妻在家里看成人电影被邻居举报抓起来的事情,看似不可思议,却在我们这个时代发生。再往旁边看看,不少人在学校,甚至到了大学,家长还极力制止孩子恋爱,从小学就开始制止早恋,而孩子一旦毕业了,过了几年找不到对象,就开始纷纷着急着张罗相亲。当然你可以说小时候是怕影响学业,真的会不会影响姑且不讨论,我们关心的是后来孩子找不到对象,是不是因为从小被压制的恋爱导致了后来不懂得如何去恋爱呢?为什么这种天性的东西要受到压制呢?有多少人后面婚姻的不幸福是因为恋爱经验的缺乏,到后来糊里糊涂的就和别人结婚了呢?看看现在上海的万人相亲就知道了,这个号称二十一世纪的东方大都市,有多少有活力的年轻人不知道不懂得去找爱人,当然这里面有其他社会因素,但前面的提到的爱的压制和缺失却是不可回避的荒谬和讽刺。其二,恋爱本身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父母在小的时候制止子女,后来又担心找不到呢?OK,让我们再推进一步,性本身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这个东西到处被遮遮掩掩,闪烁其词?中外的历史一再地证明,那些遮遮掩掩的东西背后往往掩藏着某些肮脏的阴暗的东西,而当你用干净的眼光看世界时,其实,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说的,没有什么是需要隐藏的。
妓女那个角色容易让人产生吴红燕被诱惑的误解,已经在网上看到了这样的评论。为什么是诱惑呢?这里面还是有道德偏见在里面,因为按常规,诱惑的东西往往是被认为不好需要抵制的东西。为什么会认为性是不好的东西,这明明是所有人的正常生理需求,和吃喝拉撒没有太大的分别,为什么偏偏被当作是忌讳的,甚至强加上道德的标签呢?基斯洛夫斯基的《十诫》之九《不可贪恋他人之妻》中就探讨了这一命题:身体在性的罪不是一种道德的恶,而是个体人的身体性情中的在体性欠然。这和伦理道德无关。难道非得在日复一日的冷漠隔阂估计中苟且度日,难道非得用钱买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然后在寒风中笑着哭才是符合伦理道德的规范?朋友一开始看片子的时候会觉得片子有点旧的感觉。这可是2005年,这个号称地球村的世界,在北方的,在这样的小城市,依然有上个世纪征婚的交谊舞的破旧,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个体就非得承受这种孤独的压抑吗?所幸的是,这毕竟和上个世纪不同,还是有些勇敢的人,比如吴红燕,能够做出自由的选择,尽管通过夜车这种方式有点畸形,但正是在畸形的背景之下的不得已的选择,终究还是跨出了一步,也因此达到了个体的觉醒和解放。这一点在贾樟柯的《三峡好人》中也有了某种呼应,小人物也能作出自己的自由选择,并承认由此产生的后果。
展示人性的复杂仅仅是本片的前色,那么它的底色是什么呢?这得从两个主人公出发,李军为什么要报复吴红燕?作为执行刑罚的吴红燕为什么觉得不安,为什么要去赎罪,她赎的是什么罪呢?代表法律执行裁决的她和李军有什么仇呢?这是个有趣的话题,恐怕还是得从《十诫》之《不可杀人》出发。杰克因为妹妹被一个醉酒的拖拉机司机压死,然后他杀了一个不认识的出租车司机,然后,他又被判处死刑。在这里我们并不知道杰克为什么要杀出租车司机,但是杰克的被杀却是以法律的名义,法律又是以谁的名义呢?我们无从得知,只看到法律的无能和人们的无助和孤寂。“法律不应该效仿天性,而是要改良它。法律是人类的理念,用以规范私人间的关系,时下的我们和生活方式都是法律运作的结果,不管我们是遵守或者违反它,人类是自由的。他的自由是以不妨碍另一人的自由为范围.惩罚...惩罚是一种报复,尤其当它意在伤害罪犯,而不是预防犯罪时,可现在法律可带有报复意味,它真的是为无辜的人着想吗?立法之人真的很无辜吗?”十诫上说的不可杀人指的是不可无理由杀人,有理由的杀人是允许的,历史上和现实上从来没有中断过,但问题是:谁来决定杀人的理由是否正当?司法制度维护最低的社会公义,却不能填补生活中因个人性情而产生的偶然性断裂。张玲玲和杰克都是在法律的名义下被杀,其场景是如此相似,司法制度的冷漠和在这种制度下生活的人们是如此残酷,让我们不禁质疑这种司法制度的正当性。任何人的出生都是随机的偶然的事件,谁也无法选择在什么样的司法制度下出生,它并没有征得你的同意,然后一生下来,你就不得不去遵守它,一旦违背它,就会遭到严厉的惩罚。
更值得质疑的是,这种以暴制暴的方式真的能完全制止暴力吗?惩罚张玲玲却带来另一个家庭的毁灭,李军为什么要承担丧妻失子的痛苦呢?他和杰克一样(失去最亲爱的妹妹)承受“个人性情而产生的偶然性断裂”。而且作为弱者的李军遇到的种种不公平的欺辱又有谁来匡扶正义,来主持公道呢?这时候法律却是缺席的,它在维护的究竟是怎么样的生活准则呢?这一点在李沧东的《绿洲》中有同样的探讨,司法制度在不停地惩罚洪忠都,即使他是替人背黑锅,法律也是毫不手软,甚至他和韩恭洙这两个最弱势的人的仅有的小小的希望都成为一种奢望,被这个强大的机器剥夺得一无所有,他在警察局里一点都不会自己辩护,因为他知道他的任何辩解都是无用的,最后只能绝望地在夜空中用砍树这种无能的方式去做无能的抵抗。留给李军的出路似乎只有一条:报复,用另一种暴力去抵抗这种不公平。这一点上和杰克有点相似,但略有不同,杰克杀出租车司机具有暴力的随机性,而李军报复吴红燕则有一定的指向性,因为张玲玲是她带走的,尽管这种指向性稍微推敲便能看出其中的荒谬性,但是,但你永远不能指望一个被逼上绝路的人遵循所谓的清晰逻辑。这或许是惩罚性司法制度先天性的不足和无能。
吴红燕的不安和负罪感恰恰是《不可杀人》中的律师的困扰,他们同样意识到这种司法制度之下的荒谬和无能,自己不但不能改变它,还是它的同谋!上周和朋友聊天时聊到她对目前人类思维方式的反对和颠覆,自己则作为反方,辩护说这是人类几千年来自然选择的结果。说这些的时候,心里是清醒地意识到这种自然选择的某种先天性的不足,甚至到处是死结。但你却想不出任何更好的东西去修正它。
当吴红燕知道自己是李军的“仇人“时,恐惧而逃,漫天雪地,出于本能的逃跑,我知道此刻她是背负着本不该由她承受的重负,最终还是不堪重负地瘫倒在地,就像那匹路边的烈马,无论你竭尽全力,还是无法挣脱那种宿命式的牢笼,即使暂时逃脱,依然无法逃脱那张早已注定的网,没有别的出路,是的,只能回去。所以吴红燕的救赎是某种悲剧性的赎罪,她赎的是那种以暴制暴却无法真正声张正义的先天不足的司法制度的罪,赎的是整个人类的规则中所制造的不公正的罪,这种圣徒式的救赎是那么决绝和富于悲剧性,尤其是当她提醒李军别忘了拿那个放着斧头和刀子的包时是如此冷静,如此惨烈,她也因此完成了自我治愈和救赎的旅程。但是,导演还是没有完全走向绝望,在无法逃离的死结中,还是留下了一丝希望,李军闻了吴红燕留下的围巾,他还是被暖化了,终究是爱化解了仇恨,终究爱才是人类最后的希望。所以面对最后的开放性结局,我还是抱有小小的希望,希望他们能安然地回来,也为那些现在的未来的无助之民祈祷。
至此,基斯洛夫斯基八十年代在波兰提出的道德困境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得到了某种呼应和延伸。
jude_chen
2009-1-5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