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爱  Bing ai

《秉爱》的力量完全来自于一个叫张秉爱的江边女子。虽然理智告诉我纪录片中导演的剪辑对塑造一个人物至关重要，但我仍毫不犹豫地选择把赞扬和钦佩赠给她——这位貌不惊人的江边女子。理智也告诉我，对这样一位女子的崇敬之情，是来自于我们自身内心的孱弱不堪。当我们渐渐习惯了公权力的侵袭、渐渐地缩进自己的蜗壳中以求自保时，当我们面对那些每天上演的悲剧而紧泯嘴唇卑弱无助时，当我们心中升起的愤怒因为怯懦而被压抑时，这位大地里生长起来的、由长江之水滋养而成的勇敢女子就更显得弥足珍贵。

有人说，在中国不适合过快地推进民主，因为中国地大人杂，国民贫弱，民主的成本太高。这种说法是一种无耻的掩盖。因为这种说法确实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它的问题在于，它并不能成为执政者民主改革停滞不前的借口。就是说，在中国确实不能在目前的国情下推进更激进的民主试验的共识下，执政者应当采取具体步骤切实提高国民的民主素质，为将来的一代着想。但可悲的是，我们目前的政策很难看到一种民主的诚意。教育政策、文化政策、新闻政策、具体到各地方的人大选举，这是在渐进地培养国民的民主素质吗？还是借消费主义的强大攻势来掩盖体制的弱点？

张秉爱的存在，是一次反击，更是一个希望。一位热爱土地、从土地中吸收营养，从长江中汲取力量的普通中国农民，她可以为自己的利益把自己的诉求大声说出来，她可以为自己的利益和村干部据理力争，这不是人类天生的民主精神是什么？张秉爱很好地反击了国民贫弱说，民主不是什么高深神秘的东西，民主是各种利益的博弈权衡，只有所有人都表达了自己的诉求，他们的利益才有可能被关注到，以至于被实现。而张秉爱给我们的希望也正在于此，当中国的知识分子都被绑架为体制的附庸，或者选择成为故纸堆里的书虫，可能最后是张秉爱们，这样一群原生的、坚韧的、得天地浩然之气的自身利益争取者们，才是现实政治的有力推进者。

或者我们把视角切回秉爱本身。丈夫体弱无法劳动，还有子女的学杂费，家庭重担全由她一肩挑，但我们几乎无法在她身上找到我们想象中的疲惫、哀叹、甚至愤怒也很少见到。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气质？和长江一样，即使重山阻隔仍不停下奔流的脚步；还是和高山一样，即使江水漫溢，内心仍然静如止水？她有过爱情，对象不是丈夫，但她对家庭尽职尽责；她想要很多孩子，但政策不允许，于是她意识到自己对于那些人流的孩子是有罪的；她希望子女们受到教育，所以即使再穷也要供他们上学……。她有尊严。她是一个没有被自然的困难、被经济的困难、被体制所矮化的有尊严的人。

于是在看到这样的人时，我感到贫弱。我相信很多人都如我贫弱或不自觉，我们消费着被规定着的商品、书籍和思想，进行着若有若无气若游丝的呻吟痛语，观望着那些被伤害的与被侮辱的，并继续着我们想象中的海市蜃楼。苍白与可耻迅速占领我的内心，我几乎无法正视秉爱，因为我们的尊严天生残缺不全。

博客：http://www.mtime.com/my/Lyeast/

在中国妇女报社简陋的会议室，与一群姐姐阿姨，以及少量的男孩子一起看了冯艳导演十年磨一剑的这部纪录片，《秉爱》。

虽然片后聊时，大家把它上升到女性意识、计划生育、妇女权益保障、三峡移民等诸多议题。但我想表达的，只有感动。

张秉爱是一个住在三峡库区的普通的农妇。20多年前，由父母做主从高山上嫁到了生活相对富裕的江边。丈夫有病，她不得不一个人承担了全部的生活重担。日子虽苦，但秉爱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因为儿子是村里唯一考上了县重点高中的孩子。
张家是村里的钉子户。虽然第一期移民的时候，她家被允许就地后靠，但6年过去，村里一直没有分给她建房的土地。现在，大坝就要截流，第二期移民也已搬迁完毕，一片废墟中，只有张家的小屋，还孤零零地执拗地矗立着。干部们一遍又一遍地来，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动员她外迁。在和干部交锋的空隙，在繁忙的农活之余，张秉爱不动声色地，蓄谋已久般地讲述那充满痛苦的过去，她的爱情与憧憬，她的堕胎与自责。
很久没有看到这样一个坚韧的、独立的女人，虽然自强的甚至有些自负，但那种生命的力量感足以令人动容。

我能想到的美国式坚韧女性，是《飘》里面的赫思嘉。而张秉爱是中国式的坚韧女性，虽然隔着世纪与重洋，但她们眼里闪耀着同样的坚毅与希冀。

只有高中文化的秉爱说：土地是最好的东西，什么都能从里面长出来；土生万物，土还能生经济。她瞧不起那些去城里挣不干净钱的农村女孩，她笃定凭借双手终能过上好日子。

虽然有着病弱的丈夫，儿子也最终高考落榜，但秉爱始终不放弃的，是对家庭的眷顾。她常说“把一家人捆得团团圆圆的”，这是在我们骨子里流淌了千百年的妇德，也是传统中国女性身上的坚韧。

导演在交流时说，她问过秉爱，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想过什么样的生活。秉爱憋红了脸说：我要过有爱情的生活。

冯艳导演在日本读书生活很多年，《秉爱》或多或少延传承了日本20世纪六七十年代纪录片的传统，但它又绝不是日本式的，因为它是在当代中国的现实和土地上生长出来，算不上奇葩，但足以成为一株洋溢着生命热情的藤蔓。

历史的车轮再强悍，也碾不灭小人物的坚韧。秉爱的故事让我们感动，也许是那触碰到了我们自己。

如基耶斯洛夫斯基所说，我们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即使当我们注意到别人的时候，我们还是想到自己。

详见此女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b29df30100bp7w.html

有时候我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们在城里都物质相对充足却没有快乐，表现的很压抑，很痛苦。而农村里的农民却活得相对快乐一些，起码不是整天愁眉苦脸。这些所谓的压力是来自社会，工作，还是自己。我想生活在城市中的每个人都应该静下心来好好的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必要的时候，可以看一下城市之外的人是怎么生活。
 
冯艳的《秉爱》的主人公是三峡库区的一位普通妇女。冯艳十几年前就开始拍纪录片了，还是《小川绅介的世界》的译者。或许因为和小川精神上的共鸣，《秉爱》也有着一种质朴而倔强的气质。片子虽然处在那样一个大背景下，这部片子的重心还是在秉爱身上。张秉爱的丈夫的身体不是很健康，她不得不一个人承担了全部的生活重担。但是她平时没有抱怨什么，经常对着摄像机讲述自己的过去，讲述自己对城市和对城市女人的一些看法。有时候觉得她说的可笑，其实笑过之后觉得自己也挺可笑的。她家是钉子户，第一期移民的时候，她家被允许就地后靠。六年过去了，村里一直没分给她建房的土地。现在第二期移民已经搬迁完毕，只有她家的房子在孤独的地矗立着。村干部也常去她家做工作，但她的态度比村干部都要强硬，她为此深感自豪。在她身上或许可以看到中国妇女或中国人少有的那种叛逆劲儿。她在房子周围种了很多玉米，都可能被大水淹没，但她的态度是水退去后再种。
 
其实《秉爱》背后还有许多故事的。例如有一次秉爱的儿子上学缺一些钱，委婉的向冯艳提出，冯艳拒绝了。秉爱是个自尊心很强的女人，她可能一下子就感觉到某种失落或隔膜。后来秉爱的孩子没考上大学。拆迁干部答应只要她家把房子拆了便可以有一个当兵的名额。现在她的儿子已经可以赚钱了，一个月有几千块钱，据说她家今年就可以盖新房子。冯艳说现在可以援助她了，因为不存在拍摄与被拍摄的关系了。冯艳说拍摄结束后一直想让秉爱到北京到大城市看看，但是秉爱到了北京后，住在冯艳的家里，冯艳却处处感觉不对劲，但是她在秉爱家里的时候却从来没有这种感觉，感觉一切都是无比的自然。
 
是不是我们离本真的生活太远了，假设有一份未被现代文明污染过，或污染不深的文明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看到后会是什么表情？好奇，惊喜还是惊恐？

看电影尤其科幻电影，常会遭遇这样的神奇：先是美丽的地球孤悬太空，接着镜头急速拉近，蔚蓝变成了海洋，碧绿幻化为森林，星罗棋布的小黑点膨胀作都市……车水马龙出现了，人流如织出现了，倘若宇宙间有一双眼睛，他会惊诧人间这鲜活的万象，每一阵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掀起的风，都牵动他原本麻木的神经。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是宇宙中这双自以为洞悉一切实则只看表相的眼睛，只不过我们对着的，不是神秘美丽的地球，而是报纸上一条条言简意赅的消息。例如：三峡大坝即将开工……移民安置工作顺利进行……大坝一期工程如期完工……最后截留时间业已确定……多年来，我们的双眼无关痛痒在组成这些新闻的字里行间快速滑过。三峡作为一个热门词，仅仅意味着词语本身，至多牵扯“形而上”的学术纷争和政策博弈。我们缺少一个急速拉近的高分辨率镜头，我们跟三峡的缘分，停留于一条条冰冷的新闻。

不，不完全是。近年来，从各种深度报道，从形形色色以三峡库区移民为主题的纪录片中，我们窥得一点端倪。无论这个视角多么平和，也脱不了“猎奇”的干系，尤其观众的心态多少如此：既定的生活被打破，被迫面对广阔的未知，光这一条，就能滋生多少故事！《秉爱》一片的力量，也来自于超越平常生活之上的顽强（或者说偏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仍是一个“特殊”的角度，注定镜头中的主角张秉爱，即便再发人深省也只能成为一名“孤独英雄”，缺少定位的参照系和成为榜样的前提。她对命运的态度与其说是抗争不如说是顺应——顺应血脉中无法洗脱的烙印，顺应对土地全然的信靠与托付，顺应活着本身的艰难并从中品出自己心目中的意义。她的固执、勇气、希望，及希望注定的破灭全由此而来。

拍摄者冯艳，对张秉爱一家在移民安置过程中的挣扎持续关注八年，同时又是小川绅介著作的中译者，此片还在小川先生一手创办的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上获奖，诸多因素，不能不使人联想起小川先生的名作《三里塚》。同样是个人命运与国家意志的孤独对决，这其中至关重要也最动人的，无非信念二字。《三里塚》我没看过，网上流传航拍的成田机场跑道照片中显示出来一个个倔强的“圆圈”，给人的感觉五味陈杂：住在飞机跑道中间，生活面临怎样的不适可想而知。信念本来支撑着生活，却渐渐“蚕食”生活成为生活本身；为权益而抗争走到最后演变成为抗争而抗争，这恐怕是坚持到现在的三里塚居民始料未及的。彼此把对方逼到绝路的对决无所谓胜败，怎样的结果都无法洗去悲壮底色，在飞速发展的现实生活中难免被抛弃的命运，身不由已成为一桩尴尬的“奇谈”。而中国的张秉爱，她的信念同样强悍，她的力量在各级干部软硬兼施的威逼利诱下又显得那样无所凭依、岌岌可危。于是我们看到跟三里塚不太一样的结局：秉爱从她狼奔鼠突的命运中一路走来，连泪水也平静得出奇。当最后的期限来临，巨大压力下的记忆决堤，才终于冲垮了一位普通农妇质朴而纯粹的矜持与克制，开始面对镜头敞开她与土地紧密相关的过往——如果说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特别的“符码”，那么属于秉爱的那一个，只能用土地命名。

“土能生万物”，当这句在秉爱看来天经地义的话从她嘴里轻轻吐出，观者如我却醍醐灌顶，陷于某种失而复得的震撼及随之而来、无从把握的乏力。家和家园，一字之差，谬之千里。在我们中国人的血脉中，浸透了“家”和“田园”共同组成的“家园”意象。没有回忆的地方不能算家，没有田园庇护的家不能算家园。所以游子谓叹：归去来兮，田园将芜；所以富足的“度量”标准是：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所以诗人憧憬的归宿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些不是寄托于诗歌王国的海市蜃楼，而曾是切切实实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伴随大工业城市化的隆隆脚步，不知不觉间，我们失落了它。哪怕坐拥豪宅也难有家园的安稳笃定，更何况钢筋水泥的丛林，对大多数老百姓而言，能奋斗一套“鸽子笼”就算功德圆满善莫大焉。我们离土地越远越意味着某种形式的富足，越富足越催生莫名其妙的浮躁，越浮躁越逼迫心中虚无的黑洞隐隐作痛……绕了一大圈，寻找的却是当初毫不犹豫丢弃的东西。莫非这是上帝对人类开的一个小玩笑——一手赐予一手收回——既是严肃的旨意又似戏谑的游戏。一百年前捷克有位好兵帅克说得好：上帝的意思很难猜。人人于是都获得这样切肤的体验：失去的东西才倍觉可贵，在追忆中焕发无中生有审美的光彩。城里人转而蜂拥去乡村体验所谓“简单生活”，采摘成为一种流行的休闲手段减压处方，与季节更迭和辛苦的劳作完全脱节，美其名曰：寻找精神的家园。三峡库区的移民户张秉爱永远闹不明白这些城里人的虚头八脑，可这并不意味着她自己的信念能被你貌似深刻的价值观比下去，她声量不高然而坚定地说：“土能生万物。农村人只要刻一点苦，不比城里差。”

在此我无意鞭挞移民过程中政策执行的粗暴和极有可能存在的腐败与不公，尽管它们跟秉爱一家的命运息息相关（不吝笔墨展开来谈，将是一篇充满敏感词的社会学论文而非影像的直接观感）。我也无意在城市人对土地的漠视和张秉爱对土地的珍视之间搞对立论高下，深入探讨背后的历史偶然与经济必然。我只想说说影片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些片段，由此衍生我自己的感叹。这些感叹从张秉爱这个名字出发，却有可能朝背离张秉爱的方向渐行渐远。附会、拔高是我们基于文化优越感的本能作祟，从另一个角度对人物一厢情愿的“抹黑”。片末字幕说，秉爱一家最终没有接受政府安排位于高处的宅基地，而是搬到公路旁隧道边的窝棚暂居。真实的秉爱留在她的信念里，留在简陋的窝棚中，连她最信任的镜头也无法捕捉，我们唯一能做的，便是籍由影像搭建的桥梁，表达我们由衷的敬意。

这位比秋菊还固执还有主见的农妇在片中每当遇到困难，都抛出几句“浑不吝”的狠话，然后倔强地扬起头说：“怎么我都得活下去。”活下去，是她认为最无法被夺走的权利，也因此成为她心理上“反败为胜”的法宝。这不能不使人想及余华所说“人和命运之间的友情”。这不是我第一次想到《活着》后记里的这段话，上一次是《铁西区》，这一次是《秉爱》。的确，他们都是除了命运一无所有、面对巨变默默顽抗的人；他们都在观影过程中没有意外地败下阵来。可他们虽败犹荣，充满了力量。我理解这力量来自广阔无边不抱任何奢望的达观和韧性，余华的表述是：“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秉爱的半生正是这种忍受的最好证明：包办婚姻，丈夫有病，生活清苦，孩子来了又去……那些血淋淋的往事是秉爱心头的罪，她认，可她并不为此痛不欲生。她对梦中化成蛇群寻来未及出生的孩子们说，政策不允许没办法，政策若允许哪怕要饭也把你们“引起”（生下来）。

这些年我也去过不少穷乡僻壤，见过许多只剩老人孩子的“空巢”村落。经济大潮的威力出乎意料，地理上的偏远再也无法阻止外来价值观的攻城略地。传统意义上的乡村正以不可思议的速度退化瓦解，换句话说也成立，进步繁荣。很有意思，两组相互对立的词汇都能用于描绘同一种现象。在秉爱这类“死硬派”眼里的“退化瓦解”，在向往城市的年轻人心中成了“进步繁荣”，你不能简单评判孰对孰错，你只能对一种向往表示理解，对另一种坚守表示崇敬。而秉爱最让我崇敬的一点，前面其实已经涉及到，那便是她对自己秉持价值观的信心，在这股所向披靡大潮冲袭下，完好无缺。这几乎是个奇迹，放在秉爱身上又似乎不言而喻。我注意到在当地方言里，“清白”一词的表达力异常巨大：把自己收拾得干净体面叫“清白”，那是结婚时的秉爱；把话讲清楚叫“清白”，那是开搬迁政策讨论会时村干部提出的希望；还有就是，一生清白的“清白”，最后这层意思最要紧，几乎成为秉爱的人生信条和终极目标，她说，不管吃多少苦受多少累，她也要把丈夫孩子“锢”在一起团团圆圆的，把丈夫伺候好把孩子教养好，好让人们说起她，“清清白白”。“清白”在这里，与其说是个虚名，不如说是口气，是支撑一户陋室一门贫寒的“镇宅之宝”。秉爱并非不问世事，空谈理想。她对外面世界的光怪陆离时有耳闻，对身边潜移默化的道德崩塌无可奈何的同时立场鲜明地嗤之以鼻。她说自己的女儿以后要找个丈夫好好过日子，不干净的钱不挣。而什么是干净钱？对秉爱而言又落实到了土地：此刻她依靠土地努力供养两个孩子。孩子有本事展翅高飞固然好（这也是她去县城高中找儿子严肃谈话的动因之一），走不出去也不怕，因为还有土地。这时候的中国农妇张秉爱，几乎跟《飘》里面美国南方阔小姐赫思嘉一样，眼里闪耀着永不熄灭的希望火焰。

当她面对镜头指点自己“名下”的二十来块田地“江山”，满足骄傲得象一位君王。不是权利不是金钱，恰恰是秉爱对土地的热爱和辛勤劳作，使她登上“王位”：这里面，有她家原先的责任田，有搬迁户们离开时顺水人情的赠予。田多得伺弄不过来，经常“巡视”一圈还忘记一块。种桃子的几块靠近公路，恐因触犯“政策”而被砍毁。秉爱谈笑风生地说，砍了也不怕，再种就是了，桃子树长得快，四年就能挂果成才……四年的劳作在秉爱口中轻松得象四天的休憩，难怪她觉得城里也没啥好的，不过是玩得轻松。这“轻松”在秉爱看来，或许沉重过四年的劳作。如果你对土地有秉爱那般的笃信，如果你对背朝黄土面朝天的命运有秉爱那般泰然领受的气度，你将无惧“靠天吃饭”的不确定性，你会是沙滩上另一个秉爱，多病瘦弱、对妻子唯命是从的丈夫从怀里掏出一个、两个……许多个橙子，夫妇俩把困扰自己的搬迁难题暂搁一边，高高兴兴剥橙子聊天，谁能说这不是幸福。可我们都不是秉爱，不但我们，陆续搬迁的亲朋邻居们也都不是秉爱，每个人都做出关于生活各自的选择，其中并无高下之分。最重要是忠于自己的心，享用选择带来好处的同时也承担选择派生的后果与代价。从这个意义上说，秉爱倒真是一个榜样，她用几乎可算“愚忠”的朴素语言表达对命运多舛的完全承担：有什么办法，前世孽缘嘛，摊上这么个有病的丈夫。平平淡淡过了这许多年，再平平安安过下去，就是秉爱对命运最基本也最有把握得到应承的期许。

影片中的秉爱是读完了高中的，从无边无际的劳作生涯回望从前，学生时代一定美得象梦，于是它真的常常入了秉爱的梦。这样的学识在农村算个文化人了吧，所以秉爱的言谈颇有几分“学究气”，对村上所拨宅基地的不满原由是：离生产资料那么远！所以她手捧一本“移民安置办法手册”，逐字逐句反复阅读，自以为领会了政策精神，可以无视村干部对自身权益的无视。烂草坪的一番心理较量，让天性善良的秉爱头一回慌了神，隐约感觉徒劳的抗争形势骤然严峻，秉爱茫然握笔，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就这样，在干部们的口述下，完成了她一直不愿签署的”不平等条约“。是夜，烛光如豆（这个细节促使人猜想：搬迁工作真的到了最后关头，秉爱一家作为那一片唯一的”钉子户“已被断电），两口子草草刨了几口饭，秉爱迫不及待又掏出”手册“研究，一时间有了点信心，决定第二天拿着手册去跟领导干部们理论，一时间又泄了气，作为家中“顶梁柱”的秉爱，脸上笼罩不踏实的阴影，洇出属于女人柔弱的轮廓，无助地问丈夫：“他们该不会把它（手册）给没收了吧？”黑暗的山村满是土地，家园不保，何以家为。秉爱以土地为中心的精神世界，从此失去往昔平衡，在动荡中山雨欲来。

墨西哥的土著们认为，不能走太快，以至把灵魂也丢掉了，应该停下来等一等。秉爱跟他们不谋而合，她说，要在一个地方生活二十年、三十年，才可能梦见这个地方。离开一个地方，灵魂不会轻易跟来，因为，灵魂不爱挪地方。

秉爱其实并不特殊，山一样的信念无处不在。影片放映结束，现场许多观众的即兴发言中都提到自己的父辈对故土的眷恋；乃至年轻的自己，对一心求变的世界渐生窦疑。“土能生万物，土能生经济”，上溯个几代，我们的祖辈不都是这样热爱土地的秉爱。可土地有限，人口膨胀，从农牧业向大工业的经济转型，无不伴随着土地和劳动人口的痛苦分离，宛如另一次“分娩”，不这样就无法催生新的社会形态。对此，英国十八世纪著名作家盖斯凯尔夫人的代表作《北方与南方》就曾做过生动描绘。有离开土地的人，有离开土地的一天，也有自愿留下的人。留下来那些，哪怕在飞机跑道的夹缝中在公路隧道边简陋的窝棚里，也将继续生活下去，这才是有兼容并包精神的现代社会。

时代的战车高歌猛进，相比之下，“秉爱们”的存在委实渺小，却因坚守而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声音迟早会被更多的人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