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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观比《无问西东》正多了，那片我看到吴力宏开着美国飞机给中国小孩洒美国糖果的时候，惊呆了。但还是透着微妙的违和。nn这个记录片是18年开拍的，川普大统领已经上台。整个基调还是洋溢着国际化的乐观，未免对风向太迟钝。片中还有个洋嘉宾讲：“如何避免中美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图拿义乌。nn借记录对象的口交待，清华是用庚子赔款办的。这个出身是清华的荣耀，也是尴尬。如同魔都之于中国，像洋人不是洋人。nn中西交恶的时候，无问西东，就是拉偏架站西方了。中西还会交汇，只是强弱易位，那时清华又当如何自处呢？nn片中倒是有个水利的博士，来自河南农村，放弃留校，回老家当村官。但是总是怯怯的。教育体制的问题，博士的学养已是顶流，但是连读博士，未经社会，心智比大学生强不多。nn这个博士的选择符合历史的进程，但是不太看好他的个人奋斗。大概率是要幻灭的。
博士的奶奶说村官难做，上面千条线，下边一根针，都要从这根针眼过。这是全片最睿智的一幕。nn记录的另一个人物，是钱穆的女儿。老太太人厉害又谦和。但是选她不是因为她好，还是冲着钱穆的牌子。nn52年院系调整中失去文科，是清华的痛。用力要找回来。但是钱穆这种南朝余孽，学问也多可疑，又何必攀附呢。和殖民出身一样，被过去限住了。nn再一个人物，天文系的海龟，替校方办一个大口径巡天望远镜的项目，追着美国望远镜大佬问工期，人家反复说这事没法定。nn科学就是不确定性的事业。这也反映清华近年的扩张，总是靠重资产的方式弯道超车。这个望远镜得好多钱，设在冷湖一个海拔4500的山上。nn海龟说这事中国也得搞。是啊，问题中国这么大，内部也有山头，要算账。望远镜是清华投的资，肯定先紧着清华用，其他学校要用总是不太好意思。其实这事应该国家出钱，开放给所有学校。nn清华简也是，说是校友买的，捐给学校，可能就是学校出钱。把这么稀有的资料占上，慢慢出成果，清华文科的牌子就重新立起来了。nn问题就像王思聪的名声一样，这是你有钱，不是你真牛逼。nn校庆逢十就要拍个片上院线，也是全国蝎子拉屎独一份。北大分庭抗礼，资格还老一点，但是并不拍，读中国近代史便是，又何必单说。此举还是拧巴了。
和女友去看，惟在Mauna Kea山上的那个镜头，她惊叹了一声。这应该最能代表“三无”——无清华关系、无学术经历、无理工知识——观众的反应：实在就是蔡老师的部分好看。
这部分里拍到的（无论在THU还是UCSC），多是我以前或现在的师长、朋友、同事。除了蔡老师，在京圈儿搞天文的人里，片子里出现（而没具名）的毛淑德老师、汪景琇院士、陈建生院士，也都是熟脸儿。造大望远镜是个拉支持的事情，天文界办事看上去都体面，但拍到镜头里，还是有许多弦外之音，让人意味深长地一笑。——这座冰山，当然没海面上那么简单。
前段时间遇到个央视导演说，想做个纪录片，跟拍科学家。要是真能找到某个事业上升期的实测天文学家，一对一地拍上三年，啥也不避讳，原片放送，一定是个绝顶有意思的片子。可惜清华自己拍这部片子，要唱的赞歌太多了。如今大多数独立纪录片导演，都注重解构、还原、揭露。居然还有团队在一门心思赋魅，确实够少见。要糅进去那么多冗余的素材，搞得油腻而浮光掠影，也在所难免。
这是个表达方式的问题。就像片子里蔡老师介绍的信噪比：大家都知道你好，你也确实有好东西，但你非拿1 sigma出来说事，那就怪不得被怼——干嘛不把3 sigma、5 sigma的部分好好挖掘一下呢？
不过能理解，受人所托，万事不由人。重大项目，名门之后，特招计划，基层服务——都是主流叙事，不容许平视的空间。110周年要喜庆，故事线不能抓得太清楚：一群连使用大望远镜经验都稀罕的人，想自己从头造一个新的。——是不是一下子就能理解，为什么评审委员会的院士专家如此怀疑和不放心了？
女友说，感觉蔡老师一直都尴尬礼貌地笑，满脸弱小、可怜、无助。这种真实感，简直让人忘了他是顶尖科学家，忘了他是清华的副教授职称。但对同行来说，在宏大叙事的包装下，多少能读出一点宝贵的经验。
站在Mauna Kea山顶，云海茫茫，夕阳磅礴，这种吸引力显而易见。从前导师问我为什么转来做观测，我答的也是“和大型设备一起工作很激动人心”。好几层楼高的圆顶，球场一样大的镜面，运转起来当然非常震撼。
但是我慢慢意识到，做科学靠的不是这种吸引力——它靠的是更隐秘曲折的、对于科学目标的热情。就像片子里面一掠而过的两角秒见方深场，光谱红移的三维星图，非标准高斯的参考星。建个什么“中国第一”“世界一流”“人类灯塔”，那都是后来找补的。最原初的动力是片子里没体现出的——有多少人能一看到仪表和代码就兴奋，刨根问底，夜不能寐？
在片中四位主人公里，蔡老师从中科大-UArizona-UCSC一路下来，是唯一从没在清华念过书的。他所表现出的紧张与谨慎，让我想到《太空部队》里首席科学家的一句台词：
豆瓣一千多人看过，评分还显示不出来，公关的力度太明显。为了Mauna Kea的美景，和最不“清华”的蔡老师，我给片子加两颗星。
孙虹 写于电影《大学》上映前
我检索了一下我的电子邮箱，最早发出的一份关于这个电影的策划是2018年的3月16日。
那天我匆匆在文档里打下了《大学》这两个字，本以为可能只是暂时叫这个名字，却没想到今天，《大学》（The Great Learning）正式上映了。
对于“大学”这个题材，我自己非常喜欢。
因为我对它充满了怀念，充满了感恩，也充满了好奇。
可以说从毕业的那一刻起，我就开始怀念大学了。
因为研究生毕业的时候，为了寻找一份体面的工作，为了证明自己离开象牙塔的保护也能有“闯荡”社会的能力，我放弃了自己在大学里所学的影视专业，从事了一份市场营销的工作。
然而很快我就发现，我好像并不能从日益增长的销售数据中获得真正的快乐。
真正的快乐，可能是每天都能通过拍片接触新鲜的人和事物，可能是跟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熬夜剪片，可能是在黑暗的环境里看到自己的作品从银幕光里亮起的那一刻。
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我的导师雷建军老师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去做一件事，那就是定期在周末举行的“清影放映”：让中国优秀的独立纪录片，通过放映和交流与纪录片的爱好者们见面。
借着“清影放映”，我第一次领略了纪实影像的魅力，也理解了纪录片为何需要院线：当你沉浸在一个黑暗而封闭的环境里，唯有前方有光的时候，才能真正静下心来感受时间的流淌，体会另一个人的人生。也正是从那时候起，我认定了纪实影像的意义。
于是毕业后的第二年，我辞去了我的第一份工作，进入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正式成为一名纪录片导演。这并不是一个非常“大众”的职业，但所幸我遇到了许多与我有同样理想的人。
因此我从怀念大学变为了感恩大学，感恩我的大学时代让我找到了自己真正热爱的事。
进而我又开始好奇，是不是对于每个人来说，大学都会有着伴随一生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带着这些困惑于心的疑问，我回到母校，通过三年的拍摄来寻找答案。
如果说一定要在三年后的今天给一个结论的话，我会认为答案是人与人之间的传承：身处于大学中的人塑造了一所大学的精神气质。
我记得电影里有一个看起来微不足道的细节，让我感慨万千，那就是年逾八十的钱易先生去给101岁的许保玖先生拜年，在离开的时候，摄影师将镜头对准了许先生家里的一幅画，上面的落款是“学生钱易赠”。从这几个字上，我仿佛看到了白发苍苍的钱易老师年轻时候的样子，曾经也是学生的她从老师和前辈的手里接过教书育人的使命，又用一辈子的时间站在三尺讲台前守护着这个使命，将环保的知识和理念传递给一代又一代的清华学子。
所以，如果当每一代人的眼睛里，都闪烁着耀眼的理想之光时，这种光芒必定会照亮后来人的路。
我们的电影里记录的就是这些眼里有光的人。
钱易先生眼里的光是教书育人的使命，是人与自然的大义；
蔡峥老师眼里的光是广袤宇宙的星辰大海，是一心归国的赤子之心；
宋云天眼里的光是不顾一切奔赴祖国需要的地方；
严韫洲眼里的光是因学习而快乐的简单和纯粹……
看到他们眼神里的光，似乎让我也获得了更多面对生活的勇气，希望这种勇气也能通过光影传递给银幕前的你。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眼里有光的人；
愿生于大学的理想，永远长青。
图文分割线：以下是三年里一些值得纪念的瞬间
大家好，我是《大学》的导演之一王静，很开心你可以戳进来看到这一篇，我想先谢谢你，因为你非常关注和支持《大学》。
我自己就不打分了，打满分多不好意思。今天我们的电影上映了，所以想来豆瓣和大家扯扯闲天，也许你们看完电影后会愿意听导演唠唠嗑。
最近在宣发期，倒是有了和创作期截然不同的感受，和过去的拍摄经验互动，形成了全新的体验。
我觉得这三年来，我没有一刻像现在这样理解当初决定去基层的云天：觉得好难，却又不得不做。看着《大学》不足1%的排片率，同时总收到观众发的“我在想看，某地却没有合适的排片”的信息，心里空空如也。他舍不得信任他的百姓，我舍不得想看片的观众，所以我们都在明知难为的情况下，依然攥着一些希冀。
再想想，蔡老师推进望远镜的时候何曾不难，钱奶奶在几十年前推进环境保护事业的时候何曾不难，小严倒是还小，不排除他的考验在后头。
也许是创作的过程太快乐了，让我和他们的深刻共情来得略晚。
当初决定拍一个关于清华的电影，也是一种机缘。萌发这个想法的时候是2017年底，那时候算算3年后就是清华大学建校110周年了。3年，刚好够拍一部电影，去描绘青年人，去勾勒一座象牙塔，去漫谈理想和意义，正合适。
2018年4月29日，清华大学建校107周年校庆，是我们开机的日子，一切还恍如昨日。那时候我们还处在半调研阶段，只有个模糊的想法：校长出席的校庆活动大多重要，所以我们要有一路队伍从早到晚地偷偷跟着邱校长，当时校长还不知道我们是谁。犹记得我带着一队人盯着校长，他经常会在转场的时候探究地看着我们，并露出非常困惑的眼神，而我则是一旦接触到他的眼神就突然望天，等他转过头去再悄悄跟上。彼时的我一定不知道我们未来能得到学校的支持和配合，让我能光明正大地跟着校长去印尼、智利、美国、瑞士出差，还在2020年1月24日除夕夜跟着校长一起从达沃斯飞回新冠疫情蔓延的中国，校长还真是挺忙的。
2018年9月2日，我们拍严韫洲在雨夜参加军训拉练。我们一行人跟着走出了十公里，顾不得每个人都被雨浇得狼狈，还是要优先护着摄影机。此时，我的电动车没电了，但拍摄还要继续，其他人继续冒雨拍摄，我则自己推车电动车往回走。等我回到学校的时候，新生已经拉练完开始吃早饭了，我当年自己拉练都没这么结实。
2019年1月1日，在钱奶奶两次拒绝成为我们的拍摄对象后，我们锲而不舍地用手写信向她第三次发出邀请。新年的第一天，她终于答应了我们，这简直是最好的新年礼物。在我们所有的拍摄对象中，说服她是最难的，她始终觉得有比她更年长和值得尊敬的老师，她不应该占用那么多公众的注意力。但她这种谦逊更打动我们，我们继续坚持。最终，我们和她达成了一个“交易”：我们可以拍她，但必须以她为线索去呈现更多其他的清华老教授，由点及面，Deal。我们快乐极了，从环境学院出来的时候还拍了一张胶片特为纪念。
2019年3月2日，云天要在这个凌晨决定留校还是直接去基层，漫漫长夜，他抉择得艰难，我们在旁安静地记录和陪伴。春寒料峭，和他一起走出实验室的时候已是凌晨4点，从他的实验室骑回宿舍楼下，一路凉风，我至今记得。
2019年7月9日，我们在美国拍摄蔡老师。停车在渔人码头附近拍空镜，回来就迎来了惊喜：包没了，以及包里的护照和电子设备。呆滞，随后在一个姐姐的帮助下去警察局和大使馆一日游，也不失为一段难忘的际遇，人生更加完整，但当时确实特别能理解蔡老师想回国的心，我想回国的心和他一样迫切。
凡此种种，数之不尽。当时遇到的时候，件件都是大事。如今回想起来，只觉得拍摄时候是尽了力的，纵有缺憾也是不后悔的。
毕业前有一次，云天跟我说，他有天夜里想起来，很害怕自己一旦踏上去基层这条路，就会和现在身边的人离得越来越远，越来越孤独。他不是一往无前的，他也害怕。选择一条少有人走的路，谁无恐惧。只是理想是要紧的，能让人克服对于未知的畏惧。
少有人走的路，纪录电影何尝不是如此。过去我见过我的导师雷建军老师为了做片子奔走呼号，《喜马拉雅天梯》《我在故宫修文物》《大河唱》次次拼尽全力。他也自嘲清影工作室之所以每三年做一部片子是因为薅人羊毛的频率不能太高，大家听了都笑。我本以为这是一个关于清华的片子，有校友们强有力的支持，会和其他的纪录电影不一样。但事实上，排片却依然艰难，我只是在微博上看到一个观众说想看电影却没有排片，我都忍不住留言问她在哪个城市，想试图去解决。没办法，我们太珍惜观众了，拍纪录片的人知道观众有多难得，我们希望影院可以给《大学》多排一些场次，不辜负想看《大学》的观众。
也有人曾问我，为什么非要跟纪录电影死磕，干点别的不行吗？我想，这也是我的大学带给我的，我相信真实影像的力量，这是我愿意去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
上映前日，我忍不住地忧虑，害怕《大学》上映不了多久，一位师长劝慰我“成功与否不是看结果，而是要看过程，看自己的心”。听罢心里稍定，也许未来回看此时的担忧，也会像现在看当初拍摄时的桩桩件件一样，付之一笑吧。
这是一个关于理想的电影，最后我也想谈一谈我自己最近产生的新理想。我希望自己可以挣大钱，建或者买一个自己的院线。我会要求我的每一个电影院里有一个厅叫“清影厅”，从早到晚只排纪录电影。现在短时间内还不太能实现，没有那么多钱，那么就先希望《大学》的观众都观影愉快吧。
一些其他的剧照，有人喜欢的话我就更新嘻嘻
还望大家多多支持呀！
提示：以下内容不是影评，只适合茶余饭后看看。有轻微剧透，但不会影响您观看本片。
大家好，我是本片导演之一。
不过我通常介绍自己是一名纪录片工作者，不算是什么导演。有时候一提到导演两字，就会有人问我，什么时候给安排个角色？我不得不解释，我这没有角色，只有拍摄对象。
从业以来拍过很多人，大部分是普通人。我敬畏自己曾面对过的每一位拍摄对象。没有他们，我什么都不是。
八年前开始跟拍四位从非法群租房里走出来的北漂男青年，该片至今还没和观众见面。
五年前开始跟拍一位普通西北老汉与另外四位更普通的西北老汉的故事，倒是与观众见面了，但票房低到……效果基本等同于未见面。
三年前又开始和另外两位朋友一起拍摄四位普通清华人的故事。片子的名字叫《大学》。
普通人的故事值得看吗？我觉得值得，因为真实。且观看的屏幕越大，越真实。当你被强行摁在黑暗的影院里，你才会发现“真实”被放大之后的张力。
拍摄普通人的故事，需要那么长的时间吗？是的，对我来说的确是这样。生活本身琐碎又漫长，需要一些时间去捕捉。
最早的时候其实挺拒绝回学校拍片子的。努力了这么多年才逃离了学校的保护，走进社会的大学。想到又要回去待三年，我担心自己是否会再也无法离开。这个大学太大了，大得可以让你从出生到死亡都不离开一步。
我之前在这待了五年，转过一次系，换过三次专业，拍过几部稚嫩的纪录片。那辆从西门外花二百多买来的自行车，载我走遍了校园里的每一个角落。当然也不能免俗地和很多人一样，骑着去广场看了升旗。临近毕业的时候，我把它遗弃在了南门外的一个角落里。
我就是单纯地觉得在这个地方待够了。像一个渴望逃离家庭的孩子，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当然，也迫切地想向所有人证明，“清华”只是一个起点，后边我还得干更牛逼的事情。那时候的确是年轻。
得益于清影，我很早就决定要成为一名纪录片工作者。毕业后我去了央视纪录频道的一个组里当导演助理。做的事情很普通，开会时给大家泡茶倒水、做会议记录，拍摄时给摄影老师扛三脚架、换镜头，剪辑时给导演听采访稿、操作剪辑软件。
我觉得这行业特好，特别公平，不看你从哪毕业，只看作品。
几年后应聘第二份工作，是一个几乎无人知晓的有线付费频道。终面的面试官憋了好久，终于忍不住问我：你一个TOP2毕业的，来我们公司干嘛？
这个问题让我有点恼火。
总有人替你操心，你怎么不去大公司大平台。总会有亲戚问，你怎么没去当个大官。总会有朋友笑，你就挣这么一点钱。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眼光审视你，认为你飞得不够高。真正支持你自由发展的，除了从小放养你的父母，还有谁。
我只想到她了。我感觉她一直在默默关注着，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上，我是否能做出一些不太平凡的事情。
在我高谈阔论的时候，她告诫我：行胜于言；在我行将躺平的时候，她劝阻我：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像呓语，也像魔咒。
我就知道，自己终究是被大学所塑造了。她赋予你底色，一种无法抹去的底色。
后来在拍摄《大学》的三年中，我不断地在很多清华人的身上，看到这种底色。
博士毕业生宋云天，为什么放弃留在学校工作的机会，跑到村里当一名村官？年青的海外学者蔡峥，为什么放弃在美国已拥有的一切，拖家带口回国搞一个困难重重的望远镜项目？
我觉得，我能理解他们的感受与决定。我们也试图把这种体会，通过影片传递给观众。四位普通的、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者，构成了我们这个普通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我们是可以大声谈论理想的。
就在《大学》上映当天，我收到了老陆的微信。
老陆是八年前《2306》里那四位北漂男青年之一。他跟我说，在郝景芳师姐的朋友圈看到我新片上映的消息了。他现在成为一名导演了（正儿八经的那种导演，不是我这种），是郝景芳下一部电影的导演。
我忽然间有点恍惚。我想起来，八年前我们的确在那个逼仄的群租房里放声谈论过一些理想，吹过一些牛逼。我只是没想到，它们居然是可实现的。
理想这个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