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 1958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永不消逝的电波》是新中国第一部反映我党隐蔽战线工作者的电影。主人公李侠的原型人物就是曾经战斗在上海隐蔽战线上的英雄和对敌斗争的勇士——李白。n 李白，1910年5月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1930年8月参加红军。第一次反“围剿”战斗中，红军先后缴获敌张辉瓒师和谭道源师一部半电台，总部决定利用这一部半电台建立红军的无线电通讯，并决定举办无线电训练班，培养技术人才。1931年6月，红四军选送李白去总部参加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从此，他与无线电通讯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n
——关于我们的理想、爱情与英雄主义
终于有时间坐在博学楼里了，这篇东西想了很久了，几次提笔，几次放下，今天下决心要把它写出来。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这是在《永不消逝的电波》里最常听见的话。于我们今天，要是能理解得透彻仍很有裨益。
读这些像李侠、余则成之类的故事的时候，总是惊讶于前辈们的牺牲精神，而我们所受的教育又与我们的生活相差遥远。总是不能理解他们隐姓埋名、披风冒雨、慷慨赴死的动力是什么？看了几遍《电波》以后，似有所悟，所谓“革命的英雄主义”并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东西，而是一个个普通人，基于自己理想而油然而生的事业心。
关于理想，在这个新世纪的新时代里，已经大部分物化为银行户头上的数字和房子、车子的数量。而做着国民党高官的李侠、余则成们，他们的理想却更为升华。这种大忠似奸的生活，非大智大勇者所不能过的。但当我们今天评价他们的时候，他们的人生是成功的，因为他们实现了个人的理想。用自己的理想去充实着那些阴暗孤独的岁月。而今天，很多人以为伴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理想已离我们远去了。但是当我看到深夜里办公室埋头苦读的同事、酷暑中知行楼里济济的学子们，就能知道，在每一个忠诚于自己工作的，在勤奋、上进的普通人身上，都能看到理想的影子。今天的生活已不再要求我们去流血牺牲，但物质的富足、暧昧的诱惑，扼杀的不再是我们的生命，而是每个人的真诚，更是每个人那些纯真的理想。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在前进，因为我们仍然有我们民族的脊梁。有太多执着于理想的人在默默的生活和工作着，他们享受着追求理想实现理想的乐趣。也许这些理想很简单，但只要是在奋斗，那么他就是英雄。
以前常不理解，所谓“革命的爱情最美丽”的说法。甚至常嗤为洗脑的工具而已。看今天的年轻人的爱恨情仇无不是在物质与金钱的波涛中沉浮。读着李侠与何兰芬的故事，颇感平凡中见美丽，患难中见真情。在那样的年月里，吃的不过是咸菜、稀饭，穿着简单质朴。两个人由陌生到熟悉，共同的执行任务，同样的面对生死，患难中彼此关怀，成功时相互鼓励。在李侠离沪，何兰芬相送的那段中，那种朦胧中的柔美与含蓄的优雅展现的淋漓尽致。当两人经历生死完成任务时，何兰芬抱着李侠送她的第一束鲜花，深情的回望老李，略带娇羞而又甜蜜的一句“老李，谢谢侬！”直说的我辈无尽唏嘘。物质的匮乏正彰显出他们情感生活的充实和富足。而今天近乎奢华的生活，却正相称着我们贫乏的情感。与他们相比，我等简直望尘莫及，今天的爱情之所以廉价，是因为我们的生活中已经所剩无几了。
最后来说说“英雄主义”。就今天的中国，就其社会现状而言，与70年前的十里洋场何其相似。有为富者的尖酸刻薄、金迷纸醉，有冻饿者的凄厉哀鸣，孤苦伶仃。有肉食者的利欲熏心、为所欲为，有劳力者的挥汗如雨、步步维艰。但对于今天，我们是自由的。无论是思想还是前途，都是自由的。阻挡我们的，不再是统治者的皮鞭和手枪，而是我们自己的欲望和贪婪。在声色犬马中放荡，在灯红酒绿中消沉。大批的社会“精英们”，正在以此为乐。所以有人说“今天的中国已经没有了英雄主义”。真的是这样吗？未必！所谓英雄，是遵从了自己理想，在艰难困苦中奋斗，不为逆境所屈服，一步步的实现自己，超越自己。能够拒绝贪婪与诱惑，保持真诚的事业心，为了前进而努力的人们。所以，今天正是遍地英雄的时代。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我们面对的岂止是如晦的风雨，更多的是一个个的绝境。真实的李侠与何兰芬就在我们的身边坚强的生活着，不屈的奋斗着。而我们自己，是这样的英雄吗？
行文于惠园博学楼312
我在想，如果我活在那个年代，我会不会像许多人那样投奔GCD，我当然没有李侠的智慧，但战争与革命都是让人血脉喷张的东西，我也会把满腔热血投入到那个时代去的。目的不一定是那些大道理，砸碎什么，或建立什么，但我血液里的叛逆基因，总让我想投身于什么。
当然，李侠一家如果不死，十之八九也会难逃此后几十年一轮又一轮的暴风雨。这总让我感到无力感。如果他们可以偷窥后来发生的一切，我不知道他们会对自己的一生做怎样的评价。
信仰总是与残酷相伴，《潜伏》只表现了阴险的一部分，对，就是英雄的阴险。而《永》则进一步揭开了英雄的疮疤，李侠的机智与阴险只是词汇正反面的描述，其实都是一样的，赵子奇说李侠毁了他的一生，倒也不假。尽管每个人的命运最终还是掌握在自己手里，但赵子奇其实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在复杂多变矛盾之外，他是有底线的。但李侠则没有，为了他信奉的主义，李侠可以做任何事。我搞不懂这是高尚还是无耻。
赵子奇最终没能开枪打死大哥，反过来，李侠会毫不犹豫扣动扳机，杀死赵子奇，如果他的那个主义需要的话。
世界已经地覆天翻，一部电视剧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戏里人生，恍然若梦。我们这个时代的虚空无处不在，但我们只是不必为了一个主义疯狂，但我为什么还是怀念那个旗帜飘扬的年代？无论它是青天白日旗，还是五星红旗。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可能怀念民国，也向往那个时候的延安，我怀念那些意气风发的年代。
007最新一集，邦德的领导，英国的那个老太太说了一句台词，冷战过去了，可我怀念它。
n 1958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永不消逝的电波》是新中国第一部反映我党隐蔽战线工作者的电影。主人公李侠的原型人物就是曾经战斗在上海隐蔽战线上的英雄和对敌斗争的勇士——李白。n 李白，1910年5月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1930年8月参加红军。第一次反“围剿”战斗中，红军先后缴获敌张辉瓒师和谭道源师一部半电台，总部决定利用这一部半电台建立红军的无线电通讯，并决定举办无线电训练班，培养技术人才。1931年6月，红四军选送李白去总部参加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从此，他与无线电通讯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n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党中央决定派遣李白到上海负责上海党的地下组织与延安党中央的秘密电台联络工作。n 10月10日，李白乘火车到达上海，化名李霞，住在新闸旅社。然而，在上海建立一个电台并非轻而易举之事。“八一三”淞沪会战以后，租界以外地区屡遭日寇轰炸，市民纷纷涌入租界，致使住房尤为紧张。党组织经过多方努力，终于租下位于法租界霞飞路与贝勒路路口上的三层楼房，门牌148号。房子的问题解决了，还须找一个家庭作掩护。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李克农有一位同乡单志伊，为人正直，同情革命，其儿子是个医生。党组织遂决定由这个家庭来掩护电台。底楼作为诊所，二楼为单家住房，李白住在三楼设置电台。电台设在这里，论环境并不理想，繁华的霞飞路人来车往，噪声不绝于耳，附近还有霞飞路巡捕房。但在这寸金之地的上海，很难找到十分理想的房子，李白就在这里栖下身来，执行党交给的任务。n 1938年初春，建台工作就绪，李白开始在夜晚向延安发出呼号。但由于功率小电波微弱，电波经过关山阻隔和空中各种干扰，传到延安就微弱得几乎消失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和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的涂作潮一起反复琢磨、试验，终于探索出时间、波长、天线三者之间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制约的规律，选择在人们都已入睡、空中干扰和敌人侦探相对减少的零点至4点之间为通报时间。从此，当人们酣然进入梦乡时，李白便轻轻地安好机器，坐在电台旁，把25瓦的灯泡拧下换上5瓦的灯泡，并在灯泡外面蒙一块黑布，再取一张小纸片箍在电键接触点上，这样就能遮光、减小和消除声音。零点一过，他首先向延安发出呼号。延安收到他的信号，也马上发来呼号，上海和延安之间，架设起了一座“空中桥梁”。
1939年5月初，根据新出现的一些情况，负责电台领导工作的龚饮冰指示李白撤出贝勒路148号，另觅电台地点。李白时年30岁，仍孑然一身，长此下去必然会引起敌人的怀疑。龚饮冰决定物色一位政治上可靠的女同志到电台工作，表面上与李白扮作“夫妻”，以应付环境、保护电台。n 龚饮冰和上海工人运动的领导人马纯古、张棋一同研究后，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共产党员、锦孙绸厂青年女工裘惠英（原名裘兰芬，1936年参加革命，1937年入党，调到电台工作后改名裘慧英）。不久，李白和裘慧英住进蒲石路蒲石村18号底楼一个房间。蒲石村地处法租界，环境幽静。按照当地居民的经济水平，组织上为他们购置了几件普通的家具，龚饮冰夫妇等故意赶来“贺喜”。果然，邻居们都信以为真，见面就招呼“李先生”“李太太”。n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电台的任务随之艰巨。每次通报，电文短则几百组字码，长则数千组字码。盛夏溽暑，李白在门窗关闭的屋内工作，全身汗水涔涔。严冬苦寒，深夜室内温度降到零度以下，工作完毕，全身已经冷得发麻，手指冻得红肿。裘慧英则时而站在窗前，时而又走到门边，警惕地注视着周围的动静。为了使交通员尽量少露面，白天，有时李白和裘慧英一起装作散步，把密电送到等候在约定地点的交通员手中。就这样，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撰写的《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团结到底》《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等许多重要文章和中央对沦陷区人民抗日斗争的具体指示以及八路军、新四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况迅速传达到上海；上海以及周围广大地区敌我双方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大量情报也源源不断地传到了延安。每当这时，李白和裘慧英常常沉浸在工作取得成功的幸福之中。n 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产生了纯洁的爱情，1940年秋，经党组织批准，他们结成伴侣。
1942年7月，李白夫妇遵照党组织的指示，临时转移到福履理路福禄村10号，这幢三层楼房系《新闻报》主编、爱国人士许彦飞出钱建造。n 当时日军进占“租界”，大肆搜捕共产党人，镇压人民的抗日运动。李白把电台的功率降低到15瓦，但仍能被日寇的无线电雷达测向仪侦测出来。阴历八月十四日夜晚，李白正在阁楼里发报，裘慧英在三楼的房间里听到有杂乱的脚步声，急忙掀起一角窗帘张望，朦胧的月色下，几十个日本宪兵和便衣特务正在翻越围墙。她快步上楼告知李白，李白以最快的速度把最后一段电文发完，又拍发三遍“再见”暗示远方的战友，接着迅速把发报机拆散，拉开一块活动的地板藏在下面，旋即抱着收音机（收报所用）回到三楼。他刚把收音机放好，敌人就破门而入。他们翻箱倒柜，把物品扔得狼藉满地，然后又冲到阁楼上搜查。李白坐在房间里，心像上了弓的弦绷得紧紧的，但脸上却是若无其事的神色。n 突然“咔”的一声，那块活动的地板被踩塌！敌人捧着一堆零件发狂似的跑到李白面前质问。李白从容回答，称自己是郑家的客人，郑太太住院才住到这里，没有见过这些东西。狡猾的日本人又拉起李白的手查看，断定他是“老资格”，不由分说把李白和裘慧英捆绑起来，押上汽车。n 在日本宪兵队本部，李白夫妇被分别关押在两个牢房里。敌人对李白刑讯逼供、威胁利诱没有效果，又在李白受刑的时候，把裘慧英也押来。敌人把李白绑在老虎凳上，一边用刑一边质问：“你给谁发报？是延安方面还是重庆方面？”从敌人的质问中，李白分析出日寇并没有掌握实情，于是说：“我的朋友是做生意的，他给我钱，我用电台帮他了解商业行情，这个人全国各地到处跑，来去无定规。”敌人岂肯相信，用老虎钳拔去他的手指甲，把电线绕在他的手上，拉上电闸折磨他，李白始终未吐露半点实情。
在党组织的营救下，1943年5月10日，李白获释。党组织安排他打入国民党国际问题研究所，利用敌人的电台为党工作。他化名李静安，偕同裘慧英一起离开上海。他往返于浙江的淳安、场口和江西的铅山之间，以公开的身份、公开的电台，为党秘密传送了日、美、蒋方面大量的战略情报。n 抗战胜利后，李白根据党组织的命令，在1945年10月与裘慧英回到上海，继续从事与党中央的秘密联络工作。n 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开展党的秘密工作，犹如在龙潭虎穴里进行战斗。为了避免引起反动当局的注意，他凭着精湛的无线电技术取得了善后救济总署复兴岛渔业管理处修理渔船电器设备的公开职业。电台设在黄渡路107弄6号，他一清早就出门挤上开往复兴岛的汽车，干完8小时的活，回到家里已是黄昏时分。深夜，他一如既往进行通报。为了尽量使电台不被敌人测出，他奇迹般地用仅有7瓦功率的电台保持着与中央的联络。n 1948年秋，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为配合解放战争的开展，夺取全国胜利，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情报人员获取了敌人大量军事情报，一份份标有“十万火急”“万万火急”符号的密电连连转到李白手中。而此时，国民党特务密布，警车飞驰，在一片恐怖气氛中，国民党陆军的部署、序列，海军的各舰驻地，长江江防计划以及国民党空军少尉俞渤在共产党策动下驾机起义的计划等等，都随着李白发出的无数道电波飞往中央。n 李白预感到自己难免被捕，为了不致在再入魔掌以后中断上海和中央的联络，他向上级提出建立预备电台的建议并获准。11月中旬，收发报机配备齐全，电台进入了调试阶段，李白亲临预备电台地点协助报务员排除故障。然而，由于北平我地下电台为敌破获，报务员叛变并受敌派遣到上海侦测我地下电台，正当预备电台即将进行正式通报之时，李白的电台被侦破了。n 12月30日凌晨，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第二大队出动几个人埋伏在李白住所周围。两点半，敌人开始挨家挨户地搜查。裘慧英感到情况异常，急催李自收藏电台。由于情报紧急，李白坚持把最后几组电文发完，才撕碎电文底稿扔入厕所。这时，敌人已经砸楼下大门。李白迅速拆除天线，收藏机器。这一切刚刚安排停当，楼下门开了，敌人兵分两路，对同住的两户人家进行搜查。由于放在桌上的收音机是热的，敌人立即对李白的住所进行严密搜查，藏在壁橱里的那只装有电器零件的肥皂木箱被查了出来。在敌人的逼问下，李白说：“我过去是电器修理工，现在失职在家，帮着私人修修收音机。”可是，敌人在这一堆零件里发现了一只亮光光的电键，李白再次被逮捕。n 敌人将李白押到警备司令部稽查第二大队，连续刑讯逼供30多个小时，见刑具摧毁不了他的意志，又将他的妻子和儿子抓来诱供。但是，这一招又失效了。1949年4月22日，李白被押解至蓬莱路警察局。这天晚上他给妻子写了一封信，第二天托人带出来，信中写道：“听说这里每逢星期一、五上午9至10时下午3至4时可以送东西……我在这里一切自知保重，尽可放心。家庭困苦，望你善自料理，并好好抚养小孩。”裘慧英得信后，带着儿子去探望，见李白脸色苍白，由两个难友搀扶着，而那沉静的神情、和悦的目光宛如平日。他对妻子说：“天快亮了，事到如今，对个人的安危，不必太重视。”n 这时，解放军正挥戈南下，上海就要回到人民的手中。蒋介石在行将灭亡之时，更加疯狂地举起屠刀，对李白案亲批“坚不吐实，处以极刑”。5月7日深夜，李白被秘密枪杀在浦东戚家庙。
作者：叶介甫 原名：李白烈士惊心动魄的红色特工经历
在看这部电视剧之前，有必要先去重温一下那部同名的经典影片。重温之后，我们还要思考一个问题，在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当中，孙道临饰演的李侠，王心刚饰演的姚苇，在这些人物形象身上的哪些特征足以支撑他们渡过漫长的、动荡的岁月之后，还依然常驻我们心中？
重温经典之后，我们再去看这部刚刚播出完毕的电视剧，我们会发现，尽管故事还是那个故事，角色还是那些角色，电视剧的创作者也在无论演员方面还是场景、服装方面，都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的质感，但最终的效果却还是差强人意。问题出在哪里呢？
拍摄一部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的时候，能否再现那个时代的人身上的独特气质，往往会成为最关键的问题所在。因为场景空间可以再造，服装道具可以再造，但人的气质的再造却不是那样简单，它需要创作者对那个时代的人为何会呈现那样一种特定的气质有深入的理解和表现的能力。那么具体到《永不消逝的电波》那些角色的气度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第一，理想主义。从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短短37年的时间当中，我们这个国家连年战火、动荡不安，但正是在这样一个时期却涌现了整整一代甘于为国家的独立、富强而抛头颅撒热血的中国人，尽管他们会选择不同的信仰和人生道路，但他们对理想的忠贞程度却是极为一致的。《潜伏》为什么会那样打动人心，关键一点就是它抓住了“信仰”这个最为关键的主题。电视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很多方面有仿照《潜伏》的痕迹，剧本故事也提供了一定的表现空间，但可惜在具体的细节方面以及很多戏的处理方式上却显得浮躁而草率。这种浮躁和草率不属于民国时代，而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人的通病。
第二，从容淡定的人生态度。一个有信仰、有理想的人，一个甘于为自己所信奉的主义而牺牲的人，他的人生态度一定是从容而淡定的。具体到电视剧《永不消逝的电波》来看，我们在它处理一些人物关系的时候，显得非常急切。学过戏剧的人都知道，戏剧冲突的感染力一定要由内而外的散发出来，是需要基于人物关系和人物的情感的状态来合理体现，而不应仅仅是将一个外部的冲突强加到人物的身上。还是以《潜伏》为例，如果细心观察你会发现，在很多矛盾冲突非常强烈的情节当中，人物的状态反而是很松弛的，或者干脆没有多么强烈的反应，表情木然。可在观众看来，这表面的平静背后蕴含着多么波澜壮阔的内心情感！这是一种非常高超的“外松内紧”的表现方式，而电视剧《永不消逝的电波》的很多情节表现上，却是“外紧内松”，我们会发现在大量的时候，演员将角色人物的内心活动进行强烈外在化表现，试图依靠拙劣的表演将戏剧感强行推高，仿佛生怕观众感受不到刺激继而换台似的。这种弄巧成拙和极不自信的表现又怎么能与那个时代人们从容淡定的人生态度相契合呢？
还是说回到那部经典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吧，它拍摄于1958年，那时候新中国刚刚成立还不到十年的时间，拍摄电影的那些人，以及电影中的那些角色全都是从民国时期过来的人，尽管他们的身份不同、信仰不同，但无一例外都还会有那个时代浓重的烙印，这种民国的气质也自然而然就会被他们带入到影片当中。而当今天我们再回望那个年代的时候，就更会意识到，这种民国范儿在很多民国人物身上都那样鲜明而凸出的体现着。其实也不仅是那些革命志士、文化精英会如此。很多普通人，哪怕是一个小市民或者乡村教师都会在日常生活中体现一种彬彬有礼、从容不迫的处世的风格，这是上千年儒家文化熏陶和教化的结果。电波可以永不消失，但“民国范儿”却几乎已经消失殆尽。这或许可以作为一部文艺作品之所以失败的借口之一吧。
赵立新曾说：我看《永不消逝的电波》这部电影时是16岁，从没想到多年之后我竟然可以演李侠这个角色。当时我的第一感觉是非常幸运，但电影中那种独特儒雅的气质是很多演员不具备的，毕竟时代不同了，我们所经历的生活和那个年代也不能同日而语。所以我首先要做到的就是静下心来，让自己平静。只有平静，才能走进那个年代的人物和他们的世界。所以我反复回味，站在今天的角度重新审视这部片子的同时，也希望能回归到曾经的那份纯朴。
李侠作为全剧的灵魂人物，赵立新将他身上的性格和品质特征展现得淋漓尽致，高二那时学习紧张，我依然把这部剧追完了，其中数次落泪。他的第一段爱情是师生间的爱情，心爱的女人在传递情报的过程中被汉奸出卖，亲眼目睹挚爱在牢里受刑的他心如刀绞却不能置国家危机于不顾。他的第一个爱人最终用生命传递了情报。
第二个爱人原本与他假扮夫妻，却逐渐感动了他。两人将一切的一切都风险给了祖国，奉献给了共产党事业。英雄们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可歌可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