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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为修改版,发于2018年6月12日澎湃新闻“有戏”。
费穆1948年拍竣于历史拐点的《小城之春》,春虽至情料峭,夹在《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万家灯火》《乌鸦与麻雀》等合乎国情顺应民意的电影之间,上映之后偶有欣赏者称赞它的“美丽的风格”“人事的凄怆”,多数评论认为“缺乏思想”“空洞无聊”,以不合时宜的寂寥躲进角落,一藏30余年。
上世纪80年代初期,香港电影评论协会及已故知名文化学者黄爱玲等机构和个人的推动下,《小城之春》表面的落尘被轻轻擦拭,率先在香港被品鉴出逾越时代的况味。其后,影片颓败的画面、灰色的基调、压抑的情绪以及先锋的语言,打动两岸三地华语电影圈甚或世界影坛。
2005年,中国电影百年诞辰之时,香港电影金像奖将《小城之春》评为百年百大华语电影第一名。作为导演的费穆,被认为是最大功臣。此份后辈追授费穆的荣誉,时至今日在众多影迷心中依然实至名归。
尽管6年之后台湾电影金马奖邀请122位资深电影人评出的百部华语片,《小城之春》被《悲情城市》《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童年往事》《阿飞正传》超过名列第五,但从根植中国传统、传承文化根脉的成效来看,独树一帜的影片的江湖地位相当牢靠。而残破小城里脚步或踟蹰或迂回的女主角玉纹,更成为其时无所适从的费穆所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境代言。
因缘际会促就的旷世经典
1948年初,费穆所在的上海文华影业公司鉴于筹拍的电影《好夫妻》迟迟不能完工,开支很大,计划速战速决拍摄一部低成本的新电影,先行上映减轻运营压力,《好夫妻》编剧之一李天济在曹禺提议、鼓励下写就的《苦》的剧本,因为只有六名角色且场景较少被挑中。黄佐临、桑弧等文华公司的其他导演都对剧本不感兴趣,费穆一口答应下来。
时间紧任务重,对绰号“慢车老费”的费穆看似构成极大考验,但他其实一切胸有成竹。
电影开拍前,费穆与李天济一起花费时间,在不伤害剧本结构、保留重点戏份的前提下,重新梳理人物关系、减少场景的变换次数,并把剧本定名为《小城之春》。妻子周玉纹、丈夫戴礼言、小妹戴秀、仆人老黄的人物设置保持不变,礼言的朋友、玉纹的旧情人章志忱与老中医的角色,合二为一。志忱与戴秀的感情戏份被删除两三场,他与玉纹的情感纠葛则被放在更为集中的场景中展现。
据李天济追忆费穆的文章,就剧本如何改动,费穆与他共有三次别无外人在场的私密谈话,每次费穆皆是有商有量,要求严格又平等相待,谆谆教导却不落痕迹,大导演对小编剧发自内心的尊重,让李天济多年之后回忆,仍然历历在目心怀感激。而两人首次面聊,费穆能从字里行间读出剧本的写作受到苏轼《蝶恋花》的影响,更让李天济吃惊不已,知道他的剧本找到了真正的知音。
虽然影片的大致模样已在脑海形成,费穆的现场工作方式却不死板。玉纹饰演者韦伟曾在接受黄爱玲的访问时提及,玉纹与志忱游罢城墙回家途中的戏份,跑向他们身后的一只鸡并非刻意安排,而是偶然进入镜头。费穆看完样片觉得效果不错,保留了神来之笔。
从筹备到杀青,《小城之春》用时仅四个月,却无损费穆一贯的艺术品质。
妻子的视角与丈夫的目光
《小城之春》拍摄外景地选在上海西南方向的江南鱼米之乡松江。松江古老的城墙和旧式的房屋经过连年战争的破坏,断壁残垣野草杂生,恰当构建费穆想要的封闭而沉寂的天地。活于其间的伤春少妇走走停停,每天例行公事般过着买菜抓药、城墙踱步、三言两语打发丈夫、闷不做声独自绣花的生活,任凭日子一日日地来,又一日日地去,以内心的波澜抵抗周遭的哑然。
影片伊始,玉纹的画外旁白响起之前,镜头旋转扫描小城景色,城头出现的小小人影,推进正是玉纹。随后观众跟随她的视线,看到三个人的背影,她正目送戴秀和老黄送志忱离开。电影借玉纹的内心独白展开的叙事,原是她作为当事人,讲述亲身经历的“小城故事”。
玉纹的独白用时而主观时而旁观的全知视角,将对过去的记叙、当下的描述、未来的预叙含混(“他进了城,我就没想到他会来,他怎么知道我嫁到了这里”、“他,他们站定了等我”、“谁知道会有一个人来”),观众得以多层次窥见她心绪的起伏与芜杂。而第一人称的叙述中夹带的第三人称指代对象的更迭(志忱到来之前,“他”指的是礼言),更把玉纹从对丈夫恪守妇道到与情人旧情复燃的过程袒露无疑,横空插进来的那句第二人称的“你为什么要来,你何必要来,叫我如何见你”,则是心如死灰与心潮澎湃的分水岭。
大闪回结构的剧情虽然是从玉纹的角度出发,诸多画面的水平高度却反映出镜头的视点来自礼言。有他及无他出现的画面,镜头高度分别是一个普通身高的人坐定后目光的平视与微仰,毋庸置疑由礼言通常或坐在床上或躺在椅上决定。
礼言略带自卑的目光,与玉纹的声音构成叙事的矛盾,某种程度上甚至将她的行为束缚,暗示她与志忱的余情未了,只能是首插曲。三人之间曾经平衡的情感关系,跌荡过后将循着伦理的指引,达成新的平衡。
电影风格高度融汇个人气质
朋友妻终究不能欺,哪怕她是初恋情人。志忱与玉纹的“发乎情止于礼”,并非说明费穆道德上的滞后,而是彰显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与秩序的最大敬意。
1906年出生于封建大家庭的费穆,成长环境保守而严格。他在少年时代饱读圣贤之书,耳濡目染母亲执迷地方戏曲与民间说唱,对以诗词、京戏、国画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艺样式异常偏爱并有深厚研究。同时,法文高等学堂的求学经历又为他打开通往西方文化的大门。他除了中文根基深厚,还精通英语、法语等语言。学贯中西的学识之外,作为家中长子的费穆修养上亦无瑕疵,是三个弟弟的榜样。他一生孝敬父母、厚待朋友,建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缔结的婚姻家庭后,始终忠贞妻子、疼爱子女。
费穆对父母唯有的叛逆,是放弃安稳的文书工作投身电影行业。但在看过他早期的几部影片后,母亲认为他的电影与个人气质融为一体,便不再劝他改行。而这也正是今天回看,电影之于他的意义。
某些层面,费穆是把从西方舶来的这一现代艺术门类,当作托物言志、借物喻理,温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他被誉为“诗人导演”,不单是指电影风格的隽永,更说出他的拍片思维,与中国古代诗人、文人的写作方式一脉相承。这是他与同时代同行的区别所在,也是后“文化断层”时代的导演们无法追赶的根本原因。
他借《天伦》《孔夫子》等说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猛烈抨击的儒家文化的“中正平和”,在变乱的时代并非全无意义;用《斩经堂》《生死恨》等记录周信芳、梅兰芳等京剧艺术大师的表演,中国戏曲昔日的璀璨得以被后人直观了解;拿《狼山喋血记》中村民怕狼打狼的寓言故事,唤起国人对时局环境的清醒认知。
换言说,费穆一直在用既具前瞻性又有忧患意识的独特影像,书写他对民族文化发自肺腑的热爱。而他的这份与众不同,早在联华影业公司1937年摄制的集锦片《联华交响曲》已体现得淋漓尽致。
影片由费穆、孙瑜、沈浮、蔡楚生等分别执导的八则短片组成,虽均围绕民众的抗日情绪或底层水深火热的生活展开叙事,但唯独费穆的《春闺断梦》不对现况实写,而是采用默片形式,以同床共眠的两名女性三段彼此关联的噩梦,带出国民情绪的郁结与抗争,极富表现主义色彩。两人做梦时面部肌肉的抽动,梦中的秋海棠叶子、头上长角的恶魔、熊熊燃烧的烈火等,均成为情绪的外化象征物。平行蒙太奇交代的军人在战场上的抵抗,则是古典诗歌比兴手法的拿来。
这种用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手法丰富电影语言的实验,在《小城之春》里结出值得一再品味的硕果,并从文学扩延至国画、戏曲等艺术领域。
时代语境下的精神寄予
“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在这破败空虚的城墙上”,“像是喝醉,像是做梦,这时候,月亮升的高高的,微微有点风”。《小城之春》里玉纹的画外音,多次说出她的寓情于景。而自然景致的入画方式,则是对中国画的写意的借鉴。开场镜头铺展出的城墙、小道、流水、春枝,是春的寂寞也是人的闷苦。玉纹送给志忱的那盆兰花,属试探与观望的象征。
京剧旦角的水袖、云步技法,也被费穆用于玉纹几次去找志忱时的脚步变化,从步履徘徊到碎步慢行再到疾步向前,配合她着装、饰物的逐渐精致,直指她的心境改变。谢铁骊1963年拍摄的《早春二月》,也用自然环境映衬男女主人公的心情,并数度特写他们或急或缓的脚步,可是使用效果,远不如费穆的几笔来得有神有韵。
中国文化讲究兼容并蓄,费穆从古典诗词、国画戏曲中汲取营养之外,也从他从事多年,同样由西方而来的新剧,话剧艺术中找寻灵感。从电影语言看待玉纹的独白,是摄影机指向角色的内心,把她的内在情绪外化于银幕,似乎正与观众“对视”交流,而面对面说出心灵的秘密,正是话剧独有的魅力。伯格曼1953年执导的《不良少女莫妮卡》,莫妮卡的视线慢慢转向镜头,与观众发生10余秒的对视,被影迷津津乐道称是影史的首次,但其实相似的功用在《小城之春》里已有,而且费穆用的是声音。
影片行至尾声,眼见着长衫一副病态的丈夫的自杀,曾对穿西装意气风发的情人说出“除非,他死了”的玉纹,转向情人发出“你得救他,谢谢”(一度指向志忱的“他”指回礼言)的求助,更是借经历烈焰奔突的玉纹心态的回复,道出费穆对遭受西方新思潮冲撞的中国文化的态度。玉纹没有选择出走,而是等待礼言颤颤巍巍爬上城头,两人一起目送志忱离开,体现当时处于历史关隘的费穆等中国知识分子,对故土家园的一份难以割舍。
大概正因费穆的精神困惑与希冀舒展离不开时代语境,田壮壮2002年对《小城之春》的致敬翻拍,成为画皮难画骨之作。田壮壮版《小城之春》隐去贯穿全片的玉纹的画外音,画面调为彩色,并把空间延展。除了原片中的五个人,小城里还有诸多和戴秀一样充满朝气的年轻人,他们可以借助伸向远方的铁路,随时说走就走,与外面的世界发生联接。费穆镜头语言的丰富多义,消失殆尽。
可叹的是,费穆次年因为种种原因无奈出走香港。他满心希望尽快返回大陆,却于1951年病逝香江。他的家国情怀,再也无法借由电影寄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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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根据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一个作家为了逃避越战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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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了很多的中外电影之后,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像美国他们有“好莱坞式”的电影观念,像欧洲他们的电影也有自己独特的美学特征。而我们中国呢?我们是一个有着上下五千年文明的古国,我们的文化也一直以博大精深自居。然而我们的电影呢?我们看一下近些年来凡是在世界各大电影节获奖的中国影片,或多或少的都带有一些后殖民主义的倾向,这些导演成了西方人的眼睛。他们的影片以及他们影片中的中国不是一个真实的中国,他们迎合了西方人的观影趣味,失掉了民族文化的自我。然而怎样去表现我们民族的文化,中国电影民族化的出路在那里?或许我们可以从《小城之春》中找到一些答案。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写《小城之春》这部影片影评的原因之一。
一:从选材上看
1. 古老中国的灰色情绪
1948年的中国,刚刚从抗战的艰苦中艰辛突围,又进入国共两党之大决战前夜,那时的电影之都——上海,应运而生了为数不少的类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那样的史诗性巨片。战争给民众生活带来的巨大破坏,爱情、理想、家庭置于大动荡年代的不能圆满,被导演渲染得淋漓尽致。《小城之春》选择的是一个不合适宜的恋爱故事,他关心的不仅仅是恋爱中的人,而是借助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之间展开的情欲战争,含蓄地传达了他对外来文化与中国所面临的问题的思考。
在看这部影片的时候,影片里面的那种“古老中国的灰色情绪”(费穆语)使我想起了巴金的《家》曹禺的《北京人》等作品。这部影片深入知识分子的心灵深处,塑造了必然要作为旧的封建社会的陪葬品的旧人戴礼言。处于新旧交困之中,在新思想与旧伦理斗争中充满矛盾和痛苦的知识分子如周玉纹和章志忱,无忧无虑没有负累而有着较为光明前途的一代新人形象小妹戴秀。积累制分子的典型形象。由此,《小城之春》折射了二十世纪前半世纪的时代文化特征,表达了一种文化忧虑和文化反思的沉重主题没透露了对显示中国及其文化历史命运的深切关注以及绘制难去的困惑与迷茫。
费穆是按苏东坡《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词意境和韵致构思全片视听形象的。词中写道,“花褪残红青杏小,子燕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声不闻声渐消,多情却被无情恼。”词境中的哀怨感伤,黯淡怅惘,化为《小城之春》的淡墨山水小品,苦涩的茉莉香片。“色淡而隐然可见内里颜色,味苦正如离乱年代坎坷人生”。费穆拍片力求完美,速度一向较慢,而如此细致精美的《小城之春》只拍了三个月。费穆带着同病相怜的深切感受把它呈现在观众面前,几达物我两忘、得心应手的澄明心境。而作品的气韵,必将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疆界。
2.颓废的墙
1948年的中国,刚刚从抗战的艰苦中艰辛突围,又进入国共两党之大决战前夜。。《小城之春》选择的是一个三角恋的故事,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但是影片并没有放弃当时的时事,而是借助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之间展开的情欲战争,含蓄地传达了他对外来文化与中国所面临的问题的思考。这里我们要谈一下影片中“墙”的深刻寓意。
20世纪40年代末期的江南小城,经历了8年抗战,每个人的世界几乎都一派荒芜。戴家大少爷戴礼言,更是在沉疴中无可奈何地消耗着生命残余的能量。他每天起床后惟一要做的就是在废墟上搬着几块残砖,重建家园明摆着是不可能的事情,顶多也只能算是修修补补了。周玉纹总是在小城的城墙之上徘徊,她孤单的身影和无限开阔的天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她期待的春天稍纵即逝,且永无来期。直到这个时候我们才发现费穆先生眼里的小城,完全是一个抽象的小城!没有街道,没有店铺,没有医院,甚至连邻居都没有。影片开头是在城墙上,结尾也是在城墙上。“城墙”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玉纹反复走在城墙上,与志忱两次的约会都是在城墙上。城墙成为“小城”或者“小城”的表象。不仅如此,城墙在这里还成为某种藩篱的象征。如果说传统中国的形象是一堵城墙,那么在影片的主人公内心深处还有一堵墙。由于玉纹和志忱始终未敢超越雷池。影片安守“发乎情止于礼”。
二:演员的表演
在《小城之春》中演员表演的节奏很慢,影片是通过缓慢的形体动作来表意的,尤其是有时候通过对手的动作的特写镜头运用来表意,此外还通过节奏低抑,缓慢沉重,仿佛自言自语的独白,来表现任务的心情状态和情绪波动。
“他是从火车站来的。他进了城,我就没想到他会来。他怎么知道我嫁在这里?”在周玉纹幽幽的叙述中,章志忱出现了。这个时候的玉纹并不在现场,惟一可以解释的是这些都是她的想象,她后来听章志忱讲述的,可她居然连细节都能“看”到:她甚至知道章志忱的脚踩到了她家门口的药渣子!影片的视点是由周五纹对往事、对爱情的主观记忆来完成的。但是,它又不像一些影片,周玉纹的画外音并不企图把我们带回过去,而是一直引领着我们往下观看。看命运怎样捉弄这样一个有情有意的女人。很多时候,周玉纹的画外音会给人有两个视点的错觉:一个是费穆的,一个是周玉纹的。有时候这两个视点又重合在了一起。在这里,时间或者说记忆是可以由周玉纹根据自己的感受来任意组装和改变的,她的画外音有时是内心对白,有时是交代情节,有时是抒发情绪,有时则让你感到她正在与我们一起观看这部电影。
费穆为了能够传达出古老中国的灰色情绪,她将自己的戏曲电影的穿做经验应用到电影实践中去,饰演玉纹的女演员韦伟本身性格外向,是一个喜怒溢于言表的人。为了塑造有犹豫色彩的,内心充满矛盾的玉纹这个角色,费穆让韦伟学习京剧旦角的云步,从动作的行驶中寻找表意的元素,使影片上玉纹向志忱的几次走去,走来饱含意味。
三:从电影语言上看
1.t长镜头和单镜头创造性应用
在《小城之春》中,导演费穆运用了大量的长镜头,呈现出一种具有中国美学特征的含蓄性。但是这种美学特征有区别于好莱坞,区别于蒙太奇,也区别于巴赞的长镜头。他是一种独特的“单镜头”模式。
单镜头是一种情绪的连贯,单镜头与单镜头是叠加不是因果逻辑。单镜头的诗境内难往往和缓缓流动的摄影,景深的处理,中全景对情境的经营甚至音乐,旁白联系在一起。单镜头不同于美国电影里真实的幻觉营造,亦有别于巴赞的“真实”,同时又不同于苏联蒙太奇理论对影响的割裂。它最核心的问题是创造叙事的连贯性,制造现实的幻觉。
在影片中,当章玉忱来到戴礼言家时,礼言让仆人老黄去告知太太周玉纹。这场戏是最具代表性的费穆的单镜头。想通的场景,大致相同的调度,老黄一连跑了三趟。影片叠化了三次。费穆运用叠化的方式保持了玉纹情绪的连贯性。细致的体现了玉纹的心绪波澜。在这些单镜头中,饱含着导演在整部影片中追求的诗情心境。在单镜头的一咏三叹的叠加重复中,这种意味愈加浓厚。
同时在影片中长镜头内部饱含着丰富的人物调度。这些人物在导演的安排下恰当的把人物之间的那种微妙的关系传达出来。戴秀给志忱唱“可爱的一朵玫瑰花”一场,费穆用一个长镜头拍摄下来,气氛浓郁,意蕴深厚。周玉纹始终处于场面调度的中心,后景是戴秀和志忱,左后为止是床边坐着的礼言,前景是给丈夫弄药的玉纹,而她的眼神却留意着志忱,志忱也不时的回头望她,戴秀发现志忱走新又示意他。一个长镜头中,导演用横向移动表现,戴礼言、周玉纹和沈志忱三人始终都没有在同一个画面中出现过,总有一个人在画外,从而暗示出此时三人的微妙关系。这场戏,任务呢新复杂,目光交流频繁,关系敏感,戏剧性强,通过一个长镜头的徐徐展示,别致含蓄,韵味无穷。
2.中国传统美学的渗入和发展
王国维曾经在他的论著《人间词话》中谈到: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境界”者,即“意境”,学界普遍认为:意境是由若干形象构成的形象体系,是以整体形象出现的文学形象的高级形态。费穆本身的诗人气质使他对“意境”的营造有着天然的创作力,也使得他与同时期的其他导演具有着鲜明的区别。在《小城之春》开拍之初,费穆将苏东坡的《蝶恋花》引为本片的“心象蓝图”,使他的镜头语言具有了中国文化写意的一面,营造出一种连绵不绝的古典意境,是导演想在战争年代中努力保持一种传统的文雅。
同时,费穆也在细节处理上精益求精,着力于将各种传统美学的元素融入其中,比如在影片中怎样表现玉纹和戴秀对志忱的情感,导演让他们两个人分别选用了兰花和盆景送给了志忱,使古典文化中“借物言志”“借物寓情”巧妙介入常规叙事线索中。
3 叙事节奏的缓驰有度
对应于中国传统诗词的意境,费穆刻意的将“韵律”的概念引入叙事节奏中,由于前人并没有做过类似性的试验,《小城之春》在当时不可谓不大胆而前卫。本片的故事线索并不复杂,与《魂断蓝桥》相似;时间跨度也并不大,相仿文德斯的《德州巴黎》;却时时让人感觉其叙事节奏的缓慢,一种隐晦而灰暗的气氛被营造出来,使它明显的区别与以上两部影片,究其原因,正是“韵律”的融入使它具有别出新格的艺术价值。
三 .灯光照明和镜头的运用
在灯光照明上,影片多使用暗淡的室内光或者朦胧的月光,从而营造出灰暗,朦胧的影调风格。在镜头的运用上,影片较多用全景和中全景镜头,特写镜头虽然有但不多。这种镜头的运用,就如中国传统国画的表达方式,营造一种画卷的气息,使整部影片的基调有一种中国戏曲般的柔美。
摄影机的运动是混满而流畅的,一般使用较长时间的摇镜头和移镜头。最为著名的如生日聚会那场戏,费穆是把摄像机放在两块木板上由人来推拉。正如费穆自己所言“这480英尺的镜头里有推有拉,可以说尽了电影技巧应有的能事。所以,通过行云流水班的摄影机运把志忱,玉纹,礼言戴秀四个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难言的苦衷和隐情都表现的淋漓尽致。
七次城墙漫步
看似漫不经心徜徉悱恻
实则每次都是心路的探索
步步小心步步深入
走得惆怅走得惊心动魄
逐个解读,也许只是个人的心理映像
尝试体会,费穆现实主义的隐晦告白
黑幕散去,开场,就见玉纹一人,挎篮凭风,心中苦闷浓得吹不散。飘荡着的独白,只有天空知晓。一个主基调,就被这城墙定下了——断壁残垣,正是这份爱情的具象写照。风吹草荒,看似充满生命的迹象,然而更多的述说着荒芜与漠然。好像那个家庭,每个人都活着,实则每个人都没有活下去的希望。
第二次恍然成了四人,志忱的突然到访,使这个被土埋了一半的家庭遭遇了措手不及的欢乐。
“他们三人走在前面,他们停下来等我”听着那些舞台提词儿一般波澜不兴的独白,觉得冷飕飕的。而突然,志忱装作不经意地握了一下玉纹的手,那一刻我整个都惊了。之前的故作矜持,都在那一瞬崩塌。他,还爱着她!
当城墙成了“吃过饭撒个小谎”的目的地时,两人已经亲热得尺度很大了。但那股张力依然在他俩中间死磕着,好像两块磁铁,男极已经放出最大的新引力,女极却故意把相斥的一方对着他,但其实保持这样的距离已经不是出于理智,而是一种游戏。城墙上志忱居然试图抱她,她嗔笑着躲了,然而到了林间小路,她却主动与他胳膊挎在一起,仅走几步便又分开成之前的距离,步履却多了几分轻盈。
城墙毕竟是她最后的心灵归宿,也许是不准也许是不忍,这一次,她没越过那堵墙。
第四次仍旧是两人,男人仍旧是那个志忱,女人却换成了小妹。他玩得有点心不在焉,城头也难得的无风。回来后,玉纹生他的气,其实气的不是他俩出去玩,而是他带别的女人去了属于他俩的地方。于是一切防线在那个夜晚被打破了,其实我一直在想两人感情的这道坎要怎么迈过去,原来城墙给了他们一个契机。费穆爷爷够狠,杀人于无形~
待两人白天再去城墙时,“小谎”已经撒得名正言顺了。城墙成了伊甸园。两人的口气俨然小别重逢的小两口。近景的切换,(我不肯定是我的版本问题还是确实用这样的手法)很独特,仿佛玉纹没有动,原本在她右边说话的志忱却忽然切到了左边,大约有三处这样的镜头。不知道有什么含义,还是技术本身的问题。
第六次关于城墙的镜头是全片最短的一次,也就20几秒,却是之前全片高潮的一个精致的小转折。天亮了,酒醒了,我们随着冲到顶峰的情绪也得以吹吹风。中景的独自的女人,眼中的景色是空的,偷偷跳动的心却是满的,杂陈交结着责任的羁绊与激情的难抑。
最后一次城头,看得出玉纹见到礼言时明显是惊喜,不知二人能不能看到志忱远去的背影,城墙成了心灵最后的回归。两人一如剪影,等待的又是什么。两人又能否面对城墙下的现实?是玉纹终于打开了礼言踏上城墙的阶梯,允许他进入到她的秘密花园,还是礼言终于有勇气把妻子带下城墙,重新回到生活本身。城墙隐喻了对那个小城的压抑最直白的逃避,捍卫了一个女人最后的寂寞,尽管高出整个城市的庸碌,却不足以到达她理想的天堂。所谓的爱情来了又离开,离开的又回归,城墙尽管已经荒芜,当风再起时,吹走了某些记忆,吹醒了几个被感情淡忘了的人,吹开了小城的春。
下为修改版,发于2018年6月12日澎湃新闻“有戏”。
费穆1948年拍竣于历史拐点的《小城之春》,春虽至情料峭,夹在《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万家灯火》《乌鸦与麻雀》等合乎国情顺应民意的电影之间,上映之后偶有欣赏者称赞它的“美丽的风格”“人事的凄怆”,多数评论认为“缺乏思想”“空洞无聊”,以不合时宜的寂寥躲进角落,一藏30余年。
上世纪80年代初期,香港电影评论协会及已故知名文化学者黄爱玲等机构和个人的推动下,《小城之春》表面的落尘被轻轻擦拭,率先在香港被品鉴出逾越时代的况味。其后,影片颓败的画面、灰色的基调、压抑的情绪以及先锋的语言,打动两岸三地华语电影圈甚或世界影坛。
2005年,中国电影百年诞辰之时,香港电影金像奖将《小城之春》评为百年百大华语电影第一名。作为导演的费穆,被认为是最大功臣。此份后辈追授费穆的荣誉,时至今日在众多影迷心中依然实至名归。
尽管6年之后台湾电影金马奖邀请122位资深电影人评出的百部华语片,《小城之春》被《悲情城市》《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童年往事》《阿飞正传》超过名列第五,但从根植中国传统、传承文化根脉的成效来看,独树一帜的影片的江湖地位相当牢靠。而残破小城里脚步或踟蹰或迂回的女主角玉纹,更成为其时无所适从的费穆所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境代言。
因缘际会促就的旷世经典
1948年初,费穆所在的上海文华影业公司鉴于筹拍的电影《好夫妻》迟迟不能完工,开支很大,计划速战速决拍摄一部低成本的新电影,先行上映减轻运营压力,《好夫妻》编剧之一李天济在曹禺提议、鼓励下写就的《苦》的剧本,因为只有六名角色且场景较少被挑中。黄佐临、桑弧等文华公司的其他导演都对剧本不感兴趣,费穆一口答应下来。
时间紧任务重,对绰号“慢车老费”的费穆看似构成极大考验,但他其实一切胸有成竹。
电影开拍前,费穆与李天济一起花费时间,在不伤害剧本结构、保留重点戏份的前提下,重新梳理人物关系、减少场景的变换次数,并把剧本定名为《小城之春》。妻子周玉纹、丈夫戴礼言、小妹戴秀、仆人老黄的人物设置保持不变,礼言的朋友、玉纹的旧情人章志忱与老中医的角色,合二为一。志忱与戴秀的感情戏份被删除两三场,他与玉纹的情感纠葛则被放在更为集中的场景中展现。
据李天济追忆费穆的文章,就剧本如何改动,费穆与他共有三次别无外人在场的私密谈话,每次费穆皆是有商有量,要求严格又平等相待,谆谆教导却不落痕迹,大导演对小编剧发自内心的尊重,让李天济多年之后回忆,仍然历历在目心怀感激。而两人首次面聊,费穆能从字里行间读出剧本的写作受到苏轼《蝶恋花》的影响,更让李天济吃惊不已,知道他的剧本找到了真正的知音。
虽然影片的大致模样已在脑海形成,费穆的现场工作方式却不死板。玉纹饰演者韦伟曾在接受黄爱玲的访问时提及,玉纹与志忱游罢城墙回家途中的戏份,跑向他们身后的一只鸡并非刻意安排,而是偶然进入镜头。费穆看完样片觉得效果不错,保留了神来之笔。
从筹备到杀青,《小城之春》用时仅四个月,却无损费穆一贯的艺术品质。
妻子的视角与丈夫的目光
《小城之春》拍摄外景地选在上海西南方向的江南鱼米之乡松江。松江古老的城墙和旧式的房屋经过连年战争的破坏,断壁残垣野草杂生,恰当构建费穆想要的封闭而沉寂的天地。活于其间的伤春少妇走走停停,每天例行公事般过着买菜抓药、城墙踱步、三言两语打发丈夫、闷不做声独自绣花的生活,任凭日子一日日地来,又一日日地去,以内心的波澜抵抗周遭的哑然。
影片伊始,玉纹的画外旁白响起之前,镜头旋转扫描小城景色,城头出现的小小人影,推进正是玉纹。随后观众跟随她的视线,看到三个人的背影,她正目送戴秀和老黄送志忱离开。电影借玉纹的内心独白展开的叙事,原是她作为当事人,讲述亲身经历的“小城故事”。
玉纹的独白用时而主观时而旁观的全知视角,将对过去的记叙、当下的描述、未来的预叙含混(“他进了城,我就没想到他会来,他怎么知道我嫁到了这里”、“他,他们站定了等我”、“谁知道会有一个人来”),观众得以多层次窥见她心绪的起伏与芜杂。而第一人称的叙述中夹带的第三人称指代对象的更迭(志忱到来之前,“他”指的是礼言),更把玉纹从对丈夫恪守妇道到与情人旧情复燃的过程袒露无疑,横空插进来的那句第二人称的“你为什么要来,你何必要来,叫我如何见你”,则是心如死灰与心潮澎湃的分水岭。
大闪回结构的剧情虽然是从玉纹的角度出发,诸多画面的水平高度却反映出镜头的视点来自礼言。有他及无他出现的画面,镜头高度分别是一个普通身高的人坐定后目光的平视与微仰,毋庸置疑由礼言通常或坐在床上或躺在椅上决定。
礼言略带自卑的目光,与玉纹的声音构成叙事的矛盾,某种程度上甚至将她的行为束缚,暗示她与志忱的余情未了,只能是首插曲。三人之间曾经平衡的情感关系,跌荡过后将循着伦理的指引,达成新的平衡。
电影风格高度融汇个人气质
朋友妻终究不能欺,哪怕她是初恋情人。志忱与玉纹的“发乎情止于礼”,并非说明费穆道德上的滞后,而是彰显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与秩序的最大敬意。
1906年出生于封建大家庭的费穆,成长环境保守而严格。他在少年时代饱读圣贤之书,耳濡目染母亲执迷地方戏曲与民间说唱,对以诗词、京戏、国画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艺样式异常偏爱并有深厚研究。同时,法文高等学堂的求学经历又为他打开通往西方文化的大门。他除了中文根基深厚,还精通英语、法语等语言。学贯中西的学识之外,作为家中长子的费穆修养上亦无瑕疵,是三个弟弟的榜样。他一生孝敬父母、厚待朋友,建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缔结的婚姻家庭后,始终忠贞妻子、疼爱子女。
费穆对父母唯有的叛逆,是放弃安稳的文书工作投身电影行业。但在看过他早期的几部影片后,母亲认为他的电影与个人气质融为一体,便不再劝他改行。而这也正是今天回看,电影之于他的意义。
某些层面,费穆是把从西方舶来的这一现代艺术门类,当作托物言志、借物喻理,温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他被誉为“诗人导演”,不单是指电影风格的隽永,更说出他的拍片思维,与中国古代诗人、文人的写作方式一脉相承。这是他与同时代同行的区别所在,也是后“文化断层”时代的导演们无法追赶的根本原因。
他借《天伦》《孔夫子》等说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猛烈抨击的儒家文化的“中正平和”,在变乱的时代并非全无意义;用《斩经堂》《生死恨》等记录周信芳、梅兰芳等京剧艺术大师的表演,中国戏曲昔日的璀璨得以被后人直观了解;拿《狼山喋血记》中村民怕狼打狼的寓言故事,唤起国人对时局环境的清醒认知。
换言说,费穆一直在用既具前瞻性又有忧患意识的独特影像,书写他对民族文化发自肺腑的热爱。而他的这份与众不同,早在联华影业公司1937年摄制的集锦片《联华交响曲》已体现得淋漓尽致。
影片由费穆、孙瑜、沈浮、蔡楚生等分别执导的八则短片组成,虽均围绕民众的抗日情绪或底层水深火热的生活展开叙事,但唯独费穆的《春闺断梦》不对现况实写,而是采用默片形式,以同床共眠的两名女性三段彼此关联的噩梦,带出国民情绪的郁结与抗争,极富表现主义色彩。两人做梦时面部肌肉的抽动,梦中的秋海棠叶子、头上长角的恶魔、熊熊燃烧的烈火等,均成为情绪的外化象征物。平行蒙太奇交代的军人在战场上的抵抗,则是古典诗歌比兴手法的拿来。
这种用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手法丰富电影语言的实验,在《小城之春》里结出值得一再品味的硕果,并从文学扩延至国画、戏曲等艺术领域。
时代语境下的精神寄予
“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在这破败空虚的城墙上”,“像是喝醉,像是做梦,这时候,月亮升的高高的,微微有点风”。《小城之春》里玉纹的画外音,多次说出她的寓情于景。而自然景致的入画方式,则是对中国画的写意的借鉴。开场镜头铺展出的城墙、小道、流水、春枝,是春的寂寞也是人的闷苦。玉纹送给志忱的那盆兰花,属试探与观望的象征。
京剧旦角的水袖、云步技法,也被费穆用于玉纹几次去找志忱时的脚步变化,从步履徘徊到碎步慢行再到疾步向前,配合她着装、饰物的逐渐精致,直指她的心境改变。谢铁骊1963年拍摄的《早春二月》,也用自然环境映衬男女主人公的心情,并数度特写他们或急或缓的脚步,可是使用效果,远不如费穆的几笔来得有神有韵。
中国文化讲究兼容并蓄,费穆从古典诗词、国画戏曲中汲取营养之外,也从他从事多年,同样由西方而来的新剧,话剧艺术中找寻灵感。从电影语言看待玉纹的独白,是摄影机指向角色的内心,把她的内在情绪外化于银幕,似乎正与观众“对视”交流,而面对面说出心灵的秘密,正是话剧独有的魅力。伯格曼1953年执导的《不良少女莫妮卡》,莫妮卡的视线慢慢转向镜头,与观众发生10余秒的对视,被影迷津津乐道称是影史的首次,但其实相似的功用在《小城之春》里已有,而且费穆用的是声音。
影片行至尾声,眼见着长衫一副病态的丈夫的自杀,曾对穿西装意气风发的情人说出“除非,他死了”的玉纹,转向情人发出“你得救他,谢谢”(一度指向志忱的“他”指回礼言)的求助,更是借经历烈焰奔突的玉纹心态的回复,道出费穆对遭受西方新思潮冲撞的中国文化的态度。玉纹没有选择出走,而是等待礼言颤颤巍巍爬上城头,两人一起目送志忱离开,体现当时处于历史关隘的费穆等中国知识分子,对故土家园的一份难以割舍。
大概正因费穆的精神困惑与希冀舒展离不开时代语境,田壮壮2002年对《小城之春》的致敬翻拍,成为画皮难画骨之作。田壮壮版《小城之春》隐去贯穿全片的玉纹的画外音,画面调为彩色,并把空间延展。除了原片中的五个人,小城里还有诸多和戴秀一样充满朝气的年轻人,他们可以借助伸向远方的铁路,随时说走就走,与外面的世界发生联接。费穆镜头语言的丰富多义,消失殆尽。
可叹的是,费穆次年因为种种原因无奈出走香港。他满心希望尽快返回大陆,却于1951年病逝香江。他的家国情怀,再也无法借由电影寄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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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波澜不惊的一段往事啊,女主人公就这么娓娓道来,平静地语气下,将生活在小城的日子如画卷般展现在我们眼前,有时候我也在想,也许我们以后的生活都是这般无聊平静吧,波澜不惊,每天重复着同样的工作。走那些走了千百回的路,做那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事,时间就这么从指间溜走,回过头才发现日子一晃眼都过了这么久了。
女主人公周玉纹嫁的丈夫并不是她喜欢的人,所以在丈夫戴礼言生病后,她想着她喜欢的人,把照顾丈夫,照顾家庭当成了一种责任,夫妻间彼此都了解,心照不宣的过着,日子没有一点波澜,直到章志诚的出现,打破了小城的宁静。。。。。。。。。。
电影里,把初恋情人之间的爱,隐忍表现得恰到好处,夫妻间那种没有爱,只有责任的相敬如宾却又为彼此着想的内心纠葛表现得特深刻。
总感觉咱们中国人太过压抑,不敢面对最真实的自己,考虑的东西太多,邻居的闲言碎语,个人的名声,家庭的责任,就像一座座压在心头的大山,于是,欲望与爱,在重压下崩溃,有的爱,只能埋藏心间。
尽管所有人都了解了,却都心照不宣。
值得看下,反正影片也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