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这部电影想要在政治和同性两个敏感话题上皆沾，反而弄巧成拙不明所以。我倒觉得应该换一个角度来想，通过这两个话题它最直接的反映出了什么。

故事的背景是高大上的伊顿公学，它是当时英国社会的剪影，资产阶级的自命不凡与虚伪戏谑的成为了那些特权阶级的代名词。

那么在整个社会都是如此趋势之下，两个愤青的结局又是如何呢？

Guy毫无疑问在学生会和舍监的眼中都是最头疼的问题，凭借自己的魅力放荡不羁无法无天，是个相当拉仇恨的人物。他看起来什么都不在乎，潇潇洒洒的看书约会，闲暇时间还锲而不舍的试图掰弯自己的死党。他用叛逆的行为，去表示对那些死板严格的规则，和人们顽固虚伪的思想的蔑视和不屑。

但情深者总是最容易受伤害，任你Guy多么潇洒不羁最后还是栽在了爱情这条不归路上。为了爱人的名声丢下尊严丢下前途，在最深恶痛绝的人面前狼狈的挨上6鞭子，被逼的远走他乡，这就是Guy的结局。

再来看看用另一种更为激进的方式去愤青的Judd。似乎任何一件事情在他眼里都反映了资本主义的腐朽根基和压迫人民的本质，然后激发他身为斯大林和列宁的脑残粉的愤懑不平去批判这一切。

最感动的永远不是在幸福时大方分享，而是在苦难时共同品尝。Judd直得能够自动屏蔽Guy的色诱和调戏，但却为了他打破了自己的原则，答应担任干事。Judd栽在了与Guy仗义和友情上，他信守了承诺没有随Guy一起去俄罗斯，而是继续忍受这个他憎恶的社会，但后来被法西斯党抓住，最终死于西班牙的内战。他没被Guy掰弯，反而让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了Guy，至于社会主义的理想国度究竟如何，或许对Judd来说已经不重要了，就像信仰，那只是他毕生所向往所追求所期盼的东西，即使它是模糊而又不真实的。

我认为片名Another Country译成同窗之爱纯属扯淡。Guy晚上在小船里偷偷约会，互相依偎的两个人很浪漫，但爱人最多就是躺在怀中，朋友却能毫无怨言的放下自己的一切为你撑船。Guy受鞭刑前，Judd默默的看着他离开的背影，眼神复杂，却又在他受完刑后故作平静的看书。

曲折的爱情，坚固的友情，深恶痛绝的对手，看不惯的社会。这些加起来，就是一个青春。

到了影片的结尾，苍老的Guy回忆自己的伊顿生活，唯一想念的，是阔别已久的板球。通过板球，他想念的是伊顿的欢乐和痛苦，是伊顿的人和事，是留在伊顿的青春。正是有了青春，才有了那股不羁的冲劲，那种愤青的稚嫩与固执。这部影片的主题才不是什么扯淡的同性和政治，而是一个愤青不顾一切的青春。

不计后果的做你认为对的事情，这就是青春。

1957年9月3日，一个由当时英国政府授命成立的委员会，历经3年的工作，发表了《同性恋犯罪和卖淫问题调查委员会报告（Report of the Departmental Committee on Homosexual Offences and Prostitution）》。出于传统，提及这份报告时常被冠上委员会会长的名字，史称《沃尔芬登报告（Wolfenden report）》。

《沃尔芬登报告》认为，道德应被分为公共道德和私人道德两类。法律，尤其是刑法，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是保护公民，使他们不受侵犯和伤害，即维护基本的公共道德。而在私人道德领域，无论道德与否，法律都不应该多加干涉。《沃尔芬登报告》可以说是为同志运动，甚至更宽泛的人权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其历史意义丝毫不逊于日后所发生的“石墙之乱”。

这么大牌的事件，追本溯源起来，最后可以找到本片主角的原型，Guy Burgess的身上。

二战时期，当时的苏联成功策反了五位英国籍的间谍。由于这五人都曾在剑桥大学就读，故称“剑桥五杰”，其中就包括Guy Burgess。由于这五个人都出生于英国，且都有非常良好的家庭背景，甚至可以进入英国政府核心部门工作，其价值和意义可想而知。也因此，当Guy Burgess和Donald Maclean于1951年身份暴露叛逃莫斯科时，震惊了英国朝野。而这一事件，可视作接下来所发生的，针对同性恋的“大清洗”行动的直接诱因。

Guy Burgess是公开的同性恋者，他的叛逃使当时的英国警察几乎将“同性恋”和“叛国”视为等同。随着“大清洗”的愈演愈烈，很多有身份有名望的人也被牵涉其中。例如被称为“英国剧坛三雄”之一的John Gielgud，就曾因“强制猥亵”的罪名而被捕。

1954年3月15日，Edward Montagu和Peter Wildeblood被起诉，罪名是猥亵了两名皇家空军。这次庭审持续了8天，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可谓“大清洗”的高潮。庭审期间，Peter Wildeblood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事后涉案被告均被判有罪，并入狱服刑。2007年英国Channel 4为纪念《沃尔芬登报告》发表50周年所拍摄的《A Very British Sex Scandal》，讲述的就是这个故事。

持续的“大清洗”引起了英国社会的道德恐慌，英国政府为了避免社会动荡，于1954年8月24日授命John Frederick Wolfenden组织一个委员会，对同性恋及卖淫等问题进行调查，这就是《沃尔芬登报告》的由来。

十年之后，一直到1967年7月27日《性犯罪法（Sexual Offences Act 1967）》获得通过，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同性恋非刑事化才得以实现。而同性“伴侣关系”合法化，更是要等到2004年才借由《公民关系法（Civil Partnership Act 2004）》获得承认。如果从《沃尔芬登报告》算起，这一历程整整经过了半个世纪之久。

看完这部Another Country，又让我回想和向往起那种被中世纪建筑、回廊和绿色草地包围的英式生活。英国人在某些方面是非常非常传统固执的：当看到电影开头的那段I Vow To Thee, My Country的合唱，从歌词、曲调、牧师的祷告诗词、学生的排列、学生老师及唱诗班的衣着，以致到人的发型（当然还有那学院的建筑和环境），都让我忍不住地惊叹，怎么会和自己亲眼看到过、亲身经历过的那些仪式一模一样！

当然也不能说英国人这70多年来就一点没改变。比较一下电影里的那所Public School和今天的英国“Independent school”，就会发现许多差别。最大的改变当然是学校管理方式的变化。英国的那些公学开创于中世纪，鼎盛于维多利亚时期，直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几百年里基本上都是学生自治（和牛津、剑桥的大学一样），学校的老师只负责教学，平时的纪律和惩处都由高年级生负责。在那个时代，一个Eton或者 Winchester的数学或者拉丁文老师，地位和身份基本上与牛津剑桥的教授没有什么差别，做的工作也基本上差不多：就是教课、做研究、写文章而已。当然到了今天，Prefects的权力已经被大大削弱，这些学校里的老师也不只再负责授课，也要开始全方面地负责学生的纪律和生活起居等问题。能当上 Eton校长的也不再是有成就的学者，而总是有经验的教育家。

另一个重大的变化是这些寄宿制男校里的风气。三十年代的英国，青年男女间的性别隔离还比较严重，整天被关在一起生活学习又很少有机会接触异性的男生们之间，非常容易产生同性间的爱恋；同性恋一方面不被社会大众接受，一方面在宿舍里却又非常普遍。再加上青年人的叛逆以及英国人自维多利亚时代以来对古希腊文明的向往和推崇，这种公开的秘密在某种程度上又是被认可和接受的——难怪在学校发生丑闻、被发现偷尝禁果的那名男生上吊自杀后，Guy会评价说“一般的老师都应该知道更衣室里的秘密；只有没上过公学的老师会多管闲事地推开门去一探究竟。”

七十年后的今天，更衣室里已经不再有秘密，社会风气的开放加上学校给予的更大的自由，让压抑的性冲动有了正常的发泄管道。今天的英国寄宿学校里，“同性恋”（faggot）几乎是最肮脏的粗话，只有学生会因为和女朋友过夜被开除的，而不会有人会像Guy那样因为是同性恋而被处分。英国社会的这种转变其实是非常有趣的：同性恋在70年前不被公开接受，甚至是一种刑事罪行（王尔德还因此坐牢），但在私下却是一种被广泛默认的行为；而在 70年后的今天，同性恋已经不再受到公开的排斥，大学校园里甚至建立起了同性恋的团体，可在私底下却反而不再受到许可和推崇——至少在年轻人当中。

然而这部电影的主轴，以及所要探讨的那些主题，不仅仅只是同性恋，而是这七十年来英国知识分子们始终都最喜欢的那几个：阶级、忠诚、政治妥协，以及个人与社会群体间的关系——个人如何在一个社会中寻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个社会又该如何来包容那些格格不入的人。这些主题每一个都非常有趣，拿阶级来说，中国观众也许不太能理解这个问题在英国的敏感度，因为这个国家直到今天还是有非常明显的阶级划分的：一个普通的英国人，光从说话的口音里往往就能判断出别人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出身，这在社会阶级被文革完全颠覆了的中国是很难想象的。

又比如忠诚，可能在三十年代的英国，对国家、对君主的效忠还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更是一个绅士必备的品质，像Judd这样的叛逆分子还是极少数。但到二战结束、英帝国瓦解之后，殖民主义、帝国乃至君主贵族体系都受到最普遍和广泛的批判，以致于让今天的英国人不太敢也不太愿意像美国人那样过度地表达自己的爱国热情。片头的那个老去的Guy点出的那句评语——“Treason to what, loyalty to whom, this is what really matters.”——其实也是今天许多英国人感到困惑的：他们曾经效忠的那个帝国不但已经瓦解，而且被证明是邪恶的；他们曾经膜拜的那些君主虽然仍在，却早已走下神坛，成了八卦小报的谈资而已。连带的，忠诚和爱国似乎也成了应该批判的价值观。

不过最让我感兴趣的是电影后半部中刻画的政治斗争和妥协，这可能才是电影最深刻的主题。为了不让最古板、最严厉、最受众人痛恨的Fowler留下来再当一年的年级长，一方面反叛的Judd在Guy的劝说下放弃了自己“反对阶级压迫”的信条，同意出任Prefect；另一方面现任的年级长以利益交换的方式留住了原本打算离开的Devenish，这样一来最终被伤害到的居然是Guy，因为那交换出去的利益（成为学生精英团体“Gods”的一员）原本是属于他的。Guy当然非常愤怒和伤心，因为他发现英国的阶级利益集团是非常虚伪、无情而又排斥异己的，当他一旦把自己的同性恋倾向太公开地展示出来后，就只会受到冷落和排挤，虽然他做的事许多其他学生也干过，只是没有公开而已。

但在另一方面，这种利益交换、讨价还价和妥协，却又是英国人几百年来最热爱也最推崇的政治操作手段。我们应该注意到，整部电影里那个年级长的形象并没有被刻画地像Fowler那样不堪，反而还显得比较成熟和冷静；英国观众也许会同情Guy，却未必会责怪年级长，因为他毕竟成功地达成了最重要的那个目的：避免让Fowler继任年级长。反而是满口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空想的Judd，以及那个年老后衣装不整、房间里挂着列宁画像的Guy，让人感觉有些可笑和不适。这应该也是这七十年来英国人没有改变过的、最根本的信仰，即妥协和交换是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手段。这也是为什么在这种环境下，像Guy这样极端个人主义、不愿为自己的行为盖上一层伪装以来满足社会观感的人生，在英国这样一个高度组织化、群体化的社会中就必定会是一场悲剧，因为这样格格不入的人必定缺少群体的支援，也必定会是在社会中最早被牺牲掉的那一个。

Link：http://jiong.wykehamist.com/blog/2008/12/blog-post_27.html

时间退回到冷战年代。地点，则是KGB位于莫斯科的总部大楼，一间黑暗、没有窗户的小屋。房间里除了一张长桌、一把椅子和一排排的文件柜，就再没有其他物件。如果这间房子开了一扇窗户，可以发现，离这里不远处，就是闪闪发光的克里姆林宫。
 
　　刚刚走马上任的官员坐在桌前，开始翻阅厚厚的文件，渐渐地，他的脸上露出了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一份份厚厚的卷宗显示了一个事实：四个英国籍的间谍已经渗入了最高层，他们将丘吉尔、罗斯福或者是杜鲁门的最新动向都原原本本地向苏联通报。文件上明明白白地标注着“呈递贝里亚、斯大林”的字样。没有哪个官僚机构敢于延误这些文件，这四个英国间谍太重要，而他们传递出来的信息一直都那么可靠。KGB官员的表情，渐渐由惊诧变成了释然。

　　这四个间谍并非小说中的主人公，而这位官员也不是某位剧作家笔下的人物。他们都是真实的。四个间谍的名字分别是伯吉斯、布朗特、迈克林和菲尔比。他们都出身良好，在上世纪30年代，四个人就读于剑桥大学著名的三一学院。同时，他们又是成功而坚定的KGB间谍，为苏联工作逾30年。其中一位，金·菲尔比，为苏联工作了差不多50年，因为他的卓越表现，他的肖像甚至出现在了苏联的邮票上。

　　四个人最终都暴露了身份，但离奇的是，没有一个人因此而被捕。他们的个性职业都不相同，其中，伯吉斯是个喜欢夸夸其谈、爱喝酒的同性恋。布朗特同样是同性恋，专长是艺术史，并因为担任皇室的艺术顾问而被封爵。第三个人，迈克林，是个严肃的外交家，在性倾向上忽左忽右。而第四个，也是其中为KGB贡献最大的菲尔比，则是一个花花公子，极其善于勾引已婚女性，人称“20世纪最出色的间谍”。

　　四个剑桥学生

　　“今天，当然，大家都知道哈罗德·阿德里安·罗素·菲尔比是个在MI-6(英国军情六处)工作的苏联间谍，一个背叛了自己祖国的人，一个将许多西方世界的重要情报泄露给苏联的人。今天，菲尔比成了一个传奇—魔鬼或是反英雄，这视乎你的个人判断。”

　　—罗伯特·J·兰费尔，FBI探员，1986年

　　上世纪20年代末，KGB的前身，内务人民委员会决定，开始渗透到英国的情报机关中去。他们的目标，是一群前途光明、出身良好的大学生，这群年轻人应该有机会去英国的外交部门或者是情报机关工作。如果他们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或是反法西斯主义者，将会得到特别关注。至于那些英国共产党的公开成员，内务委员会反倒认为没有可以利用的价值，一方面，这些人的行动太激进，容易引起英国安全部门的注意；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群年轻人大多数出身自工人家庭，最终不大可能打入英国的上流社会。多年以后，这个计划被证明考虑得相当周到。

　　在四个学生在剑桥读书期间，他们被KGB征召了。其中两个人，布朗特和伯吉斯，是“剑桥传道者”协会的成员，这是上世纪30年代在剑桥非常有威望的地下组织，成员都是坚定的反纳粹主义者。看起来，布朗特是其中最大，也是最早被征召的，1933年，在他去了一趟俄罗斯以后，身份就已经发生了变化。由于他是一位出色的法语老师，而法语是当时英国外交部门的工作人员必修的一门课程，所以，很多人推测他凭借着这种特殊的身份，默默观察剑桥中的激进学生，并将其中有可能进入外交部工作的年轻人，发展到KGB中去。

　　主要人物

　　安东尼·布朗特(1907-1983)，法语教授，艺术史专家，伊丽莎白女王的艺术顾问，二战期间担任军情五处探员。

　　安东尼·布朗特生得很高大，性格傲慢甚至可以说是冷酷，却又有种迷人的魅力。他的祖父是英国主教，父亲则是教区牧师。他是个身份未被公开的同志，一度曾与伯吉斯是情侣关系。在战争年代，布朗特为军情五处工作，而在战后，作为一位艺术史方面的权威，他成了王室的艺术顾问，在1956年被授以爵位。1979年，就在撒切尔公开宣布他是苏联间谍后不久，他被剥夺爵位。1983年去世。

　　盖伊·弗朗西斯·伯吉斯(1910-1963)，BBC播音员，军情六处探员，先后担任英国外交部副部长和部长秘书。

　　盖伊·伯吉斯是海军军官的后代，长得非常英俊迷人，但性情有些颠三倒四，这可能是他长期酗酒的后果，和布朗特一样，他也是同性恋，不同的是，他对自己的性取向非常坦白，并且公开拥有过几个情人。虽然表面上看来，他完全不具备一个间谍所应该拥有的任何素质，可他却凭借着自己的魅力，得到了不少权贵的崇拜或者宠爱，可以毫不费力地弄到对苏联有用的消息。

　　唐纳德·迈克林(1915-1983)，英国驻巴黎、华盛顿、开罗等国的外交官员。

　　唐纳德·迈克林与布朗特一样，身材高大，长得也不错，可是却少了布朗特的镇定与坚决。他的父亲曾是议会议员，也做过鲍德温内阁的教育部长。他曾与伯吉斯短暂地发生过关系—据说是被伯吉斯勾引，但实际上看来是个异性恋。他是个好酒之人，一次在开罗因为醉得太凶，被人送回伦敦治疗。而在这次治疗后不久，他就被任命为英国外交部驻美国的负责人。

　　哈罗德·罗素·菲尔比(又称金·菲尔比，1912-1988)，记者，军情六处探员。

　　绰号“金”的菲尔比，是个变色龙式的人物，有些人认为他温文尔雅，是个真正的绅士，有些人却觉得他粗野不堪，事实上，他是一个天生的演员，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势扮演不同的角色。作为一个间谍，他有着超凡的天赋，可以从大量的情报资源中，发现哪些是故意想要泄露给苏联的假情报，哪些则是真正有价值的秘密。

　　菲尔比的父亲圣约翰·菲尔比，是一位阿拉伯问题专家，外交家，也是沙特阿拉伯国王的顾问。此人性情古怪，常常在公开场合批评英国的种种政策，有些人猜测他的精神有些不正常。少年时代，金·菲尔比很少能够见到父亲，却非常崇拜他，一些人分析说，这可能影响到了日后金·菲尔比的意识形态立场。

　　和布朗特与伯吉斯不同，菲尔比是个公认的花花公子，结过四次婚，而且有过无数情妇。除了他的第四任妻子—一个苏联人，和他的第一任妻子，他的第二任妻子和第三任妻子都不知道他是个间谍，而且这两位在认识他时，都是有夫之妇，为了追随他，甘愿抛弃原来的丈夫。

　　菲尔比死于1988年，在他死后，他登上了苏联邮票，上面用俄语介绍了他的生平。

　　行动

　　KGB的耐心非比寻常。就像一瓶未够年头的好酒，伯吉斯、布朗特、迈克林和菲尔比在被征召后，并没有很快为苏联工作，KGB希望在他们打入英国情报局高层后，才渐渐给他们分派任务，最大程度地保证计划不会遭到英国人的怀疑。

　　剑桥四位间谍所进行活动的年代也各不相同。伯吉斯与迈克林是从1939年工作到1951年。菲尔比则是从1940年一直工作到1963年，直至最后逃至苏联，而在身份暴露后，他仍在继续为KGB效劳，担任顾问与密探教员工作，前后做了差不多半个世纪。布朗特则是被发现最晚的，从上世纪30年代初，一直秘密工作到70年代末。

　　战前

　　在1930年代晚期，四位间谍执行的都是无关紧要的小任务，一方面KGB担心他们身份被暴露，另一方面也是KGB自我保护的需要，他们还需要对这几个年轻人多加考验，避免培养出双重间谍。

　　四个年轻人果然没让KGB失望。布朗特很快就在艺术史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建树，达官贵人们想要购买某件古董家具或者油画，都希望先听听他的专家意见。迈克林成长为一位年轻的外交官。伯吉斯表面上是公开的反纳粹者，以此成功地掩饰了他真实的政治立场。

　　菲尔比未能进入外交部，而是成为了 《泰晤士报》 的一名记者，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帮助苏联，营救奥地利的共产主义者和反法西斯活动家。在那里，他遇到了自己的第一任妻子丽兹，对方也是位苏联特工。离开维也纳后，他前往西班牙，为 《泰晤士报》 报道西班牙内战新闻，但这位记者与众不同，专门报道有利于佛朗哥的消息。在一次采访中，载着他和其他几名记者的车子被炮火击中，两个人遇难，而他只受了点轻伤。因为他的杰出“贡献”，佛朗哥向他颁发了勋章，从而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于菲尔比反共立场的印象。

　　1939年二战爆发时，年轻的外交官迈克林和一度去法国采访的记者菲尔比，都回到了英国，布朗特则顺利加入军情五处，这样，他的职责从征召新人，变成了将秘密文件传递给KGB。

　　战争年代

　　二战期间，是四人最为活跃的时期。

　　伯吉斯和布朗特向KGB源源不断地传送着盟军的军事策略与军情处的秘密文件。

　　迈克林在1944年到1948年，在英国驻美国大使馆工作，丘吉尔与罗斯福和杜鲁门之间沟通的文件，他都悉数奉献给了斯大林。他并没有向苏联提供关于核弹的技术参数，不过作为美国-英国-加拿大三边共享核研究委员会的英方代表，他向苏联报告了核爆研究的进展，同时泄露了美国的铀储备量。有了这些数据，苏联科学家足以计算出美国人可以制造多少枚核弹。

　　金·菲尔比执行了一系列任务。在二战期间，他向苏联人泄露了纳粹的密码“Enigma”已经被英国解码的消息。以他在军情六处的职位，他不仅可以轻松地骗取解码中心同事的信任，而且可以及早发现安插到KGB的英国特工—事实上，他不仅知道这些人姓甚名谁，而且是其中很多人的直接主管或导师。

　　冷战

　　在战后，迈克林对于斯大林来说，发挥了尤其重要的作用。他继续传递着杜鲁门与丘吉尔之间的沟通结果，令斯大林对于英美打算如何占领德国，划清东欧国家的边界都了如指掌，在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和德黑兰会议中，斯大林都从中受益。1948年，迈克林被调到了英国驻埃及大使馆。

　　菲尔比在战后则来到华盛顿，担任军情六处与CIA之间的联络员，同时也与FBI保持联系，作为英国大使馆的安全专家，他有权看到一切FBI与英国共享的情报。他和迈克林共同合作，让斯大林知道了美国不会在朝鲜战争中使用核武器的消息。

　　伯吉斯在BBC担任过一段时间的节目主持人，主持的是一档关于议会的节目，在此期间又结交了一群重要的政客。其后，他成为英国副外长赫科特·迈克内尔的秘书，这个职务对苏联来说尤为意义重大。作为迈克内尔的秘书，他可以定期将最高外交机密传送给KGB—夜晚将它们偷偷运出来，拍成缩微照片，早上再神不知鬼不觉放回到迈克内尔的书桌上。

　　布朗特除了继续召募新丁为KGB效力，还充当着联络员的角色，为伯吉斯、菲尔比和他们的苏联上司提供沟通信息。

　　毫无疑问，在这四位剑桥间谍中，最重要的还是菲尔比。在此期间，有数位苏联特工叛变，都不约而同地暗示说英国情报机构里有一个内奸，但幸运的是，菲尔比恰恰被安排处理这类案件，因此可以方便地转移人们的怀疑目标。其中一个叫做沃尔科夫的苏联特工，已经与英国政府谈妥了条件，答应在拿到钱之后就说出内奸的准确名单，而菲尔比正是去中东，与沃尔科夫谈判的英国情报机会代表。结果，这位特工据说人间蒸发，菲尔比汇报说他始终无法找到沃尔科夫，这起危机就这样被化解。倘若不是后来伯吉斯与迈克林的身份暴露，菲尔比可能还会在军情六处平步青云，事实上，一些传记作家相信菲尔比将会是军情六处负责人的热门人选。菲尔比在去世前不久，这样解释自己的运气：

　　“真的，在我的一生中，我的运气一直好得出奇。在很多极度危险的时刻，我都想，完了，无路可逃了，突然间一线阳光洒进来，我又找到了出路。我难以形容，自己拥有多么多么幸运的人生。”

　　背叛

　　关于伯吉斯与迈克林叛逃、菲尔比身份被揭穿的故事，已经被人拍成电影。然而在KGB、FBI和军情六处的档案完全被解密前，坊间流传的这些故事，也许都不完全准确，以下的这个故事，或许比较接近当时的事实。

　　1949年，负责对付苏联间谍的FBI探员罗伯特·兰费尔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他与几个密码破译员发现，在1944年到1946年间，英国大使馆的一位成员，在持续地向KGB发送信息。这个英国人的代号是“霍默”。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排查，他们找到了三到四个“霍默”的可能人选，其中一个是迈克林。

　　就在兰费尔的调查开始不久后，菲尔比前往华盛顿工作，充任英国军情部门与美国CIA、FBI与NSA之间沟通的使者。在对苏联情报的解码中，他推测迈克林很可能就是霍默，此后，他又从自己的KGB上司那里证实了这一点。另一方面，他也知道，兰费尔的调查进行得也很顺利，已经确认消息是由纽约发出，而迈克林在华盛顿任职期间，会定期前往纽约，公开的理由是要去那里探望他的太太与孩子们。

　　菲尔比的压力开始与日俱增。假如迈克林作为苏联间谍的身份被揭穿，一旦他招供，就很有可能牵连出其他的剑桥间谍。即使他在审判中咬紧牙关，以他们当年在剑桥的关系，菲尔比同样可能被连累。

　　与此同时，伯吉斯则是一颗不知何时便会爆发的炸弹。此时他任职于英国驻美国大使馆，他酗酒的毛病益发厉害，而且在私生活方面越来越不知检点，很难想象军情六处为何仍然会对他委以重任。在他前往美国任职前，老上司迈克内尔提醒他避免招惹三件事，“种族问题，与激进组织联系，以及公开同性恋身份”。伯吉斯脱口而出，“噢，你的意思是，我不要跟保罗·罗伯逊乱搞？”众所周知，罗伯逊是美国黑人歌唱家，也是著名的反种族歧视者和社会主义者。也只有喝酒喝得颠三倒四的伯吉斯，才会如此口无遮拦。为了控制这位老兄，菲尔比干脆将伯吉斯拉到了眼皮子底下，让他住在自己华盛顿的家中。即使是这样，伯吉斯依然不可理喻，在一次菲尔比举行的家庭宴会上，伯吉斯竟然当众羞辱了一位CIA高官的太太。

　　考虑到迈克林脆弱的性格，菲尔比认为对方几乎一定会在审判中招供，于是，他与伯吉斯一起想出了一条对策。让伯吉斯回伦敦，通知迈克林潜在的危险。可是，如何才能让伯吉斯回国，而又不至于引起外界怀疑呢？

　　他们的主意是将伯吉斯遣送回国，使他这次回伦敦的旅程，看似是英国大使馆所做出的决定。他们的计划天衣无缝，伯吉斯需要做到的是在一天内接到三张超速告票。他特意带上一位熟人，驱车从华盛顿特区前往南卡罗来纳，参加一个会议。前两次超速，因为他表示自己享有外交豁免权，警察只好将他放走，到了第三次超速时，警方忍无可忍，将他和同车的乘客扣留了几个小时，随后释放了他们。这起事件被汇报给了弗吉尼亚州长，州长向国务院汇报，国务院再知会英国大使馆。于是，伯吉斯顺理成章地收到了大使馆方面的谴责，并被勒令立即回伦敦。

　　接下来，伯吉斯在迈克林的办公室里与对方见面，由于害怕房间里安装了窃听器，伯吉斯丢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有他们两人见面的地点。在KGB探员于利·莫丁的安排下，他们见面，得以详细讨论迈克林的处境，并准备安排迈克林不日逃往苏联。但迈克林此时的情绪极其不稳定，不愿意一个人离开英国。莫丁倒是乐意带他回苏联，但KGB总部要求伯吉斯陪伴迈克林一起去苏联。

　　与此同时，军情五处坚持要求迈克林接受他们的调查。他们计划安排迈克林在1951年5月28日，星期一，接受FBI与军情五处的联合讯问。

　　结果，在迈克林生日那天，也就是5月25日，他与伯吉斯跳上了一艘开往法国的小船，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是布朗特事先得知了迈克林即将被审讯的消息，并预先警告了迈克林吗？布朗特在多年后依然否认这一点，那么，更大的可能，则是伯吉斯与迈克林认为无论形势如何，都应该在25号那天逃离英国。莫丁和菲尔比都猜测，伯吉斯会在安全将迈克林送到苏联后，就自行返回，可是苏联人坚持让伯吉斯留了下来。也许在他们看来，伯吉斯作为间谍来说，虽然对KGB已经意义不大，但若落入军情五处手中，却有可能造成更大的损失。

　　在伯吉斯与迈克林安全逃往苏联几周后，英国政府才很没面子地承认，这两人就是苏联间谍。而苏联方面始终拒绝承认二人身份，表示他们仅仅是“意识形态的叛离者，对自己的帝国主义祖国感到不满”。

　　此后的12年里，伯吉斯在KGB的照顾下，过着相当自在的生活，他一直没有学习俄语，住在一所舒适的公寓里，并且不断在这里发展新的恋情。即便如此，他仍然认为苏联的生活很乏味，表达过回英国的愿望，当然，苏联人不会放他走，而英国人也再也不容许他归国了。

　　与伯吉斯不同，迈克林则在努力进入苏联的体制内，他学习俄语，后来成为了一位研究西方经济政策的专家。

　　镜头拉回到华盛顿。当菲尔比得知迈克林叛逃到苏联的消息，他假装出一副惊讶的表情。而当他听说，与迈克林一起逃走的还有伯吉斯时，他脸上的表情就真是实实在在的了。他曾经明确告诉过伯吉斯，假使伯吉斯因为迈克林的事情被牵连，那么他也逃不了，因为伯吉斯就住在他的家里。从那时起，菲尔比就将伯吉斯说成是“那个该死的家伙”，两人再也没说过一句话。1963年，当菲尔比也逃到苏联时，伯吉斯已经到了弥留之际，临死前，他想要见菲尔比，但菲尔比拒绝了他的请求。

　　自从伯吉斯与迈克林双双叛逃，菲尔比就成了最大的嫌疑犯，情报机关称他为“第三人”。他的罪名，小一点，可以说是交友不慎，结交了伯吉斯这样一个损友；大一点，就有可能是苏联特工。

　　第三人

　　回到伦敦，菲尔比开始接受军情五处的反复审问，好在以他超凡的心理素质，他完全可以承受得住一轮又一轮的盘问，最终，他没有被安上任何罪名，但被勒令从军情六处辞职，并获得了一笔遣散费。现在，菲尔比失了业，他要养活妻子和四个孩子，生活一下子变得拮据起来。

　　到了1955年，一位议员追问，菲尔比是否真的就是“第三人”。过了一段时间，当时的英国外长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复，表明菲尔比并未与迈克林和伯吉斯有实质上的联系，他之所以被解雇，只是因为他早期的“共产主义倾向”。随后菲尔比在他母亲的寓所里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表示迈克米兰的发言已经彻底洗去了他身上的冤屈。

　　与军情五处素有不和的军情六处，早就对菲尔比被解雇一事多有不满，于是，他们安排菲尔比出任两份报纸的记者，又聘请他出任他们在中东的探员，总部位于黎巴嫩，而那里也正是菲尔比的父亲与其中东籍的太太定居的地方。此后的六年里，菲尔比继续为军情六处提供情报，不过他更重要的工作则是为KGB效劳，苏联对于中东这块地方，也一直拥有着浓厚的兴趣。

　　1963年，一位叛逃到澳大利亚的苏联密探揭穿了菲尔比的身份，前往贝鲁特负责审讯菲尔比的，是他在军情六处的老同事兼老朋友。菲尔比承认他是苏联密探，但请求对方宽限他几天，好让他打点行李回到伦敦。在这几天里，他顺利逃到了苏联。不过也有人怀疑，英国方面早就因为自己的情报机构频频后院起火而难堪不已，为了避免再次受辱，他们干脆放了菲尔比一马，容许他逃走。

　　在菲尔比逃去苏联后不久，他的第三任太太和孩子也来到了莫斯科，不过他们最终还是选择回到英国。他曾与迈克林的妻子发生过一段恋情，但迈克林太太最后选择回到了丈夫身边，最后在美国定居(现在她仍然在美国生活)。菲尔比的第四任太太是个苏联人。他的余生在苏联度过，而且几乎一直为KGB服务，担任KGB顾问和探员导师。

　　菲尔比究竟是个怎样的人？一个忠贞的共产主义者，抑或是其他？莫丁的这段描述，也许是对菲尔比很好的总结：

　　“菲尔比从来都没有在外人面前展现过他真实的一面。无论是英国人，和他生活的女人们，还是我们(指KGB)，都无法洞穿包裹在他身上的那层神秘的膜。他将做间谍视为他一生最大的事业，并且直到死前，都为此兢兢业业。可是到了最后，我却怀疑菲尔比嘲弄了每一个人，尤其是我们。”

　　第四人

　　早在1951年时，安东尼·布朗特就被怀疑是苏联间谍，可是一直到菲尔比叛逃至苏联，人们也没有找到对付他的确凿证据。到了1964年，一个曾在剑桥留学的美国人迈克尔·斯特雷特向FBI和军情五处承认，布朗特曾表示希望召募他为KGB工作，他的身份才算确认下来。但是英国方面没办法迫使布朗特签署书面认罪书，毕竟布朗特是女王的艺术顾问，而且可以在皇室行走自如。

　　1964年4月23日，军情五处负责人马丁与布朗特会面，马丁承诺将不会起诉布朗特，布朗特则提供了其他几个间谍的名字，这几个不是已经死了，就是身份已经被公开。对他的审问一直延续到了1972年，在这段时间里，他颠三倒四地“交待”了21个所谓的间谍名单，但大多死无对证，而且供词前后矛盾。1979年，撒切尔公布了他的间谍身份，他被撤销爵位，第二年，他又被迫辞去了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和英国皇家艺术院院士的职务。

　　之后的几年里，他与情人约翰·加斯金安静地生活在一起，1983年因为心脏病去世。作为一个英国绅士，布朗特从未离开过英国，也在这里宁静地被安葬。而他的同行菲尔比，遗体安葬在莫斯科。伯吉斯和迈克林的遗体被火化，骨灰被送回英国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