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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是Markus,弟弟是Lukas,妈妈是导演,爸爸是制片人。这是两兄弟长达八年的私人影像记录,大背景是挪威的风光,奥斯陆中部的古老房子、斯莫拉海岛,房子前面有河水、海上有捕鲸人。
河水永远在哗啦哗啦流动向前,不急不缓,像时间的流逝,所有的瞬间都在流逝,无法回头,只会永远留在镜头里。
夏日、暖风、暴雨、深潜海浪之中,这就是斯莫拉岛,妈妈长大的小岛,我印象中最深的,就是这里绵长的白日,我们有那么多的时间,一切都近在眼前,我们所有的冒险。可能我自己的童年记忆,正通过摄像机慢慢苏醒过来。
这是片中的一段台词,童年是什么?披上床单便觉得自己可以飞翔,小狗在挠痒痒也是一件稀奇事,快乐和悲伤总是来得猛烈去的匆匆。也许,每一个观众的童年记忆,那些关于成长、关于烦恼、关于快乐、关于陪伴的点滴,都在随着这镜头一点一点苏醒过来。
1 勇气
从出生那一秒,我们便开始了对世界的探索,世界于我们而言是完全的陌生和未知,每一步的尝试和探索都需要勇气。
影片一开始便是关于勇气的片段,看起来像是关于兄弟俩的第一次跳水,弟弟跟着哥哥脱掉T恤,跃跃欲试。哥哥一马当先,弟弟却有些犹豫,他看着在水里畅游的哥哥,羡慕而又胆怯,哥哥上岸鼓励他,告诉他不会有危险,不断跟他说加油,他还是退却了,穿上T恤离去,哥哥对他喊:“胆小鬼!”,他也抛在脑后。
当恐惧产生的时候,只能自己战胜自己。
这个家族与水是有渊源的,妈妈的祖先是渔人,他们以大海为生,捕鲸捕鱼。面对无常的海上生涯,他们必须勇敢、强壮、反应灵敏,如此才能不被大海吞噬,于是,坚毅和固执似乎印在了他们的骨子里。
lucas弟弟躺在草地里发呆,在一番与自己的独处之后,在哥哥不断地召唤下,他终于下定决心去跳水。他做着深呼吸,数着一二三,他的赤足在颤抖,恐惧还是伴随着他,可是这一次,他压下了恐惧,战胜了恐惧,鼓足勇气迈出了脚。
他的脸上露出惊奇和喜悦,还有如释重负的放松,似乎在恍然,原来没有那么可怕,又似乎在开心,原来跳水这么爽。
他爬上岸,说有点冷,第二次应该不会冷了。
你看,一旦迈出了第一步,后面便很容易了。
我相信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都会经历这样的时刻,我想起自己小学的一次体育课,那节课要学习跳马。
助跑、支撑、跳跃腾空。那时候,总觉得运动白痴的自己会摔得惨不忍睹,然而真正去尝试的时候才发现,那并不难,你远比自己想象中要厉害,你只是需要勇气。
如今长大,我们同样要面对很多困难,面对恐惧。当退缩的时候,胆怯的时候,也许我们应该想起,曾经年少的我们,那样勇敢过。
2 对世界的思考
《苏菲的世界》中,一切的哲学问题始于好奇心,好奇心始于对宇宙和生命的思考。婴儿的好奇心是最盛的,他们从娘胎里掉进一个崭新的世界,幼小的灵魂便开始了对世界的观察和思考。
当你作为一个观众,全程围观兄弟俩的成长的时候,你仿佛也变成了一个孩子,看到了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
“第一天上学,在校长面前有点害羞,但是游戏时间挺好玩的,大一点的孩子们,他们走路都带着耳机。”
这是Lukas弟弟看待世界的视角,连大孩子们喜欢戴着耳机走路这样的琐事,都是他倾注注意力的地方,这是他对这个世界的观察。
Lukas尤其喜欢说一些充满哲学意味的话,像一个哲学家一样,思考着深邃的问题。
“宇宙中曾经什么都没有,之后“他”出现了,那就是上帝,上帝创造了地球,又创造了两个人。”
“四岁发生的事,我都不记得了,你有太多东西要思考的时候,记忆就会趁你不注意溜走,每一年,你想的越多,就有越多的新想法从你脑子里溜出去”
“你觉得在我们死去时,会发生什么?”“我们会遇见上帝,他无处不在,他在这儿,那儿,还有那儿,他比我长得还高。”
“我知道我们为什么不能在空中漂浮,因为你知道的,我们脚下有一块像磁铁一样的东西将我们拉回了地球”
“我现在可以看到我的生活,充满各种颜色,棕色、金色和银色”
他们懵懂地思考着宇宙、思考着上帝、思考着世界的本源以及世界的样子,没有那些成长带来的诸多经验,这思考更加直接和纯粹,也更加丰富斑斓。
3 陪伴
妈妈问弟弟,你觉得我们的电影在讲什么,弟弟说,“我们是怎样的好朋友,还有,我们是怎样的好兄弟”
弟弟第一天上学,Markus哥哥带着弟弟找到一年级的班级,一年级的楼层在二层,哥哥便说,“Lukas上到这么高会很难熬的。”
弟弟掉了一颗牙齿,拿在手里反复观察,惊叹好大一颗,一边拿给哥哥看,哥哥的注意力可不在牙齿上,他拿了纸巾过来,擦着弟弟口腔里掉落牙齿的地方,之后才端来一杯水,将弟弟的牙齿放里面,他说,“把这个放你床边,这是它该待的地方。”
兄弟俩一起做俯卧撑,力量似乎是男孩子从很小就开始的追求,年长一点的哥哥显然比弟弟力气要大一点,哥哥弯起胳膊展示自己隆起的肱二头肌,弟弟有样学样,肌肉明显没有哥哥那般发达。哥哥炫耀自己每天都会比他起的早,比他多做二十多个俯卧撑,再喝一勺鱼肝油,不甘心的弟弟也开始了独自偷偷的训练。
北欧的冬天是鹅毛大雪堆砌的银装素裹的世界,雪地里,两个男孩在堆雪人。他们滚出了一个巨大的雪球,只剩最后一步了,两人要合力抬起这个雪球。他们一边怀疑对方没发力,一边又齐心协力,将庞大的冰雪球搬到雪堆上,做雪人的头部。
“最重要的事情是拥有一个家,能有一个兄弟陪伴,是很幸福的事,然后就不会感觉孤单。”
然而兄弟关系并不总是其乐融融的,好的时候像是加了蜜,吵架的时候又无比讨厌对方。
妈妈问,“Lukas,当弟弟是什么感觉呢?”
“哥哥总是决定一切,我有点厌烦了,但我自己又不知道怎么做,”
冰箱那一幕最为印象深刻。
哥哥将酸奶给了弟弟,又拿出一盒巧克力豆,一颗接一颗地塞进嘴里。弟弟开始紧张,只眼睛巴巴地盯着那盒巧克力豆,不停地问,“你怎么一直在吃,你要都吃完吗?”
哥哥一边不满地说,“我已经把酸奶都给了你啊。”一边还是把剩下的大半盒巧克力豆都倒进了弟弟的酸奶里。
弟弟吃完酸奶又爬上柜子去拿饼干,哥哥便化身为控制狂,阻止他,弟弟很不满,“这里又不归你负责!”面对暴躁的弟弟,哥哥苦口婆心,“你不能再吃甜食了。”然而弟弟生气地推倒了脏水桶,泼在了地板上。此时的哥哥真像一个无奈的家长,要他拿抹布擦干净。
我们会吵架,会讨厌对方,弟弟讨厌哥哥的控制欲,哥哥也会头疼弟弟是一个不听话还脾气很大的淘气鬼。
然而当他们真的失手伤害到对方,却又万分后悔。
雪地里,两个人争夺足球,哥哥推了弟弟一把,弟弟重重地摔倒在了冰面上。这一下吓到了哥哥,这个结果是他没想到的,他愧疚地去向弟弟道歉,弟弟愤怒地骂他混蛋,他说要远离马库斯,他有个坏哥哥。哥哥反驳,“你听话我就不会坏了,我想做你的朋友。”
对此情况,哥哥感叹,“做一个哥哥真不容易,我是说变强壮很容易,但打架时,我比他强壮,对他不公平。”
哥哥在手工课上,做了圣诞礼物给卢卡斯,是一个圣诞老人的木牌,做得很粗糙抽象,然而这小小的礼物却让卢卡斯开心不已。
当影片取名叫《兄弟》的时候,陪伴便是不可或缺的主题,它存在于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成长的路上,有另一个人与你一起,两个灵魂互相碰撞、扶持、爱,是何其幸运的事。
我们有不愉快的时候,也有那么多开心的时候。我见证了你每一次的变化和每一步的长大,我是兄长,像一个领路者,弟弟像哥哥的小尾巴,会以哥哥为榜样,我们彼此又爱又恨,我们有很多娱乐,一起做很多事,没有比这更亲密的关系了。
影片里那些细碎的细节总是轻易让人感动,有兄弟姐妹的人,会产生强烈的共鸣;没有的人,会羡慕这样一份陪伴吧。
4 叛逆与烦恼
哥哥的梦想是做一个足球明星,也深知这需要付出的努力,这也许受父亲影响,父亲是他的足球教练。输了一场友谊赛,哥哥显得很失落,也许就是足球让他开始意识到人生的得失与输赢,他在一阵失落之后总结,“足球是享受乐趣,这才是关键,胜利并不是全部。”
年幼的弟弟耳濡目染,他小小脑袋瓜里的喜欢,便是穿有足球图案的内裤,这样明天就会赢了,对于踢足球,他觉得关键是要跑得快,比警车还快。
跳水那一幕似乎再次发生,临近足球场,年幼的弟弟突然心生退怯,不愿意走向自己的队伍,因为他讨厌跑步。好不容易向跑步妥协,却又遇上不友善的小伙伴,足球给他留下了糟糕的第一印象。
“我讨厌足球,讨厌罗森博格,讨厌瓦勒伦加,讨厌里勒斯特罗姆,讨厌赛伊,讨厌挪威,讨厌一切,我甚至痛恨一切。”
看着足球场上的父亲和哥哥,他远远地竖起了中指,年幼的爱憎来得如此极端。
此时妈妈问,“卢卡斯,你最大的梦想是什么?”他说,“我最大的梦想,是复仇,这就是我的梦想,我只在乎自己,别人我都不在乎,”
他似乎将这份对足球的不满延伸到了整个世界,瞬间黑化,决绝地宣誓着自己的不满。
然而稍微长大一点,他与哥哥进行足球练习的时候,他突然宣言,“我爱足球,我喜欢鲁尼、曼联,罗森贝格也可以。”
似乎在短暂的童年岁月里,爱憎都不算什么,人说六月的天就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他们极端,却也直接。
弟弟的叛逆和随性似乎与生俱来,第一天上学的时候,一边走路,一边大大咧咧哼唱着不着调的歌。
一开始的新奇过后,他开始厌学。当老师阻止他继续画画时,他会因为被打断而不爽,说那个老师不要脸;他讨厌数学,却又无法选择,便觉得“讨厌学校,这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东西。”
各种厌烦积累,他便负气要回家,他想要逃离这个地方,不停地宣告着,他有多厌烦这个地方,他抱怨,“谁发明的学校小组之类的一堆东西啊”。
妈妈的镜头开始摇晃,凌乱地划过地板或墙壁,母亲的身份和导演的身份在此时产生了冲突,她必须要放下拍摄,去追赶他的孩子,劝告他,“你不能在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就逃跑。”
他强硬的回应:“我当然可以!我可以!我可以直接退学!”
劝告进行的很不顺利,妈妈决定搬出自己:“如果你不回去,妈妈会被责备。”
然而此时的弟弟就像一个展露头角的小恶魔,他说,如果他们责备妈妈,他会踢他们,并骂他们“fuck you”。
哥哥也同样厌学,但表现得并没有那么极端,只是对算术作业充满了抓狂,分分钟想要掀桌子的冲动隔着桌子都能感受的到。
妈妈的劝告不再那么顺利,他们有了自己的反驳,那个年龄,好像学业是最大的负担和烦恼,在短短一周内完成一篇文章,这让哥哥觉得以后的生活都不会太顺利。
曾几何时,我们也是这般,烦恼着练习题,烦恼着枯燥的课堂,烦恼着烦人的老师,学业生涯似乎看不到镜头,然而一切转眼即逝,当时天大的烦恼,回头再看是那样微不足道。
5 成长
成长似乎发生的悄无声息,却又是那样清晰可见。
圆润的童稚的脸庞,开始有了棱角,哥哥开始在意自己的形象,班级的第一次派对,他不断在镜子前打理着头发,却似乎总是不满意 。这份紧张产生的烦躁转移到了拍摄上。
成长带来了青春期,青春期让一个男孩有了性别概念,他开始对女孩产生异样的感觉,开始思考自己的初吻。
青春期的马库斯迷上了摇滚,他热爱的东西除了足球,又增加了乐队,他说愿意为乐队和足球放弃一切。
可是哲学家弟弟卢卡斯说,足球和乐队,你必须做出选择。
马库斯喜欢绿日乐队,因为他们很酷,他想要染黑色的头发,戴一只耳钉,却担心父亲会不喜欢,这是属于这个年龄段的烦恼。小心翼翼对父亲说出自己的想法,期待父亲的认同,父亲如意料般持否定态度,但这并未打消哥哥的这个念头。
少年的心里打开了新世界,他想要尝试新的东西,这萌生的小小悸动,只会愈演愈烈,他还是去做了,染了头发,戴了耳钉,完成这一切的他喜悦而兴奋,总是控制不住露出笑容,同时又有点忐忑。
不想在回去的路上,就遇到了忐忑的对象,就是他的父亲,他突然羞涩和胆怯,不知该如何面对父亲。
这是对随性与自由的初尝试吧,年少的灵魂渴望个性与张扬,这何尝不是活力与自由的体现。也许会遇到阻碍、也许会面临选择,但不张扬一次,又如何叫青春呢?
妈妈的祖先是捕鲸人,这个家庭似乎与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在亲戚拍摄的捕鲸影响里,妈妈捕捉到了几秒钟的十岁的自己。这短暂而宝贵的几秒钟也许是她关于童年的仅有的影像记录,也许正因如此,她才想要用影像完整地记录他的孩子的成长,像一个捕鲸人一样去捕捉孩子们的美好。
这似乎是另一种形式的羁绊和传承。
妈妈说,“我看这整个世界都涵盖在这小小的宇宙中,河流、学校、报刊亭、足球场、后花园、那些小地方,却包罗了整个童年时光。纵使时间对于孩子来说是无穷无尽的,但对于母亲而言,时间流逝得太快了,当我们回首时,又能记得住哪一天呢?”
这是最真实的少年时代,没有彩排、没有演员、没有剧本,只有镜头的记录。
哥哥的毕业考试也带来了纪录片的结束,然而生活只是刚刚开始,成长还在继续,时间还在向前,逝去的,只有那些有趣的、愚蠢的、美到失语的年少时光。
如果说照片记录下的是永恒的瞬间,那么影像则是这些瞬间的集合。人的一生,都将经历数不胜数的事件,然而我们终将忘却这其中的全部。可是在某一个时刻,我们不禁会问:哎,我小时候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吗?然后我们又不禁感叹:不太记得了……
纯粹的揣测给不了任何准确的答案,最多让我们在记忆的海洋中抓取一些模糊的片段,就像昨天晚上做的一场梦,细节什么的,全然消逝不见了。
所以,看完这部将近2个小时的影像,我觉得这位母亲的拍摄计划是值得的。从大儿子出生,一直到小儿子也长大,它勾连起了一个家庭的成长史,甚至连祖辈的故事都被纳入。我看到了两兄弟延续了父亲对足球的热爱,也看到了大儿子对独立梦想的追寻,从父亲的羽翼下尝试逃离,却又在父亲回望的目光中颤颤巍巍;我看到了两兄弟之间争吵打闹,也看到他们之间的温情相拥;我更加看到母爱的伟大,她端着一部摄像机,完成了引导儿子解读生命终极并反过来向他们学习的过程。一个梦想有多大?一个想法有多大?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当那些答案出自两个十几岁孩子的口中,我能感受到生命的厚重。不知道他们是应激表达还是向着录音机读完一段已经写好的结论,但这三个问题,我想,两兄弟的母亲自有答案。
我们还记得多少孩童时代的小事?那一年我几岁?为什么会记住这件事?当我们自问,却说不清楚答案。如果我问这两兄弟,你们怎么会想到成为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他们的答案来自哪里?是足球俱乐部、父亲、同窗,还是墙上挂着的那张利物浦全家福?
影像的作用,不仅帮助我们回忆过往,它还有一个极其重要但又容易被忽略的功能,那就是提供拍摄者的视角。两个孩子的母亲,将大自然的声像代入到成长的经历之中,仿佛为一个个事件涂上了情感的色泽。两个儿子看到了自己,也看到了母亲。他们未必读得懂母亲,但他们终将不会忘却,在伴随他们成长的路途中,还有着蓝蓝的天空白白的云、摇曳的稻草悠悠的风。
我们总能读到诸如“壮丽的史诗”这样的论断。可是,为何一定要宏大?为何一定要波澜壮阔?这部影片,平淡得就像流淌过指尖的溪流与两兄弟泛舟的湖面,没有一丝涟漪。但它却给了我一次次的会心微笑与心灵触动。这种感受或许就来自于它的平凡。继《一个人的西藏》之后,我再一次感受到了浓浓的乐感与诗意,那往复闪现的薰衣草群、简陋的白木屋、借风鼓动的床单以及简单的配乐,都是那么简简单单,可是每一个观者的内心到最后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不是吗?
母亲最后说,但我知道,这美好的一切终将过去,一个时代结束了。我想,这又何尝不是生命的意义?放下一段故事、一段过往,才能更好地开启一段更新的故事、更好的人生。
亚丝拉琪·霍尔姆拍了二十年电影了,成为两个儿子的母亲之后,她意识到这才是真正与生命有关的——她的儿子,他们的生活、成长和烦恼,她问自己,“在生命之初我们是谁,然后我们又成为了谁”——于是就有了《兄弟》这部纪录片。
他们一家四口都来了,先是受邀参加了极地光影电影展,然后去广州的一座老祠堂里面放映他们的片子,最后到深圳与观众见面,结束工作后他们计划去香港的海边度假。
长大后马库斯(哥哥)和卢卡斯(弟弟)兄弟俩变得腼腆多了,尽管早就习惯了妈妈拿摄影机对着他们,记录他们的生活,但在记者的镜头面前,他们还是颇为害羞,不太说话,倒是妈妈和爸爸十分热情,轮流抢麦回答记者的问题。他们一个是导演,一个是制片,都已经在电影行业从事过多年,成立了电影制作公司,主要拍摄纪录片,获得过多次国际电影节的大奖。
霍尔姆一家生活在挪威奥斯陆一座安静的小镇上,已经几乎想不起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兄弟俩发现妈妈总是扛着一台摄影机跟在他们周围,拍摄他们起床、上学、踢足球、吵架、玩乐队、旅游…… 问他们关于生命、成长和梦想的问题,卢卡斯抱怨道,“好像从出生开始妈妈就在拍我们了。”
《兄弟》不仅仅是一部家庭录像带式的作品,它更加凝缩,也更有普世性,讲述着这一个家庭,也讲述着无数其他家庭的故事,“我寻找庸常生活中的诗意”,亚丝拉琪说。
巴塞电影:最初为什么会想到要拍这部纪录片?
亚丝拉琪(导演/妈妈):在开始拍这个项目之前,我已经从事电影制作很多年了,超过20年。当我成为一个母亲的时候,觉得这很令人激动。因为我意识到,这才真正是与生命有关的。两兄弟都充满了生命力,卢卡斯很富有诗意,他说出口的话常常那么美好;而马库斯则那么勇敢、常常给他的弟弟很多挑战。
于是我就想,如果我拍一部片子来讨论‘在生命之初我们是谁,然后我们又成为了谁’,那会怎么样?就是这样。这就是我一开始想要拍这部片子的原因。
巴塞电影:说服两个男孩接受拍摄是否很困难呢?
亚丝拉琪:一开始不会,那时候他们还很小,卢卡斯才5岁,马库斯才8岁。当时我问他们,如果妈妈拍一部以你们为主角的影片,你们会觉得怎么样?马库斯说,哇,那应该会很有趣,不过也会很辛苦吧。他很有智慧,他预见到了接下来会发生的事。
所以一开始大家都很有热情,都对这个项目感到很激动。抗议是后来开始的。
巴塞电影:除了影片中展示的,一共还有多长的素材?
亚丝拉琪:我一共拍了8年,所以自然有很多素材。尽管我没有每天都拍,每天都拍那会让人筋疲力尽的,我大概是拍一周,停两个月,然后再拍一周,所以最后结束拍摄以后,我大概有450个小时的素材。真的很多。
巴塞电影:剪辑花了多长时间?
亚丝拉琪:也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过程,花了将近3年。
巴塞电影:如何在众多素材中进行选择的?
亚丝拉琪:我觉得是挑选那些和我的家庭有关、同时又对人类共通的东西有所讨论的部分。所以每个画面都应该有些更大的东西在里面。有点像透过一个小小的雨滴,来看这个世界。我寻找庸常生活中的诗意,就像雪花落下来的感觉——在你小时候,那是非常美好的一种感觉。我也尝试去捕捉时间,我认为时间是影片中的第三主角——时间在流逝。当我开始这个项目的时候,那艘船在海上驶过的画面代表了我最初的想法。因为我觉得时间流逝得好快,我得捕捉到这些美好的片刻,这样我们才不会忘记。
巴塞电影:你在影片中所处的身份非常特殊,创作者和母亲的身份是否存在某些矛盾的地方?
亚丝拉琪:在一开始,我只想像到了那些美好的时刻能够被记录下来。当我开始着手拍摄之后我才发现,要同时当一个母亲和一个导演兼摄影师是非常困难的。但我觉得能够透过一个孩子崭新的眼光来观察这个世界是一个很棒的机会,所以我不想去干涉太多,我只想要捕捉记录下那些情境和瞬间。
但过程中我同时也发现,我是个母亲,我也身处在那个情境中,当事件发生,或有矛盾产生,或者他们跌倒了之类的,我就作为妈妈被拽进了情境里,我就必须要应对这个情境。于是我才明白,我作为镜头背后的那个角色,也应该成为影片的一部分。所以尽管我最初并没有这样计划,但在过程中我意识到,我的声音也是很重要的,因为那是母亲的视角,是我眼中的画面,尽管记录下的是儿子们的生活,但要了解到这是我眼中的他们,我的视角注定是相对主观的。所以即使我一开始的想法是让两兄弟自己讲他们的故事,但后来我认为同时让我的声音也存在,会是更诚实的讲述。
巴塞电影:在兄弟俩看来,这部影片是否展现了真实的自己?
马库斯(哥哥):我个人觉得确实拍出了我们真实的一面。因为我们并没有在表演,这就是纪录片和虚构电影的区别。所以我认为,也许有些片段是经过提炼的,但最终呈现的结果是真实的而不是虚构的。
巴塞电影:爸爸作为制作人,如何看待自己在影片中的身份,对这部影片最初有什么想法?
图勒(制片/爸爸):我最早的期望是能因为这部片子来到中国。(笑)没有,那只是个额外的奖赏。我只是给亚丝拉琪提供制作上的帮助。最初的四年,我都并没有想要成为电影画面中的一部分,我只是想作为制片人参与这电影,当然我是主角们的爸爸。几年以后,他们说服了我,我也出现在影片中会更自然。于是作为他们的足球教练,我同意了参与“出演”。
影片中有一些片段,作为父亲的我并不喜欢,但是作为制片人的我很喜欢。因为它们是展现了矛盾冲突的片段,在电影中你需要冲突,冲突是电影的燃料。
而且我也知道,每一部电影都需要一个坏人。
巴塞电影:拍摄过程中最困难最矛盾的是哪一次?
亚丝拉琪:我一开始拍摄他们与外部世界互动的时候,尤其是在学校,就意识到这会有困难。因为我既是导演又是妈妈。我记得在一开始的时候,有一次我在拍马库斯,他当时有点伤心,站在学校院子里哭泣,我在镜头后面,感到无法继续拍摄,因为太沉重了。我应该回到母亲的身份。所以我放下了摄影机。接着我又问我自己,如果每次这种情况我都要放下摄影机,电影就拍不出来了。所以我必须得把这种两难带进电影里。
因为我的确既是母亲也是电影制作者。我同时也认为,展示这种矛盾会让电影更真实。而且我觉得他们俩在镜头前的那种抗拒表现也是一种成长过程的自然呈现——因为即使我没有拿着摄影机,他们的抗拒也依然会存在。
我感觉他们是非常坚强的两个,如果他们没有这么坚强,我不可能完成这部片子。
图勒:电影中有一些场景呈现了她作为母亲的角色和作为导演的角色之间的冲突。例如卢卡斯在厨房里故意打翻水桶,让水流了一地。因为哥哥不允许他偷拿厨房里的饼干吃,他很生气。(作为妈妈)正常的反应会是放下摄影机,把地上的水抹干。但她没有那么做。因为她当下依然是个导演,她得到了一个电影场景——如果她放下摄影机,就失去这个场景,或者说失去这个场景的后半部分了。于是她继续拍摄,然后事后你再让制片人去确认保险条款。
亚丝拉琪:我必须说,当时卢卡斯不开心地对我说,只要我还在拿摄影机拍着,他就不想跟我说话。我就问他,如果我把摄影机放下呢,他说,可以,那样他就愿意对话。于是我放下了摄影机。
后来我再查看当时拍下的素材,我松了一口气,因为我看到自己确实终止了拍摄。因为我觉得那种情境下我当然需要尊重他们。而且我终于有一个好机会可以告诉他们我为什么要拍这部电影。
过程中有很多挑战,需要去平衡很多东西。但同时也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对生命、对我们是谁,有一些好的表达。
电影里有两三处是男孩们表现出抗拒这部电影的拍摄。一处是厨房的那场戏,还有一处是亚丝拉琪在拍马库斯对着镜子梳头发,他说,把摄影机关了。最后一幕,他对他妈妈说,你必须停止拍摄了,你已经有了足够的素材了。对这部电影而言,让人们看到兄弟俩对持续了多年的拍摄有自然的抗拒,是很重要的。同时,在你小时候,你会拥有自己越来越强烈的想法,自己的立场,以及对你的父母越来越有了抗拒的心态,这也是这部影片一个重要的部分。
巴塞电影:拍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有趣的事,但没有保留在最后的成片中的?
图勒:马库斯和他的朋友欧德纳,也就是乐队中的鼓手,他也在电影里, 他们躺在床上有一段大约10分钟的对话,谈论他们长大以后不能吸毒。他们当时大概10岁,对话非常棒,但是太长了,那样会占掉电影太大块的时间。
他们当时在谈论梦想和未来,提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想法。马库斯说,“我永远都不会抽烟的——也许会尝试一点点,就一点点的毒品,但绝对不抽烟”。欧德纳说,“哦不,那毒品也不行,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尝试毒品”。这段对话很有意思,因为他们当时只有10岁,就有这么智慧的想法了。他们对于长大应该怎么做有非常清晰的认知。
我们之前还有一个版本,时长两个半小时,好像是2012年。那是比电影结束拍摄还要早两年半的时候。后来我们把电影剪短了40分钟。我们拍了更长,电影却剪得更短、也更好了。所以剪辑的时机,是做一部好电影的关键。
巴塞电影:如果由兄弟俩来剪辑,电影会否很不同?
卢卡斯(弟弟): 我想如果是我们来剪的话,电影一定没有现在这么好,但确实会很不同。可能会有更多的动作、和冲突,少一些这种安静的、平和的画面。
图勒:没有现在这么多的扔球的画面?
卢卡斯:对,我想不会(笑)。
马库斯:我同意卢卡斯说的。因为我妈妈用了一些特效来展现时间的流逝, 我一开始没有理解为什么她要重复呈现划船的画面那么多次,但我对跳水的那场戏有共鸣,如果是我来剪辑的话,应该会把跳水的戏放在前面,也许不是最开头,但会放一部分在开头,然后一部分在中段。而划船的场景,我一开始没有理解,后来看过电影几遍之后才明白,它是用来代表时间的场景,所以它才在电影中出现了一遍又一遍。 每到夏天我们都会重复这个场景,她挑选出来表现了我们的成长。你可以很清楚看出每次换一艘新船,我们都长大了一点点。然后你看到故事随之发展。总而言之如果我来剪辑,会剪进更多冲突性强的画面,但电影不是仅仅建立在冲突上的。
图勒:但你并没有看过剩下的素材,那些原始素材。
马库斯:对。
巴塞电影:为什么兄弟俩不想看看剩下的素材呢?
亚丝拉琪:我早早就做了这个决定。因为我直觉认为,在拍摄过程中不应该给他们看这些原始素材。因为我如果给他们看了,他们也许就会开始评估自己在画面中的表现,也许他们会想,我这样看起来不太好,下次我应该表现更好,然后也许就开始摆拍和表演了。那样会伤害这部电影。同时我也觉得,制作这部电影是我的责任,如果他们介入其中,就会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他们会时时想着这部电影,那样我就破坏了他们生活的日常性。所以我相信这是一个好决定——他们可以结束了两个小时的拍摄就出去玩,完全不需要再记挂电影的事。
我还听说《少年时代》的导演理查德·林克莱特,也是这么做的。当然,那是一部虚构电影,他也不让他的演员们看任何一点拍摄素材,在拍摄的12年间——也许是出于相同的理由吧。
巴塞电影:人们会经常拿《少年时代》同你们的电影相比较吗?
亚丝拉琪:会。我也理解为什么。其实我觉得挺有趣的。在我一开始拍摄的时候,我不知道有《少年时代》这片子。直到导演林克莱特结束了拍摄,也就是知道2014年8月份 的时候,我才听说这部片,原来几乎是同一个时期,在德州有个导演,跟我在挪威拍的片子是同一个主题:时间流逝,孩子成长。所以我告诉图勒,我们应该看看那部片子。于是我们就去看了,当时是我进入剪辑的最后阶段,当我看到那部片子的时候,我觉得它棒极了,我很爱这个电影,也感受到与导演林克莱特之间的一种联系——他尝试着去捕捉当下,同时也想保留下我们生命中一个更长的时间线——也许是因为我们在现代生活中缺失了这个,它是某种想要弄清楚对我们是谁,我们从谁哪里来,以及我们将会成为谁的渴望;我也感觉到,他的电影在围绕着他的团队打转。
巴塞电影:划船的场景是否承载了一些导演特别的想要表达的东西?
亚丝拉琪:我是受到了安德烈·塔可夫斯基,那位俄罗斯导演的影响。他拍了《镜子》。他谈到过作为一位艺术家,你就像一个摆渡人,连结过去和未来。这让我觉得很受启发,在这部电影里我就感觉到自己像一个摆渡人,因为我就在船的中间,试图连结起过去——也就是我的家族故事,和未来——也就是两个小男孩。
这给了我一个进入故事的视角,因此划船场景部分对这电影而言很重要,对我也是。我觉得这部电影有很多个层次,一方面这个故事很容易跟随,但同时如果你多看几遍,又可以发现一些新的东西。我在故事底下还是有一些想法希望去表达的。有趣的是,我跟人们聊天的时候,他们会问我问题,其中很多是关于电影中不太明显的部分,但是他们抓住了。所以我觉得很有趣,人们能够领会你藏在电影里的东西。
巴塞电影:(问俩兄弟)看过电影之后有没有更新了对自己的认识?
卢卡斯:可能就是发现我小时候很无赖吧。
巴塞电影:马库斯最喜欢的足球俱乐部依然是利物浦吗?
马库斯:依然是利物浦。
巴塞电影:光是看着两兄弟小时候的样子,觉得可以预测他们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吗?
亚丝拉琪: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我觉得我通过成为母亲,学到了很多。在此之前,我总觉得我可以把他们培养成“好人”,我以为父母的影响在一个人性格的形成当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但在我成为母亲后,我发现在我介入之前,他们就已经完整了。他们很坚强,也有他们自己的个性等等。所以我理解到,不论是马库斯还是卢卡斯,他们都是他们自己,都是不同的。
所以我觉得是可能的,从一开始就看清一个人究竟是谁。所以也许关键是在于后来他们如何在世界上展开自己的旅程——也许这才是我们作为父母可以帮助他们的:去发现他们是谁,去成为他们最好的自己。那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很多的挑战,和很多情况要去应对。我很仰慕我们天生的这些伟大的禀赋,就像我在马库斯、卢卡斯身上看到的那样,我现在看到的他们还是和当年相同的两个人,这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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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能看到像《兄弟Brødre》这样干净又迷人的纪录片。
挪威女导演亚丝拉琪·霍尔姆(Aslaug Holm)在自己的小儿子卢卡斯5岁那年,拿起了摄影机,开始拍摄这部关于她两个孩子马库斯和卢卡斯的家庭纪录片。
“很庞大的工程啊,差不多十年后等到电影完工了,再看自己小时候一定很有趣”8岁大的马库斯语重心长地说,的确如此,她一拍就是十年,因此被人称作是纪录片版的《少年时代》。
画面很美,主要的取景地有两处,一个就是导演和儿子居住的城市奥斯陆,另一处则是挪威郊外风景宜人的斯莫拉岛,他们一家在那里的海边有一座红色的小木屋。影片一开始,就是两个小正太光着膀子在木屋的门口准备比赛跳水,海面被风吹过,起了一片深蓝色的涟漪。
“跳吧,卢卡斯。”哥哥率先跳进海里,在水中喊道。
卢卡斯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穿上衣服,跑回家去了。
“你真是个懦夫。”哥哥说。
他们所在的地方,是一个长满了狗尾巴草的海滨半岛,开着大片大片紫色的花,天气好的时候,兄弟俩会划着一艘小木船出海,母亲就在另一艘船上远远地拍他们。
霍尔姆有一次问儿子,“你知道为什么妈妈一直在拍摄吗?”
儿子回答说:“因为,你想让我记住你,在你死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纪录片里每个人说的话,都像是诗一样,也许只是单纯琐碎的日常对话,但在镜头的缓慢变换和音乐的配合下,孩子们那些突如其来的话语显得充满诗意——充满了一个母亲爱的诗意。
妈妈拍摄自己的孩子,已经可以想象这部纪录片拍摄过程的与众不同之处。
苏珊·桑塔格在《关于他人的苦难》一书中已经指出影像工作者的矛盾之处,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1993年自由记者凯文·卡特在大闹饥荒的苏丹拍下了一个即将饿死的小女孩和在她身后虎视眈眈的兀鹰的照片——一方面是作为摄影师的专业素养让凯文·卡特守在原地,试图拍出最震撼的画面;另一方面则是作为一个人的凯文·卡特,应不应该放下相机去救助那个将死的女孩。
假设凯文·卡特正是他照片中女孩的妈妈,那么这个问题便不成问题了,在《兄弟》一片中也正是如此,虽然大多数时候,霍尔姆都是采用旁观、不干预的态度,对两个儿子的小打小闹保持客观包容,但在某些关键时刻,她不可能不挺身而出。
小儿子卢卡斯在小学课堂上被老师骂了,“我要回家”,他说着推门跑出了教室。
“你不能这样做,卢卡斯,那样的话我们就得去见校长了”妈妈说。
“我厌倦了在这儿带着,我很烦了!臭不要脸的老师!不要脸,不要脸!”
摄影机没关,但也没对准人物,非常晃,我们看到的是学校走廊的墙壁和地板,然后听到妈妈在镜头背后叹了一口气:“你不能在每次事情变得有些困难了就逃跑。”
“我当然可以,我可以!我可以直接退学!”这当然是任性的话,可我们却看到镜头更晃了一点……
观看这样的片段让人感到非常亲切,妈妈手中的摄影机并不是冰冷的,那个装着胶片的镜头就是妈妈的眼睛,有时它会陷入焦虑,一下子变得不知道该拍什么好了;
有时为了去帮助受伤的儿子,霍尔姆会曳着摄影机飞快地冲上前去;
有时,自然地,她会把一切都拍得很美,再配上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悠扬音乐,美到不真实了,但那种“不真实”,何尝不是一个母亲眼里的真实呢?
吉田喜重曾说小津安二郎镜头下的景象是一种“无记名的、暧昧的景象”,因为我们无法判断观看者究竟是谁。与之相反,《兄弟》中的观看者很难不被察觉,甚至,霍尔姆还时不时让自己本人也出现在屏幕中,显得比瓦尔达出现在《阿涅斯的海滩》中还要理所应当。(瓦尔达是法国新浪潮电影的教母,《阿涅斯的海滩》是她于2008年拍摄的一部自传体纪录片)
另一个让人惊讶的时刻,发生在大儿子马库斯的青春期阶段,他开始玩乐队了,喜欢Green Day,也似乎开始接触到女孩子的问题了。有一天,他突然说他想把头发染成黑色,虽然爸爸十分不赞同,但霍尔姆还是陪着儿子去了理发店,马库斯不仅染了头,还在耳朵上打了个耳洞。
镜头里的马库斯坐在理发店的椅子上,强装镇定,等到耳洞打好之后,他朝镜子看了看,害羞又兴奋地傻笑,以及回家路上遇到爸爸的那一刻的不知所措。
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几乎忘记了镜头和镜头后面的妈妈的在场,然而仔细一想,几乎可以无比真实地感受到妈妈在儿子人生中这一次小小的“长大”的瞬间,作为一个观察者,在镜头后面露出的有点无奈的笑容。
其实他们都过着极为平凡的生活,哥哥马库斯从小喜欢踢球,他梦想着进入利物浦球队,长大一些后又爱上了音乐;弟弟卢卡斯非常害羞,身体没有哥哥强壮,踢球也不如哥哥,常常闹脾气,经常让妈妈头疼。
更多时候,他们只是在做着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在妈妈的镜头下,寒暑交替,景色变换,时间慢慢流逝,空气中的灰尘都像有了生命。
她拍了十年,有时候孩子会对母亲发飙,“我讨厌你一直拍摄,你都拍了十年了,还是完不成它。”
时间是影片的一个重要的主题,“时间永不终止,它一直走啊走啊,即使其他一切都终止了,时间还会走,时间只是不停地走啊走啊,我们都不知道最后的最后会发生什么。”小儿子卢卡斯说。
“每一年都像是一阵风,吹拂而过,38,39,40,41,42,43,44,妈妈四十四岁了”大儿子马库斯在日记里写道。
“我记录下我们的时光,可它依旧很快溜走”霍尔姆说,影片中有许多叶子从树上掉落的画面,让我想起了好莱坞之父D·W·格里菲斯曾说过的一句话,他说:“电影就是一片树叶被风吹下来。” 电影对于时间的流逝有一种细腻的感知,一次镜头运动,一次剪辑,也许就是一个月、一年甚至十年过去了。
在这之中,也许有某种既残酷又温柔的东西存在着,对于一个母亲来说。
对于北欧电影,我的印象中似乎只有伯格曼、拉斯·冯·提尔和德莱叶的身影,更不用提纪录片了,《兄弟》算是打开了我的一扇门,在观看的过程中,每次被霍尔姆镜头中清冷的北欧风景打动时,就会想到两个词:灵性和干净,看完仿佛整个人在瀑布下面洗了澡。
《兄弟》在国际各类电影节上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去年曾在台北国际纪录片影展上展映,获得了国际竞赛大奖,台版翻译叫做《奥斯陆少年有点烦》,更为活泼可爱。影片今年又在大陆的齐放·极地光影影展上进行了展映。
7月15日,导演亚丝拉琪·霍尔姆会带着她的两个儿子马库斯和卢卡斯,以及他们的父亲来到广州出席金红棉影展,然后会到深圳来跟观众见面交流。我是打算去四刷的,还想跟卢卡斯表白~~
影片一开始是小小的卢卡斯和哥哥站在水边的,哥哥马库斯一跃而下跳到海中,笑着朝卢卡斯喊“卢卡斯,跳啊。”卢卡斯万分犹豫,最终落花而逃。
“你真是一个懦夫。”哥哥如是说。
在看这部影片之前,我从未想过,如此琐碎而平凡的事情拍摄出来的一百分钟里能够让人不乏味。甚至还有感动。
你甚至可以想象那些场景,日复一日的,母亲抬着相机走在兄弟两身边,在期待着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在回顾这些瞬间的时候,或许会出神的想,即使是自己的摄影,当它作为一段视频或者别的什么独立存在时,它就已经拥有了一双新的眼睛。它和拍摄者看到的不近相似,但绝不相同。你再也不是参与者。
因此,电影中母亲很多的自述是影片画龙点睛的一笔。
她在电影中讲述过一段自己的故事,摄影之于她,又或者她之于摄影的成长故事。从她跟随祖父一起去航海捕鲸,很多年后在那些古老的录像带中望到自己出现的短短几秒钟。她忽然发现了自己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这很奇妙,像命运一样。
她说,纵然时间对于孩子来说可能是无穷无尽的,但对母亲不一样。
“我觉得从我出生起,拍摄就一直存在了。”是卢斯卡的声音。
母亲记录着他们的生活,但尽量把自己的存在感放到最低。兄弟两的矛盾,亦或是选择,她都不会插手。
她甚至跟着马库斯去了理发店把头发染成黑色,又看他在耳朵上打了一个耳洞。她并没有阻挠,即便她知道这是爸爸不会同意的事。
但这是最可贵的。她保留了孩子们最原本的想法和状态。画面中马库斯面对归来的爸爸时,那种局促不安甚至有些害怕的心情,不敢直视父亲或是试图把事情解释的不那么要紧...
真实感能让你在屏幕外轻轻地笑起来。因为这也是你曾经做过的事。
很多时候她只会在必要的时候开口,譬如卢卡斯生气把水桶踢翻的时候。这时候她似乎又像是一位母亲了。
影片中有很多母亲与兄弟俩的对白,从小到大。忽然发觉,小孩子更像是生活的哲学家。看着那些对话,我甚至需要细细地去思索一番。
这些话往往非常的平常,却又非常的令人印象深刻。
“你想让我记住你”。又或许这就是摄影的意义。
其实有时候,孩子们会对母亲发火。那么多年了,你为什么还没有拍完。这样审问的话,有时候会另母亲陷入沉思。是的,她已经拍的够久了。但她一直在找一个结束的感觉,没有一个时刻,让她觉得这就是再见了。
或许是因为不舍得。
有关时间的话题,在影片中似乎反复出现过。
或许无法想象作为一位母亲对时间流淌是什么样的概念,惶恐还是幸福。害怕衰老和死亡,却又对下一天的未知充满无限的期望。
纪录片似乎是没有高潮的。
但你从最初看到卢斯卡落荒而逃开始,就该知道,它是有后续的。而你不能预料到那时候你是如此心境。
“卢斯卡,你不是一个懦夫。”同样的场景,甚至同样的踌躇不决。但他看起来好像勇敢了一点,你看到他的脚趾紧张的蜷缩起来,然后说了一句“wait.”然后又看看眼前的海。纵身一跃。
非常令人感动的一瞬间。
年少时对梦想有会有许许多多的憧憬。这同样是,母亲花了长时间去展现的东西。
从一开始卢卡斯讨厌足球,讨厌所有无谓的练习。甚至颓废的说“我只在乎我自己”。到后来他对马库斯说“我已经决定好了,我要踢足球。”这样的变化让人无限慨叹。
而马库斯面对这乐队和足球,他最爱的两样东西,陷入深深的纠结。“我很快就会选择好。”他这样说,但这或许是最困难的。
影片结尾还是以母亲的自述为终。
“你的梦想是什么呢”曾经孩子们这样问过她,她说是拍出好电影。“我是问除了电影呢?”她似乎再没给出答案。
这部影片不仅仅是对她的孩子们的记述而已。她一直在寻找着,某些不确定的含义。在那片蔚蓝的大海上。
这应该就是结束了。
母亲所寻找的“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或许她己经有了答案。又或许没有。
可是必须要结束了。
因为她的两个儿子已经长大了。这部关乎成长的电影再也拍不下去了。
“影片的结束就是当你们离开的时候。”她好像这样说过。
又或许是,
你的离开,就是这部影片,十多年来。
全部的意义。
《本草中华》将以神奇的中华本草为切入点,带领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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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是Markus,弟弟是Lukas,妈妈是导演,爸爸是制片人。这是两兄弟长达八年的私人影像记录,大背景是挪威的风光,奥斯陆中部的古老房子、斯莫拉海岛,房子前面有河水、海上有捕鲸人。
河水永远在哗啦哗啦流动向前,不急不缓,像时间的流逝,所有的瞬间都在流逝,无法回头,只会永远留在镜头里。
夏日、暖风、暴雨、深潜海浪之中,这就是斯莫拉岛,妈妈长大的小岛,我印象中最深的,就是这里绵长的白日,我们有那么多的时间,一切都近在眼前,我们所有的冒险。可能我自己的童年记忆,正通过摄像机慢慢苏醒过来。
这是片中的一段台词,童年是什么?披上床单便觉得自己可以飞翔,小狗在挠痒痒也是一件稀奇事,快乐和悲伤总是来得猛烈去的匆匆。也许,每一个观众的童年记忆,那些关于成长、关于烦恼、关于快乐、关于陪伴的点滴,都在随着这镜头一点一点苏醒过来。
1 勇气
从出生那一秒,我们便开始了对世界的探索,世界于我们而言是完全的陌生和未知,每一步的尝试和探索都需要勇气。
影片一开始便是关于勇气的片段,看起来像是关于兄弟俩的第一次跳水,弟弟跟着哥哥脱掉T恤,跃跃欲试。哥哥一马当先,弟弟却有些犹豫,他看着在水里畅游的哥哥,羡慕而又胆怯,哥哥上岸鼓励他,告诉他不会有危险,不断跟他说加油,他还是退却了,穿上T恤离去,哥哥对他喊:“胆小鬼!”,他也抛在脑后。
当恐惧产生的时候,只能自己战胜自己。
这个家族与水是有渊源的,妈妈的祖先是渔人,他们以大海为生,捕鲸捕鱼。面对无常的海上生涯,他们必须勇敢、强壮、反应灵敏,如此才能不被大海吞噬,于是,坚毅和固执似乎印在了他们的骨子里。
lucas弟弟躺在草地里发呆,在一番与自己的独处之后,在哥哥不断地召唤下,他终于下定决心去跳水。他做着深呼吸,数着一二三,他的赤足在颤抖,恐惧还是伴随着他,可是这一次,他压下了恐惧,战胜了恐惧,鼓足勇气迈出了脚。
他的脸上露出惊奇和喜悦,还有如释重负的放松,似乎在恍然,原来没有那么可怕,又似乎在开心,原来跳水这么爽。
他爬上岸,说有点冷,第二次应该不会冷了。
你看,一旦迈出了第一步,后面便很容易了。
我相信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都会经历这样的时刻,我想起自己小学的一次体育课,那节课要学习跳马。
助跑、支撑、跳跃腾空。那时候,总觉得运动白痴的自己会摔得惨不忍睹,然而真正去尝试的时候才发现,那并不难,你远比自己想象中要厉害,你只是需要勇气。
如今长大,我们同样要面对很多困难,面对恐惧。当退缩的时候,胆怯的时候,也许我们应该想起,曾经年少的我们,那样勇敢过。
2 对世界的思考
《苏菲的世界》中,一切的哲学问题始于好奇心,好奇心始于对宇宙和生命的思考。婴儿的好奇心是最盛的,他们从娘胎里掉进一个崭新的世界,幼小的灵魂便开始了对世界的观察和思考。
当你作为一个观众,全程围观兄弟俩的成长的时候,你仿佛也变成了一个孩子,看到了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
“第一天上学,在校长面前有点害羞,但是游戏时间挺好玩的,大一点的孩子们,他们走路都带着耳机。”
这是Lukas弟弟看待世界的视角,连大孩子们喜欢戴着耳机走路这样的琐事,都是他倾注注意力的地方,这是他对这个世界的观察。
Lukas尤其喜欢说一些充满哲学意味的话,像一个哲学家一样,思考着深邃的问题。
“宇宙中曾经什么都没有,之后“他”出现了,那就是上帝,上帝创造了地球,又创造了两个人。”
“四岁发生的事,我都不记得了,你有太多东西要思考的时候,记忆就会趁你不注意溜走,每一年,你想的越多,就有越多的新想法从你脑子里溜出去”
“你觉得在我们死去时,会发生什么?”“我们会遇见上帝,他无处不在,他在这儿,那儿,还有那儿,他比我长得还高。”
“我知道我们为什么不能在空中漂浮,因为你知道的,我们脚下有一块像磁铁一样的东西将我们拉回了地球”
“我现在可以看到我的生活,充满各种颜色,棕色、金色和银色”
他们懵懂地思考着宇宙、思考着上帝、思考着世界的本源以及世界的样子,没有那些成长带来的诸多经验,这思考更加直接和纯粹,也更加丰富斑斓。
3 陪伴
妈妈问弟弟,你觉得我们的电影在讲什么,弟弟说,“我们是怎样的好朋友,还有,我们是怎样的好兄弟”
弟弟第一天上学,Markus哥哥带着弟弟找到一年级的班级,一年级的楼层在二层,哥哥便说,“Lukas上到这么高会很难熬的。”
弟弟掉了一颗牙齿,拿在手里反复观察,惊叹好大一颗,一边拿给哥哥看,哥哥的注意力可不在牙齿上,他拿了纸巾过来,擦着弟弟口腔里掉落牙齿的地方,之后才端来一杯水,将弟弟的牙齿放里面,他说,“把这个放你床边,这是它该待的地方。”
兄弟俩一起做俯卧撑,力量似乎是男孩子从很小就开始的追求,年长一点的哥哥显然比弟弟力气要大一点,哥哥弯起胳膊展示自己隆起的肱二头肌,弟弟有样学样,肌肉明显没有哥哥那般发达。哥哥炫耀自己每天都会比他起的早,比他多做二十多个俯卧撑,再喝一勺鱼肝油,不甘心的弟弟也开始了独自偷偷的训练。
北欧的冬天是鹅毛大雪堆砌的银装素裹的世界,雪地里,两个男孩在堆雪人。他们滚出了一个巨大的雪球,只剩最后一步了,两人要合力抬起这个雪球。他们一边怀疑对方没发力,一边又齐心协力,将庞大的冰雪球搬到雪堆上,做雪人的头部。
“最重要的事情是拥有一个家,能有一个兄弟陪伴,是很幸福的事,然后就不会感觉孤单。”
然而兄弟关系并不总是其乐融融的,好的时候像是加了蜜,吵架的时候又无比讨厌对方。
妈妈问,“Lukas,当弟弟是什么感觉呢?”
“哥哥总是决定一切,我有点厌烦了,但我自己又不知道怎么做,”
冰箱那一幕最为印象深刻。
哥哥将酸奶给了弟弟,又拿出一盒巧克力豆,一颗接一颗地塞进嘴里。弟弟开始紧张,只眼睛巴巴地盯着那盒巧克力豆,不停地问,“你怎么一直在吃,你要都吃完吗?”
哥哥一边不满地说,“我已经把酸奶都给了你啊。”一边还是把剩下的大半盒巧克力豆都倒进了弟弟的酸奶里。
弟弟吃完酸奶又爬上柜子去拿饼干,哥哥便化身为控制狂,阻止他,弟弟很不满,“这里又不归你负责!”面对暴躁的弟弟,哥哥苦口婆心,“你不能再吃甜食了。”然而弟弟生气地推倒了脏水桶,泼在了地板上。此时的哥哥真像一个无奈的家长,要他拿抹布擦干净。
我们会吵架,会讨厌对方,弟弟讨厌哥哥的控制欲,哥哥也会头疼弟弟是一个不听话还脾气很大的淘气鬼。
然而当他们真的失手伤害到对方,却又万分后悔。
雪地里,两个人争夺足球,哥哥推了弟弟一把,弟弟重重地摔倒在了冰面上。这一下吓到了哥哥,这个结果是他没想到的,他愧疚地去向弟弟道歉,弟弟愤怒地骂他混蛋,他说要远离马库斯,他有个坏哥哥。哥哥反驳,“你听话我就不会坏了,我想做你的朋友。”
对此情况,哥哥感叹,“做一个哥哥真不容易,我是说变强壮很容易,但打架时,我比他强壮,对他不公平。”
哥哥在手工课上,做了圣诞礼物给卢卡斯,是一个圣诞老人的木牌,做得很粗糙抽象,然而这小小的礼物却让卢卡斯开心不已。
当影片取名叫《兄弟》的时候,陪伴便是不可或缺的主题,它存在于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成长的路上,有另一个人与你一起,两个灵魂互相碰撞、扶持、爱,是何其幸运的事。
我们有不愉快的时候,也有那么多开心的时候。我见证了你每一次的变化和每一步的长大,我是兄长,像一个领路者,弟弟像哥哥的小尾巴,会以哥哥为榜样,我们彼此又爱又恨,我们有很多娱乐,一起做很多事,没有比这更亲密的关系了。
影片里那些细碎的细节总是轻易让人感动,有兄弟姐妹的人,会产生强烈的共鸣;没有的人,会羡慕这样一份陪伴吧。
4 叛逆与烦恼
哥哥的梦想是做一个足球明星,也深知这需要付出的努力,这也许受父亲影响,父亲是他的足球教练。输了一场友谊赛,哥哥显得很失落,也许就是足球让他开始意识到人生的得失与输赢,他在一阵失落之后总结,“足球是享受乐趣,这才是关键,胜利并不是全部。”
年幼的弟弟耳濡目染,他小小脑袋瓜里的喜欢,便是穿有足球图案的内裤,这样明天就会赢了,对于踢足球,他觉得关键是要跑得快,比警车还快。
跳水那一幕似乎再次发生,临近足球场,年幼的弟弟突然心生退怯,不愿意走向自己的队伍,因为他讨厌跑步。好不容易向跑步妥协,却又遇上不友善的小伙伴,足球给他留下了糟糕的第一印象。
“我讨厌足球,讨厌罗森博格,讨厌瓦勒伦加,讨厌里勒斯特罗姆,讨厌赛伊,讨厌挪威,讨厌一切,我甚至痛恨一切。”
看着足球场上的父亲和哥哥,他远远地竖起了中指,年幼的爱憎来得如此极端。
此时妈妈问,“卢卡斯,你最大的梦想是什么?”他说,“我最大的梦想,是复仇,这就是我的梦想,我只在乎自己,别人我都不在乎,”
他似乎将这份对足球的不满延伸到了整个世界,瞬间黑化,决绝地宣誓着自己的不满。
然而稍微长大一点,他与哥哥进行足球练习的时候,他突然宣言,“我爱足球,我喜欢鲁尼、曼联,罗森贝格也可以。”
似乎在短暂的童年岁月里,爱憎都不算什么,人说六月的天就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他们极端,却也直接。
弟弟的叛逆和随性似乎与生俱来,第一天上学的时候,一边走路,一边大大咧咧哼唱着不着调的歌。
一开始的新奇过后,他开始厌学。当老师阻止他继续画画时,他会因为被打断而不爽,说那个老师不要脸;他讨厌数学,却又无法选择,便觉得“讨厌学校,这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东西。”
各种厌烦积累,他便负气要回家,他想要逃离这个地方,不停地宣告着,他有多厌烦这个地方,他抱怨,“谁发明的学校小组之类的一堆东西啊”。
妈妈的镜头开始摇晃,凌乱地划过地板或墙壁,母亲的身份和导演的身份在此时产生了冲突,她必须要放下拍摄,去追赶他的孩子,劝告他,“你不能在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就逃跑。”
他强硬的回应:“我当然可以!我可以!我可以直接退学!”
劝告进行的很不顺利,妈妈决定搬出自己:“如果你不回去,妈妈会被责备。”
然而此时的弟弟就像一个展露头角的小恶魔,他说,如果他们责备妈妈,他会踢他们,并骂他们“fuck you”。
哥哥也同样厌学,但表现得并没有那么极端,只是对算术作业充满了抓狂,分分钟想要掀桌子的冲动隔着桌子都能感受的到。
妈妈的劝告不再那么顺利,他们有了自己的反驳,那个年龄,好像学业是最大的负担和烦恼,在短短一周内完成一篇文章,这让哥哥觉得以后的生活都不会太顺利。
曾几何时,我们也是这般,烦恼着练习题,烦恼着枯燥的课堂,烦恼着烦人的老师,学业生涯似乎看不到镜头,然而一切转眼即逝,当时天大的烦恼,回头再看是那样微不足道。
5 成长
成长似乎发生的悄无声息,却又是那样清晰可见。
圆润的童稚的脸庞,开始有了棱角,哥哥开始在意自己的形象,班级的第一次派对,他不断在镜子前打理着头发,却似乎总是不满意 。这份紧张产生的烦躁转移到了拍摄上。
成长带来了青春期,青春期让一个男孩有了性别概念,他开始对女孩产生异样的感觉,开始思考自己的初吻。
青春期的马库斯迷上了摇滚,他热爱的东西除了足球,又增加了乐队,他说愿意为乐队和足球放弃一切。
可是哲学家弟弟卢卡斯说,足球和乐队,你必须做出选择。
马库斯喜欢绿日乐队,因为他们很酷,他想要染黑色的头发,戴一只耳钉,却担心父亲会不喜欢,这是属于这个年龄段的烦恼。小心翼翼对父亲说出自己的想法,期待父亲的认同,父亲如意料般持否定态度,但这并未打消哥哥的这个念头。
少年的心里打开了新世界,他想要尝试新的东西,这萌生的小小悸动,只会愈演愈烈,他还是去做了,染了头发,戴了耳钉,完成这一切的他喜悦而兴奋,总是控制不住露出笑容,同时又有点忐忑。
不想在回去的路上,就遇到了忐忑的对象,就是他的父亲,他突然羞涩和胆怯,不知该如何面对父亲。
这是对随性与自由的初尝试吧,年少的灵魂渴望个性与张扬,这何尝不是活力与自由的体现。也许会遇到阻碍、也许会面临选择,但不张扬一次,又如何叫青春呢?
妈妈的祖先是捕鲸人,这个家庭似乎与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在亲戚拍摄的捕鲸影响里,妈妈捕捉到了几秒钟的十岁的自己。这短暂而宝贵的几秒钟也许是她关于童年的仅有的影像记录,也许正因如此,她才想要用影像完整地记录他的孩子的成长,像一个捕鲸人一样去捕捉孩子们的美好。
这似乎是另一种形式的羁绊和传承。
妈妈说,“我看这整个世界都涵盖在这小小的宇宙中,河流、学校、报刊亭、足球场、后花园、那些小地方,却包罗了整个童年时光。纵使时间对于孩子来说是无穷无尽的,但对于母亲而言,时间流逝得太快了,当我们回首时,又能记得住哪一天呢?”
这是最真实的少年时代,没有彩排、没有演员、没有剧本,只有镜头的记录。
哥哥的毕业考试也带来了纪录片的结束,然而生活只是刚刚开始,成长还在继续,时间还在向前,逝去的,只有那些有趣的、愚蠢的、美到失语的年少时光。
如果说照片记录下的是永恒的瞬间,那么影像则是这些瞬间的集合。人的一生,都将经历数不胜数的事件,然而我们终将忘却这其中的全部。可是在某一个时刻,我们不禁会问:哎,我小时候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吗?然后我们又不禁感叹:不太记得了……
纯粹的揣测给不了任何准确的答案,最多让我们在记忆的海洋中抓取一些模糊的片段,就像昨天晚上做的一场梦,细节什么的,全然消逝不见了。
所以,看完这部将近2个小时的影像,我觉得这位母亲的拍摄计划是值得的。从大儿子出生,一直到小儿子也长大,它勾连起了一个家庭的成长史,甚至连祖辈的故事都被纳入。我看到了两兄弟延续了父亲对足球的热爱,也看到了大儿子对独立梦想的追寻,从父亲的羽翼下尝试逃离,却又在父亲回望的目光中颤颤巍巍;我看到了两兄弟之间争吵打闹,也看到他们之间的温情相拥;我更加看到母爱的伟大,她端着一部摄像机,完成了引导儿子解读生命终极并反过来向他们学习的过程。一个梦想有多大?一个想法有多大?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当那些答案出自两个十几岁孩子的口中,我能感受到生命的厚重。不知道他们是应激表达还是向着录音机读完一段已经写好的结论,但这三个问题,我想,两兄弟的母亲自有答案。
我们还记得多少孩童时代的小事?那一年我几岁?为什么会记住这件事?当我们自问,却说不清楚答案。如果我问这两兄弟,你们怎么会想到成为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他们的答案来自哪里?是足球俱乐部、父亲、同窗,还是墙上挂着的那张利物浦全家福?
影像的作用,不仅帮助我们回忆过往,它还有一个极其重要但又容易被忽略的功能,那就是提供拍摄者的视角。两个孩子的母亲,将大自然的声像代入到成长的经历之中,仿佛为一个个事件涂上了情感的色泽。两个儿子看到了自己,也看到了母亲。他们未必读得懂母亲,但他们终将不会忘却,在伴随他们成长的路途中,还有着蓝蓝的天空白白的云、摇曳的稻草悠悠的风。
我们总能读到诸如“壮丽的史诗”这样的论断。可是,为何一定要宏大?为何一定要波澜壮阔?这部影片,平淡得就像流淌过指尖的溪流与两兄弟泛舟的湖面,没有一丝涟漪。但它却给了我一次次的会心微笑与心灵触动。这种感受或许就来自于它的平凡。继《一个人的西藏》之后,我再一次感受到了浓浓的乐感与诗意,那往复闪现的薰衣草群、简陋的白木屋、借风鼓动的床单以及简单的配乐,都是那么简简单单,可是每一个观者的内心到最后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不是吗?
母亲最后说,但我知道,这美好的一切终将过去,一个时代结束了。我想,这又何尝不是生命的意义?放下一段故事、一段过往,才能更好地开启一段更新的故事、更好的人生。
亚丝拉琪·霍尔姆拍了二十年电影了,成为两个儿子的母亲之后,她意识到这才是真正与生命有关的——她的儿子,他们的生活、成长和烦恼,她问自己,“在生命之初我们是谁,然后我们又成为了谁”——于是就有了《兄弟》这部纪录片。
他们一家四口都来了,先是受邀参加了极地光影电影展,然后去广州的一座老祠堂里面放映他们的片子,最后到深圳与观众见面,结束工作后他们计划去香港的海边度假。
长大后马库斯(哥哥)和卢卡斯(弟弟)兄弟俩变得腼腆多了,尽管早就习惯了妈妈拿摄影机对着他们,记录他们的生活,但在记者的镜头面前,他们还是颇为害羞,不太说话,倒是妈妈和爸爸十分热情,轮流抢麦回答记者的问题。他们一个是导演,一个是制片,都已经在电影行业从事过多年,成立了电影制作公司,主要拍摄纪录片,获得过多次国际电影节的大奖。
霍尔姆一家生活在挪威奥斯陆一座安静的小镇上,已经几乎想不起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兄弟俩发现妈妈总是扛着一台摄影机跟在他们周围,拍摄他们起床、上学、踢足球、吵架、玩乐队、旅游…… 问他们关于生命、成长和梦想的问题,卢卡斯抱怨道,“好像从出生开始妈妈就在拍我们了。”
《兄弟》不仅仅是一部家庭录像带式的作品,它更加凝缩,也更有普世性,讲述着这一个家庭,也讲述着无数其他家庭的故事,“我寻找庸常生活中的诗意”,亚丝拉琪说。
“捕捉时间,这样我们才不会忘记”
巴塞电影:最初为什么会想到要拍这部纪录片?
亚丝拉琪(导演/妈妈):在开始拍这个项目之前,我已经从事电影制作很多年了,超过20年。当我成为一个母亲的时候,觉得这很令人激动。因为我意识到,这才真正是与生命有关的。两兄弟都充满了生命力,卢卡斯很富有诗意,他说出口的话常常那么美好;而马库斯则那么勇敢、常常给他的弟弟很多挑战。
于是我就想,如果我拍一部片子来讨论‘在生命之初我们是谁,然后我们又成为了谁’,那会怎么样?就是这样。这就是我一开始想要拍这部片子的原因。
巴塞电影:说服两个男孩接受拍摄是否很困难呢?
亚丝拉琪:一开始不会,那时候他们还很小,卢卡斯才5岁,马库斯才8岁。当时我问他们,如果妈妈拍一部以你们为主角的影片,你们会觉得怎么样?马库斯说,哇,那应该会很有趣,不过也会很辛苦吧。他很有智慧,他预见到了接下来会发生的事。
所以一开始大家都很有热情,都对这个项目感到很激动。抗议是后来开始的。
巴塞电影:除了影片中展示的,一共还有多长的素材?
亚丝拉琪:我一共拍了8年,所以自然有很多素材。尽管我没有每天都拍,每天都拍那会让人筋疲力尽的,我大概是拍一周,停两个月,然后再拍一周,所以最后结束拍摄以后,我大概有450个小时的素材。真的很多。
巴塞电影:剪辑花了多长时间?
亚丝拉琪:也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过程,花了将近3年。
巴塞电影:如何在众多素材中进行选择的?
亚丝拉琪:我觉得是挑选那些和我的家庭有关、同时又对人类共通的东西有所讨论的部分。所以每个画面都应该有些更大的东西在里面。有点像透过一个小小的雨滴,来看这个世界。我寻找庸常生活中的诗意,就像雪花落下来的感觉——在你小时候,那是非常美好的一种感觉。我也尝试去捕捉时间,我认为时间是影片中的第三主角——时间在流逝。当我开始这个项目的时候,那艘船在海上驶过的画面代表了我最初的想法。因为我觉得时间流逝得好快,我得捕捉到这些美好的片刻,这样我们才不会忘记。
“在那种情境下我需要尊重他们”
巴塞电影:你在影片中所处的身份非常特殊,创作者和母亲的身份是否存在某些矛盾的地方?
亚丝拉琪:在一开始,我只想像到了那些美好的时刻能够被记录下来。当我开始着手拍摄之后我才发现,要同时当一个母亲和一个导演兼摄影师是非常困难的。但我觉得能够透过一个孩子崭新的眼光来观察这个世界是一个很棒的机会,所以我不想去干涉太多,我只想要捕捉记录下那些情境和瞬间。
但过程中我同时也发现,我是个母亲,我也身处在那个情境中,当事件发生,或有矛盾产生,或者他们跌倒了之类的,我就作为妈妈被拽进了情境里,我就必须要应对这个情境。于是我才明白,我作为镜头背后的那个角色,也应该成为影片的一部分。所以尽管我最初并没有这样计划,但在过程中我意识到,我的声音也是很重要的,因为那是母亲的视角,是我眼中的画面,尽管记录下的是儿子们的生活,但要了解到这是我眼中的他们,我的视角注定是相对主观的。所以即使我一开始的想法是让两兄弟自己讲他们的故事,但后来我认为同时让我的声音也存在,会是更诚实的讲述。
巴塞电影:在兄弟俩看来,这部影片是否展现了真实的自己?
马库斯(哥哥):我个人觉得确实拍出了我们真实的一面。因为我们并没有在表演,这就是纪录片和虚构电影的区别。所以我认为,也许有些片段是经过提炼的,但最终呈现的结果是真实的而不是虚构的。
巴塞电影:爸爸作为制作人,如何看待自己在影片中的身份,对这部影片最初有什么想法?
图勒(制片/爸爸):我最早的期望是能因为这部片子来到中国。(笑)没有,那只是个额外的奖赏。我只是给亚丝拉琪提供制作上的帮助。最初的四年,我都并没有想要成为电影画面中的一部分,我只是想作为制片人参与这电影,当然我是主角们的爸爸。几年以后,他们说服了我,我也出现在影片中会更自然。于是作为他们的足球教练,我同意了参与“出演”。
影片中有一些片段,作为父亲的我并不喜欢,但是作为制片人的我很喜欢。因为它们是展现了矛盾冲突的片段,在电影中你需要冲突,冲突是电影的燃料。
而且我也知道,每一部电影都需要一个坏人。
巴塞电影:拍摄过程中最困难最矛盾的是哪一次?
亚丝拉琪:我一开始拍摄他们与外部世界互动的时候,尤其是在学校,就意识到这会有困难。因为我既是导演又是妈妈。我记得在一开始的时候,有一次我在拍马库斯,他当时有点伤心,站在学校院子里哭泣,我在镜头后面,感到无法继续拍摄,因为太沉重了。我应该回到母亲的身份。所以我放下了摄影机。接着我又问我自己,如果每次这种情况我都要放下摄影机,电影就拍不出来了。所以我必须得把这种两难带进电影里。
因为我的确既是母亲也是电影制作者。我同时也认为,展示这种矛盾会让电影更真实。而且我觉得他们俩在镜头前的那种抗拒表现也是一种成长过程的自然呈现——因为即使我没有拿着摄影机,他们的抗拒也依然会存在。
我感觉他们是非常坚强的两个,如果他们没有这么坚强,我不可能完成这部片子。
图勒:电影中有一些场景呈现了她作为母亲的角色和作为导演的角色之间的冲突。例如卢卡斯在厨房里故意打翻水桶,让水流了一地。因为哥哥不允许他偷拿厨房里的饼干吃,他很生气。(作为妈妈)正常的反应会是放下摄影机,把地上的水抹干。但她没有那么做。因为她当下依然是个导演,她得到了一个电影场景——如果她放下摄影机,就失去这个场景,或者说失去这个场景的后半部分了。于是她继续拍摄,然后事后你再让制片人去确认保险条款。
亚丝拉琪:我必须说,当时卢卡斯不开心地对我说,只要我还在拿摄影机拍着,他就不想跟我说话。我就问他,如果我把摄影机放下呢,他说,可以,那样他就愿意对话。于是我放下了摄影机。
后来我再查看当时拍下的素材,我松了一口气,因为我看到自己确实终止了拍摄。因为我觉得那种情境下我当然需要尊重他们。而且我终于有一个好机会可以告诉他们我为什么要拍这部电影。
过程中有很多挑战,需要去平衡很多东西。但同时也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对生命、对我们是谁,有一些好的表达。
电影里有两三处是男孩们表现出抗拒这部电影的拍摄。一处是厨房的那场戏,还有一处是亚丝拉琪在拍马库斯对着镜子梳头发,他说,把摄影机关了。最后一幕,他对他妈妈说,你必须停止拍摄了,你已经有了足够的素材了。对这部电影而言,让人们看到兄弟俩对持续了多年的拍摄有自然的抗拒,是很重要的。同时,在你小时候,你会拥有自己越来越强烈的想法,自己的立场,以及对你的父母越来越有了抗拒的心态,这也是这部影片一个重要的部分。
“如果片子由兄弟俩来剪辑?”
巴塞电影:拍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有趣的事,但没有保留在最后的成片中的?
图勒:马库斯和他的朋友欧德纳,也就是乐队中的鼓手,他也在电影里, 他们躺在床上有一段大约10分钟的对话,谈论他们长大以后不能吸毒。他们当时大概10岁,对话非常棒,但是太长了,那样会占掉电影太大块的时间。
他们当时在谈论梦想和未来,提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想法。马库斯说,“我永远都不会抽烟的——也许会尝试一点点,就一点点的毒品,但绝对不抽烟”。欧德纳说,“哦不,那毒品也不行,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尝试毒品”。这段对话很有意思,因为他们当时只有10岁,就有这么智慧的想法了。他们对于长大应该怎么做有非常清晰的认知。
我们之前还有一个版本,时长两个半小时,好像是2012年。那是比电影结束拍摄还要早两年半的时候。后来我们把电影剪短了40分钟。我们拍了更长,电影却剪得更短、也更好了。所以剪辑的时机,是做一部好电影的关键。
巴塞电影:如果由兄弟俩来剪辑,电影会否很不同?
卢卡斯(弟弟): 我想如果是我们来剪的话,电影一定没有现在这么好,但确实会很不同。可能会有更多的动作、和冲突,少一些这种安静的、平和的画面。
图勒:没有现在这么多的扔球的画面?
卢卡斯:对,我想不会(笑)。
马库斯:我同意卢卡斯说的。因为我妈妈用了一些特效来展现时间的流逝, 我一开始没有理解为什么她要重复呈现划船的画面那么多次,但我对跳水的那场戏有共鸣,如果是我来剪辑的话,应该会把跳水的戏放在前面,也许不是最开头,但会放一部分在开头,然后一部分在中段。而划船的场景,我一开始没有理解,后来看过电影几遍之后才明白,它是用来代表时间的场景,所以它才在电影中出现了一遍又一遍。 每到夏天我们都会重复这个场景,她挑选出来表现了我们的成长。你可以很清楚看出每次换一艘新船,我们都长大了一点点。然后你看到故事随之发展。总而言之如果我来剪辑,会剪进更多冲突性强的画面,但电影不是仅仅建立在冲突上的。
图勒:但你并没有看过剩下的素材,那些原始素材。
马库斯:对。
巴塞电影:为什么兄弟俩不想看看剩下的素材呢?
亚丝拉琪:我早早就做了这个决定。因为我直觉认为,在拍摄过程中不应该给他们看这些原始素材。因为我如果给他们看了,他们也许就会开始评估自己在画面中的表现,也许他们会想,我这样看起来不太好,下次我应该表现更好,然后也许就开始摆拍和表演了。那样会伤害这部电影。同时我也觉得,制作这部电影是我的责任,如果他们介入其中,就会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他们会时时想着这部电影,那样我就破坏了他们生活的日常性。所以我相信这是一个好决定——他们可以结束了两个小时的拍摄就出去玩,完全不需要再记挂电影的事。
我还听说《少年时代》的导演理查德·林克莱特,也是这么做的。当然,那是一部虚构电影,他也不让他的演员们看任何一点拍摄素材,在拍摄的12年间——也许是出于相同的理由吧。
巴塞电影:人们会经常拿《少年时代》同你们的电影相比较吗?
亚丝拉琪:会。我也理解为什么。其实我觉得挺有趣的。在我一开始拍摄的时候,我不知道有《少年时代》这片子。直到导演林克莱特结束了拍摄,也就是知道2014年8月份 的时候,我才听说这部片,原来几乎是同一个时期,在德州有个导演,跟我在挪威拍的片子是同一个主题:时间流逝,孩子成长。所以我告诉图勒,我们应该看看那部片子。于是我们就去看了,当时是我进入剪辑的最后阶段,当我看到那部片子的时候,我觉得它棒极了,我很爱这个电影,也感受到与导演林克莱特之间的一种联系——他尝试着去捕捉当下,同时也想保留下我们生命中一个更长的时间线——也许是因为我们在现代生活中缺失了这个,它是某种想要弄清楚对我们是谁,我们从谁哪里来,以及我们将会成为谁的渴望;我也感觉到,他的电影在围绕着他的团队打转。
巴塞电影:划船的场景是否承载了一些导演特别的想要表达的东西?
亚丝拉琪:我是受到了安德烈·塔可夫斯基,那位俄罗斯导演的影响。他拍了《镜子》。他谈到过作为一位艺术家,你就像一个摆渡人,连结过去和未来。这让我觉得很受启发,在这部电影里我就感觉到自己像一个摆渡人,因为我就在船的中间,试图连结起过去——也就是我的家族故事,和未来——也就是两个小男孩。
这给了我一个进入故事的视角,因此划船场景部分对这电影而言很重要,对我也是。我觉得这部电影有很多个层次,一方面这个故事很容易跟随,但同时如果你多看几遍,又可以发现一些新的东西。我在故事底下还是有一些想法希望去表达的。有趣的是,我跟人们聊天的时候,他们会问我问题,其中很多是关于电影中不太明显的部分,但是他们抓住了。所以我觉得很有趣,人们能够领会你藏在电影里的东西。
巴塞电影:(问俩兄弟)看过电影之后有没有更新了对自己的认识?
卢卡斯:可能就是发现我小时候很无赖吧。
巴塞电影:马库斯最喜欢的足球俱乐部依然是利物浦吗?
马库斯:依然是利物浦。
巴塞电影:光是看着两兄弟小时候的样子,觉得可以预测他们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吗?
亚丝拉琪: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我觉得我通过成为母亲,学到了很多。在此之前,我总觉得我可以把他们培养成“好人”,我以为父母的影响在一个人性格的形成当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但在我成为母亲后,我发现在我介入之前,他们就已经完整了。他们很坚强,也有他们自己的个性等等。所以我理解到,不论是马库斯还是卢卡斯,他们都是他们自己,都是不同的。
所以我觉得是可能的,从一开始就看清一个人究竟是谁。所以也许关键是在于后来他们如何在世界上展开自己的旅程——也许这才是我们作为父母可以帮助他们的:去发现他们是谁,去成为他们最好的自己。那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很多的挑战,和很多情况要去应对。我很仰慕我们天生的这些伟大的禀赋,就像我在马库斯、卢卡斯身上看到的那样,我现在看到的他们还是和当年相同的两个人,这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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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能看到像《兄弟Brødre》这样干净又迷人的纪录片。
挪威女导演亚丝拉琪·霍尔姆(Aslaug Holm)在自己的小儿子卢卡斯5岁那年,拿起了摄影机,开始拍摄这部关于她两个孩子马库斯和卢卡斯的家庭纪录片。
“很庞大的工程啊,差不多十年后等到电影完工了,再看自己小时候一定很有趣”8岁大的马库斯语重心长地说,的确如此,她一拍就是十年,因此被人称作是纪录片版的《少年时代》。
画面很美,主要的取景地有两处,一个就是导演和儿子居住的城市奥斯陆,另一处则是挪威郊外风景宜人的斯莫拉岛,他们一家在那里的海边有一座红色的小木屋。影片一开始,就是两个小正太光着膀子在木屋的门口准备比赛跳水,海面被风吹过,起了一片深蓝色的涟漪。
“跳吧,卢卡斯。”哥哥率先跳进海里,在水中喊道。
卢卡斯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穿上衣服,跑回家去了。
“你真是个懦夫。”哥哥说。
他们所在的地方,是一个长满了狗尾巴草的海滨半岛,开着大片大片紫色的花,天气好的时候,兄弟俩会划着一艘小木船出海,母亲就在另一艘船上远远地拍他们。
霍尔姆有一次问儿子,“你知道为什么妈妈一直在拍摄吗?”
儿子回答说:“因为,你想让我记住你,在你死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纪录片里每个人说的话,都像是诗一样,也许只是单纯琐碎的日常对话,但在镜头的缓慢变换和音乐的配合下,孩子们那些突如其来的话语显得充满诗意——充满了一个母亲爱的诗意。
妈妈拍摄自己的孩子,已经可以想象这部纪录片拍摄过程的与众不同之处。
苏珊·桑塔格在《关于他人的苦难》一书中已经指出影像工作者的矛盾之处,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1993年自由记者凯文·卡特在大闹饥荒的苏丹拍下了一个即将饿死的小女孩和在她身后虎视眈眈的兀鹰的照片——一方面是作为摄影师的专业素养让凯文·卡特守在原地,试图拍出最震撼的画面;另一方面则是作为一个人的凯文·卡特,应不应该放下相机去救助那个将死的女孩。
假设凯文·卡特正是他照片中女孩的妈妈,那么这个问题便不成问题了,在《兄弟》一片中也正是如此,虽然大多数时候,霍尔姆都是采用旁观、不干预的态度,对两个儿子的小打小闹保持客观包容,但在某些关键时刻,她不可能不挺身而出。
小儿子卢卡斯在小学课堂上被老师骂了,“我要回家”,他说着推门跑出了教室。
“你不能这样做,卢卡斯,那样的话我们就得去见校长了”妈妈说。
“我厌倦了在这儿带着,我很烦了!臭不要脸的老师!不要脸,不要脸!”
摄影机没关,但也没对准人物,非常晃,我们看到的是学校走廊的墙壁和地板,然后听到妈妈在镜头背后叹了一口气:“你不能在每次事情变得有些困难了就逃跑。”
“我当然可以,我可以!我可以直接退学!”这当然是任性的话,可我们却看到镜头更晃了一点……
观看这样的片段让人感到非常亲切,妈妈手中的摄影机并不是冰冷的,那个装着胶片的镜头就是妈妈的眼睛,有时它会陷入焦虑,一下子变得不知道该拍什么好了;
有时为了去帮助受伤的儿子,霍尔姆会曳着摄影机飞快地冲上前去;
有时,自然地,她会把一切都拍得很美,再配上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悠扬音乐,美到不真实了,但那种“不真实”,何尝不是一个母亲眼里的真实呢?
吉田喜重曾说小津安二郎镜头下的景象是一种“无记名的、暧昧的景象”,因为我们无法判断观看者究竟是谁。与之相反,《兄弟》中的观看者很难不被察觉,甚至,霍尔姆还时不时让自己本人也出现在屏幕中,显得比瓦尔达出现在《阿涅斯的海滩》中还要理所应当。(瓦尔达是法国新浪潮电影的教母,《阿涅斯的海滩》是她于2008年拍摄的一部自传体纪录片)
另一个让人惊讶的时刻,发生在大儿子马库斯的青春期阶段,他开始玩乐队了,喜欢Green Day,也似乎开始接触到女孩子的问题了。有一天,他突然说他想把头发染成黑色,虽然爸爸十分不赞同,但霍尔姆还是陪着儿子去了理发店,马库斯不仅染了头,还在耳朵上打了个耳洞。
镜头里的马库斯坐在理发店的椅子上,强装镇定,等到耳洞打好之后,他朝镜子看了看,害羞又兴奋地傻笑,以及回家路上遇到爸爸的那一刻的不知所措。
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几乎忘记了镜头和镜头后面的妈妈的在场,然而仔细一想,几乎可以无比真实地感受到妈妈在儿子人生中这一次小小的“长大”的瞬间,作为一个观察者,在镜头后面露出的有点无奈的笑容。
其实他们都过着极为平凡的生活,哥哥马库斯从小喜欢踢球,他梦想着进入利物浦球队,长大一些后又爱上了音乐;弟弟卢卡斯非常害羞,身体没有哥哥强壮,踢球也不如哥哥,常常闹脾气,经常让妈妈头疼。
更多时候,他们只是在做着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在妈妈的镜头下,寒暑交替,景色变换,时间慢慢流逝,空气中的灰尘都像有了生命。
她拍了十年,有时候孩子会对母亲发飙,“我讨厌你一直拍摄,你都拍了十年了,还是完不成它。”
时间是影片的一个重要的主题,“时间永不终止,它一直走啊走啊,即使其他一切都终止了,时间还会走,时间只是不停地走啊走啊,我们都不知道最后的最后会发生什么。”小儿子卢卡斯说。
“每一年都像是一阵风,吹拂而过,38,39,40,41,42,43,44,妈妈四十四岁了”大儿子马库斯在日记里写道。
“我记录下我们的时光,可它依旧很快溜走”霍尔姆说,影片中有许多叶子从树上掉落的画面,让我想起了好莱坞之父D·W·格里菲斯曾说过的一句话,他说:“电影就是一片树叶被风吹下来。” 电影对于时间的流逝有一种细腻的感知,一次镜头运动,一次剪辑,也许就是一个月、一年甚至十年过去了。
在这之中,也许有某种既残酷又温柔的东西存在着,对于一个母亲来说。
对于北欧电影,我的印象中似乎只有伯格曼、拉斯·冯·提尔和德莱叶的身影,更不用提纪录片了,《兄弟》算是打开了我的一扇门,在观看的过程中,每次被霍尔姆镜头中清冷的北欧风景打动时,就会想到两个词:灵性和干净,看完仿佛整个人在瀑布下面洗了澡。
《兄弟》在国际各类电影节上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去年曾在台北国际纪录片影展上展映,获得了国际竞赛大奖,台版翻译叫做《奥斯陆少年有点烦》,更为活泼可爱。影片今年又在大陆的齐放·极地光影影展上进行了展映。
7月15日,导演亚丝拉琪·霍尔姆会带着她的两个儿子马库斯和卢卡斯,以及他们的父亲来到广州出席金红棉影展,然后会到深圳来跟观众见面交流。我是打算去四刷的,还想跟卢卡斯表白~~
影片一开始是小小的卢卡斯和哥哥站在水边的,哥哥马库斯一跃而下跳到海中,笑着朝卢卡斯喊“卢卡斯,跳啊。”卢卡斯万分犹豫,最终落花而逃。
“你真是一个懦夫。”哥哥如是说。
在看这部影片之前,我从未想过,如此琐碎而平凡的事情拍摄出来的一百分钟里能够让人不乏味。甚至还有感动。
你甚至可以想象那些场景,日复一日的,母亲抬着相机走在兄弟两身边,在期待着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在回顾这些瞬间的时候,或许会出神的想,即使是自己的摄影,当它作为一段视频或者别的什么独立存在时,它就已经拥有了一双新的眼睛。它和拍摄者看到的不近相似,但绝不相同。你再也不是参与者。
因此,电影中母亲很多的自述是影片画龙点睛的一笔。
她在电影中讲述过一段自己的故事,摄影之于她,又或者她之于摄影的成长故事。从她跟随祖父一起去航海捕鲸,很多年后在那些古老的录像带中望到自己出现的短短几秒钟。她忽然发现了自己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这很奇妙,像命运一样。
她说,纵然时间对于孩子来说可能是无穷无尽的,但对母亲不一样。
“我觉得从我出生起,拍摄就一直存在了。”是卢斯卡的声音。
母亲记录着他们的生活,但尽量把自己的存在感放到最低。兄弟两的矛盾,亦或是选择,她都不会插手。
她甚至跟着马库斯去了理发店把头发染成黑色,又看他在耳朵上打了一个耳洞。她并没有阻挠,即便她知道这是爸爸不会同意的事。
但这是最可贵的。她保留了孩子们最原本的想法和状态。画面中马库斯面对归来的爸爸时,那种局促不安甚至有些害怕的心情,不敢直视父亲或是试图把事情解释的不那么要紧...
真实感能让你在屏幕外轻轻地笑起来。因为这也是你曾经做过的事。
很多时候她只会在必要的时候开口,譬如卢卡斯生气把水桶踢翻的时候。这时候她似乎又像是一位母亲了。
影片中有很多母亲与兄弟俩的对白,从小到大。忽然发觉,小孩子更像是生活的哲学家。看着那些对话,我甚至需要细细地去思索一番。
这些话往往非常的平常,却又非常的令人印象深刻。
“你想让我记住你”。又或许这就是摄影的意义。
其实有时候,孩子们会对母亲发火。那么多年了,你为什么还没有拍完。这样审问的话,有时候会另母亲陷入沉思。是的,她已经拍的够久了。但她一直在找一个结束的感觉,没有一个时刻,让她觉得这就是再见了。
或许是因为不舍得。
有关时间的话题,在影片中似乎反复出现过。
或许无法想象作为一位母亲对时间流淌是什么样的概念,惶恐还是幸福。害怕衰老和死亡,却又对下一天的未知充满无限的期望。
纪录片似乎是没有高潮的。
但你从最初看到卢斯卡落荒而逃开始,就该知道,它是有后续的。而你不能预料到那时候你是如此心境。
“卢斯卡,你不是一个懦夫。”同样的场景,甚至同样的踌躇不决。但他看起来好像勇敢了一点,你看到他的脚趾紧张的蜷缩起来,然后说了一句“wait.”然后又看看眼前的海。纵身一跃。
非常令人感动的一瞬间。
年少时对梦想有会有许许多多的憧憬。这同样是,母亲花了长时间去展现的东西。
从一开始卢卡斯讨厌足球,讨厌所有无谓的练习。甚至颓废的说“我只在乎我自己”。到后来他对马库斯说“我已经决定好了,我要踢足球。”这样的变化让人无限慨叹。
而马库斯面对这乐队和足球,他最爱的两样东西,陷入深深的纠结。“我很快就会选择好。”他这样说,但这或许是最困难的。
影片结尾还是以母亲的自述为终。
“你的梦想是什么呢”曾经孩子们这样问过她,她说是拍出好电影。“我是问除了电影呢?”她似乎再没给出答案。
这部影片不仅仅是对她的孩子们的记述而已。她一直在寻找着,某些不确定的含义。在那片蔚蓝的大海上。
这应该就是结束了。
母亲所寻找的“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或许她己经有了答案。又或许没有。
可是必须要结束了。
因为她的两个儿子已经长大了。这部关乎成长的电影再也拍不下去了。
“影片的结束就是当你们离开的时候。”她好像这样说过。
又或许是,
你的离开,就是这部影片,十多年来。
全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