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影展看的第三部纪录片，最后的呼吸，边上的姑娘一直在大喘气。

她应该是用力地不让自己睡着。

加拿大蒙特利尔的圣院。她是一所有着修女与圣母雕像，身兼医疗与果园的主宫医院。1645年，珍妮·曼斯与蒙特利尔的首位地区长官—法国军官保罗共同建成。同时建起来的，是蒙特利尔这座城市。

2017年，纪录片上映的时候，圣院将面临消失的可能性。

蒙特利尔是说法语的，意大利法语。听来很有趣。

圣院果园里的养蜂人，一遍遍细心呵护蜂箱。微距下的蜂群在蜂巢中钻来钻去，随着光线的明亮与温度的升高，点点渗出金黄的蜂蜜来。最终，蜂箱被密封保温膜包裹住。养蜂人采蜜时打开蜂箱，顶层是业已完成任务死去的蜂群。他们说，呵，我们好像抬着一个小棺材啊。

日常工作的记录，恰似隐喻，最后的呼吸。

十八岁的女孩，穿着耳扩，背部和手臂有可爱的刺青。本应穿着鼻环的地方，塞着氧气呼吸管。幸运的是，她还能坐着轮椅，行走在阳光充沛的花园里。要换双肺，医生诊断也许活不过这年。

只剩三十天的大爷，传授给护工一个他刚发现的生命的小秘密。

“那是什么？”
“瞧着，年轻人。”

大爷抽出一张纸巾，特别用力地擤着鼻涕，丢进纸篓。

“当你感觉压力的时候，你可以这么干——擤鼻涕的时候，耳朵和嘴巴会狠狠发力，压力就嗖——”
……

这部片子是2014年拍的，结尾处，他们的姓名下面，都是“出生年月—2014”。那一年，他们死了。死在圣院存在后的第375年。

那个朋克女孩儿，出现她的画面时，没有“—2014”，庆幸。

医院里，为弥留之际的病人演奏古典竖琴的姑娘，像极了手持里拉的缪斯。病床上的大叔抬起头，很用力得说出四个单词——非，常，感，谢。有些感动。

“有一天我回家时，他在门口叫住我，问可不可以给圣院的病人演奏，我答应了。”他是圣院的男护工。
“我们现在住在一起了。”姑娘说。

医生搭档，俩大叔，连名字都被病人连在一起，好似一个人。这样的场景，《努巴的心》里汤姆医生是羡慕的吧。2014年的这段时间里，远在非洲苏丹政府实施宗族灭绝的努巴山地，只有他一个医生。就如电影海报上所写“One Doctor. One Hospital. One Million Patients.”巨大而孤独。

所以在《最后的呼吸》里，虽然感伤，但画面里充和的氛围与追溯，旧时照片与夏日蒙特利尔独有的果园光影，宁静祥和。大伙儿在那用意大利法语Oui，Oui，Oui回应着彼此，没有愤怒和呐喊呼吁，只是平静地诉说这375年来的历史，圣院存在的意义，让你不知觉心生好感，容易亲近。

“我生病的时候，来到圣院就不害怕了。”

信仰呵护与现代医疗，天下还有比这更好的疗伤处所么？心灵与生理的双重治愈。

“在圣院的过道里，你遇到人，不会感觉到阶级之分，在这里，大家都是平等的。”

当场所氛围气场能够将世俗的阶层感冲散殆尽，那么它是有净化功能，且可以常存于世的。

比如教堂，比如澡堂。

我们讨论这两天看的纪录片，觉得巧合的很。

昨天两场，第一部是《努巴的心》，一个医生与一百万病人；第二部《少年犯》，街头少年街头与狱中的故事。今天的第一部是《最后的呼吸》，一个圣院医院与一群人的怀念与不舍；第二部还有几小时上映，《柏林叛逆高中》，由学生自发组建学校自行安排教育的故事。

“医生”对“医院”，“少年”对“教育”。

巧合而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