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时旸）

《羞辱》这样的电影天然具备话题性，或许，从某个角度去看，它都无需有意创作，只从当地生活里随意截取，稍加改造，就能成为故事。一位黎巴嫩基督徒，一位巴勒斯坦难民，两个脾气不好，性格执拗的男人，因为施工改造一截水管发生了争吵，争议一点点升级，最终闹上法庭，而他们两人背后的人群有着不同的信仰，代表着不同的政治力量，常年积攒的仇恨和对立被大范围地激发出来，最终导致了一场灾难。从叙事形态上看，《羞辱》很像如今人们已经熟悉的新闻特稿模式，一个小切口和纵深一刀，从一个小事件窥探社会的骨骼和肌理。客观地讲，这电影的手法满是匠气，尤其故事进展到高潮的时候，社会上大规模的抗议行动和法庭中二人律师的对峙，以及双方各自在私人生活中的无奈和惶惑，这结合、对照的写法显得毫无新意，但在老旧的叙事模式之外，引发出的有关于人心、仇恨、和解这些道德议题则更有价值得多。

仇恨到底如何被构建又是否真的能够消弭，这是《羞辱》引发出的最有价值的思考。故事从一场蛊惑人心的演讲开始，托尼·汉纳坐在台下神情投入，他跟着领袖的语气欢呼、鼓掌，集会结束之后，他开车回家，车中展现了两个细节，后视镜上挂着的十字架以及广播中播放的进行曲，这是他两种信仰的来源，一个来自神圣的高处，一个来自周遭的现实，每天共构着他的精神世界。从这里开始，广播的声音就随时出现在故事之中，他和巴勒斯坦的难民亚西尔发生争执的时候，政治广播同样响彻在他的工厂车间，这样一来，一切就变得清晰，托尼·汉纳有意无意间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了一个仇恨培养皿，他将强硬领导者的画像挂在家中，工作的时候收听着情绪激昂的广播，这种浸润造成了他时刻准备战斗的心理状态，他生活在俗常世间，不过就是个小小汽车修理行的老板，每天和机油、扳手打交道，但在精神世界里，他把自己提升为了战士。这是之后那发生的一切的心理基础。而这又引发了另一个议题，到底是周遭一切鼓动激发了他的仇恨还是他心中原本就有仇恨的种子，只是找到了合适的雨露？现实生活的失落、逼仄、无奈和无望，以及曾经经历的无法言说的痛楚，共同淬炼出了仇恨，他依靠易怒与攻击性完成自我存在感的确认。这不只发生在中东，我们在平日也能感同身受。

亚西尔作为工程队的员工，但他难民的身份变成了最大的阻碍，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争执并非一个人针对另一个人，而是一种意识形态针对另一种意识形态，他们发生争吵的瞬间，托尼·汉纳将自己代入了更宏大的象征，自己象征着黎巴嫩的基督徒，受到巴勒斯坦一方侵扰的社群的代言者，那根水管不过就是引线，将长久埋藏着的矛盾点燃，这是身份和身份的对决，而非个人与个人的矛盾。

《羞辱》中的绝大多数场景都发生在法庭上，质证戏码不只是辩护和交锋，也成为了一次袒露，让双方以及双方背后的阵营袒露自我真实想法，法庭中，每个人身后的旁听者以及延伸到法庭之外的，挤满街头和道路的那些各自的支持者，都把这次庭审当做了难得的表达和纾解自我的渠道，当然，愤怒注定引发了狂乱。其实，托尼·汉纳和亚西尔两个人都是受害者，仇恨的受害者，他们曾经的生活被毁，村庄被屠戮，自己被驱赶，命运境遇陡然变化失控，漩涡将他们裹挟其中，无计可施，这漩涡旋转起来，将每个人卷入，将每个人甩脱，当他们回归日常，必然夹带着无法释怀的恨意，凝视彼此。这恨意如何清除，依靠什么涤荡和抵挡，谁能解释？那块土地充满灾祸，战火，多年以来从未真正安宁，就像电视中那位军方领袖所言，战争结束了，但在人们的记忆中没有结束。仇恨依然升腾，心中的恨意到底该如何熄灭？

这故事的结尾，让每个人松了一口气，无罪的判决，解放了双方，他们在疲累的对峙之后，已经觉得这一切毫无意义，但是这和解仍泛着理想主义的光泽，真实世界里恨意不会轻易消弭，大团圆的结尾毕竟是人造的戏码，这现实世界中的恨意到底该如何收尾？

一、历史背景

中东地图

1. 黎巴嫩的面积大约相当于日本的秋田县，人口约为500万（约相当于日本福冈县），其中约100万为难民。

2. 黎巴嫩是所谓”小政府“的典型代表，中东地区言论最为自由的国家，文化产业相当发达。

3. 各种伊斯兰教派（什叶派、逊尼派、德鲁兹派等）及基督教派（希腊正教、亚美尼亚使徒教会、叙利亚正教、马龙尼礼教会等）并存。n 影片中托尼所属的就是马龙尼礼教会（简称马龙派）。

4.1975年内战爆发，一直持续至1990年。主要原因有二：n 第一，黎巴嫩在法国控制时期，确立了按宗教教派分配议会中议席的方式，分配比例一直持续到内战前。但由于20世纪以来黎巴嫩的伊斯兰教徒大大增加，改变了原来基督教徒占一半的人口结构，围绕议会席位的政论不断激化。n 第二，1948年以色列宣布独立后，大量巴勒斯坦难民涌入黎巴嫩。以色列在黎巴嫩攻击巴勒斯坦人时，一些属于基督教派的黎巴嫩民兵也从旁协助，导致巴勒斯坦难民及支持他们的伊斯兰教派与民兵组织间矛盾激化。n 至1990年，由于参战各方都疲惫不已，再加上冷战结束后的美国把注意力集中到中东，借助叙利亚之后干预黎巴嫩内战，最终导致内战在没有经过深入审判、讨论、反思的情况下仓猝终结，”所有人都是战败者“。战时的民兵领袖成为了战后的政治家，在面对内战遗留的种种问题时，选择扭过头去。n 因此，本片中的法庭戏，可以看作对内战遗留问题的一次迟来的审判。

5. 关于黎巴嫩国内的巴勒斯坦难民n 目前黎巴嫩大概有12个难民营（并不是帐篷，而是影片中呈现的街区形式）。巴勒斯坦难民没有参政权、自由选择职业权等市民权，因此影片中工地老板只能非法雇佣中亚西尔。

巴勒斯坦难民居住区

6. 巴勒斯坦难民与马龙派民兵组织间的恩仇n 影片中共提到了两次：n 第一次是1976年的达穆尔镇屠村。1971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因为刺杀约旦国王侯赛因等行为而遭到约旦驱逐，进入黎巴嫩境内。大量穆斯林难民的涌入引起了以马龙派为主的基督教民兵组织的不满，而后者又因为不断加强对国内的控制而引起人民不满。1976年，巴勒斯坦难民利用内战中的混乱，报复性地对马龙派聚居的达穆尔镇”屠村“。n 第二次是1982年的贝鲁特难民营大屠杀。1982年，以色列国防军进攻黎巴嫩，攻入首度贝鲁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不得不撤出黎巴嫩，这意味着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人陷入无人保护的状态。此时，马龙派的激进政治家巴什尔（亦即电影《和巴什尔跳华尔兹》中不断出现在海报上的人物）刚刚当选黎巴嫩总统。巴什尔在选举期间有非常多的攻击性排外言论（类似于电影中托尼的偶像），但在当选后则一改论调，不久又遭炸弹刺杀身亡。支持他的马龙派民兵认为这是巴勒斯坦人所为，于是在以色列国防军的支援下围剿巴勒斯坦难民营。当时负责指挥的正是以色列国防部长沙龙。这就是为什么在电影中，一句"希望沙龙把你们全部铲除干净"会有如此大的分量。

二、导演的创作背景

1. 本片的创作契机来自导演多尔里的个人经验。n 多尔里表示，他希望表达两个既承受痛苦、又想把这种痛苦归因于他者的男人的对立，而这一创作动机，正是来自于他的个人经验。n 多尔里出生于黎巴嫩的穆斯林家庭，幼年时敌视基督教，甚至看到有人戴十字架”就想让那个人去死“。内战时，他的一些家人也在与基督教民兵组织的战斗中死去。n 然而十几年后，多尔里却与一名黎巴嫩的基督教女子相爱、结婚，不久前还让女儿接受了洗礼。这种转变，让他体会到了倾听别人声音的重要性。多尔里希望通过托尼表达：当我们不再把问题归因于他人时，才会发现我们其实经历着相同的痛苦。

2. 为了引起尽可能多的人的共鸣，在创作剧本时刻意简化了历史背景，力图把问题集中在人物性格上。剧本是先用英语写成，再翻译为阿拉伯语的。

3. 导演希望找一位巴勒斯坦演员出演亚西尔。亚西尔的饰演者卡梅尔与导演此前素未谋面，是通过skype面试的。由于卡梅尔是舞台剧演员，此前从未出演过电影，导致导演对他的表演方式有诸多不满，二人常在片场争吵。直到电影上映前，导演还在担心卡梅尔“会毁了这部电影”。没想到后者竟然得到了威尼斯电影节的最佳男演员奖。

《羞辱》是黎巴嫩2018年的申奥片，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

导演齐德·多尔里凭借此片获得第74届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金狮奖提名，主演卡梅尔·巴沙更是获得了最佳男演员奖（威尼斯影帝）。

虽然这是一部小语种电影，却不需要观众多了解黎巴嫩的历史。只要对巴以冲突、基督徒与穆斯林的隔阂稍加了解，就能看懂影片要表达的意思。

片名为《羞辱》，其实就是讲两个男人的一次言语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法律纠纷。

表面上是一件小事，重点在于这两个男人的身份：一个是黎巴嫩基督徒，另一个是巴勒斯坦难民。

黎巴嫩人托尼（阿德尔·卡拉姆 饰）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和怀着身孕的妻子居住在首都贝鲁特。因为首都气候炎热、公寓狭小，妻子一直想搬到托尼父母的老家达慕尔，但是托尼始终不想回去。

谈到老家时，妻子用到了“重建”、“赐福”这样的字眼。这正是导演在影片开头埋下的伏笔，为揭开托尼的过去提供了线索。

作为黎巴嫩基督徒，托尼是基督教派右翼政党领袖巴希尔·杰马耶勒的坚定支持者。在他工作的修车厂里，时常播放巴希尔的政治演讲，内容充斥着对巴勒斯坦难民的敌意：

“他们（巴勒斯坦难民）在我们的井里喝水，然后在里面吐痰。”

影片的另一位主角是亚西尔（卡梅尔·巴沙 饰），他是一名巴勒斯坦难民，居住在黎巴嫩的难民营里。

黎巴嫩的法律不允许难民找工作，因为这会让难民在当地站稳脚跟。不过出于对难民的同情，以及亚西尔的土木工程学学位，建筑公司还是让亚西尔当上工头，负责首都街区的翻新工作。

亚西尔负责的地段是基督教社区，为了避免引起当地居民的反感，亚西尔处处小心，还特意把工人们做祷告的地点改在一个僻静的停车场。

不过即便如此，还是有当地人故意找他的麻烦，这个人就是托尼。

有一天，亚西尔正在街上工作，托尼故意在阳台上洒水，污水顺着下水管浇了亚西尔一身。

亚西尔并没有愤怒，而是好声好气的找到托尼，告诉他阳台的水管坏了，污水已经洒到行人身上，工程队可以无偿帮他修好。

托尼却回答：“那就走另一边啊，路很宽。”

亚西尔和工人们没有办法，擅自修好了排水管，托尼却当场用铁锤把管道砸碎。

亚西尔被激怒了，于是骂托尼“你这混蛋”。

被骂之后，托尼立即向建筑公司投诉。因为亚西尔的难民身份，上司决定大事化小，劝亚西尔向托尼当面道歉，否则就把他解雇。

巴勒斯坦难民流落到世界各地，一直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亚西尔对此心知肚明，他不想妥协，却毫无办法，只能向妻子抱怨：“我们相当于阿拉伯人眼中的黑鬼。”

亚西尔被上司带到托尼的修车厂，亚西尔本来想要道歉，但托尼得寸进尺，继续对难民进行羞辱。托尼甚至还说：“如果沙龙（以色列前总理）从开始就灭绝你们该多好！”

亚西尔忍无可忍，一拳打断了托尼的两根肋骨。

托尼挨打后，马上去警局报案，警方却回复：“我们没有权力进入巴勒斯坦难民营。”

托尼对警方的态度十分不满，他愤怒的表示，如果一名黎巴嫩人打了巴勒斯坦人，那黎巴嫩人很快就会被逮捕，反过来警方却无能为力。

看吧，此时我们多少能明白托尼的怨气是从何而来。

“为什么外国人丢了自行车很快就能找到”、“为什么少数民族就可以高考加分”，你身边一定听到过这样的声音，也见到过很多这样的“托尼”。

有时候制度的偏颇性、滞后性，才是社会上戾气的根本来源。

事情到目前为止，还是托尼理亏，因为他的挑衅行为本来就像个“混蛋”。

不过亚西尔这一拳让托尼得了并发症，导致托尼在工作时突然昏迷。而托尼怀孕的妻子在救丈夫时意外早产，初生的女儿奄奄一息，生死未卜。

从这一点看，亚西尔又可能成为间接杀人的凶手。

此时亚西尔如果曝光托尼的种族主义言论，可以为自己免除牢狱之灾。但亚西尔没有这么做，而是选择自首，并且向法院认罪。

亚西尔想用自首彻底解决这件事情，托尼担心女儿的安危，也想尽快结束这个案子。

但是和很多公共事件一样，当本来就像火药桶的大众关注到这件案子，这就不仅仅是当事人双方的事情了，而是整个社会发泄戾气的窗口。

很快就有一名年轻的女律师找到亚西尔，劝说亚西尔接受她的辩护。女律师曝光了托尼的种族主义言论，还曝光了托尼妻子曾经堕胎的隐私，将过错抛在托尼一家身上。

这位女律师的理由很崇高：因为巴勒斯坦难民的权益经常被侵犯。

而托尼这边也有一位名为瓦吉迪的著名律师帮忙，还要免费为他辩护。因为瓦吉迪律师是右翼政党的支持者，他和托尼一样，都不喜欢巴勒斯坦人。

随着故事的发展，我们还会知道双方律师是父女关系，而让他们当庭对峙的理由，除了女律师对父权的反抗，还有双方截然相反的政治立场。

瓦吉迪作为资深律师，为了打赢官司挖到了很多猛料。

他的手下查到了亚西尔的过去，原来亚西尔并非无辜。他年轻时曾在约旦袭击一名给难民发食物的炊事员，并导致炊事员终身残废，理由只是这名炊事员穿着约旦军装，而约旦军队袭击过巴勒斯坦人。

此前亚西尔选择自首，也许就源于这件事让他一直背负的愧疚感。

而托尼之所以会仇恨巴勒斯坦人，是由于他小时候正值黎巴嫩内战。

内战期间，托尼和父母生活的小镇达慕尔被巴勒斯坦游击队攻陷，他和父亲逃了出来，母亲则死于巴勒斯坦人对达慕尔的血腥屠杀。

1975年至1990年，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游击队和基督徒之间爆发了持续15年的内战，双方死伤无数。战争使黎巴嫩经济遭到巨大损失，无数黎巴嫩人逃离家园。

如今国际社会只关注巴勒斯坦人遭到的迫害，却对巴勒斯坦游击队在达慕尔制造的大屠杀避而不谈，这种对历史的选择性无视，是幸存者托尼对巴勒斯坦难民仇恨的根源。

旧账越挖越多，双方律师的参与，不仅没有让当事人达成和解，反而让火药味儿更浓。媒体的曝光也点着了街上人们的怒火，黎巴嫩人与巴勒斯坦人开始爆发冲突，政客纷纷站队，国家陷入了动乱。

每个人都代入了自己的情绪，每个黎巴嫩人都觉得自己被“鸠占鹊巢”，每个巴勒斯坦难民都觉得自己被“种族歧视”，于是双方根本不可能坐下来一起喝杯茶、聊一聊，而是开始烧汽车、掷石块。

就连总统都坐不住了，他亲自邀请托尼和亚西尔来到办公室，想要调解双方的矛盾。

托尼在总统面前依然咄咄逼人，丝毫没有和解的意思。然而从总统办公室里出来，托尼看到亚西尔的车出了故障，还是掉头回来，帮亚西尔把车修好。

修车过程中，两人没有一句多余的交谈，看着托尼离开后的背影，亚西尔脸上有了一抹微笑。如果两个人不知道彼此的身份，如果他们只是在路上偶遇，没准儿还能成为朋友吧。

其实不去管对方什么族裔、什么身份，大家和睦相处，你帮我修水管，我帮你修汽车，这样的日子不好么？

得知托尼大屠杀幸存者的身份，亚西尔独自来到托尼的修车厂，以他自己的方式道歉：

先是用言语羞辱黎巴嫩人，然后狠狠地挨了托尼一拳，最后对托尼说了一句“对不起”。

理清托尼与亚西尔的恩怨比较简单：你骂我一句，我就还你一句，我给你一拳，你也还我一拳，从此两不相欠，恩怨翻篇。

可惜两个族群的恩怨就没那么容易分清了。

影片最后，导演为这场殃及全国的庭辩画上了休止符，最终的判决没有和稀泥，也没有留下开放式结局，而是当庭宣布亚西尔无罪。

亚西尔重获了自由，女律师战胜了父亲。

托尼表面上输了官司，却也解开了心结，因为他拿到了亚西尔的那句道歉，并且让那件被历史无视的、导致母亲死亡的大屠杀，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

结尾的对视，两个人都有眉毛、嘴角略微上扬的微表情，这是微笑的动作。虽然没有笑的那么明显，依然能看出两人之间已经没事了。

对比战火纷飞的中东，我们的幸运是生活在一个接近大一统的和平国家，一切矛盾都可以归为人民内部矛盾。

而不幸的地方在于，虽然我们有着和平的社会环境，却依然存在着滋生偏见与歧视的土壤。

本文为《暴走看啥片儿》特约稿件，作者大海里的针。如需授权、转载请联系qichangxiong@baozou.com

《羞辱》是黎巴嫩导演齐德·多尔里第四部剧情长篇，也是他时隔五年的新作。这部电影倾注了他不少野心，卖力宣传的同时，对观众的反应也十分在乎。比如去年在Telluride，映后他就急切想知道穿插全片的历史政治背景是否扰乱了我们对剧情的理解——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不管从剧本的写作上，人物角色的设置上，还是拍摄节奏的掌控上，导演及其团队都十分精细考究地呈现出了他眼中最好的那个版本。经过了仔细的“雕琢”，《羞辱》是一部“匠气”很浓的作品。作为一位长期生活在法国，并接受美国电影训练的影人（他早年曾是昆汀的助手摄影师），多尔里对《羞辱》的处理其实是有不少“西化”痕迹的——除了故事背景之外，整部影片的观感并不是一部典型的“中东片”或“外语片”，而更像是一部“好莱坞”电影。也许正因如此，这部代表黎巴嫩“征奥”的影片给人感觉完成度极高，章节工整，丝丝入扣，畅快淋漓，又饶有余味。而更难得的是，大段的台词没有丝毫让人感觉到“说教”或违和，是一部规规矩矩叙事，却不忘“精打细算”地穿插和表达观点的好电影。

剧本和对话，导演自己也坦承从律政美剧里学到了不少。几段法庭戏是全片的核心，导演对其中角色“戏剧化”“趣味化”的处理，对不必要历史细节的简化，一举盘活了本该是枯燥压抑的控辩过程。我们看到的不是法庭现场的复原，而是导演巧借这个辩论空间，为我们把一段上升到民族间仇恨的个人纠纷仔细地抽丝剥茧。随着案情的深入，我们也逐渐发现，导演侧重的不是法理本身，而是历史怎样无形地入侵和渗透到每个人的意识和生活中，而这种入侵和渗透又是如何得持久与不可逆。另一方面，法庭空间也是文明的，丝毫不与外界接触的，没有肢体上的暴力，也没有无意识的煽动和盲从。导演着重用法庭戏来给我们介绍黎巴嫩，有意虚化现实社会中更血腥和不讲道理的冲突，我想，其中多少蕴含着“好莱坞”式的理想和对个体和理性力量的认同。

全片从小小的个人冲突出发，上升到两个家庭，两个族群，和两个版本的历史，最后再回到个人，回归到人与人之间基本的对错善恶，和对自我的审视，实在是工整到不行，理想到不行的一个“回环”结构。在这里，导演有意把个人的口角与政治民族上的敌对强行“捏合”在一起，直面社会分裂并尝试深挖其诱因的同时，也最大程度包容了“裂痕修复”的潜在可能。多尔里创作背后的家国关怀和知识分子式的开放姿态在这里体现得再明显不过。最后同样“好莱坞味道十足”的结局，两人的相视和心照不宣，暖心到让人一刹那觉得社会问题不过也就是人的问题，而且似乎也在说，相比于法庭外的和解，法庭上的判决也没有那么重要。影片的结尾结结实实地收在了个人上，两人在修车行前再一次的会面与“交锋”，Tony对故乡Damour的回访，便是他们各自“重生”的过程。

电影的人物设置想必也是经过仔细斟酌，两位男主角，颇有点“赫克托尔-阿喀琉斯”式的二元对立，一位冷静沉着，一位勇猛刚烈，水火不相容的同时却也有各自成熟和认真的一面，比如对工作的精益求精和对家庭的责任心，还有对廉价“中国制造”零部件的嗤之以鼻，这些共性都为后来的互相原谅埋下了伏笔。两位律师的父女关系给法庭辩论添加了不少“趣味”，但这关系本身或许更代表着对民族矛盾态度的演变，从上一代到这一代，从与战火相伴生的对“政治语境”的习以为常，到用更开放的眼光看待历史问题和正视“语言的暴力”，很难说谁对谁错，但总归是继承与发展了的。这段父女关系（尤其是女儿的角色）和影片的另一条暗线——Tony妻子安全产下他们的孩子——一起，烘托出了导演对未来的期许和对“下一代”的诚恳希望。

这部影片的声光效果同样非常出色，明亮的色彩，干脆利落的镜头推移，为我们呈现出一副生气盎然的黎巴嫩。值得称道的是导演对影片亦动亦静节奏的把握，完美地呼应了发生在这个国度上粗暴的政治和民族生态，与动荡的社会湍流背后每个人寻求安定和解脱的平常心。动与静的相互作用还展现在法庭内外，律师和审判官们再思维敏捷，伶牙俐齿，也难以进一步推动“受害者”治愈回忆和与过去和解的过程，审判的决定可以做得很迅速，但创伤的恢复或许要等上一代人之久。最后，我想这动与静的较量还发生在政治与艺术之间，积极澎湃的社会运动看似红红火火，口号响亮，可到头来催生得更多是彼此的不信任和仇恨，而导演花了心思让我们静下心来两个小时看一部电影，只看和听，什么也不说，却似乎来得更积极和有效。被问到电影和艺术是否能改变社会，齐德·多尔里也摆摆手说“不能”，但仔细想想也没什么不对，因为很多时候更需要被改变的不是社会，而是我们。

先得说，这是一部好电影，作为新疆人，尤其觉得好。

剧情不再赘述了，就是两个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男人为了一件小事发生争吵，最后演变成一场国家内乱。风格完全是好莱坞的，情节工整、演员表演、配乐出色，但略有匠气，比如父女关系暴露那一段。

影片中涉及很多中东历史，但我们通常只知道贝鲁特难民营事件，下面就把引发本片矛盾的主要事件捋一下：

公元前11世纪，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了以色列联合王国，后分裂为以色列王国和犹大王国。经历过亚述、巴比伦、波斯、马其顿、罗马等古国的统治，犹太人在这一地区逐渐衰落，尤其是公元135年犹太人起义失败后，被罗马人逐出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地区，自此成了无根之民族。

1896年，犹太裔记者西奥多·赫茨尔发起锡安主义运动（又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号召全世界犹太人回归故土，恢复本民族的生活方式。流亡千年的犹太人不断返回巴勒斯坦地区，尤其是希特勒上台之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巴勒斯坦地区已经有60万犹太居民。

以色列国父西奥多·赫茨尔

当地的阿拉伯人视犹太人为外来入侵者，而犹太人认为这是他们的故乡，于是冲突频发。1947年，鉴于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暴力冲突不断升级，和平努力受到挫败，英国政府决定从巴勒斯坦托管地脱身，把难题扔给了年幼的联合国。

1947年11月联合国通过决议：将巴勒斯坦地区分为两个国家，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分别拥有大约55%和45%的领土（阿拉伯国和犹太国），三教圣地耶路撒冷被置于联合国的管理之下，以期避免冲突。

犹太人接受了该方案，但阿拉伯人断然拒绝。阿盟委员会高层下令对以色列的犹太平民展开为期三天的暴力袭击——没错，是平民——犹太人地下民兵组织展开还击，战斗很快便蔓延为大规模冲突，继而引发了1948年的以色列独立战争。

1948年5月14日零点，英国的托管期结束，以色列国正式宣布成立，当天埃及、伊拉克、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向以色列宣战，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结果，以色列的民兵组织成功阻击了外国军队——可见这个苦难民族的战斗力之强。6月，联合国宣布停火一个月，在这段期间，以色列国防军正式成立，阿盟扼杀以色列的难度就更大了。

在数个月的战斗后，双方在1949年达成停火协议并划清暂时的边界，这条边界线被称为“绿线”（GreenLine）。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获得了额外的23.5%的领土，约旦则占有以色列南部一块山地区域和撒马里亚，后来那里被称为西岸地区。埃及在沿海地区占有一小块的土地，后来被称为加沙地带。巴勒斯塔地区被这三国瓜分，最大的赢家是以色列，而不接受联合国建国方案的巴勒斯坦人成了没有国家的难民。他们当时为何不接受这个方案？如果他们当时接受这个方案，中东会不会少流很多血？这些不得而知，只是历史没有如果。

一个犹太国家在中东存活了下来，也成了周边国家的眼中钉肉中刺。

中东地图

1956年，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英国和法国为了继续掌控苏伊士运河，拉拢以色列进攻并击败了埃及。但美苏两国介入此事，苏联宣布，如英法不停火，苏将对其实施核攻击。美国为把英法势力挤出运河区，命令全球美军进入戒备状态。英法两国的军事冒险最终以失败告终，但以色列获得了蒂朗海峡水面航行和空中飞行权，又是唯一的赢家。这场战争也标志着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成为真正主宰中东乃至全世界的力量。

1964年，叙利亚、约旦、黎巴嫩策划了两件事，一个是成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另一个是改变约旦河上游的流向，使之不被以色列利用。以色列空军果断轰炸了这个水利计划，导致该计划破产。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上述三国为基地，针对以色列不断实施恐怖袭击。以色列向联合国提出控诉，但毫无效果，于是展开报复行动。冲突一再升级，在美苏两个幕后老板的操纵下，最终引发了第三次中东战争。

1967年6月5日早晨7时45分，以色列出动全部空军，对埃及、叙利亚、约旦和伊拉克的一切机场进行了闪电式的袭击。空袭半小时后，以色列地面部队发动了进攻，阿拉伯国家毫无还手之机。六天后，阿拉伯国家彻底战败，以色列以极小的代价占领了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旧城、埃及的西奈半岛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地，共计6.5万平方公里的阿拉伯土地，更多的阿拉伯人沦为难民。

联合国要求以色列退出所占领土，但以色列想要建立一个更大、更完整的犹太人国家，彻底剥夺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间，他在美国人的支持下，只做口头表示，并不归还侵占领土。于是在1973年10月6日，埃及和叙利亚分别攻击六年前被以色列占领的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

战争之初，阿拉伯军占据优势，但埃及人没有乘胜追击，给了以色列喘息的机会。以色列在美国的帮助下，成功逆转战局，再次战胜阿拉伯国家，并使他们意识到，以他们的实力是不可能用军事手段击败以色列的，于是开始转向和谈。同时，付出惨重代价的以色列也意识到，为了领土与阿拉伯世界为敌是自取灭亡——早晚而已。1977年11月，埃及总统萨达特前往以色列访问——想必也像基辛格访华一样，双方多次试探——承认了以色列的存在，两国签署和平条约，以色列从西奈半岛撤军，埃及通过一次访问获得了战争没有拿回来的土地。

萨达特访问以色列，结束了30年的战争，并拿回的土地，却被激进分子视为阿拉伯的叛徒，1981年在阅兵时遭到刺杀

中东似乎要迎来和平的曙光，但一个组织像蘑菇云一样腾空而起，这就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

前面说过，PLO是叙利亚、约旦、黎巴嫩策划成立的，其目的是领导巴勒斯坦人民建立民族国家，但这个组织结构复杂，由多个游击队组成，赫赫有名的法塔赫只是其中之一，政治观念也各不相同，因此经常各行其是，不服从阿拉法特的领导。阿拉法特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后，就放弃了彻底击败以色列的企图，希望通过政治和外教手段解决建国问题，但PLO的反对派仍坚持要消灭以色列，主张在巴勒斯坦全境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如果看看历次战争结果，就知道这种观念无异于疯人呓语。

阿拉法特与当时的以色列总理拉宾在美国白宫的草坪上握手言和的时刻成为历史上的经典镜头。但这次握手，导致拉宾在1995年被犹太激进分子刺杀身亡，阿拉法特2004年在内外交困中死去

这些反对派不停的制造恐怖事件：劫飞机、扔肉弹、杀死以色列的奥运队员等。可能他们还以为自己在进行一场伟大的民族独立斗争，其实严重影响的和平进程，且PLO的国际影响也日益恶劣。这么做的结果是和原先支持他们的约旦闹翻，1971年7月约旦将PLO逐出其国境。大量PLO成员转入黎巴嫩进行活动，黎巴嫩——本片导演齐德·多尔里的祖国——自此进入多事之秋。

今天就写这么多，要看比赛了。改天再写。

--------------------------------------------------------------------

黎巴嫩1943年独立，人口约130万，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比例为6∶5，各教派即在此基础上分配国家领导权。此后数十年间，在基督教马龙派和穆斯林温和派治理下，黎巴嫩成为中东地区最稳定的国家，人民生活水平与石油国家不相上下，首都贝鲁特更成为与苏黎士并称的国际金融之都和交通、教育、文化中心，号称“近东巴黎”。

但随着PLO在黎巴嫩扎营之后（他们也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因历次中东战争，涌入黎巴嫩的巴勒斯难民40万），黎国内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矛盾日渐加剧。1975年4月13日，巴勒斯坦游击队袭击一座基督教教堂，打死4名长枪党(马龙派的政治组织，本片中电视演讲的党派)党员和数名平民。长枪党以牙还牙，当天伏击一辆载有26名巴勒斯坦人(包括游击队分子)的公共汽车，将乘客全部杀害，由此引拉开了黎巴嫩15年的内战的序幕。可见，不顾本国情况，仅因为相同信仰或者国际人道主义就大量收留他国难民是不明智的，也是对本国人民的不负责任。

这场内战不但毁掉了黎巴嫩的经济，还造成15万平民丧生。高层的权力之争，在底层演变为彻底的民族仇杀。网上可以查到的有：1976年1月，黎巴嫩基督教民兵组织在以穆斯林为主的贫民区卡朗迪纳，对库尔德人、叙利亚人和巴勒斯坦人进行大屠杀。作为报复，巴解组织在达穆区针对基督教马龙派进行大屠杀——就是本片中法庭回放录像的那一段，1976年8月，长枪党针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管理下的难民营内的难民进行大屠杀。

最著名的当属1982年贝鲁特难民营大屠杀。因以色列驻英国大使被PLO暗杀，1982年6月6日，以色列十万大军入侵黎巴嫩——第五次中东战争——与PLO和叙利亚军队激战，结果自然又是以色列获胜，PLO被驱逐——若无联合国介入，很可能被赶尽杀绝。8月23日，亲以色列的巴希尔·杰马耶勒被选举为黎巴嫩总统，但9月14日即遭到穆斯林组织暗杀，为了报复，9月16日，基督教民兵组织在以色列的支持下，进入夏蒂拉难民营，开始了为期三天的强奸和杀戮，800-3500名穆斯林死亡。40年前以色列被希特勒屠杀，现在他们却在屠杀巴勒斯坦人，可见人性的丑陋是不分种族、民族的。

贝鲁特大屠杀

以色列因此遭到国际谴责，国防部长沙龙不得不辞职。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进驻黎巴嫩，经过谈判，达成协议。以色列同意撤军，同时要求叙军和巴勒斯坦武装力量也撤出黎巴嫩，但这些人宁可继续战争也不撤军。协议成了废纸，双方武装冲突再次升级。

在黎巴嫩内战中，叙利亚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内战爆发后，黎巴嫩政府军占据优势，但叙利亚默许PLO的8000人武装部队从叙利亚境内开入黎巴嫩，支持反对派，即本片中的叛军。政府军节节败退，1976年5月，黎巴嫩总统苏莱曼·弗朗吉亚“请求”叙利亚帮忙，叙利亚高高兴兴的派遣了3.5万“阿拉伯威慑部队”进驻黎巴嫩，把黎巴嫩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可见境外势力大多歹毒，救他国人民于水火是假，趁火打劫是真。小国还是不要谈什么共同信仰，保持中立为上。

1985年，以色列局部退兵，PLO重回叙利亚控制的黎巴嫩，党派林立的黎巴嫩继续内战。

1990年，苏联基本瓦解，美国忙着解决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事件，叙利亚趁机支持穆斯林军队进攻贝鲁特，基督教军队战败，大规模内战随之结束，但动荡依旧。以色列和叙利亚分别占领着黎巴嫩的南北两片领土，哈马斯、真主党、法塔赫、以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民兵组织不断挑起事端，直到最近十年才安定下来。

内战纪念碑

由于不了解黎巴嫩现状，不敢对其国内民族问题妄下断言。但从本片中看来，两大宗教之间的对立还是比较严重的，比如竟然能公开演讲那么极端的言论，若发生在我国，必然进学习班。巴勒斯坦难民的生活状况也堪忧，片中卡梅尔·巴沙得知自己失去工作时的痛苦程度完全不亚于听到“我希望沙龙把你们都干掉。”

或许有人会说，巴勒斯坦都建国了为何不回去，像犹太人回到以色列一样？但这个国家目前控制3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却有1200万人，对比一下：若羌县20.23万平方公里，6.2万人。回去了怎么生存？是个大问题。很多难民看来终生都得在异国度过了。

在本片中，两个不同宗教信仰的男主代表了两种极端宗教信仰，那个难民似乎不明显，但坐在轮椅上的老头能证明他的内心依然是凶暴的，只是现在寄人篱下，不得不收敛。两人都有证据确凿的错误，一方伤害罪，一方侮辱罪。法庭最后的无罪判决有失公允，但双方走出法庭后，隔着人群的远远对视时，嘴角若有似无的微笑化解了这场涉及民族和宗教信仰的纠纷。

由此可见，导演想告诉大家：法律解决不了民族问题，唯有互相理解和宽容才是正道。

谅解的微笑，把握的真好

人是非理性的动物，并不是所有时候都会选择最优方案。有时候我知道原谅你是唯一的出路，但你杀了我爱的人，所以我一定会和你死战到底。法律能制止这种复仇吗？如果是个人的话，可能可以，一命抵一命即可。但如前所述，发生了那么多的民族仇杀，十几万人无辜死去，法律能还给每个人以公平吗？显然不能，别说政府已经没有能力维护法律，就算把所有的杀人犯抓住了，审判也可能会持续到世界末日那天。

如果按照法律对两位男主分别判处侮辱罪和伤害罪，以两位男主的修养来看，他们是会接受的，但法庭外那些扔石头呼口号的人能接受吗？

民族问题可谓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难解决的问题，人类史上最悲惨最可耻的篇章基本都与此有关，缺乏直观感受的人可以去看看2016年的《沃伦》。那些动不动就喊着要打仗、要消灭谁的人是最愚蠢的，因为这种狭隘的民族观念最容易被利用，而屠杀机器一旦开动，最终只会在冤冤相报中吞噬所有人。可惜国内这种人似乎不少，看看各大论坛就知道，为了梅西和C罗有人都准备动刀子。

前几年不断出现摔婴案、纵火案、街头凶案的时候，人们喜欢讨论社会戾气为何这么重？这几年一搞核心价值观，此类新闻似乎少多了，希望是真的少了。希望我们的国家能真正培养出人格健全的人，不会因为不同信仰、不同观念、不同习惯就心怀芥蒂，恶语相向，甚至挥舞屠刀。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理解别人的生活也有诸多坎坷，尽量不去羞辱别人，或者有说对不起的勇气。希望这世上不要再有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因为历史的死结不会被战争和死亡解开，只会在互相理解和宽容中慢慢消逝。

一部非常不错的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