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片子看起来真是好极了，配色舒适，背景音乐赞的没话说，最后一集中段配着埃及艳后的bgm，伊斯坦布尔的景色一幕幕闪过，天色那么迷蒙，四处都充满了诗意，每一个忙碌的过客仿佛都是一尊尊精心雕刻过的雕像，美丽却充满内涵。

但其实我是很想说两句的，我是在人人上看这部片子的，我素来看电视剧不太爱开弹幕，但我觉得这部剧应该蛮小众，屏幕也不会很杂乱就开了，但看到的几条弹幕却真的令我喉头一滞，心中其实蛮难过的，辗转反侧，最终还是选择在这里不吐不快了。

这几条弹幕是这样的，在第八集的开头部分

我平时很少写长评，但这次我真的感到忍不住了。由于前面有几条弹幕夸女主不戴头巾美丽又好看，不戴多好，后面遂有了这样的弹幕。

我才发现，原来我身边这么多美丽、善良的姑娘都默默的表示要尊重文化与信仰，而根本不思考、不在乎所谓宗教背后瘆人、甚至可怕的某些事实，连头巾这种根本问题竟然都表示如此“大度”的通融和理解。

戴头巾，其实历史极为悠久，说起M S L为何要佩戴头巾，源于《古兰经》中的一段话：“你对信女们说，叫她们降低视线，遮蔽下身，莫露出首饰，除非自然露出的，叫她们用面纱遮住胸膛，莫露出首饰，除非对她们的丈夫，或她们的父亲，或她们的丈夫的父亲，或她们的儿子...”

“先知啊！你应当对你的妻子，你的女儿和信士们的妇女说：她们应当用外衣蒙着自己的身体。这样做最容易使人认识她们，而不受侵犯。真主是至赦的，是至慈的。”

所以，在广义上绿教妇女带头纱的意义并非是受到了歧视，而是要保护自己！但其实戴头巾的传统并不是在穆罕默德发迹时开始的，远在更早时候的巴勒斯坦、叙利亚地区就有上层妇女开始戴头巾和面纱，但伊斯兰教的盛行将其进一步推广，其实我完全肯定这种要求在最初时期真的是充满好意，它是为了从根本上切断男女之间有可能的不轨举动，当然啦，只不过是从“源头上”切断，彻底断绝这种危害，这是一个统治阶级维护社会稳定所做的一个“一刀切”措施，但危害却一直荼毒到现在。

作为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的女性，我不知道各位看到这段《古兰经》是什么感觉呢？是觉得无语、封闭受到触动还是觉得不关己事呢。就我看来，我看到这段文字内心是不太舒服的，但确实也含有一种哇哦，这样子封闭，还好我的国家没什么主体宗教，会生出一种不关我事但感到自己是个幸存者的喜悦。

因为显而易见，这确确实实就是一种极其封闭的限制，“我”身体这些部位仿佛不是“我”自己的，而是“我”丈夫、兄弟、儿子、乃至公公的。“我”到底是一个“家具”还是一个人呢？其实这个所谓维护社会稳定的措施对大部分男性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都是极其不利的。

乃至17世纪奥斯曼帝国巅峰时期，整个中东大小城镇中的穆斯林女性都裹起了头巾，蒙起了面纱。不过在农村地区，蒙面习俗的传播速度却相当慢，因为蒙面会妨碍农村妇女下田劳作，这甚至变成了一种炫富的记号——“一位农村妇女若是蒙面，便是无声地宣布她的丈夫足够有钱，以至于她不劳作也无妨。”

看似维护了普通男性却拉低了家庭生产力，不利于家庭的富裕，更多的产生了阶级的分化，其实归根究底只是在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统治阶级中恰恰是男性占多数罢了。

这两年的趋势相较前几十年真的非常不乐观，形势自60年代开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先是阿拉伯民族主义先锋埃及于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在短短六天内便败下阵来，民族主义的影响力大不如前；又有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推行西方开放生活形态与世俗化政策的巴列维王朝轰然倒塌，取而代之的是政教合一的新伊朗，变成一个女人出门必须戴头巾否则会被宗教警察抓的国家；后再有苏联入侵阿富汗，武装远不如对手的穆斯林圣战者却在漂亮国以及多个绿教国家的支持下最终击败了苏军；再有911事件、IS事件发生，安定离我们越来越遥远。

土鸡、印尼、大马这几个世俗的绿教国家这几年保守主义大幅度抬头，就拿土鸡来说吧！埃尔多安执政的正发党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埃尔多安的妻子和女儿就是土鸡最先开始戴头巾的女性之一，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在婚后戴上头巾，很多女孩甚至从童年就被迫开始佩戴。

看看今日的欧洲难民危机，民族的力量仿佛渐渐衰退，宗教的力量持续壮大和稳定。

而在1953年，面对穆斯林兄弟会提出的强制妇女佩戴头巾的要求，时任埃及总统纳赛尔对穆兄会的领导人讽刺道：“先生，我晓得你的一个女儿在大学里读书，她平时没有戴头巾或与之类似的任何东西。你为何不强迫她戴头巾？在你连一个女孩都无法要求，何况她还是你的女儿的情况下，你居然想要我让埃及的1000万女性戴头巾？”

反观建国之初的土鸡，力图变成一个世俗国家，国父凯末尔在妇女解放问题采取了四方面的措施:废除伊斯兰教奉行的沙里亚法,颁布法典赋予土耳其女性在婚姻、财产、继承、选举与被选举权等方面的权利,使女性作为一个公民拥有独立的政治权力;教育方面,普及女性受教育权,创建男女同校制度,提高土耳其妇女思想和教育水平,为参与政治和经济生活创造条件;经济领域,扩大妇女在农业、工业以及服务业的比例,颁布《劳动法》保护妇女的工作时长、时薪不受剥削,使妇女阶层逐渐成为现代化建设中不可忽视的力量;社会生活方面,废除女性佩戴面纱、身穿长袍的旧习,鼓励女性建立属于自己的团体组织,丰富女性文化生活,将妇女从家庭生活中解放,创造一个崭新的土耳其妇女形象。在土耳其，根本就不允许除了神职工作人员以外的普通人穿着宗教服饰。就看剧中第一集结尾的演唱会中，那大概是七八十年代的土鸡，请仔细看有几个妇女戴头巾，而现在呢？是这样吗？是谁引导了她们呢？信仰被尊重的未免太快了吧。

头巾不是束缚吗？别逗了，谁是理中客，谁是意见领袖，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善良教育”让你们说出头巾不是束缚这样的话，固然反应的是剧中女子没有被束缚，但剧中反应的却是越来越多的世俗化女性仿佛成了水族馆中的鱼，软性的文化侵蚀让弹幕中的评论者丝毫不自知。这块布，戴上是容易的，可摘下真的是容易的吗？哈露妮莎最后为什么摘掉了头巾？是因为这种宗教根本上就没有lsb们的生存空间。你自己、你的母亲、姐妹无时无刻不得不戴着头巾，无论她们是劳动、生活甚至满头大汗的生孩子，你能告诉我这不是束缚，我只是在尊重这种宗教吗？你的父亲、丈夫、儿子又能如智者那般尊重养女的选择吗？

如果今天的我朝从未改变，广大汉族女子依然裹着脚，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而外国人竟然连调侃的机会都不许有，口口声声一定要表示尊重我们的文化，尊重我们的传统，不要以自身的眼光看待别国。恕我直言，我不知道弹幕中的女性会怎么想，可能什么也不会想吧，大环境如此，你连当水族馆的鱼被众人观瞻的机会都不会有，众生都在网内，坐等人上人捕捞。

你说，这只是块头巾而已啊！没错啊，沙特妇女穿的吉里巴甫也就是块黑布罢了！“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这就是结果。

很多人想说这种宗教尊重需要建立在哪些人身上，我突然想起来2020年初不幸感染新冠病毒的伊朗第一位女性副总统玛苏梅· 埃卜特卡尔还算一个勉强“典型”的例子吧。她出身于一个伊朗中产家庭，父亲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她幼时与父母在费城生活，她能说一口被美国人称为完美的英语口语，回到伊朗后获得了免疫学博士的学位，她自愿参加了伊斯兰革命，戴上头巾，穿起黑袍，成了伊朗人质危机中的英文翻译和发言人，在西方世界可谓名声大噪。她接触过一切西方文化，却自主选择重回传统，即使这样，还是有个蛮有意思的点让我感到深思。

玛苏梅·埃卜特卡尔

在她对华访问的时候，伊朗使馆的二秘马赫迪·阿贝迪尼在电子邮件里骄傲地向记者说：“你可以用英语问她任何问题!”，“你见了面就知道她的英语有多流利了。”你瞧，工作人员感到的是骄傲与自豪，反美反到疯魔的伊朗以自己领袖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而自豪，他们自豪的点在于这样优秀的上位者女性自主选择回归传统生活是一件值得标榜的事。

可她若是一个传统的、没有受过教育的、守规矩的女性，我真的不知道还有谁会注意到她，谁会接纳她，她连做一颗螺丝钉的机会都不会有。

尊重建立在相互理解、相互认知、彼此了解、求同存异上。对于玛苏梅，她接触过一切却依然选择回归传统，我无可指摘，也没办法，我只能表示尊重。而我要是去伊朗或去任何宗教场合我可能不戴头巾都不行，我必须表示“尊重”。因为我不够强大，无法与一个国家机器抗衡。我尊重剧中的每个独立个体但对这种宗教行为恕我接受无能。对于某些宗教，我们保持尊敬，但在一定程度上要对其敬而远之，最近我国某民族地区因为棉花风声很大，我们因为尊重与否受到国际社会的指点，而在那片土地上，剧中出现的很多头巾，例如“里切克”是完全违法的，在我国，你是不允许穿带有星月标志的服饰的，你觉得我们国家不尊重他们的宗教习俗吗？可有的习俗是可商量，可通融，全然能够尊重的吗？

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易中天老师所说的“中国人啥都信也就是啥都不信”，今天皇帝心情不好灭个佛、明天皇帝心情好崇个道的世俗实用国家，你竟然发出这样的感慨，说实话，真的太忘本了。

头巾并不仅仅只是“头巾”，它并不值得我们对此抱有太多的宽容和理解，我相信弹幕中的发言人没有任何不好的心思，但如果你们与我一样，清楚自己小布尔乔亚的定位，就该用自己那过溢的善心去同情一下真正值得同情，需要解放的女同胞，而不是自诩大度的去理解戴头巾这种恶俗，这种行为真的不显得高尚，甚至有点儿恶心，不要一边在微博上追求穿衣自由一边理解头巾并不等于被束缚，实在是又当又立。

资料都是我以前看过的，部分又从网上搜了一遍整理了一下，如果你对这篇评论有任何异议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如果你认为我的言语对你有所冒犯也可以一一指出。

太晚了，人生中的第一篇长长长评献给了这部剧，网飞大数据选剧本拍剧果真精准，我就是那个明确的对标对象。

如果有人竟然能耐着性子看到这里，我只有一句话可说，感谢你，忍受长篇的反问句与垃圾文笔，希望每个人，无论男女，都能够获得真正的安全感与尊重感，不论是外在还是内在。

女主玛利亚，传统、卑微，曾一度相信“智者”，最后发现他也就是个平常人，喜欢戒指，任哥哥差遣训斥

哥哥亚辛，爱他的老婆，没有耐心，对至亲刻薄，对陌生人温柔，

嫂子露希耶，以不是处女的身份出嫁，多年的心结最终解开，原谅了跛足男，也不再抑郁了，回到了家庭的温暖

小儿子伊斯麦尔，在妈妈心结解开之后，开心了，也开始说话了。

智者阿里萨迪，解答问题老套，老伴在旅途中去世，女儿也不是传统类型，甚至还未告诉她她是收养的

智者女儿哈露妮莎，在外留学，听外语歌，爱听摇滚爱蹦迪，喜欢和叛逆的女性同伴相处

佩里，身为心理医生，却还要找心理咨询。选择不戴头巾，却无法面对人与人之间的天地隔绝。决定不结婚，却又总是在睡醒时觉得孤独，不想被提起相亲的事情。

梅丽莎，身为肥皂剧演员，她飘忽不定，没有固定的伴侣

希南先生，同时与多个女人相处，只想解决性需求，需求无果时甚至拿纱巾找感觉。偷听到前女友的话，被深深刺激。冷落了她的妈妈，她妈妈甚至把邻居的孩子当做儿子。

谷碧琳，终止了对佩里的心理咨询，与姐姐在诸多事情上有严重分歧，不相信真主能保佑他们一家。对弟弟的治疗也没有得到认可。

谷蓝，强势的传统派姐姐，与妹妹意见不和并常常打架泄愤。内心也有脆弱的一面

希尔米，“谈话小组”组长，滔滔不绝、长篇大论，但对玛利亚一片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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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遇伊斯坦布尔》是一部土耳其的电视剧，剧集共有八集，由赛塔尔·坦热厄恩，图林·奥曾，比盖·厄那尔等主演。讲述了在伊斯坦布尔，一群人超越了社会文化的边界，并在恐惧与希望的交织中建立起了亲密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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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头巾的两种女人

头巾这个传统源自于伊斯坦布尔人民对于宗教的信仰。在土耳其语中，头巾的意思是“遮盖，隐藏”，女人们戴上头巾，就相当于把自己隐藏起来。

戴头巾，是一种包含着约束含义的规则。女人们没有选择，她们保守又弱势，纷纷带上了头巾。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在现代化的冲击下，伊斯坦布尔的人民对于宗教的信仰逐渐从痴迷回归到理性。她们可以自己选择，是否佩戴头巾。

于是，伊斯坦布尔有两种女性：戴头巾的女人和不戴头巾的女人。

故事的主人公就是一位戴头巾的女人，她叫玛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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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宗教徒，她毫无保留地信奉着真主，每日都戴着头巾，格外注重自己的行为举止。

就连她的名字，都充斥着宗教的意味。

她的工作是清洁工，为一个名叫希南的人打扫房屋。

这天，她像往常一样从乡村来到市中心，为希南打扫卫生。但不同的是，这次，她在希南的床下，找到了一条女士内裤。

后来的某天，她在工作的时候，看见一位身材曼妙的女子，穿着希南的大衬衫，漫不经心地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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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刻，她的世界观开始崩塌。

身为宗教徒的她无法想象那是怎样的一个女人，居然会在一个男人家中留宿，又会有如此大胆的行为。

当人们一直所信仰的世界观被某种现象所颠覆的时候，人们首先感受到的是恐惧，对于未知的恐惧，对于自我怀疑的恐惧。

玛利亚也不例外，她害怕得无心工作，甚至无法和真主交谈，最终，她决定去看心理医生。

玛利亚的这位心理医生叫佩里，她是一个不戴头巾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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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医生佩里

当她面对玛利亚的倾诉时，她不但没有为玛利亚感到难过和悲伤，反而因为玛利亚那份极为强烈的信仰而烦躁不已。

追求现代生活的佩里无法想象在这个不算大的城市里，居然会有像玛利亚这样的女人。

她无法理解那些戴头巾的女人，尽管这是出于她们自己的意愿。她无法同她们进行正常交流，因为她从内心深处感到厌恶。

这种情绪久久困扰着佩里，让她心理医生这个工作无法再继续下去。

身为心理医生，她知道玛利亚病了，但同时，自己也病了。

两个女人的见面，不单单只是个体的接触，究其背后，更深层的是两种不同社会文化的碰撞。

这种碰撞，为任何一方的生活都带来了极大的改变。

2， 不同文化的成长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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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利亚没有读过多少书，教育经历只到小学。她住在封闭的乡村，村子里最聪明的“智者”为她传道，她天真的以为那就是全世界。

佩里是一个标准的知识分子，甚至赴美留学。她住在最繁华的城市中，每天都穿着一双高跟鞋，行走在高楼大厦之中。

于是，玛利亚信奉真主，佩里追求文明。

当教育水平和过往经历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意识背后的东西便浮出水面。在这些看似荒唐的文化对抗之中，一个人的成长环境却成为了这对抗本身。

如果一个人是存在于其中的一种成长环境，那也算是正常的生活轨迹。但是如果一个人同时跨越了两种不同的成长环境呢？

谷碧琳就是这样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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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文化下成长的谷碧琳

在她的家庭中，她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孩子，她不相信真主。但是，她的家人们却对真主格外崇拜。

她在两种文化中成长，同时感受着两种文化的冲击，这种冲击让她开始感到焦虑。

随着年龄的增加，内心的焦虑逐渐转化成对传统女性的厌恶。她越来越憎恨自己的家人，为此，她和自己的姐姐大吵一架。

家庭的压抑让她开始追求更大的快感，急于寻求安慰的她，最终去到了希南的家中。

有一天早上，谷碧琳从希南的家中醒来，碰见了来打扫卫生的玛利亚。

玛利亚怒目而视，谷碧琳觉得恶心和无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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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的文化观念产生不同的成长环境，不同的成长环境又导致不同的世界观。如果想要了解一个人的内心，就不得不去分析这个人的成长环境以及其所处的文化之中。

但这种文化环境不是无法被超越，无法被融合的。

在影片的最后，这群拥有不同文化的女人，竟然建立起了亲密的联系。

3， 世界人类烦恼图鉴

玛利亚有四个家人，一个哥哥和一个嫂子，还有两个孩子。

他们共同住在乡下的小破屋里，嫂子患病在床，哥哥创业失败，两个孩子嗷嗷待哺，生活的艰辛扑面而来。

如何生活下去，这是所有底层人民的烦恼。

医者不自医，佩里去看了心理医生，除了她对于传统女性的烦躁情绪之外，更大的原因在于，她无法接受别人的到来。

尽管她学历颇高，事业有成，收入不菲，但是她始终封闭着自我，无法建立任何亲密的关系。

如何获得情感上的满足，这是所有中上层人民的烦恼。

希南不知道自己有几个女朋友，塌徘徊于不同的女人之间，他不爱她们，他只是无法接受孤独。

如何面对孤独，这是所有迷茫中的人们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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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利亚有自己的欲望，但因为文化限制，她无法正视它们，也无法表达它们。谷碧琳身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原生家庭的压抑让她痛苦不已。n

如何正视欲望，如何同原生家庭和解，这是现代社会心理亚健康人群的烦恼。

在这个电视剧中，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烦恼，当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烦恼汇集在一起的时候，就构成了世界人类烦恼图鉴。

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缺少表演性质的烦恼，却是最真实，最深刻的烦恼。它们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或多或少，或大或小，或鲜明或隐忍。

最后，这些烦恼聚集在一起，提出了全人类最大的问题：“如何好好活着？”

余华在小说《活着》中写道：“活着的意义就是活着本身。”

是了，我们存活在这个世界上，总归是因为活着。所有的烦恼都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所有的生活都是生活的意义，如何好好的活着，答案就是活着。

《相遇伊斯坦布尔》这部电视剧没有什么惊险刺激的剧情，也没有冲击力极强的画面。导演用一些精美的镜头来向观众展现不同人不同的生活状态，这种几乎归于质朴的拍摄手法，却在构图艺术的作用下，使镜头具有了强烈的张力，任何一帧，都让人心生感慨。

而除去剧情本身，在这些看似平平无奇的剧集中，所蕴涵的对生活与文化的思考，是这部电视剧最大的意义。

（本文首发幕味儿微信公众号）“她蒙住的只是她的头发，而你却蒙住了你的心。”不脱离人的现实存在而谈女性，对女性的欲望与挣扎做实实在在的描绘。因为诚恳，所以感人。

《相遇伊斯坦布尔》奉献了2020年最好的女性群像：给人做钟点工的虔诚穆斯林Meryem（她的名字即来自圣母之名）；Meryem的嫂子，罹患抑郁症而几次自杀的Ruhiye；Meryem的心理咨询师、出身优渥的独身中产女性Peri；Peri的朋友兼心理咨询师（是的，讽刺的是，心理咨询师也需要心理咨询师的帮助）、出身库尔德家庭但无信仰的另一位独身中产女性Gülbin，等等。

这简短的介绍已隐约可见分裂、冲突之处：传统与现代之争，信仰与世俗之争，贫穷和富有的阶级对立，心理咨询师所代表的科学和阿訇所代表的宗教慰藉之争，等等。

而《相遇伊斯坦布尔》的可贵之处在于，各种声音在这短短8集中里都有一席之地，绝不偏狭——

出身于世俗家庭的高知女性Peri无法理解戴头巾的Meryem，她感到愤怒：她那么美，为什么她却戴着头巾？借Peri之口，导演似乎说出土耳其近年来的一种变化趋势：戴头巾的人越来越多。而这让Peri感到她成为了相对的异类，正像水族箱里的鱼，供人观看。

专业素养帮助她冷静地倾听Meryem的讲述，却不断需要通过向Gülbin倾诉她们的咨询内容（而这本该是绝对保密的）来排解。最终，在Meryem不断的来访和讲述里，Peri“破防”了。她哭花了眼影，大喊：我受够了一个人醒来，受够了健康饮食、坚持锻炼来延缓衰老。显然，问题不在于健康饮食和坚持锻炼，而在于这样“现代”的、“科学”的甚至流行的生活方式并不能给她的生命带来意义。

这一痛苦由Gülbin一句话点明：“她（Meryem）蒙住的只是她的头发，而你却蒙住了你的心”。Meryem是天真懵懂的，可能也没接受过良好教育，但她总能自得其乐。她兴致勃勃地炒肉沫做蛋糕送给只吃素食的Peri。她津津乐道地讲她对咖啡机的偏好。她似乎对做钟点工的那位男性有些情意，却不因遥不可及而神伤。仿佛只要哥哥嫂嫂侄儿幸福，她就也心满意足，充满感激。本剧结束在她收到戒指的那一刻，仿佛在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生活会给出答案。

但本剧并不倡导盲信。

相反，本剧同样以Gülbin 家庭的遭遇探讨了宗教中经典的神正论问题：如果存在神，为何神对于人们现世遭受的苦难和不幸无动于衷？Gülbin无信仰，而她的妹妹却戴着头巾。Gülbin主张用科学给弟弟治病，妹妹却半信半疑。在激烈的冲突中，Gülbin哭喊，如果有神，为何“即使容貌和名字有所改变，不幸却在延续”？如果有神，难道正是“真主让我们这样互相厌恶”？

在第一集里，阿訇告诉Meryem，有一种生活就像假花，做得十分逼真，还带着露珠，但依然是虚假的；而真实的生活就像真实的花，是无与伦比的。但是，我们要问，这“真假”之别的标准何在？这种标准是否也是一种生产？即使我们接受这样一种教诲，于我们的生活又有何意义？——

在本剧里我们看到，每个人都在真诚地、用力地生活，我们不能说任何一个人在追求一种“虚假”的生活。但无奈的是，每个人也都深陷自己的苦海之中——阿訇虔诚多年，却在受困时，连个帮手都没有，深陷妻子去世的痛苦之中。阿訇的女儿隐藏了自己的同性取向，整日在头巾之外戴着耳机，用音乐把自己与世界隔开，会在父母出门后，放西方流行乐纵情跳舞。Meryem的嫂子Ruhiye因为童年时被性侵的遭遇而郁郁寡欢，却在性侵者跪倒在自己面前请求她结束他生命时，一言不发地离开。

每个人都深陷于自己的苦海还有另一重含义，即沟通是艰难而无果的。Ruhiye的丈夫只会用拳头为妻子复仇，却无法理解妻子的抑郁。他无法自制地对妻子和妹妹大吼大叫，事后又在阿訇面前忏悔自己的恶念。

Gülbin有一个英俊而富有的情人，只是两人都丧失了爱的能力。他一次又一次地问道Gülbin是否要过夜，答案都是否，于是只能独自在沙发上睡觉。这种约会（dating）而不排他（exclusive）的关系，正是当代西方世界最流行的关系。但这种自由的联结，相比与宗教相连的婚姻的契约和承诺，是否真能让我们更加幸福？

这些问题显然不是土耳其社会独有的。相反，不只笔者极感熟悉和共情，imdb上的几个靠前评论也都提到“我是加拿大人/美国人/……但我共鸣了……”在表层的社会矛盾之下，是具有普遍性的人的困境——

觅渡，觅渡，渡何处？在这琐碎的、潦草的痛苦中，死亡是唯一的常数。“时间消逝，在你理解它的意义前就消逝了。”于是我们看到，作为神的代理人的阿訇（字幕翻译为“智者”）反而是苍老脆弱的老人，反而需要不断逃离。

而Meryem这样平凡、卑微、未“悟道”的人，却成为Peri生活转折点和启示者，而Ruhiye这样“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却斩钉截铁带着儿子离家出走，回归故乡，回归过去，直面自己抑郁的根源，在自救后拯救了整个摇摇欲坠的家庭。她们的力量也是女性的力量。

这种力量甚至与宗教和科学无关（Meryem的问题很难说是被宗教或心理咨询改善的），而是作为人出于本能与他人建立联系而爆发出的。

本剧耐心地描摹了这些联系，这些沟通的时刻，尽管它们在那个当下显得无力：Meryem向Peri絮絮叨叨着各种琐事，Peri向Gülbin絮絮叨叨着咨询的细节，这些时刻镜头往往定格在聆听者的面部特写，还带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缓慢。

这些时刻，具体倾诉的内容不再重要，“有人在听”这件事才是最要紧的。而精英女性Peri从钟点工Meryem那里学习到的，也正是一种看似平庸的“生活智慧”——走出自己的孤岛，打开自己，向外伸展。正如本剧中借两人之口两次点出的那样：被压抑的情感将如同水流寻找石头的缝隙般寻找生命的缝隙。因此沟通和释放将成为唯一可能的救赎。在重重割裂（宗教的、阶级的、性别的、族群的……这些本剧都或明或暗地点出过）中，人们必须跨过隔阂，人们将不得不跨过隔阂。这种跨越究竟有多大效果，那是另一个问题。但我们必须首先跨越。

于是，在本剧的结尾，我们并没有看到“成长”电影里经典的“与过去挥手作别”的象征性时刻，Meryem依然戴着头巾，阿訇的女儿也依然戴着头巾，但她们显然更有力量地进入了新的征程。她们是失声的（Ruhiye几乎不说话，每当说话也会被丈夫大吼；而阿訇之女，泪水是她唯一的表达），孤独的，孤立无援的，却也是自由的、自省的、自助的。

她们丰富的情感在沉默中流过8集，终于倾泻而下。当坐在离家大巴上的阿訇之女含笑望向邻座，镜头缓缓揭露出那是她的同性恋人时，我几乎高兴到尖叫。导演显然是慈悲的，他在真诚地描绘了如此深沉的矛盾、冲突和痛苦后，依然把希望留在未来。

在剧情之外，本剧在美学上的把控也令人心醉神迷。那油画般的构图和色调，那无声却惊心动魄的面部特写，那缓慢而举重若轻的推镜，那仿佛上帝之窥的空镜，都让人想到土耳其最为我们熟知的电影大师锡兰。

这些镜头对人物有一种虔诚的敬意。在这样的敬意中，女性角色的法令纹、雀斑和哭红的鼻头，都染上了神性。而她们的痛苦和挣扎，都显得如此高贵。本剧给人的美感，大概正是“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

姐姐Gülan和妹妹Gülbin

来自土耳其东部塔特万的一个普通库尔德家庭的两姐妹Gülan和Gülbin演绎了剧中最激烈、最直接的意识形态上的冲突。

受过良好教育、职业是心理医生的妹妹Gülbin非常世俗化，未婚的她喜欢健身、游泳，也常与男子约会。一开始观众，包括剧中角色另一位心理医生Peri，也是她的病人，以为她也是出身于世俗、西化、富裕且注重教育的中产家庭。她的库尔德人身份，是通过姐姐的出场揭开。在姐妹争吵时，姐姐跟她说：“你去找你那些在山上的没宗教信仰的朋友们吧！”可以确定Gülbin是亲库尔德左翼政党HDP的支持者。HDP（人民民主党）关注性别平等和少数群体权利，常被政府支持者以其跟PKK库尔德工人党等被土耳其政府视为的恐怖组织的关系，也被扣上支持恐怖主义的帽子。

没有怎么接受过教育的姐姐Gülan，笃信宗教、保守、暴躁、霸道，有个有钱且听话的老公（类似国内那种教育水平不高但挣到些钱的小老板），她是支持现政府的，很有可能是执政党AKP（正义与发展党）的支持者，甚至是其他保守、伊斯兰主义甚至是土耳其民族主义政党HÜDA PAR或MHP的支持者。她老公，也很有可能是靠执政近20年的AKP的裙带关系发家。

在当今土耳其的库尔德人之间，主要分成支持执政党AKP和支持反对党HDP的两派，而占土耳其人口15%至20%的库尔德人，往往在选举结果上起着关键作用。

妹妹提到的35年前的遭遇，指代了自1984年开始的库尔德工人党和土耳其政府之间的正面交火和冲突中造成的一系列伤亡。据统计到2000年已造成约三万人死亡，两百万库尔德人被迫离开他们的村庄。土耳其现政府依然对左翼库尔德人士进行打压，包括将曾参选总统的HDP前党首Selahattin Demirtaş以“支持恐怖主义”的罪名监禁，以及逐步、大量撤换通过地方选举上任的HDP市长，对库尔德人的集会也进行更严厉的把控。

不过姐姐Gülan的库尔德语比妹妹Gülbin的好，就像库尔德语言学家Zana Farqînî向受过良好教育的库尔德人发出的抗议：“现在库尔德语是扛在没受过教育的库尔德人的肩上。这一问题出在世代之间的语言丢失。受过教育的库尔德人要知道光凭给孩子起库尔德语名字是没法拯救这一语言的。”

（部分译自记者Maaz İbrahimoğlu发表在《独立报》土耳其语版上的评论。）

另可查看本剧的一些细节（有情节透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