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电视上会看到黑人和黑人之间用 N-Word 互相称呼,但你不可以用这个词。” 超市里的收银员指着墙上的种族歧视词纸条对主人公 Omar 说。对于文化和身份限定较强的敏感话题,人们似乎都会有类似的限定,在这个话题上你的身份是否给予了你足够的发言权。而对于难民这一议题,导演/编剧 Ben Sharrock 的苏格兰白人身份很难不让人心生质疑。但了解过导演本人的经历和叙事动机后不难发现,他也是时常处于这种边缘状态的“自己人”。
本科专攻阿拉伯语与国际政治专业, Ben Sharrock 曾在叙利亚有一年的留学经历,那一年正好是叙利亚内战的前一年。期间,由于加入了大马士革的一支英式橄榄球球队,还去过黎巴嫩等地比赛,毕业论文写的也是有关阿拉伯和穆斯林在美国电影电视中的呈现。之后在电影学院就读期间更是有过在阿尔及利亚萨拉威难民营取材的经历。他与在中东认识的朋友一直保持着联系、熟悉他们的处境,也更能发觉现有的许多影视作品中那种“一边在妖魔化难民问题一边在宣扬圣母式的虚假同情”的极端视角,而这两者在他看来都是缺乏人性的标签式处理。他想以更加人性化的方式讲述难民的故事,所以在他的故事里没有白人救世主,所有的镜头都聚焦在难民自身身上。
不过能拍出影片最终的效果,导演还是努力做了不少功课的。他说写剧本的这漫长的一年半时间近乎是在完成一份学术调查,许多相关度较高的内容都是询问过有相关背景的人之后才敲定的。比如影片开头让全片迅速准确定调的文化意识课就是在了解过挪威、德国的具体难民课程后写出来的。而这些细节上的准确性使得观察不同群体对影片的不同反应变得颇为有趣。毕竟面对类似影片中英语课程的低智设计、对老友记剧情的激烈讨论、来自青少年的直白歧视、和邻居老奶奶警惕的眼神,本地观众和外来移民的理解与共鸣不可能对等,这些让全场发笑的荒谬元素许多我都亲身经历过。所幸导演对这一点相当清楚,在被问及选择喜剧的基调来讲述难民问题是否会不安时,导演回答说,“当然,但当你真正接触过这些程序后就会发现,荒唐简直是其中最普遍的元素。德国的难民课程甚至包含如何搭讪当地姑娘的内容。” 也正因如此,他一开始就想好要通过幽默和荒谬的路径达成对难民安置问题更人性化的叙事。而这部电影在中东地区的反响也证明了这一选择的正确性:影片在开罗国际电影节上斩获诸多奖项,埃及裔主演 Amir El-Masry 在台上打给因疫情困在西班牙的导演,让他看到台下的喝彩。
Omar是从叙利亚来英国的难民,在等待身份的时间里他需要和很多其他地区的难民们一起在一个小岛上学习语言和规则,而每个人都在面对不同的难题。假装的兄弟,无法实现的足球梦的少年,无法成为自己的流亡者,无法弹奏却永远背着乐器的音乐家,他们面对着莫名的歧视和语言的攻击,无法融入的恶意,没有家乡的味道,日复一日的期待与落空和很多的担惊受怕。有人遣返,有人丧生,有人执着的留下,Omar很迷茫。春去冬来,Omar终于放下了自己,突破了自己的边缘,路宽了,琴也再次奏响了。
主题是略显沉重的欧洲难民问题,这也是近几年欧洲电影总在讨论的话题。有趣的是这部电影用了略显轻松和幽默的方式呈现:浅蓝浅粉的配色,一些刻意又荒诞的内容和对白,配合电影固定镜头的拍摄手法,每一颗镜头都能看到追求的美感和构图的妙!不仅让我想起之前的《创造之地》也是每一颗镜头都超美超棒,让人疯狂爱上。我尤其喜欢这部片子的摄影和美术,工整对称可爱。整个关于男性移民的部分却拍摄的格外的甜美,但蓝色忧郁的男主和淡粉色的同志朋友,一切都恰到好处,不仅没有过度渲染主题的沉重,也讲述了生活的荒诞与美好。
太多细节和意向藏在各处了,也让这个电影越细品越有味道。开篇的舞蹈简直绝了,一下子就把整个电影的格调拉出来了,循循善诱又可笑的老师们和一脸僵硬的学生们对比和工整瞬间展现。开始的春天到男主最纠结的冬天,同一条路同一个电话亭经历的变化就如同男主的内心。最后的画幅变化也很妙,原本的画幅特别适合自然风景和人物特写,也很局限,正如边缘状态,之后的展开配合男主的放下,格局打开画幅打开。众多重复场景相同画面中的不同的展示都让电影的趣味性和可看性增加了很多!
是我个人很喜欢的那种很注重镜头和审美的慢电影,不适合看爽片下饭,适合安静观看获得美的享受,也很适合作为参考!
前两天看了本·夏罗克指导的第二部长片《边缘状态(limbo)》,个人非常喜欢这部电影,无论是大量的对称构图还是赏心悦目的摄影还有精心雕琢的留白都让人印象深刻。
因此我想对其进行一些解读,也希望更多的人能知道或者喜欢上这部电影。
(以下涉及情节剧透)
《边缘状态》的英文原名是limbo,这个名字可以追溯到基督教中的灵薄狱的概念。
灵薄狱这个概念出自犹太教,在基督宗教中被视为凡人死后居住的地方,天主教原本的教义中指的是是天堂与地狱之间的边境,不曾判罚却无福上天堂的灵魂居住在此。
《边缘状态》讲的是欧洲难民危机。导演从一位在苏格兰岛上等待庇护的年轻叙利亚音乐家的视角来看待难民事件,故事聚焦于男主及他身边的这群难民的生活状态,也即——limbo,位于天堂和地狱之间的第三种中间态。
1
也许你和我一样,听过这个事情,也知道近几年欧洲各国都存在或多或少的难民问题,也晓得许多导演以此为题创作了许多作品。
往常的难民作品多是苦大仇深的,而《边缘状态》并非如此。本片以忧郁的蓝色调为主,全片充斥着郁结悲伤的氛围,但常有黑色幽默的片段出现。
故事开头是在文化觉悟基础课上,一位女老师和男老师随着Hot Chocolate合唱团的“It Started With A Kiss”跳舞,台下是一群呆滞的男性。
舞到深处,男老师摸了女老师的屁股,女老师停下舞步给了男老师一个巴掌。她对台下的人们说:“有人告诉我他哪里做错了吗?”
而黑板上赫然写着“性:微笑代表邀请吗?”
这里的情节很难不让人联想到欧洲国家女性被难民强奸的事情,由于教育上的缺位和文化上不同,显然很多难民缺乏良好的性别观念和尊重,因此各国的接收都采取了教育改造,这可以视为一种筛选,也是欧洲国家对于难民素质的一种把控。
此外我们很难不注意到台下的难民竟然都是男性,而这点在之后的台词里做出了解释:
其实很容易理解单身男性为什么在难民接收中优先级靠后,因为单身的男性难民很容易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而女性难民相对来说可以提高发达国家岌岌可危的出生率,孤儿则可以被收养,有家室的人有亲人在也会相对来说更加务实稳定。
2
本片的主角是来自叙利亚的奥马尔,除他以外还有三位难民室友,分别是来自非洲的黑人兄弟阿贝迪和瓦瑟夫,还有来自阿富汗的法哈德。
他们常常聚在一起看《老友记》、一起上课、一起在门口等快递员送信,瓦瑟夫和阿贝迪还会为了《老友记》中的情节吵架。
他们每天最大的盼头大概就是邮差何时会送来自己得到庇护的信,可是这种盼头好像也遥遥无期。
有一次上课,老师让他们以“我曾经”造句,一位难民站了起来,他说:“在来到这之前,我曾经是开心的。我曾经每夜以泪洗面,但现在我一滴眼泪也流不出来了。”
女老师鼓起了掌,下面的人群迟疑着稀稀拉拉地鼓掌,她说:“太棒了,你已经跳到我们下节课要讲的句型了”
毫无疑问,片中的许多剧情是荒诞的,在浓到化不开的忧伤氛围里你总能遇到让你会心一笑的桥段。
但无论如何,人物的命运总要走向他们注定的结局。
3
奥马尔在谈话中知道,瓦瑟夫和阿贝迪是在利比亚开来的船上遇见的。船起了火,是瓦瑟夫救了未成年的阿贝迪,并让对方一直装作是他的弟弟,他认为带有家属更有可能得到庇护。
瓦瑟夫一直向往更好的生活,他梦想着去切尔西球队踢足球,球衣都给自己选好了,11号。他老把自己的梦想挂在嘴边,但阿贝迪深知这是不可能的,他无情地戳破了对方的美梦,告诉他你会像我一样当清洁工。
阿贝迪明白总有东窗事发的那一天,对瓦瑟夫来说他成了阿贝迪的监护人,更有可能得到庇护实现梦想,而对阿贝迪来说他只是在冒险。一旦暴露,那就什么都没有了。
而这一天真的到来了。
那天下着雪,警察敲响了他们的门,阿贝迪被遣返,而瓦瑟夫翻窗逃跑了。
后来奥马尔帮岛上的居民找暴风雪里的羊羔时找到了瓦瑟夫的尸体。
冰冷的,躺在雪地里,身上穿着11号棒球衫。
阿贝迪曾对奥马尔说:“有些事他真的相信过,你知道吗?”
奥马尔说:“也许他慢慢死心了”
在风雪中倒下那一刻,瓦瑟夫终于失去了希望,他的梦想、他的坚持都不过是一场逼真的幻影。
而来自阿富汗的法哈德呢?他总是话很多,听说奥马尔在叙利亚是小有名气的音乐家后自作主张要给他当代理兼经纪人,说没有女人对他笑过,尽管阿富汗女人都戴着面纱,但情绪是可以从眼睛里看出来的。他还特地演示了一下。
他喜欢皇后乐队的佛莱迪·摩克瑞,认为他们留着同样的胡子、信同样的宗教,他们是一样的人。他甚至给一只自认为不合群的公鸡取名为小弗雷迪,固执地把它带出散养圈,抱在身边。
法哈德常常和奥马尔说话,大部分都是法哈德先开口,他总是担心奥马尔打了几个月的石膏,忘记弹琴了怎么办,还想拉奥马尔一起去音乐之夜,说不准还能拿个奖品。
奥马尔看见瓦瑟夫的尸体回来万念俱灰,面对还想着音乐之夜的法哈德,他说:“你怎么活的这么容易呢?”
“你就没想过,在来这之前你是谁吗?”
法哈德说:“我试着不去想。”
说着说着法哈德也不开心了,他说:“你觉得我不需要待在这里吗?”接着关门就要离开。奥马尔紧接着站了起来,问他:“你为什么来这里?”
隔着紧锁的房门,法哈德说:“因为在家乡我不能做自己。”
我认为这一幕极具象征意义,门代表了两人之间的隔阂,水纹玻璃对人像的扭曲则表现了人对真实自我的遮掩以及视角所限人对他人的曲解。
法哈德这席话其实很明显了,他之所以喜欢佛莱迪不仅是因为上文所述的原因,更因为他们都是同性恋的身份。在结尾处奥马尔对法哈德道歉,说:“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人……你知道……像……”
法哈德说:“我知道,我也没有。”
三十二个月的等待,法哈德最后等来了他的信件,如愿穿上了西装,努力去生活了。
而奥马尔呢?
他祖父是叙利亚知名的乌德琴演奏家,三代都是音乐家,原本过着小康的生活,而他从祖父那里继承了乌德琴,在音乐上小有名气。
可是叙利亚战乱了。父母匆匆逃亡土耳其,而他则坐上了前往英国的轮渡,哥哥独自留在了叙利亚保家卫国。
他本想前往伦敦,但却被困在了苏格兰的小岛上,更别提手骨折打了石膏,自他离开叙利亚的那一天起就再也没弹过琴。而当手好了,他拿起琴调了下音,却又放下了。
他觉得它听起来跟原来不一样了。
感觉不一样了。
在苏格兰的夜晚,他常常打开手机,看起哥哥当年拍的视频。
他常常跟爸妈打电话,爸爸竟然做起了街头卖艺的工作,妈妈很担心他,也担心钱的问题。但她总是努力安慰他,跟他讲腌茄子的做法,小心翼翼地询问他有没有和哥哥纳比勒联系。
但前往伦敦接来父母的日子遥遥无期,奥马尔的爸爸在一次街头卖艺中被警察打了,他的哥哥纳比勒接济了他们,父母因此生出了回叙利亚的想法,奥马尔很生气,他和父亲在电话里大吵了一架。
但后来他还是打了回去,妈妈让他不要担心钱的问题,她说:“答应我你会和你哥聊一下,我们的国家在打仗,但是我不允许家里也打仗。”
奥马尔走到全岛唯一一个有信号的地方——风力发电站下,他拿出手机,看到纳比勒发来的短信,打给他,直接进了语音信箱。
风雪很大,奥马尔走进一间闲置的小屋,点燃柴火,在某个时刻,有人推门而来,正巧是纳比勒。
他们围着火炉谈话,关于童年,关于纳比勒为什么留在叙利亚,关于很多很多。
纳比勒让他弹琴,他能告诉他音到底有没有不一样,而奥马尔拿起琴,沉默着。
镜头骤然拉远,对面的椅子空无一人,纳比勒仍然远在叙利亚,他所对话的,其实正是另一个自己。
他答应过别人,手好了以后要举办一场叙利亚音乐会。
这一次他终于有勇气走上舞台,在所有陌生又熟悉的面孔前演奏属于家乡的音乐。
琴身上画着他的家园春天的样子,琴的声音也是他家园的声音。
结尾的一曲让言语失去力量,一切感觉诉诸画面和音乐,晓然于心。
全片一直保持的窄画幅在此时渐渐变成宽画幅,这象征着奥马尔终究是打破了藩篱和一直囚困自己的心境,逃出了这种边缘状态,成为了不一样的自己。
冷色调的画面在此刻终于迎来了暖色,新的生活即将开始。
片中时常出现关于路的空镜与意向,这表示了奥马尔走的路虽然艰难且看不到尽头,但总归要走下去。
生活总是对你承诺,保证来年春满枝头。
而在那之前,是漫长、不见曙光的寒冷黑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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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因疫情影响,全球瞩目的戛纳电影节停办了一届,但仍坚持公布其官方入选的明单。在名单上出现不少新名字,而其中本·夏罗克(Ben Sharrock)是一位不可小觑的导演。在首部作品《皮卡德罗》五年后,新作《边缘状态》在去年多个电影节上先后获奖,这个以冷峻喜剧的角度呈现的难民故事不算罕见,却具有强烈的导演风格。
如果说他的处女作《皮卡德罗》还在生涩地尝试将北欧的冷幽默移植到西班牙小镇故事而水土不服的话,那么这部回到英国本土拍摄的作品可谓得心应手,见证了这位导演的神速进步,不光是在画面构图和喜剧气氛上卖弄,而是扎实地在剧本上下了工夫。
故事围绕在苏格兰岛上等待庇护的难民展开,重点聚焦在一位离乡别井的叙利亚青年音乐家身上。尽管背景设在苏格兰,但是这部影片有别于我们印象中英国的优雅味道,这种错位的手法似乎和《皮卡德罗》一脉相承。镜头捕捉到开阔的野地和山丘、寒风凛冽的海边和荒岛,以及难得一见的极光,无论视听效果还是感官体验,都更像是发生在冰岛的故事。在这种北欧氛围的环境里,导演的幽默感更适得其所,不论是难民们来到新环境时木讷、迟疑的表情,还是难民与小镇居民的日常互动,都令人忍俊不禁。
夏罗克再次展露其独特的美学倾向,采用画幅变形的手法,从古典方形画面过渡至最后的宽银幕,细致地暗示出主人公内心情绪从压抑到释然的演变过程。强迫症的构图比比皆是,看过《皮卡德罗》的影迷一定不会对山顶电话亭的一幕幕感到陌生。这次导演更采用固定长镜头与水平摇镜头的结合,打破静止画面的单调感,开拓画外空间的表现力,这在主人公打电话给父母的几场戏里相当突出。也许是主人公身份的关系,影片对音乐的运用相当出色,延续了《皮卡德罗》的怀旧趣味。开场就是一段足足五分钟给难民示范社交礼仪的课程,配上夜场英语歌曲,轻松地赚足了幽默感。
从一开始,导演就很有意识地抛出难民话题——如何让他们融入欧洲的文明社会,如何学会对不同的文化包容——却又不是常见的白人至上的傲慢嘴脸。导演不惜自我嘲讽,用反讽的口吻刻画这个小镇村民对外来者的歧视和刻板印象,比如驾车漂移的青年男女认为难民是强奸犯或恐怖分子,而小镇居民喜用种族歧视的词语来称呼巴基斯坦人。这些充满自嘲和喜感的细节里隐藏着导演对英国人骨子里歧视外来移民的清醒认知,在一部西方白人视角展现的难民电影里相当不易。
不过,最核心的话题在于探讨这些年轻人为何甘愿冒险而前仆后继地涌向欧洲大陆,以及难民身份问题的思考。这个话题在此谈得相当透彻,此前,有不少难民作品都对此有所触及,而在我们认知里,也无非是为了逃离战乱或者贫穷,希望在异国他乡重建新生,片中对四位难民的情况分别分析。n
非洲黑人兄弟一个喜欢看美剧,一个想成为足球运动员,阿富汗难民同样喜欢音乐及摇滚明星Freddie Mercury,为更好地做回自己而逃离家园;而主人公奥马尔成为难民的原因则没那么简单。
他的父母流亡在土耳其,而哥哥还留在叙利亚打仗。他对此一直深深于自责和愧疚,一时难以在新环境里获得身份认同。身为一名音乐家,他曾感到骄傲的荣耀,但是来到新环境却变得踌躇不安。他一直随身携带着乐器,却苦于无法弹奏。表面上看是因为手受伤,但实际上仍然是心理压力所致。
这件乐器是不仅象征着叙利亚的传统文化和国族背景,还暗示着他与家人的亲情羁绊。在影片高潮的幻想一幕,他终于得与哥哥面对面交谈,从而解开心结,重拾信心做回音乐家。
这后半段的情节有向好莱坞靠拢的趋势,剧本里冒出不少情感演变的套路,但是导演依然能保持着鲜明的幽默感,在谈笑风生之间继续抓住难民问题的命脉。这算是摆脱了对芬兰大师考里斯马基的模仿痕迹,在属于自己的创作里找到英国难民题材的呈现角度,夏罗克实在是不可多得的明日之星。
“你在电视上会看到黑人和黑人之间用 N-Word 互相称呼,但你不可以用这个词。” 超市里的收银员指着墙上的种族歧视词纸条对主人公 Omar 说。对于文化和身份限定较强的敏感话题,人们似乎都会有类似的限定,在这个话题上你的身份是否给予了你足够的发言权。而对于难民这一议题,导演/编剧 Ben Sharrock 的苏格兰白人身份很难不让人心生质疑。但了解过导演本人的经历和叙事动机后不难发现,他也是时常处于这种边缘状态的“自己人”。
本科专攻阿拉伯语与国际政治专业, Ben Sharrock 曾在叙利亚有一年的留学经历,那一年正好是叙利亚内战的前一年。期间,由于加入了大马士革的一支英式橄榄球球队,还去过黎巴嫩等地比赛,毕业论文写的也是有关阿拉伯和穆斯林在美国电影电视中的呈现。之后在电影学院就读期间更是有过在阿尔及利亚萨拉威难民营取材的经历。他与在中东认识的朋友一直保持着联系、熟悉他们的处境,也更能发觉现有的许多影视作品中那种“一边在妖魔化难民问题一边在宣扬圣母式的虚假同情”的极端视角,而这两者在他看来都是缺乏人性的标签式处理。他想以更加人性化的方式讲述难民的故事,所以在他的故事里没有白人救世主,所有的镜头都聚焦在难民自身身上。
除此之外,身为英国人更为难得的一点是,导演有许多身处陌生语言环境中的生活经历。并不专业的阿拉伯语水平让他在中东国家经常处于对周遭对话似懂非懂的边缘状态;和妻子说巴斯克语的家人一起住在西班牙圣塞瓦斯蒂安多年的经历,更让他置身于一种他完全听不懂的陌生语言之中。慢慢的,他开始形成一种对语言音律感的认知,所以在影片中多种语言穿插并没有任何衔接但毫不生硬,观众也能通过不同语言和口音的音律形成一种对各种文化身份和社会关系的声音印象。
不过能拍出影片最终的效果,导演还是努力做了不少功课的。他说写剧本的这漫长的一年半时间近乎是在完成一份学术调查,许多相关度较高的内容都是询问过有相关背景的人之后才敲定的。比如影片开头让全片迅速准确定调的文化意识课就是在了解过挪威、德国的具体难民课程后写出来的。而这些细节上的准确性使得观察不同群体对影片的不同反应变得颇为有趣。毕竟面对类似影片中英语课程的低智设计、对老友记剧情的激烈讨论、来自青少年的直白歧视、和邻居老奶奶警惕的眼神,本地观众和外来移民的理解与共鸣不可能对等,这些让全场发笑的荒谬元素许多我都亲身经历过。所幸导演对这一点相当清楚,在被问及选择喜剧的基调来讲述难民问题是否会不安时,导演回答说,“当然,但当你真正接触过这些程序后就会发现,荒唐简直是其中最普遍的元素。德国的难民课程甚至包含如何搭讪当地姑娘的内容。” 也正因如此,他一开始就想好要通过幽默和荒谬的路径达成对难民安置问题更人性化的叙事。而这部电影在中东地区的反响也证明了这一选择的正确性:影片在开罗国际电影节上斩获诸多奖项,埃及裔主演 Amir El-Masry 在台上打给因疫情困在西班牙的导演,让他看到台下的喝彩。
和以往更广泛意义上的“移民/难民/他者”类影片不同的另一点是,主人公这次的身份焦虑并不在于如何融入新环境的不确定,而是对原有身份缺失的缅怀。他的国家在经历战乱、家人流离失所、哥哥更是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这次,主人公不是在身份认同中辗转纠结,而是在悼念自己背离的国家、家人、和身份认同。正如影片中主人公的 “好友” 阿富汗难民 Farhad 所说,“你到哪里都带着那个盒子,好像它是放着你灵魂的棺材”。导演说,他们特意去做了这个真实棺材形状的乌德琴琴盒出来。
而为了体现这种多重逝去下人物的悲伤内里与偏远小岛的冷漠疏离碰撞下的更深层次的孤独和无归属感,全片几乎只有远景和特写两种景别。完全略过全景和中景的过度,就更凸显得每一次近景脸部特写的视觉效果。也因为这样的摄像机镜头选择,导致每次拍近景时镜头都是完全怼在演员脸上,甚至有好几次演员的脸根本就已经圈在遮光罩里面了。这种镜头的使用是在开拍前就成型的思路,所以在选角时导演非常清楚自己想要一张什么样的脸。在寻找过许多叙利亚背景演员未果之后,导演在网上看到了 Amir El-Masry《夜班经理》中的一张图,即刻认定这就是自己想要的演员,晚上躺在床上入睡前脑子都是幻想着这张脸在演绎自己的故事。在拍摄过程中,这种近距离更让演员每一个动作都无限放大,所以导演总是一再要求演员减掉多余的动作,通过细微到静止的面部表情来传达强烈涌动的内在情绪。“就像 Buster Keaton 一样”,两人终于就所追求的效果达成了非常具体形象的共识,“Buster Keaton” 也成为了这部电影独特的片场指令。
当然,影片也存在许多生硬和刻意的处理,比如有些远景构图、不同配乐的衔接、最后的画幅变化。但作为第二部长篇作品,能够用自己的电影审美讲述出自己真正在生活中感受到、体会过的故事,能找到一个自己作为讲述者的正当身份,比更加成熟的技巧或更加成型的个人风格都更为重要。
Limbo这个名字是只阴阳之间的状态。影片室内外环境无不传递类似于中转站的无望焦虑。明天会是地狱还是天堂?乌德琴是可追溯的吉他这一现代最流行西方主流乐器的文化物质载体的元祖。如同难民一样,都是最有这长远历史的民族。如难民一样在异域的荒漠中无法发声,就像被阉割了的公羊,是不可能传延后代的。难民是不是民族的叛徒?为了民族牺牲有没有价值?这是有赖于历史如何书写,又被谁书写的问题。作为个体,片子也给了一种观点,逃离故土而不是为之战斗,这个民族必然会消亡,坚持和牺牲是必然的也是有意义的。片中有不少幽默之处,基本都是民族和文化误会的梗。也许西方主流文化冲击下,这些民族特性和文化终将断绝吗,不是,很简单,少打人家国土资源的主义,别去祸害人家家园。就这么简单。可你们就是做不到,还要兔死狗烹。
西方世界把这些国家恐怖化,妖魔化,让全世界的所谓普世价值孤立。正如人造神一样,也造了魔鬼。
片子的画面甚至会让我一度怀疑,真的像一种没有国界的异星地带。
民族融合在一个异域,有没有希望,有没有幸福,可能有吧,有必要吗,导演给了否定的答案。靠接收难民也不是解决问题的终极方法,反倒是借此成为了国际政治的装饰物。捂上嘴吧,是哭是笑,只有自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