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位默默守候的书店老板Harold不得不提，他可能是Barrett的前任，对Barrett的爱同样让人动容，即使在两人吵架的气头上，依然舍不得说重话，一句"come back when I'm in a good temper" 道尽了他的爱恋与辛酸，一直等着他“come back” 等着他倦鸟归林，最后却只等来他的死讯。
這是電影史上第一齣英語電影用上"homosexual"這字眼，並間接促成1967年英國通過法案the Sexual Offences Act 1967, 滿21歲男子在私人地方的同性戀行為不再是犯罪。許多人認為這齣電影在某程度上推動了立法。
(附註)有情節透露： 當主角面對妻子的質詢，他選擇面對自己的情感，字字錐心刺骨： "I stopped seeing him，because I wanted him.Do you understand? Because I wanted him！" Dirk Bogarde在這部電影的演技之好，那股勇氣真是令人動容，想想，那時還是1960保守的英國啊！
這部電影由犯罪驚悚和人性刻畫兩個層面著手，由於兩面俱佳，所以使得本片同時兼具娛樂性和啟示性(entertainment and message)。巧妙的劇本中含有大量間接迂迴的劇情設計，將動機隱藏起來，故意引導我們走入錯誤的戲劇方向，直到我們發現事實真相以及Farr和他妻子之間令人感動的幾幕戲；我很慶幸電影最後夫妻倆的對手戲帶有一種淒涼的寫實主義調性，而非某種做作不自然的結尾。
對於演員Dirk Bogarde (1921-1999)而言，接演《Victim》為他的演藝事業帶來 決定性的突破(decisive break)。他在1950年代已是英國影壇非常受歡迎的指標性人物，演了一系列傳統的動作片英雄和浪漫的愛情片主角，甚至是「醫生系列」的輕喜劇 (《Doctor in the House》，《Doctor at Sea》，《Doctor at Large》)。經紀人當初警告他，相對於那些主流角色而言，1961年演出這一部同性戀電影很可能會終結演藝事業的前途，甚至可能去好萊塢也無法生存，即使已經有美國導演對他感興趣。
然而他還是照演不誤，就像劇中主角Melville Farr那樣勇往直前，而且從此後沒再演過傳統的男主角。奇怪的是，這種轉變反而是他日後取得巨大成功的關鍵點；同時他再接演傳統角色的話，評價也很可能會下跌，所以他才能打破桎梏，拍出一部又一部富有挑戰性的作品：《The Servant》(1963)，《King & Country》(1964)，《Darling》(1965)，《Accident》(1967)，《The Fixer》(1968)，維斯康堤的 《The Damned》(1969) 和《Death in Venice》(1971)，亞倫雷奈的《Providence》(1977) 以及法斯賓達的《Despair》(1979)。
Bogarde自己就是同性戀，只是生前沒有出櫃；即使在他一系列的回憶錄中，對於和人生伴侶Tony Forwood的生活點滴，他也只是將雙方的關係定位於演員和經紀人，而非愛人。也因此他一直被某些同志作家和同志激進份子批評，但是請想想：他接演乍看之下像事業自殺的電影《Victim》，不就是代表和他演的主角Melville Farr一樣做了相同的決定—去做對的事，並且接受後果？他不是經由演員的身分，透過《Victim》以及很多其他角色(尤其是在《Death in Venice》中那位年老的教授)表達出來了嗎？他私底下是什麼樣的人，做了什麼事，與任何人相干嗎？以《Victim》這部電影的觀點來看，這其實不關任何人的事。
我以前見過他一次，那是個威尼斯的夏日午後，當時他正在那裡拍維斯康提的電影《Death in Venice》。我們坐在一個Palazzo式的花園中喝茶，俯瞰著Guidecca Canal，然後他逗趣地指著一位身穿黑衣，埋伏在樹後面的老婦人，說：「那位是伯爵夫人，她把這地方出租給我，還以為我不知道她其實沒搬出去。」他安靜，為人爽快俐落，不愛交際。不是那種你想像中會為了取悅大眾，而公開掏心掏肺的人。
电影年代太久远，只找得到英文版字幕，画面台词看的有些应接不暇，但丝毫不影响观影体验，被主人公的真情和正直打动，被扎实的剧本和精湛的演技折服，100分钟的剧情行云流水，台词草蛇灰线，视角冷静，每个人物包括配角都塑造的有血有肉，让人印象深刻。
整部电影最打动我的一段就是Farr被告知Barrett在狱中自尽，看到这里不知怎么眼泪哗的留下来，怎么都止不住，大概因为影片前段Barrent一直尝试联系Farr，让人不禁一直期待他们在电话里会说些什么，Farr错过了这么次电话，总该让他们在狱中见一面，没想到那张勒索照片竟见证了他们的最后一面。面对警察的追捕，Barrent在洗手间撕毁简报的时候，不知道是怀着怎样复杂的心情，为了爱人他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
Barrett和Far整部电影没有同框过，唯一的合照从没有正面展示给观众，最后还被Farr毅然的扔进了壁炉，化为灰烬，只知道照片中的男孩在哭泣。两人的交往线索都埋藏在台词中，只有寥寥几语一笔带过，但是没有人会怀疑Barrett的爱。我相信Farr也付出了真情，只是他的爱太克制，太理性，Barrett用他的死在Farr的生活中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还有一位默默守候的书店老板Harold不得不提，他可能是Barrett的前任，对Barrett的爱同样让人动容，即使在两人吵架的气头上，依然舍不得说重话，一句"come back when I'm in a good temper" 道尽了他的爱恋与辛酸，一直等着他“come back” 等着他倦鸟归林，最后却只等来他的死讯。
很喜欢Boy这个名字，Barrett真的就像是个大男孩，长相英俊，身材修长，对朋友真诚，对爱人真挚，看不懂世俗的污浊，坚持本心，是个值得爱的好孩子。
这部电影虽然涉及的场景比较多，不过情节开展主要靠台词推动，很有舞台剧的感觉，每句台词都值得推敲，值得二刷。
为了搞清楚故事到底是怎样的，我们可以按照时间线厘清一下事件的来龙去脉。法尔律师是律师界的精英，马上就要成为皇家法律顾问。而他的爱人巴里特则是建筑工地上的负责发放工人工资的员工。两人偶然相识，互相吸引。法尔却决定结束掉这段危险的感情，他拒绝了巴里特所有的电话、来信，却根本不知道爱人已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之间的恋情已经被人察觉，而在当时的英国，如果被查出是同性恋，将会面临监禁的责罚。有些人正是利用这一点，对同性恋进行敲诈。巴里特为了应付高额的诈骗费，不得不挪用公款。这一犯罪的事实已被警方发现，巴里特一边试图逃离英国，一边尽全力避免法尔卷入事件。被捕前，他身上只有半英镑，但是却带着一大本贴满了有关法尔报道的剪贴册，而这唯一的维系他与法尔的事物，也在他知道即将锒铛入狱前冲入旅店的下水道。警方不可能知道是谁勒索了巴里特，因为他入狱不久就上吊自杀。法尔惊闻巴里特的死讯，决定站出来找到凶手，凶手虽然找到，但他面临的，将是事业的毁灭，清誉的消失，家庭的和谐不在。
同性恋在英国历史上便是一个受尽歧视的群体。虽然这一群体时常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在英国，这一群体受到的责罚可能较其他国家时间更长刑罚更重。英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同性恋“罪犯”当属王尔德，在狱中，他写出了《自深深处》，检视自己的行为。直到“布鲁姆斯伯里团体”兴起，以伍尔芙姐妹为首的艺术家们践行着错综复杂而相安无事的同性、双性恋情，这类行为才再度风靡。随后心理学上的理论迭出，从而树立了同性恋是心理变态的理念。这也就是电影中理发匠所说的用尽方法都无法使自己性向正常。50年代的冷战、剑桥间谍案里几乎全部被贴上同性恋标签的间谍们更是坐实了人们对同性恋的仇视，因同性恋定罪的人数达到了顶峰，平均每年2000人。（据《看电影》2012年第9期）
随着法尔对于勒索犯的追踪，越来越多的同性恋浮出水面，他们中有普普通通的理发匠，也有大红大紫的演艺明星。他们都在痛苦的挣扎，法律上他们是有罪的，然而他们却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性向与生俱来，是一种“本能”，无法改变。年事已高的理发匠若是再入狱“赎罪”，他的身体将不能承受，于是他只能忍气吞声，交钱了事。即便如此，他也受到了威胁，一脸无赖相的痞子不仅拿了钱，还威胁他说出自己是否和前来调查的法尔吐露了实情，冷酷的举起吹风机把店砸了个乱七八糟，导致老人心脏病发，成为这一系列勒索的第二个死亡案例。风光无二的明星卡洛维也只能用钱来抵偿自己的“原罪”——生来就带着的同性恋“怪胎”的标签，他要求法尔忘记揭发勒索者的想法，由着他们去。
其实整部电影的核心人物，法尔律师，也是在挣扎中度过。在三位有着一定身份的同性恋人物的质问下，我们依稀可以辨别出，法尔在剑桥时代也曾遇到过自己的爱人，而他的爱人自杀而死。虽然法尔的生活表面上平静幸福，坐拥美人太太，拥有值得人尊重的事业，但从他对于死亡的剑桥爱人短短几句描述中，不难看出他的痛苦。我敢说，午夜梦回之时，想到这位自尽的爱人，他不会不感到深重的罪孽。我也相信，法尔是把巴里特的死归咎在自己身上的。巴里特的朋友斯通找到法尔，给他出示了一张勒索犯用来勒索巴里特的相片，法尔决定插手，斯通——从电影后面的描述中，很大可能也是一位同性恋，提醒法尔，如果查下去，他将面临可怕的后果，受到牵连的将不止他一个。然而法尔却坚定的回答他，正是由于他的忽视，才会造成巴里特的死。巴里特在生前一遍遍给他打电话，从后面极力的撇清法尔与案件关系的巴里特的行为上，我推测他也不过是想听听法尔的声音，想搞清他是否爱过自己而已吧。巴里特的生活因法尔而改变，从前他与书店老板有着稳定的关系，甚至可能拥有书店的股份，但因为法尔的出现，这一切被打破，巴里特身陷囹圄，自尽而死。以法尔的头脑，他估计也很清楚这一切，才决意冒着同性恋身份被发现的风险介入案件，一方面为爱的人报仇，一方面为爱赎罪。
而作为一名律师，法尔对于法律也抱有矛盾的态度，他一面卷袖子一面说：“法律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对明星卡洛维说，作为一名明星，你的所作所为对孩子影响很大。潜台词是，法律这样做是对的，它应当约束你的行为。另一位同性恋律师质问他，法律这样做正确吗？虽然自己也深陷其中，爱人都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明知这样法律这样的规定是有问题的，但他还是以“我是一名律师”的回答肯定了法律的正确。但是连身在其外的警长都指出，同性恋属于社会上的异类，如果要惩罚所有异类，那是不可能的。而现在的情形是，他们并非罪犯，而成了勒索案中90%的受害者。而在古代，连现在一味觉得同性恋“恶心”“不合法则”的清教徒，在以前的时代也是犯法的。导演借演员之口，委婉表达了自己对于法律的不赞同态度，让同性恋的标签并不代表罪恶，而隐隐有了献祭的白色羔羊的味道。
关于家庭的处理，电影也颇有巧妙之处。得知丈夫依旧不能抑制与同性接触的渴望后，法尔的妻子劳拉痛苦万分，她清醒的认识到了丈夫不是真正爱着自己的事实。但在挣扎流泪之后，她还是选择回到家中。这时的法尔对她说，倘若她能忍受一切，在这结束后，“我会非常需要你”，劳拉露出了退而求其次的眼神：“需要，是比真爱更可贵的词语”。爱情在此处蜕化为亲情留存，而并没有演变为抛弃和厌恶，充满了英国的中庸克制，一方面符合了“同性恋也是人，也需要尊重和爱”的影片主旨，一方面也算是导演为了迎合当时的社会形态做出的选择吧。但对比影片中女主角的两次关门，一次是关门前欲言又止，回望门内的丈夫，一次则是头也不会坚决的合上门，又隐隐透出劳拉在此次事件中的成长，以及爱情的消亡。
影片结束，法尔从贴身的衣物中拿出诈骗犯用来勒索巴里特的照片，把它丢进了火中。这张照片在片中出现了无数次，像一个暗号一样在不同的人手中传递，没有一次是以正面示人。唯一一次对于它的描述来自斯通，他告诉观众这是巴里特流泪的一张照片。即使在火中，它也很快消失，只隐隐出现巴里特的轮廓，依旧没有让观众看到照片的模样，只能以观众的想象去揣度那是怎样一张心碎的脸庞，法尔或许是以焚烧照片的形式宣告罪已赎完，联系这一切的“暗号”已经可以消失，一切终将结束，而一切又将开始。
Bogarde演的柜中律师似乎是个万人迷，年少时剑桥的情郎为他自杀（“是个哭包”他回忆起来也毫不怜悯），后来那个有过车厢风流的小哥又仿佛是他的粉丝，收集他的周边，不惜偷钱保护他名誉，最后也为他死了。而他温婉的妻子爱他护他的，大概是最有尊严的炮灰女。
后来他回忆说其实有问过父亲，父亲说只要有意义，同性恋也无所谓吧。当然有所谓，当时才1961年，这片子里人人提起那三个字仿佛今天一样自然而然，Bogarde在一场夫妻对峙戏里直接说“我自此没有再联络他是因为我要他，我要他”。忽略时代背景来看毫无违和感。因此片子发行被多方留难也在所难免。
所有人物都对同性恋者抱有同情和起码的理解，不断暗示这是没有办法的先天的情况，虽然有时代限制，不过五十年后看来仍旧有一股清明的正气，片中警察当然知道同性恋犯法，不过他们并不会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找茬，全片都在处理勒索同性恋的人。
此后Bogarde一连和很多好导演合作，雷乃，维斯康提，法斯宾德。
他一直和情人住在豪华的大宅子里，即使床死了也不敢乱找人，怕声誉受影响，怕没有大宅子住。不过仅止于私生活方面，并没有拒绝接同志角色。youtube上有全片，画质一般不过他一样明艳动人。眼角眉梢都是风景。
從對話中可以拼湊出來，Barrett原本與書店老闆同居，老闆還想把他提昇成合夥人，安定的未來就在眼前。不料Barrett偶然的機會搭上Farr的便車，展開了一場「溫馨接送情」。醋海生波，Barrett與老闆分手，搬出去住，並在建築工地找到新工作。
在被Farr正式拒絕後，Barrett還嘗試寫信和打電話給他。之後開始收到勒索信，Barrett不得不侵吞公款來滿足勒索者。最後東窗事發，Barrett連忙打電話給室友，要他把「東西」拿給他。同時Barrett計畫逃亡，他打電話找Farr求助，第一通，Farr以為他是來勒索的，還沒得知來意，就警告說要報警。第二通，拒接。第三通，不在。第四通，Farr的太太接的。
在Barrett逃亡的過程中，勒索者還一直騎著摩托車跟著。在被捕之前，Barrett進了廁所要銷毀手上的「東西」。那個東西，打開一看，不是一疊疊的鈔票，也不是什麼犯罪證據，而是一本剪貼簿，貼滿了Farr的剪報和照片。
Barrett為了讓案件止於侵吞公款，所以不願承認被勒索，因為一旦承認被勒索，就會把Farr牽扯進來。他在逃亡前還特地去找書店老闆，希望能堵住老闆的嘴巴，不要吐露一點蛛絲馬跡，讓人懷疑到Farr。被捕後，復原的剪貼簿被出示，Barrett選擇了上吊自殺，侵吞公款結案，勒索也結案，Farr也不會被扯進來。
Farr對Barrett，發乎情止乎禮，兩人其實還沒有逾矩之事，也沒有可以留下的戀愛紀念物。痴迷的Barrett只能蒐集剪報，收了一大疊，小心的包裹好，藏在衣櫃深處。他的口風很緊，同住的室友並不知道Farr，書店老闆則也不確定是否得知Farr的身份。在遠渡重洋之前，他不帶錢，不帶衣物用品，只帶走那本剪貼簿。他早有機會銷毀剪貼簿，不管是直接丟棄，或是放一把火燒掉，都是很容易的。到警察來之前，他一直都捨不得銷毀，心存僥倖，希望能帶上船。帶在身上，幾年漂泊的日子裡，可以做個想頭。
Barrett愛Farr，而且為了保護Farr而死。這個愛沒有回報。他像自殺的人一樣，向Farr發出了求救信號，不但被置之不理，而且還被認為是勒索。
Barrett為保護他而死，他大可接受這份心意，選擇自保，反正勒索信還沒有寄上門來，他暫時沒有危險。他也可以請別人出頭，藉著其他勒索案的偵破，消除自己情事曝光的風險，他的事業前途也能夠保住，這是個兩全其美的方法。但他選擇和勒索案綁在一起，親自出面，最後他得到了照片的底片，成為呈堂證供，同時也毀滅自己的前程。
精明冷靜的律師Farr，這次感情用事了。他的身上背負著兩條人命的感情債。一條命是Barrett，另一條命是劍橋的同學，都是得不到回報的愛情。你不殺伯仁，伯仁卻因你而死。如果他要還債，總得犧牲點什麼的，來減輕罪惡感。
Farr被Barrett小心翼翼的保護在衣櫃裡，但是要真正保護自己，站出來反擊才是最好的防守，即使要付出受傷的代價。
這是電影史上第一齣英語電影用上"homosexual"這字眼，並間接促成1967年英國通過法案the Sexual Offences Act 1967, 滿21歲男子在私人地方的同性戀行為不再是犯罪。許多人認為這齣電影在某程度上推動了立法。
(附註)有情節透露：
當主角面對妻子的質詢，他選擇面對自己的情感，字字錐心刺骨：
"I stopped seeing him，because I wanted him.Do you understand? Because I wanted him！" Dirk Bogarde在這部電影的演技之好，那股勇氣真是令人動容，想想，那時還是1960保守的英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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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2004年美國著名影評人ROGER EBERT將此片列入他100部偉大的電影名單中，以下附上他所寫的影評，容我拙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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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關於《Victim》(1961)的影評翻譯
原文出處：
http://rogerebert.suntimes.com/apps/pbcs.dll/article?AID=%2F20040523%2FREVIEWS08%2F405230303%2F1023
作者：ROGER EBERT
譯者：spondee
Victim (1961)
BY ROGER EBERT / May 23, 2004
最近有評論認為《Victim》處理同性戀的議題手法偏於膽怯，然而檢視1961年英國的時代背景，這是部勇敢的電影。從它當初在美國遭到禁演，就只因為影片中使用了"homosexual"這個字眼的事實來看，其莫大的勇氣難以估量。當時的美國和英國，同性戀者等同於罪犯，所以《Victim》的編導採用黑色電影(film noir)和驚悚片(thriller) 的手法表達中心論點，把當時的反同性戀法案稱為「勒索者的特權法」("the blackmailer's charter")。的確，過去英國的勒索案件有百分之九十受害者都是同性戀。
捍衛同性戀的主題在當時的電影票房一點也不受歡迎，因此導演Basil Dearden把《Victim》拍成一部警察辦案的懸疑驚悚片，藉此擴展影片的吸引力。看不到任何的性愛場景(甚至相關的事發地點)，所以當我們得知影片主人翁天生是個同性戀時，就會開始懷疑他是否曾體驗過同志性愛。主要情節是描述匿名的勒索者專向有錢有名氣的同性戀恐嚇詐財，包括一名前途大好，敢與勒索者對抗的律師。
這名律師就是故事主角Melville Farr，40歲的他剛獲得晉升，即將成為王室的法律顧問。如果他身為同性戀的事實被攤開來，就會失去王室的委任，事業和婚姻面臨不保。不過他下定決心挺身而出，因為得有人出面對抗勒索者以宣示法律上的不公。當Melville Farr循線追蹤幾位勒索案件的受害者時，透過電影我們可以一窺倫敦當時的社會樣貌–法庭、警察局、酒吧、俱樂部、理髮廳、二手書店、咖啡廳、會客室、汽車經銷商……等等–大量呈現很多市井小民為了隱藏他們真實的性向，平凡生活是如何的受到影響。
由Dirk Bogarde扮演的Farr，是一名處事圓滑能力強的大律師，在Dirk Bogarde的詮釋下，流露出剛毅與冷靜的特質。主角Farr只在這部電影中提高說話的聲調二至三次，但是我們可以感受到一股憤怒的暗流：他覺得社會刑罰同性戀是不對的；同性戀無法向警察投訴遭到勒索是不對的；放任偽善猖獗(行不義)是不對的。 影片中有一幕，當Farr突如其來地揮拳揍向某個剛侮辱他的人時，正好揭示出： 在他世故圓滑的表面下，其實有著一顆受傷、憤慨，以及強烈的決心，要採取最後的行動以證明他的信念。
影片開始的連續鏡頭和Farr沒什麼關係，映入我們眼簾的是一名叫做Jack Barrett (由Peter McEnery飾演)的年輕人，正在逃避警察的追捕。很快地我們就會知道他是個同性戀，被通緝的原因卻是盜用公款。身無分文的他急需現金離開倫敦，只好打電話找Farr求助，結果被斷然回絕；他轉而改找一家二手書店的老闆(由Norman Bird飾演)，和一名汽車經銷，還有其他人……等等，也是被拒絕。Barrett的絕望在一家酒吧中被注意到，這家酒吧是其他角色們常去的地方，包括一對怪咖：一個是長得像鼠輩的瘦小男人，另一個則是身材較壯的瞎子，卻能偷聽所有的八卦。
Barrett後來還是被警察逮捕到案，而且被搜查出帶著一本剪貼簿，裡面全是關於Farr的剪報。對於不輕易信服又開明的Harris警探(由John Barrie飾演)而言，這是個再明顯也不過的案件：Barrett沒有錢，生活簡單，偷了公司大量的公款，疑似同性戀的身分，所以Barrett其實是被勒索的受害者。Harris警探請Farr協助辦案，Farr表示幫不了什麼忙，但就在Harris告訴他Barrett已在牢房裡上吊自殺身亡時，Farr臉上的表情是如此震驚。理由很簡單：他愛Barrett。
Farr的妻子Laura (由Sylvia Syms飾演)很快就察覺到他的心情低落，終於了解他和Barrett的關係。雖然結婚的當時她就知道Farr過去曾和一個年輕的劍橋大學學生熱戀，但那次是"對方暗戀他"。他告訴她，自己從沒和Barrett發生過性關係，之所以停止見Barrett，是因為他發現他們兩人之間的感情變得太強烈—不過對Laura而言，這就跟有肉體接觸招致背叛的感覺是一樣的，因為她看得出Farr對Barrett的情感是不同的，甚至勝過Farr對她的愛。
這部電影由犯罪驚悚和人性刻畫兩個層面著手，由於兩面俱佳，所以使得本片同時兼具娛樂性和啟示性(entertainment and message)。巧妙的劇本中含有大量間接迂迴的劇情設計，將動機隱藏起來，故意引導我們走入錯誤的戲劇方向，直到我們發現事實真相以及Farr和他妻子之間令人感動的幾幕戲；我很慶幸電影最後夫妻倆的對手戲帶有一種淒涼的寫實主義調性，而非某種做作不自然的結尾。
電影劇本由Janet Green和John McCormick撰寫，原本只是一系列的對話，在一群道地的英國性格演員演繹下，變得豐富多姿。其中表現最好的是Norman Bird，飾演二手書店老闆，雖然拒絕幫忙Barrett，但是他對Barrett的感情(就像Farr的狀況)卻是比表面上看來更複雜。
二手書店老闆是Farr親自展開調查所接觸到的其中一人；靠著Barrett生前其中一位好朋友所提供的一些名字，他試著要找出某位同性戀告訴他究竟是如何，以及何時向勒索者支付錢財。幾乎所有的受害者都不敢講，其中有一位叫做Henry的年長理髮師(由Charles Lloyd Pack飾演)，甚至非常恐懼地告訴Farr，他已經因為”同性戀罪”入獄兩次了，再也不想嘗到坐牢的滋味了。(所以寧願向勒索者付錢換取平靜的生活。)
影片的攝影場景位於生活多采多姿，具有時代氣息的倫敦；寫實的拍攝手法讓人覺得片中的各個角色們栩栩如生。Pauline Kael就認為，片中某些角色說話及神韻帶有獨特的英式癖性，比影片中Bogarde飾演的低調主角更像同性戀，而且說真的我們總是猜不出誰是獵人，誰是獵物。例如，在一個很微妙的次要情節中，會令人猜想搞不好其中某位警察他自己就是個同性戀。
對於演員Dirk Bogarde (1921-1999)而言，接演《Victim》為他的演藝事業帶來 決定性的突破(decisive break)。他在1950年代已是英國影壇非常受歡迎的指標性人物，演了一系列傳統的動作片英雄和浪漫的愛情片主角，甚至是「醫生系列」的輕喜劇 (《Doctor in the House》，《Doctor at Sea》，《Doctor at Large》)。經紀人當初警告他，相對於那些主流角色而言，1961年演出這一部同性戀電影很可能會終結演藝事業的前途，甚至可能去好萊塢也無法生存，即使已經有美國導演對他感興趣。
然而他還是照演不誤，就像劇中主角Melville Farr那樣勇往直前，而且從此後沒再演過傳統的男主角。奇怪的是，這種轉變反而是他日後取得巨大成功的關鍵點；同時他再接演傳統角色的話，評價也很可能會下跌，所以他才能打破桎梏，拍出一部又一部富有挑戰性的作品：《The Servant》(1963)，《King & Country》(1964)，《Darling》(1965)，《Accident》(1967)，《The Fixer》(1968)，維斯康堤的 《The Damned》(1969) 和《Death in Venice》(1971)，亞倫雷奈的《Providence》(1977) 以及法斯賓達的《Despair》(1979)。
Bogarde自己就是同性戀，只是生前沒有出櫃；即使在他一系列的回憶錄中，對於和人生伴侶Tony Forwood的生活點滴，他也只是將雙方的關係定位於演員和經紀人，而非愛人。也因此他一直被某些同志作家和同志激進份子批評，但是請想想：他接演乍看之下像事業自殺的電影《Victim》，不就是代表和他演的主角Melville Farr一樣做了相同的決定—去做對的事，並且接受後果？他不是經由演員的身分，透過《Victim》以及很多其他角色(尤其是在《Death in Venice》中那位年老的教授)表達出來了嗎？他私底下是什麼樣的人，做了什麼事，與任何人相干嗎？以《Victim》這部電影的觀點來看，這其實不關任何人的事。
我以前見過他一次，那是個威尼斯的夏日午後，當時他正在那裡拍維斯康提的電影《Death in Venice》。我們坐在一個Palazzo式的花園中喝茶，俯瞰著Guidecca Canal，然後他逗趣地指著一位身穿黑衣，埋伏在樹後面的老婦人，說：「那位是伯爵夫人，她把這地方出租給我，還以為我不知道她其實沒搬出去。」他安靜，為人爽快俐落，不愛交際。不是那種你想像中會為了取悅大眾，而公開掏心掏肺的人。
時至今日，當然世事皆已不同，畢竟Bogarde生於1921年，直至1967年英國終於使同性戀合法化。身為一名演員，他冒了很大的風險接演一個具有決定性的角色，同時證明這的確是意義非凡。
總之，我們認為自己有權利知道他的任何事，他不是透過他的工作，告訴我們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