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萧瀚的《法槌十七声》时，第一个西方名案就是德雷福斯事件。萧瀚在评价左拉的时候，大致赞成了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异端的权利》中的观点。即左拉身后不仅仅“有一支看不见的军队——全欧洲和全世界的钦佩做靠山”，还有不少实际的支持者。1898年左拉发表了《我控诉！》一文，当时在法国文坛左拉已经是声名显赫之人。且，电影中我们也看到当左拉演讲此文时，在场支持者众多，报社也是积极发表的。由此可见，左拉在维护正义之路上，不是孤军作战，也不必面临生命威胁，更多的对自己名誉和享乐生活的不得已放弃。这和伏尔泰冒着生命危险为胡格诺教徒辩护是有很大区别的，虽两者都是为了正义、真理与人权，但伏尔泰所面临的险情更严峻。
所以，我更愿意称左拉为知识分子，而不是正义和真理的殉道者，尽管他在临死前仍在用笔尖为人类的正义事业而奋斗。电影中左拉是在德雷福斯平反之后，由英国回到法国，不幸在平反仪式举行的前一夜死于二氧化碳中毒。这是出于影片情节设置的考虑，而历史往往没有这么慈悲。1899年9月，总统为平息民愤，还了德雷福斯自由。1902年，左拉死于二氧化碳中毒。直至1906年，德雷福斯才真正得以平冤昭雪。左拉生前并未亲见他为此奔波多年的正义到来。
但也正是左拉之事后，法国产生了知识分子的概念。依刘易斯·科塞在《理念人》中的观点，他认为，知识分子有别于知识人，知识分子不是“所有创造、传播应用文化的人”，而是“理念人”，他们为理念而生，并不是靠理念吃饭。这就点出了知识分子的两个特性。
其一，知识分子应当“具有某种明确而相对稳定的价值观，具体讲就是正义和真理”。也就是说，知识分子要有一种内在的精神层面的修为，对正义，对真理有一种崇高的信仰。
其二，知识分子要知行合一。西方对于知识分子的定义里，认为具有事实行为的，将理念付诸行动是知识分子的必备条件之一。这和我国传统法观点出入较大。我们的传统观点认为，举人、秀才、状元之类可称为知识分子，它的衡量标准是是否具有一定的知识水平或从事相关的职业。并且，我们的所谓的知识分子更注重形式主义，历来有“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纯书房派，但是西方更注重实证主义。对于实践的重要性更关注。
现今的知识分子概念里又新加了一则，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是近年来中国兴起的一个名词，南方周末自05起开始推举年度最具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这类知识分子都是政右经左，包括各个行业，法律、历史、文人经济学家等等。维基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的标准为：.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雨果有言：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
借一句，知识分子更是社会的良心。一个社会或国家有着一群有强烈的正义感与勇气的知识分子，将是抵制邪恶黑爪的利剑。

    第一次知道德雷福斯事件是从教科书以及教授课堂上。也许左拉本人已经预见到此事件将载入史册，意义远非为一个普通人“伸冤”那么简单，而是“法兰西由自由走向正义”的新起点。也是“现代公共知识分子”首次成为一种自觉身份。在看这部电影时，我想到的是一个中国的类似“公共知识分子”，为了避免审核不通过，就不说出他的名字，其实就是艾青的儿子了。
   这部电影拍摄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好莱坞，很朴素，从色调到电影叙事语言，没有花哨的表达，不是商业片的路线。也许太花哨的话，首先违背了这位“自然主义”的开创者的艺术意图。
   影片只选取了左拉的四个人生片断，其一是左拉与塞尚在艺术之都巴黎的漂泊艺术家生活，其二是《娜娜》的成书过程，其三是德雷福斯事件，其四是左拉之死。其中德雷福斯事件是整部电影要表达的重心所在。一位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家，一生事迹不可谓不多，但导演的择取有度使得这部电影的叙述节奏恰到好处。
   这部电影给我的启示是，在有限的篇幅内要叙述某一个比较宏大的话题时，与其面面俱到，何如精彩一瞬。——也许是我目下的论文写作困境使我产生了这个与电影本身似乎有点距离的顿悟吧。
  但是有点不如意之处，也许是我太苛责。影片中所有的对白都是英语，连书报上的标题、人物的信件往来，也是用英语写就的。只有一家报纸的名字除外。感觉有点怪怪的。我想，也许法国人也并不喜欢这部奥斯卡获奖电影。一个作家，用自己国家的语言写作，却讲着一口美式英语？如果好莱坞拍摄一部《曹雪芹传》或者《鲁迅传》，却都讲英语的话，那将是我无法想象和欣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