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电影《劫机》此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看完之后，感慨万千，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真的是…每个人都不容易！所以说，和平是多么的重要，我也是挺希望南北能统一的！可是…哎！太多的无奈在其中了！说回此片，整体看下来我个人还是觉得挺不错的，剧情流畅，全程紧张刺激，画面，特效等等都十分出彩，几位主角的表演也都不错，很好的把整个事件重新呈现在了观众面前，很棒！牺牲的副机长真的是真英雄！之前他因为自己的过失而…但他也是为了救机上的所有乘客啊！哎！而劫机犯也是个可怜人…那样的遭遇，换作是别人，也会被逼上绝路吧！只能说，在那个年代…哎！不错的电影，推荐！（话说，那会就能坐上飞机还真的挺牛了，那时候坐飞机也真的就像挤公交啊！哈哈！）

个人主观评分7分

1971年韩国F-27航班劫持事件改编，剧情与史实肯定有差距：

当时该飞机是被21岁的金尚泰劫持，但飞到三八线时被9架韩国F-15战斗机和高炮预警射击拦截，只能迫降在东草以北的海滩上，机上的安全员曾经与金尚泰搏斗，飞机降落后，有部分乘客下机时，也就是降落3分钟后金尚泰引爆了随身携带的3枚手榴弹，当时炸伤16名乘客，机身也有损坏，副机长也被炸身亡。

但我们重要关心的是导演想表达的内涵：南北韩在当年的意识形态之争都是非人道的，北韩积极实施劫机事件，并高额奖金悬赏，但真正能够兑现奖励以他们的经济实力来看恐怕难以实现，这种虚假的洗脑欺骗，也确实能吸引另一边被迫害的人士铤而走险。而南韩这边的1971年正是朴正熙统治的白色恐怖年代，对一切与北边有关联的人用栽赃、清算等恐怖非法手段进行意识形态清洗。而副机长的行为是抛掉意识形态，一切以人的生命为本，空军飞行员时拒绝向被劫持的民航客机开炮，民航副机长时，时刻与绑匪周旋想法保全乘客生命，并在己方战斗机准备射击之时，利用技术躲避防止被战斗机击中，不仅身压炸弹，还能平稳将飞机降落海边，这一切都是为了保全生命，因为生命是至高无上的，只有这样的价值观才是文明世界的主流。

电影就整体事件而言，主角显然是两个，劫机犯龙大和机长泰仁。我并不认同很多网友说的，糙哥独角戏，功力太好对手接不住等等。实际上，就从角色刻画上来说，首先龙大这个角色比泰仁深刻、清晰，其次，吕珍九的功力可不是盖的。

这部比起其它讲述南北伤的韩影，让我体尝到一点“新鲜感”，也很受最近看得书《不做告别》影响，专门在百度上了解一下故事发生背景，心有戚戚。之前对韩国最深刻的印象是500年的李氏王朝，汉江奇迹等，但对笼罩20十多年的白色恐怖，真是了解不多。

在跟着剧情进入冲突前了解下这起事件发生的背景。

电影中龙大说了这样一句台词：在南边的无名小卒，到了北边也能荣华富贵。是不是听起来很魔幻？看惯思密达影视作品中脱北主题，猛然看到这句话，有点懵。

劫机犯龙大是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底层青年，他出狱回家看到的是被饿死的母亲，尸体上爬满了蛆。

龙大是被栽赃才入狱，因为他的哥哥在北边，是不是一名GC主义战士电影里没有交代，但不妨碍当地的警察耍手段诬陷龙大是亲共分子，被强行带走。

1971年，还是朴正熙独裁的时代，自南北停战后，整个60年代韩国是全球最穷的国家之一，整体社会持续白色恐怖的高压政策。龙大这个角色，就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发展出来的蝼蚁代表。他的劫机举动充满了狂热的天真：去北边，可以不挨饿，可以不被打，可以活得像个人。

如果说龙大的悲情在于他身为底层，是军事独裁年代反共强压政策的牺牲品。那么，电影中另一位主角机长泰仁，则是从另一面映射出南北分裂之痛。

泰仁之前是一名空军飞行员，在一次执行任务时，由于一时犹豫抗命，致使一架被劫持的客机飞越边境线进入北边。虽然，后续经过交涉，释放了大部分乘客，但机长也是泰仁的朋友，一直没有被释放。而被释放的人员回到韩国后，不停的被监视、拷问，甚至跟踪。即便回到了祖国，但只要去过北边的人，就失去了祖国的信任。更糟糕的是，受到周边人的排挤，大家都躲的远远的，因为怕被贴上亲共的标签。一直没有被释放的机长，那留在家中妻儿的境遇，可想而知。

其实，泰仁当时有机会可以拦截飞机，只要他能够打中发动机就能迫使飞机降落在韩国境内，但这样做大概率也会将飞机爆掉。当时那架飞机机长看到泰仁过来拦截，被枪指着脑袋的他悄悄对泰仁摇了摇头。

事后，泰仁多次回想朋友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呢？让他开枪射击吗，这样至少能当个英雄，祖国会善待他的家人。别让他开枪吗？那是几十条人命，身为机长以乘客安全为第一责任，即便知道可能不会再回到祖国，或者回来后也会被当成叛徒、奸细，过着没有尊严的生活。

比起龙大，泰仁在那个时代是有选择地，但可能也因为如此，会更痛苦。但遗憾地是，没有更多地戏肉能撑起河正宇呈现出地思想斗争。

所以，我说吕珍九饰演的龙大，倒是通过被诬陷、母亲惨状等2、3个场景，就把劫机犯这个角色的时代悲剧感刻画出来了，当然，这孩子的表现力也是杠杠的。

电影只有完成度，没有饱和度。只是沿着事件发展将叙事捋顺了，但角色塑造都不太行，比如此类型中最重要的乘客群像，都很脸谱化，两个乘务员和一位机长（成东日），都没有体现出角色亮点。应该是编剧比较弱，导演其实还不错，对于场面调度和气氛拿捏有的放矢。总的来说，虽然是真实事件改编，但紧张刺激的气氛远没有呈现出来。如果站在朝鲜南北民族的大背景下，各角色以及剧情，有可玩味的空间。

韩国电影《劫机》，依然是一部在官方许可范围内做“适度表达”，似乎展现所谓‘’野心“，实际上一直打着“安全牌”的，非常标准的韩式政治作品，甚至由于近来愈发尖锐的朝韩矛盾，在安全程度上更加趋于保守化。

它找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切入点，被劫持投向朝鲜的韩国飞机，会处在两国的夹缝之中，自身成为朝韩双方冲突的倾轧中心点，双方高层实际上进行着政治与主义的斗争，而普通个人受到的则是双方不同形式的“伤害”。于本片而言，劫机犯受到了朝鲜方的“利诱之哄骗”与韩国方的“威逼之攻击”，前者是朝方基于主义而描绘的美好生活，实际上不过是一种引诱投北的手段，而后者则是同样基于主义的“攻击敌人”，而男主角也同时受到了朝韩双方的打击，劫机犯自身便是朝鲜的化身而胁迫他，韩国方则无视他在内的所有人生命，出于主义---实际上无异于“处理劫机后谈判时过于被动的政治考量”---而必须击落他。

作为个体，他们都单纯地希望着美好的生活，劫机犯只想在朝鲜过上韩国得不到的好日子，达到“从下而上的阶层跃升”，这正是韩国不能给他、而朝鲜的主义似乎可以提供的东西，而男主角则怀着对“带所有人生还”的朴素愿望。但是，朝韩双方的高层在主义与政治博弈之间的考量，却始终在利用、哄骗、逼迫他们，甚至不惜以杀死的极端形式。当飞机开到边境线的时候，这种夹缝之间难以自处求生的状态会达到直观且极致的程度，前方是“敌国”朝鲜，后方则是要击落自己的韩国飞机。

但是，本片对一切的处理却都是“似是而非”的暧昧与模糊，在极其安全的尺度内维持着一些极其微小的表达。飞机自身成为了韩国社会的浓缩，所有乘客都位于不同的阶层。当他们登机的时候，暧昧模糊的表意就开始出现了。所有人争相竞赛，凌乱地争抢前排座位，这伴随着欢快的音乐，以及“什么时候固定座位号啊”的台词，首先带来了一种积极的意味，意味着一种阶层的“非固化”，甚至连舱位分级的概念都没有，代表“未来”的少年甚至可以压制住使坏下绊的“高阶层者”，以反击对方而强调国家的未来希望，但台词却提示了“未来的固定座位制度”，由此打破了这种表面的希望性，反而是逆向的固化趋势。

如果将飞机的社会代表性推进下去，那么不失为对该类型片中最棘手的“乘客群像”的一种处理方式，它必然按部就班地表现每个乘客的个性，却也必然地篇幅不多，因此流于表层行为的“给性格概念”、“树立配合的正派与搞乱的反派”后搁置，但如果把不同的人作为不同的阶层代表，那么概念化本身就有了一定的意义。本片也确实用了“只顾自己保钱”“给劫机犯青年送鸡蛋”等镜头，强调了高低阶层的不同概念，底层人与底层的劫机犯惺惺相惜，共同成为“高阶层控制国家”的受害者，并用流程化的“亲情，爱情”对元素强调此间社会的情感之光。这可以作为国家的希望，也可以反衬出朝韩双方对普通民众的无视：他们的斗争出于政治与主义的考量，但国民却只是对双方皆准的“高丽族人”而已，这一民族层面的共通性本质却被双方作为政客而无视，只当成了政治博弈与主义对抗的“伙伴或敌人”而处理。

如果真的围绕飞机乘客展开，那么他们面对着“朝鲜符号”的劫机犯，会做出不同的反应，就具有了双重的作用，一方面是作为个体而对朝鲜的反应，作品更是引入了一年前的劫机事件，让所有人都提前知晓了“迫降到朝鲜”之后的自身处境。因此，高阶层者对朝鲜的恐惧、低阶层者对朝鲜的或“同样抗拒”或“隐隐期盼”，会落到对劫机犯的策划反抗、动摇帮助等等行为上，而对韩国的态度也会随着韩方的处理态度而变化，从相信、看到战斗机后的“更加期盼”，再到看到击落开枪后的“期盼幻灭”，形成朝韩双方的高层斗争---韩方的战斗机，朝方的“主义宣传”麻痹的工具劫机犯---对社会中所有非政治之人的冲击，甚至连同高阶层人也在内，他们找不到任何一方给予的明确帮助，原有的信念动摇，无法自处于朝韩双方共同组成的复杂世界。而其中的高阶层者，作为韩国社会的既得利益者，“特权化与阶层固化”现状的代表，也可以反过来影响作为个体的劫机犯，让他以韩国底层人的身份而继续受到具体的“打压与诱骗”，连接到其多次被主义斗争所栽赃、攻击的过往经历。如果篇幅处理得当，作品甚至可以让乘客中的高低阶层者产生冲突，如基于反抗行为、对劫机犯、“奔向朝鲜”、“韩国击落”等事件的态度，既加深他们在朝韩夹缝中的信念愈发混乱，也在“社会浓缩集体”的内部表现出阶层固化的问题，底层乘客的弱势也正是劫机犯的经历，并由他们对劫机犯的情感靠拢所推进。

但在成片之中，随着劫机事件的发生，这一切几乎都落到了空处，所有乘客都缺失了存在感，变成了抹除差异、只为了结尾而存在的东西。代表未来的孩子手握着劫机犯强塞的炸弹，后者想要的光明未来实际上只会带来“未来的死亡”，从他自己到孩子，因为他要的不过是朝韩政治斗争的博弈工具，实际上会毁灭于夹缝状态，而孩子作为“高丽民族”的未来也会被炸死。最终，陷入政治的劫机犯死亡，而更加纯洁的孩子则在一众乘客的努力寻找保险针（全社会的一起努力）之下，避免了被炸弹炸死的命运，这也对接到了全部乘客象征的“韩国社会”，秩序井然、服从机组成员引导、老人女孩孩子先走地离开飞机，是开头“凌乱中乐观”之希望的落实，而所有阶层人一起拉动起落架的画面也是对阶层固化问题的“解决”。这无疑是一种模糊的希望，不符合现实，而作品对现实则只是用了“什么时候分座位卖票”作为提示，随后便导入到了上述的走向之中，也让乘客们完全失去了存在意义。

再回到男主角的身上，他的戏份最多，看上去也最应该是真正承载主题表达的人物，而上述的乘客群像则似乎“并不重要”。但问题是，作品恰恰在男主角的表达上出了更大的问题，他的一切都是暧昧不清的。

在序幕中，他是客机外面的战斗机驾驶员，由此“站在韩国社会的外部”，仅仅作为“主义的执行者”而行动，因此产生了“保护主义”与“保护人命”的动摇，而自身受到的青瓦台斥责、被离职等等苛刻处置，也让他反而愈发地看到了主义本身"漠视个体，只以主义忠诚度而决定命运”的问题。当他进入了飞机代表的“社会”之后，感受到社会中每个具有温度的个体之鲜活，自身也站在了同等个体的处境上，与所有人一起亲身体验了“主义”对自己的倾轧。劫机犯的攻击是“朝鲜执行者”，而韩国战斗机的击落威胁与命令则是另一方。他其实也在面对朝鲜的主义诱惑与韩国的主义逼迫，劫机犯向他展示了所谓的“重赏投北飞行员”，而自己坐冷板凳的遭遇更堪称击落命令之前的国家“导弹”。

在事件的过程中，他可以始终处在南北摇摆的心态之中，但作为基底的则是序幕结尾前辈所说的“不过都是结果论罢了”，自己曾经不开枪、保护民众的决定会被官方严厉处置，并非源于“开枪也能保护大家”，而只是一种“大家没死”情况下倒推回来、为自己的“主义信仰优先”所找的合理化说辞。这让他坚定了对双方主义的不信任，将目光集中到"保护乘客”之上，因为自己便是被主义所倾轧、伤害的人，也知道主义不会保护个人，只有个人才能感同身受地保护个人。这让他在夹缝状态的“边境线”上拉升飞机，选择直上直下地解决困境，既摆脱投北的劫机犯胁迫，也避免身后韩国战斗机的导弹。有趣的是，这种“上下飞”本身其实也是对“夹缝”的维持而已，可以解决一时的具体困境，却无法让他完全规避对其中一方的回归，因此他的妻子会被审查，而他自己也身死，以个体出发而保护个体的方式是自我牺牲的“挡炸弹”，左手因此被炸断，无法再像闪回中那样拿起“忠诚”牌的烟，也无法真推动操纵杆而达成期盼的降落，只能虚放在上面--“忠诚”的国家信仰在国家的导弹面前毁灭，而保护大家的目标也会带来自身的死亡。

但是，作品给出了这样的落点，却始终回避了对男主角的经历与复杂内心的正面呈现，忠诚“的不再，受到的压制，都只是以象征性或短暂闪回的方式进行提示，而最极端的“击坠”时刻也没有过多表现他的内心活动，反而是相对坚定的“保护乘客”状态，其指向也都聚焦于“解决具体难题”的“击坠行为”本身，而模糊了对其后“国家高层”的反应，“国家”只出现在了劫机犯的“朝鲜”一方，是男主角在处理击坠危机时同样考虑的“敌人”。这让他在正面表现的维度中更简单、正派，成为了一个英雄式的存在，而最终的牺牲也被导向了看上去的“国家烈士”，而两面性则隐在了背后。这当然没有问题，他是高丽民族与普通民众的英雄，与孩子一样代表了社会的希望仍存，也符合对客观现实里英雄机长的正派化塑造需要，但作品在深层次上给出的主题却显然被弱化了，连带着对其“希望”实际上的虚无化处理一起。

重要人物的走向寓意模糊化，也同样是劫机犯的问题，甚至更加严重。他是韩国在主义斗争中的最大受害者，在闪回的叙述内容中被交代得格外明确，作为底层人的遭遇更强烈地表现着韩国“阶层固化”的现状，而对朝鲜也存在着不切实的幻想，坚信朝鲜的“众生平等”，可以给自己等投北者带来美金和富贵。他同时拥有着对韩国与朝鲜双方的反馈，对各自的“主义”有着截然相反的极端态度，并以主义态度而引导出对双方社会的极端判断，其自身其实就是朝韩的“夹缝”化身。因此，作为“韩国负面”代表的高阶层乘客如何对待他，其实可以构成对其被倾轧之过往的补充和落实，可以用金钱去利诱他，也可以用武力去攻击他。如果劫机犯之于“韩国”的受害形象可以更加具体，而乘客塑造中的两面性也同样丰富，那么双方的正反派定位就不会太过简单，上述的交互就能脱离“正义对抗邪恶”的观感范畴，同时也作为双方人物塑造的再加成。

即使乘客部分受限于戏份，作品也大可以让“击落威胁”本身成为“韩国压迫”的极端化形式，由男主角之口说出，与劫机犯产生更多的交互。二人共同面对着这种“压迫”，也共同处于夹缝状态，因此男主角同样会想要拯救“高丽族人个体”的悲剧极端之人劫机犯，而劫机犯也从男主角口中愈发承受着韩国对自己的“杀死”之压迫，打破“他们上次就没开枪”的乐观，在死亡的威胁面前再次受制。同时，作品也应该让男主角进行一些劝说，至少在台词上提示“朝鲜的主义之虚幻”，虽然具体呈现受限于情境而比较困难，但也应该给出概念。但在成片之中，劫机犯却更多地变成了“信仰朝鲜的犯人”，始终在大吼大叫地反派化，对男主角等“正派”进行打压，而其自身的两面性只在回忆里补充，并在夹缝边境线的飞机爬升之中得到了高度象征性的塑造。

这一处本身是成立的，且尚算有趣，其他人都被固定在各自的座位上，成为了“阶层固化”的暗喻，而劫机犯则想要向上爬，却只能不断往下落，直到最底部，他想要反抗这种"固化社会”，却最终只能回到自己原本且唯一能处在的底层，而这已经是男主角所能做出的唯一拯救方法，却也只能带来如此程度的虚假“希望”而已，自己也最终死亡。这也体现在了他对“手枪”的掌握之中，枪是所有人争夺的焦点，代表着机舱之“韩国社会”的绝对压倒性力量，劫机犯一度拥有了它，却在爬升中掉落，最终落到了---几乎没有得到任何个体性塑造，却又试图用几句开场的俏皮话展现风趣个性----原本的“机舱执法者”乘警的手中，后者一度因劫机犯而昏迷，其代表的“官方暴力统治组织”受压，最终却拿回了枪并杀死劫机犯。

希望的虚假性暗示了朝韩围绕着自身主义“夸大宣传”与对方主义“强烈贬低”所做的政治斗争他们都只是在提供着虚假的生活希望而已。横跨边境线的位置，恰恰将这种表意延伸到了两国，揭示了劫机犯在内的所有人“在哪一边都无甚差异”的处境现实。但是，这一幕本身的出色却无法带来更细化且具体的表达，劫机犯更像是“朝鲜凶手”，而男主角也更聚集在“韩国英雄”，后者对前者的“共感之拯救”几乎没有存在感，彼此之间的肢体冲突远远躲过了几乎不存在的“同情”，甚至在语言与动作的对抗之外，都没有什么像样的谈话内容，却又要在结尾处略作展示：男主角对他说“收手吧，谁都不要死”，却拯救无果，而机组成员在降落时将他的尸体一并摆到了座位上固定，所能做的“尊重拯救”也只是“假装他还没死”的虚假形式感而已。

成片如此，更不用说对外部社会中“朝韩官方”的适度正面表现了。韩国需要不惜杀死乘客地击落客机，其重要考量在于谈判中的难免被动，不全力换回人质便会遭到国内舆论的冲击，反之则会在朝鲜面前让步，而朝鲜也想要争取让韩国难堪或被动来打击对方，因此才要全力争取劫机成功，这是双方站在“主义斗争”甚至“面子”立场上的对抗，而所有机上民众则是博弈的工具，如果不能利用就要赶紧解决。更进一步地说，作为博弈的手段，朝鲜给投北者们提供的“主义虚幻达成”，也与韩国给自己人描绘的“资本主义美好”一样，都是不存在的理想国而已，这也应该得到一定程度的表现。但在成片之中，韩国官方的存在仅仅只是落实到战斗机之上的几条命令，再由男主角后辈作为“人情个体”、竭力阻挡“遮住面容”而“集体象征性大于个体性”的符号式队友的枪弹，进行了极其局限性的表达，而朝鲜官方则完全缺席。

到了结尾高潮段落的迫降，作品还是将“反派”固定在了朝鲜官方的身上，这也是它在片中唯一一次的“正面出场”，让乘客们不得不撕毁自己的身份证件，因为抵达朝鲜后会成为被“区别对待”的证据，高阶层者被严厉处置。这是朝鲜官方的主义政策，是对共属于高丽民族的个体的差异化处置，也再次强化了劫机犯此前的表现，他只是出于“保护自己”的初衷，由此希望“摆脱底层，反抗高层倾轧”，因此向往着“打破阶层，等同所有人”的朝鲜，但现实里的朝鲜事实上却是反向的“阶层化”，同样创造了一个高度阶层固化的环境，给他呈现的是美好的幻觉。现实的朝鲜则有着皇帝一般的世袭罔替式统治者，以及从平壤到地方而划线分明，阶层分化到地理区域程度的生活。这是朝鲜内部的情况，而它对韩国人则执行着基于主义的绝对打压，只要不是主动的投北“易帜”者，就会无视阶层地严苛处置，因此才会让所有乘客都撕毁身份证，而其中的高阶层者则出于“反向阶层固化”的情况而“更加”担心。

综合来看，本片的保守安全程度无疑超过了前些年的类似题材韩影，这当然也是真实历史事件改编的局限性所致，乘客、机组成员都确有其人，不方便进行太直接的“两面性”塑造，特别是在朝韩主义信念的敏感方面之上，更何况男主角的原型是牺牲了的英雄人物。作品能做的仅仅只是适度的“作者性暗示”而已，并由结尾的真实新闻影像，将这种暗示引向了现实世界，由此让“真实事件”不再只是对“作者表达”的制约，而是有了点正面的作用，事实上这很可能也是这个真实事件与---开头字幕打出的---当时“高发劫机投北事件”的共同真相，真切地反映了当时朝韩双方与普通个人的境遇。

即使如此，对比更早些年的真实事件改编作品，本片的保守也是肉眼可见的，甚至变成了一部表面上的彻头彻尾的主旋律之作。拿出2022年郑雨盛导演的《狩猎》，其尺度与直接性都是可见的。该片同样串联了大量的真实事件，特别是暗杀全斗焕的仰光事件，更是全片的关键部分，且是更加直接的政治事件，从朝鲜卧底到韩国特工部门的男主角，同时执行、参与着双方的政治军事行动，并随之逐渐感受到了双方别无差别的“黑暗”，一切都无关主义、只是撕咬。作品用朝韩双方的激烈战斗来“外化”主义的冲突，并在每场战斗中逐步加深敌我对立的混乱性，逐渐让对打的人物在远景中“融为一体、不分彼此”，更是让同时代表双方的男主角在其中被炸、倒地、晕眩，处在更宏观维度的“双方对抗”之环境中、退回到更纯粹的“被害者”，没有真的攻击哪一方，只是在受到“战斗”本身的冲击，找不到自己的所在。

因此，他想要让自己救下来的同事女儿不要再参与民众游行示威，离开这种“政治活动”，去到更单纯的世界，离开无法摆脱“主义之名与政治之实”的韩国，与女孩的父女之情是他对朝韩分属的挣脱，建立了个人层面的亲情关系。女孩从事的民间政治活动也出自普通民众，看上去与政治家的活动不同，出于更朴素的爱国情感，因此尚且可以“脱离”，唯一需要的只是对“主义政治并非出于爱国”的现实情况有所了解。男主角反复提醒女孩这一点，似乎也得到了对方的配合与离开，而他自己似乎也摆脱了公职身份的束缚，成为了简单的“个人”。

然而，在最后一个镜头中，女孩实际上却早已效力于特工组织，对他进行了清洗，他只是成为了朝韩双方共同的“主义叛徒”，并接受了双方给予的“背叛惩罚”，而女孩本身也代表了民众之于主义政治的不可脱离，身处两国的所有人都已经无法置身事外。最后一个镜头中，男主角的尸体朝向了车窗外的荒野，荒野似乎是绝对的"自然世界”，但于他而言却依然是“主义政治”的世界，作为朝韩之人的他只能拥有如此的世界而已，无论走到哪里、进入多么“非政治之自然”的环境，事实上都未曾脱离。

对比《狩猎》与《劫机》，仅仅两年的时间，同样改编真实事件的两部作品，就有了如此巨大的“安全程度”差异，这当然有导演能力、作品体量的因素，但纵观当代的韩国电影，“大胆”的效果因水平而异，但“大胆”的程度却往往与能力无关，始终是“不怕夸大”，甚至有一种“比比谁更夸大”的意思。此时，导演能力差、作品体量小，反而会带来更直接、粗暴的“大胆”内容，因为他没有水平与空间去做更艺术化的表达，只能用粗糙的方式来直接放大、点明自己的主题，哪怕它是一个很低级、不扎实、缺过程的呈现质量，但好歹“态度”是有了。

因此，比起其他因素，或许朝韩在现实中的火药味升级，让韩国社会愈发处在了“不可触碰”的敏感状态之中，哪怕是它向来以“敢拍”作为作品艺术性与海外获奖、支撑国家自豪感的途径，也同样要进行暂时的退让。

才在韩国本土上映一个多月，《劫机》就迫不及待登上流媒体，多少有点像片中角色，在争分夺秒。

片名既然是「劫机」，主体事件自然就固定于此。香港译名还多了一个年份「1971」，开宗明义地表示电影改编自具体年份的具体事件，而与当下没有直接联系。也就是说，科技水平、制度层次、人物面貌，会带有特殊年代性。

针对半个多世纪前的飞机，投资140亿韩元（约合7300多万人民币）的《劫机》尽可能细致地作出了还原。

不只是机型的相对老旧、窄小，而且还有相对应的民众生态。对彼时很多人而言，飞机依然是极其新鲜的事物，一方面，人本身强烈而躁动的好奇心呼应了他们即将面临的种种意外，另一方面，新鲜意味着初级，尚不完善的制度给这些新奇事件腾出足够空间。

现在的我们当然很难想象，当时的飞机，选座是物理上先到先得的原则，需要乘客在开门的一刻赛跑，看谁能够占到心仪的座位。机上可以随便吸烟，扶手上就有烟灰缸，只是不能掸到地上。安全出口旁的乘客，可以不被赋予相应责任。

至于行李，只有软性要求，没有硬性规定，于是，甚至有老太太抱着一只活鸡上来，有心慈手软的副机长帮口，就能留着。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劫机犯庸旲可以如此随便地把炸药与刀具放到行李箱，带上飞机。

关键是，除却驾驶舱的正副机长，只有一男一女两位年轻乘务人员在料理大小事务。而我们知道，现在飞行的各式繁琐规章制度，很多背后都有令人扼腕的惨痛事故。

回到电影的时空，则是一切都在给劫机事件提供方便，使得电影可以非常迅疾地聚焦到这一主体上，属于在短时间内——无论是节奏，还是篇幅——都充满单刀直入的便利性。

而在韩国当下的商业制作体系里，把劫机这种充满冲突的故事拿捏好，拍摄好，不是什么难事。之前质量不佳的《非常宣言》都能去到戛纳，这部欠缺的无非是运气。

《劫机》在外壳上，至少是一部像模像样的爆米花产品。

阵容里有明星，河正宇、吕珍九、成东日等等，都有一定吸引力，以及重要的说服力。也是因由他们三人超过其他角色的表现，平顺地把电影降落到安全范畴。

而且整部电影没有门槛，因为阵营简单而明确，目标清晰而集聚，劫机犯只有一个，对付的是肩负义务的机组成员，各有心思的乘客。

劫犯以一对多的胜算，在于用炸药杀了众人一个措手不及。密闭空间，先发制人，刺激由此蔓延开去，也因此迅速成全了商业类型片的基础意义。

也就是说，故事当然是刺激的，玩到这一步，威胁，谈判，牵绊，制伏，在观众预料得到的起承转合里，所需要的紧绷感一点不少。

而与此同时，因为过分熟练的编排，观众也很容易在一眼看到头的走向里，被这么多人无从解决一个不断露出破绽的劫犯磨掉一些兴致，即为了维系双方的相对平衡，电影需要削减战斗力。

譬如保安官昌培被绑上了谁都解不开的结，前警察的拍档临阵逃脱，他也必然不复当年勇——扮演他的，就是当年把劫机犯扭送监狱的退役警察——而理应很有作为的机长也被弄伤。

那么，有意思的反而是如此处理的目的。

其实很明显，《劫机》还是想要落到双雄对决的局面。这是为了让劫机事件更有可看性，也是，或者说更是，为了塑造一个英雄人物出来，那就是副机长泰仁。他在应对危机时的胆大心细，乃至突破人体极限，完成系列壮举，都是在持续累积一位英雄的成分。

而我们需要知道，电影由真人真事改编而来。根据《香港工商日报》《华侨日报》的描述，飞机起飞二十分钟后，因为驾驶室是关闭的，二十一岁的劫匪直接威胁空姐，但显然机长能够在改道北飞时对外联络，最后飞机在三八线以南，被海岸大炮与九架空军战斗机迫降，而劫匪引爆手榴弹自杀，十六名乘客受伤。

还有一些细节，包含保安官在内的机组成员，多是柔道或空手道高手，之所以有这样的预防措施，是因为两年前出现过南韩飞机被劫至北韩的事件，而这件事，在《劫机》一开始也出现了。

泰仁这一形象，显然就不是副机长一人的忠实还原，而是若干真实人物的戏剧改编。他能够大致凭借一己之力化解这场危机，可以认为电影在顺应主旋律需索，集中火力树立一个国家英雄。片末为他举行的种种致敬仪式，确实也有这样的派头。

只不过，与其说是像内地主旋律电影《中国机长》那样树立典型，讴歌英雄，不如说《劫机》有意利用这种印象的趋势，来做出跳脱乃至背反歌颂的表达。

要看到，在故事内外，泰仁都「需要」成为带有英雄烙印的灯塔式人物。

由大的层面来看，大无畏的他是时代的典型人物，象征着南韩的国家形象，这是后续动作由来的根源。

耐人寻味的是，这种按需裁剪的形象是会随时调转的。泰仁两年前，本在空军占据高位，但当他被要求开炮阻止刚才提及的被劫飞机开往北韩，看到身为自己朋友的机师在摇头，加上念及乘客性命，于是违抗上级命令。结果他被贬，来给民航做副机长。

两年间，他所沉陷的道德困境是，开炮，需要冒着直接取人性命的风险，不开，结果是整架飞机被北韩扣留，十几个人再也没法归国，包括自己的朋友，而回来的那些人，则面临反复审查的高压。

现下的劫机事件是以颇为笨拙的创作方式，把他摆放在雷同境况之中，但是调换了身份，且让他曾经的手下处在是否开炮的位置。而有了前车之鉴，他不仅想要解救必会开炮的前手下，免除对方同样的难堪，也想在最大程度上让所有人得到好结果。

泰仁身残志坚地祭出开头训练时带有浪漫色彩的90°冲天飞翔与180°观望视野，是顺应这类电影成熟笔触的表现，更是他作为一个英雄的高光时刻。

电影要拿这些高光来表现他的伟大，而这伟大，是要用来进行天问的。

那时候，因为大多民航飞行员是由退役的空军飞行员担任，于是不容置疑的上下等级观念与制度也被带进航空事业，绝对服从导致了日后许多航空事故的发生，而无从遵守这一原则的泰仁显然是个连机组成员都在身后非议的道德破产个体。

等他通过壮烈牺牲完成拯救任务并被放大表彰，成为定格的道德高阶产物后，是以「机缘巧合」的人性光辉狠狠扇了相关体制一巴掌。

无论是用进废退，还是翻云覆雨，都极具讽刺性地透显出彼时南韩大局的荒唐。在朴正熙时代中期，过分高压为日后制造许多雷区，《劫机》的劫匪，正是被时局摧毁的代表，电影动用了一定篇幅呈现他被意识形态推搡，甚至母亲还在仇恨中被夺走性命。

人间悲剧勾连人间悲剧，在飞机上，他明确表示要逃离南韩之前，曾经稍微维护过的老太太，回馈他那只母鸡刚下的鸡蛋。底层暖意在这种环境下点缀出来，显然有很多反思意味。

就像泰仁，并不像大多数人那样，希望庸旲死去，而是在他中枪后，强调让他也活下去。一方面，对应的是机长奎植在这些年难得给予他的信任，另一方面，是他希望能够赎罪般换取所有人的安然无恙，还要以德报怨地给同是时代牺牲品的对方一个机会。

讽刺的地方就是，被环境逼上绝路的两个人，是这次事件唯二的死者。补枪的保安官昌培就格外像是批量生产的时代产物，以阵营、污点判断他人，并且毫不犹豫地要将事态迅速扼杀于摇篮，不计后果。

韩国影人素来愿意在电影里反思历史，观照现实。

除了刚才说的大的层面，相对小的层面就关乎昌培这些割除副机长、劫机犯的微缩生态。

那显然是整个南韩社会乃至人类社会的缩影，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富有贫，有勇有怂，他们之间谦让、互助也好，侵占、互损也罢，连带着对周遭人等的表态，构成了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人际环境，如何在极端情况中做出反应，只不过是人性检验的一环。

众志成城地抢救飞机，体现了人被感化后且短暂占上风的大我，但也表达了乌合之众需要很长时间去改变，这里的任何一点希冀，都携带着更多的慨叹与沮丧。于是英雄的塑造，不是引起更多英雄的站立，而不过是更凸显英雄效用之短罢了。

混乱的局势——小的飞机，大的南韩——过去了，只留下鲜花与旗帜，泰仁妻子的哭喊则被淡化在背景里，这样的岔路，未必指向一个廉价的光明未来，个中对隐忧、警惕和期许那些不言而喻的省略，才是这部电影「离经叛道」的价值。

（原载于虹膜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