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园街五号》结尾停止在对一路绿灯的抒情上,说绿灯给国家人民带来希望。我觉得我们不能苛责作者。直到现在,我们推进事业的最大希望还是靠领导,靠政治家的智慧,除此之外没人可靠。我们都说依法治国,关于究竟翻译成rule of law还是rule by law,这依然可能还在争论之中。在我看来,人不能给自己提出超出现阶段的任务,正如不能薅着自己的头发跳出地球,但是有识之士还是应该给出一个超越现时代的理想目标,要清楚我们和理想状态差多远。依我看,要达到这个理想目标,先决条件就是要树立对游戏规则的信仰。正如伯尔曼的名言说:法律必须被信仰。但是好的游戏规则究竟怎样建立并且获得信仰,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极难。我在可见的将来对此并不抱以信心。但是在遥远的未来怎么样呢,还是德尔图良那句话:credo quia absurdum. 惟其荒谬,我才相信。我说过,保持相信个什么东西,需要勇气,和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坚持和定力。勇士面对的不是恶龙,而是无物之阵,打出一拳,仿佛打在棉花上;娜拉走出家门,面对的是一堆复杂的迷宫,不知道往哪里走,走着走着就走回原地了。
我对改革文学整体印象不佳,可能源于小时候最先接触的作品有关,初中的时候,妈妈从单位图书馆借来《乔厂长上任记》等一批改革文学,作品中要歌颂的男一号沿袭了建国十年文学中的革命英雄气质,并加上一点儿高雅健康的情调,比如喜欢听交响乐、喜欢跳舞、下围棋,但是整个作品没有张力,那时读来就味同嚼蜡。这种作品应该只有文学史价值而无文学价值,时间慢慢就会淘汰掉这些应景之作的。
有意思的是,《花园街5号》中也有个厂长叫乔厂长。对这部电影的剧情以及艺术特色,多说一句话都是浪费,如果非要说点啥的话,那就是方舒老师年轻时真漂亮。
关于这部电影,我说的是其他的东西。
一、花园街5号是个漂亮的俄式别墅,用现代房地产营销的话说那是尊贵华宅、稀缺领地,也是政治地标,临江市的权力中心,市委书记住的地方。令我反感的是,为嘛市委书记能住这样好的房子,还有保姆,吃的是西餐,而电影中给出的意思是,市委书记就应该这样,理所应当地住这样的房子,理所应当地过着这样的生活。在八十年代,满大街还都是自行车的年代,领导坐着高级轿车,不脱离群众才怪,干群关系不紧张才怪。但是电影中释放的信号是,领导的生活就应该这样。
二、关于接班人的问题。电影的剧情就是,老的市委书记要退休,然后犹豫接班人的问题。对于接班人的产生方式,电影中是几个领导在一起开会,然后画票就把人选定了。仿佛一个城市的父母官的产生,就是那几个人的事情,跟这个城市的百姓丝毫没关系。比较有意思的是,省委领导要市委领导举荐人选,举了一个《吕览》里祈黄羊的典故,这个我小学课本学过,讲的是荐贤不避亲仇的故事。我就在想,两千多年过去了,中国的人事制度咋那么牢固呢,重要的岗位的人事任命就凭着领导的一句话,领导要都是祈黄羊老头儿那样的,那自然天下苍生万幸,万一有无良领导存私心呢,不可理喻,那简直是一定的。
三、延安文艺讲话发表后,确立文学必须为工农兵服务的标准,结果文坛上在塑造英雄人物的亲和力上就力有不逮。彷佛英雄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半仙,其实“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这部电影在对主人公刻画上也难脱窠臼。我比较奇怪的是,好像英雄人物都能喝酒,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暗示。为什么主人公就非得喝酒,而且还是海量的,这部电影也没能给出解答,彷佛英雄人物的酒量是与生俱来。在中国,喝酒免不了,电影里有一段喝酒的桥段如今看来仍然很真实,酒桌上其实是明枪暗箭,语带机锋,一不小心就成了鸿门宴。中国许多事情不方便光明正大的做,非要到酒桌上,在觥筹交错中,在桌上或桌下,把事情悄悄地办了。
本片根据李国文同名小说改编,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姜树森、赵实联合执导,李默然、庞学勤、方舒等主演。借用一栋城市最高权力象征的洋房—花园街五号里几代主人的兴衰变革和复杂矛盾,深刻挖掘社会矛盾与思想冲突,揭示不同人们的思想境界和价值观念,一窥改革开放初期官场风景,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息。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的方舒。7岁时在水华执导的电影《烈火中永生》中饰小萝卜头。1984年荣获《中国青年报》评选的最受青年喜爱的十大影星称号。1985年因在影片《日出》饰陈白露一角,获第9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是八十年代最炙手可热的青年演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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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协文(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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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我们走来走去,结果还不是走回头?”——徐克电影《刀马旦》
今天要说一本暴露年龄的书:李国文先生的小说《花园街五号》。我认为这是我读过的最好的1980年代改革小说。李先生如今已经年过九旬,祝他老人家长寿。
小说的叙事方法,还是作者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冬天里的春天》玩过的时空平行剪切蒙太奇写法,现在时-过去时-现在时-过去时交错叙事,把伪满时期的白俄贵族没落史、主人公革命史、共和国前三十年的主人公挫折史和1980年代的改革进程进行交叉叙述,只不过没有《冬天里的春天》那么炫。但是我觉得此书不比《冬天里的春天》差,为什么没得奖,一会我再分析。
花园街五号从建造那天起,一直是临江市(毫无疑问原型是哈尔滨)最有权势者的私宅。它的五任主人依次是白俄侨民协会主席、伪满警察局长、建国后的第一任市委书记、文革造反派头子、改革开放时的第二任市委书记。这栋漂亮的花园洋房似乎给居住者下了两条诅咒:1、下一任主人总是干掉上一任主人才能住进去,2、每一代主人和他的下一代子女都会严重冲突乃至你死我活、兵戎相见。传到了最后一任主人,老革命韩潮那里,这两条残酷的规律似乎还在重演,能否避免悲剧的发生,成了本书开头提出的最大悬念。
韩潮老两口和儿媳妇吕莎三个人住在硕大无朋的花园街五号里。他要退休了,接任他市委书记职位的有两个候选人,一个是丁晓,一个是刘钊。前者碌碌无为,因为和省委副书记关系亲近而在官场上屹立不倒,后者是老右派,锐意进取的改革先锋。韩潮自己的态度摇摆不定,儿媳妇支持刘钊,而且这两个人还是多年前的恋人,因为阴差阳错而没有在一起。后来因为市委常委会上投票结果是刘钊胜出,韩潮觉得需要亮明自己的态度,开始变得支持改革。后来他支持儿媳吕莎和自己已经精神失常的儿子离婚,和刘钊一起去省城工作。花园街五号变成了少年宫,永远脱离了缠绕多年的诅咒。
刘钊是小说的第一男主角,他少年时代受革命理想感召,背叛自己的家庭,受到韩潮的指引,二人一起杀掉了他的伪警长父亲。但是在革命成功之后,却因为仗义执言被打成右派,在艰苦的农村岁月里,吕莎勇敢地和他站在一起,最后看着警车把他带走(当然,80年代初的作者还不会让男女主角发生肉体关系,而只是发乎情止乎礼,男主看到女主睡去之后,跑到院子里看着夜空的人字型雁阵,对自己说:朋友,你是人!好令人尿崩的画面)。
好不容易到了改革开放时期,老对手丁晓还为刘钊设置了重重障碍,甩给他的都是各种濒临破产边缘的亏损企业,可是男主凭着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灵活高效的经营管理手段(其实就是承包制一类的物质刺激),处处扭亏为盈,赢得了人心,成为了丁晓走向市委书记职位最强有力的竞争者。
女主吕莎,也是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承载者。她早年缺乏破釜沉舟孤注一掷追求自己幸福的勇气,失去了自己所爱的人,只能被迫嫁给后来精神失常的韩潮之子。她有点小公主脾气,天天骑着摩托车在马路上风驰电掣,不遵守交通规则。因为她的身份,以及不幸的婚姻,大家基本都宠着她。后来她终于变得勇敢起来,敢于和环境抗争,为了给外商送一张紧急通行证而连人带摩托摔到河里,身受重伤,最后也获得了爱情。
主角以外着墨最多的就是老革命韩潮了。他是花园街五号最初的建筑者之一,早年在建筑工地上搬砖,后来成了革命斗士,历任公安局长,十年浩劫时期也被打倒过,按照资历成为改革之后的市委书记。小说用很大篇幅写他在选择接班人,在丁晓和刘钊之间的纠结之情。这也涉及到小说中最有深度的部分。
我少年读书的时候,也不明白韩潮这人一世英雄,怎么到了老年就变得这么畏首畏尾、首鼠两端,现在明白了。老年韩潮并非革命信念衰退,故意和现实同流合污,而是位置变了。他当革命者和公安局长,都可以直言秉忠,但是当了党政一把手,就得平衡各方面势力。正如邓伯在整个80年代的处境一样,他得进一步,退两步,进两步,再退一步,否则就会被阻力所伤害。刘钊和省委书记高峰那种打破常规、不拘一格的职业革命家作风,在战争年代可以,在承平时代未必行得通。只有到了韩潮觉得自己老病侵寻,马上面临退休的时候,才会奋起一搏,亮明自己支持改革者的真正立场(读者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出很多类似的例子,比如邓伯1992年的深圳之行)。
我喜欢这部小说的一个地方是,它对官场内幕的揭露达到了时人难以企及的深度。不仅仅写到了省委班子内部的分歧,而且最重要的是,结尾主人公一条线上的人(包括省委第一书记)都没有得到明确的胜利。刘钊最后的结局是调进省城,另作安排。因为没有作过公务员,所以我不大懂省一级的人事安排是怎么个规则,直觉估计是给个闲职,就算提拔了。给省委第一书记一个交代,对于另一位反派省委副书记(丁晓的后台)的面子也照顾了。主人公没有胜利,反派也没有失败,只是说让丁晓去忙他的改革,正派的事情由反派接着做。这就是祖国官场的奥妙之处:关键不是作什么事,而是由谁来做。谁是谁的人,谁是谁的关系,站队抱大腿永远高于一切。这就使得小说达到了相当的深度,这个深度放到现在都恐怕难以超越。
《花园街五号》结尾停止在对一路绿灯的抒情上,说绿灯给国家人民带来希望。我觉得我们不能苛责作者。直到现在,我们推进事业的最大希望还是靠领导,靠政治家的智慧,除此之外没人可靠。我们都说依法治国,关于究竟翻译成rule of law还是rule by law,这依然可能还在争论之中。在我看来,人不能给自己提出超出现阶段的任务,正如不能薅着自己的头发跳出地球,但是有识之士还是应该给出一个超越现时代的理想目标,要清楚我们和理想状态差多远。依我看,要达到这个理想目标,先决条件就是要树立对游戏规则的信仰。正如伯尔曼的名言说:法律必须被信仰。但是好的游戏规则究竟怎样建立并且获得信仰,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极难。我在可见的将来对此并不抱以信心。但是在遥远的未来怎么样呢,还是德尔图良那句话:credo quia absurdum. 惟其荒谬,我才相信。我说过,保持相信个什么东西,需要勇气,和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坚持和定力。勇士面对的不是恶龙,而是无物之阵,打出一拳,仿佛打在棉花上;娜拉走出家门,面对的是一堆复杂的迷宫,不知道往哪里走,走着走着就走回原地了。
小说里面其他角色写得也很生动。反派丁晓也没什么太大的劣迹,比《冬天里的春天》中的反派一号王纬宇品质好太多了。他顶多就是暗地里下绊子,给主角制造绯闻。还有什么把博物馆的文物扣下来当做礼物送给省委副书记之类的情节。
李先生可能是喜欢描写性感女子,以表明他支持女权的立场。在这部书里描写的业务科长欧阳慧就是这么个角色。她是白俄混血儿,喜欢权钱交易,生性风流(不是实质男女关系,而就是单纯喜欢撩男人),多年以来暗恋男主角刘钊。因为她崇拜阳刚正派的男子汉,而男主当年又救过她的命。她也曾经暗地里面勾引过他,但是他不为所动,所以她和女主还保持着闺蜜友谊。故事的最后,她也忏悔自己的行为,决心痛改前非,不再搞不正之风了。
细节扎实是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优点,有质感。李先生的故事虽然都有那么点传奇性,但故事的底色还是具有强烈的现实感。作者描写的临江市,分明带着哈尔滨的风情,比如关于老教堂和市井风物的描写尤其打动我。所以电影在哈尔滨拍是对的。本书和《夜幕下的哈尔滨》是我喜欢的两部最能表现哈尔滨风味的小说。
故事也有一点可以吐槽之处,比如男女主角年龄差距大约是十几岁,刚刚解放的时候,男主大约18-20岁,女主假设是6岁。按东北解放是1946年。那么到了1980年,女主就应该是40岁,男主52-54岁左右。那么女主的一条浅青色纱裙穿了十几二十年,男主还觉得漂亮,这就是典型的老直男审美了。如果是女作者我想不会这么写。
至于《花园街五号》和《冬天里的春天》相比,我觉得后者篇幅更大,表达的时空交错感更强,意识流的描写更多,感情也更加浓烈充沛,不管是从炫技的角度来看,还是故事的体量来,都更厚重一些。而且《花园街五号》的结尾放在当时来说也显得灰暗了些。因为这些原因,《冬天里的春天》更有得奖的样子。
但是我个人更喜欢《花园街五号》。因为《冬天里的春天》虽然在技法上面更充分,但是在情感上面太过直白,从头到尾充斥着主人公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愧疚之情,没有《花园街五号》显得含蓄和韵味悠长。《冬天里的春天》里面的人物也过于理想化,男女主角于而龙和芦花过于高大上,简直是无所不能。反派男一号也坏得十分彻底,甚至还有强暴自己私生女儿的情节。《花园街五号》里面的角色虽然也比较理想化,但是至少他们面临的问题是非常具有典型性的现实问题,所以在主题深度开掘上反而感觉更强一些。
由此想起了80年代初的另一篇很有影响的改革小说:柯云路的《新星》,也描写了一个敢于破除陈规的县委书记,在地方上一顿扑腾,也被调到北京去了,由于我没有细读此书,不记得男主去北京做什么工作。只知道作者胸怀大志地要写续篇,而且是三部曲,名字都起好了,总题目叫《京都》,分为《夜与昼》《衰与荣》《灭与生》三部,看着标题就很酷炫。记得开头的题记是这么写的:
天者,夜昼。
地者,衰荣。
人者,灭生。
公元1980年,京都正处在伟大而艰难的阵痛之中。
这个题记我到现在一直都记着,因为当时我觉得简直是太震撼了。第一部《夜与昼》出了,写得也挺炫,有些段落特别意识流。第二部据说出版了,但我没见过,仿佛没有什么水花。第三部彻底太监了,看着名字就预示着要烂尾。那可是光怪陆离的、魔幻的80年代啊,十年之间变化太快,快得超出了人们的理解力。我认为当时没有作者能把握得了、或者跟得上那十年的变化。所以作者写得烂尾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后来作者就变成了一个神棍,再后来就泯然众人了。而京都的阵痛,大约十来年就痛一回,希望以后不要再痛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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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版很有名,花园街五号的外景是哈尔滨的和平邨宾馆贵宾楼,中世纪寨堡式建筑,内景是颐园街一号,也就是现在的“革命领袖视察黑龙江纪念馆”,当年润公出访苏联的时候在这里住过一夜。此外的拍摄场景还有斯大林公园、兆麟街、博物馆和北方剧场等地。
演员方面,出演男女主角的是庞学勤和方舒。庞学勤是老演员,出生于1929年,曾经位列著名的22大电影明星之中,给我印象深刻的作品是《兵临城下》和《战火中的青春》。方舒出生于1957年,当年也是当红大美女一个。这两个人的年龄差倒是很符合原著的。扮演韩潮的是李默然,他就比庞学勤大两岁。这两个角色的年轻时代都是由两位演员的儿子出演的,当时也是一段佳话。如今这两位已经作古,方舒也已经年过六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