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影片暗示烧死女主父母的纵火犯很有可能就是她的哥哥卡尔曼·莱特，而伯爵夫人一直身着黑色为卡尔曼默哀。这让我想到《Sisi: Mythos und Wahrheit》中明确指出茜茜公主在鲁道夫皇太子死后，郁郁寡欢，偏爱黑色礼服，以悼亡子，这是不是影片隐喻的一个可能的方向？我很难给出完美周到的证明，但我相信这种人物设计与历史的平行对应，再加上影片中提到了茜茜公主，完全有理由把哥哥卡尔曼·莱特与鲁道夫皇太子联系起来。后者在历史上是皇族中的自由派、革新派，这导致了他与父亲的关系紧张，也一步步引他走向死亡。如果这样看来，哥哥卡尔曼在片中要颠覆帽厂传统的激进行为有了原因，但这只是猜想，而这一个仅有的猜想还是太过狭隘，哥哥反对的究竟是什么？他究竟是离经叛道，还是革命先驱？我们都跟女主一样，犹豫不决，难以判断。
第三，影片中提到在帽厂的一间密室中，茜茜公主曾经遗失过一枚发卡。要知道这枚发卡，在特定的场合有特定的作用：它别在头发上是用来固定帽子的。那么就不得不提到影片中最重要的一个意相——帽子。匈牙利语中的帽子是Kalap，源自古语的ḱa-lep，意思是“a cover for a pot (keeps something hidden)”。同时，在匈牙利文化中，这个词也可以代指“某人的某种特质或者某人扮演的某种特定角色。”贵族们要让选中的女帽工脱去象征自己根基的鞋子，带上隐藏身份的帽子。帽子既是一种伪装，也是一种身份象征。拉斯洛·奈迈施在专访中也明确回答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帽子，无论富穷。这些非常个人化的私人物品有时候会传递出精细微妙的生活信息，包括它们主人的品味、地位、财富、文化等等。这个由代码和符号组成的分层世界，非常有趣。”那么作为皇室的茜茜公主丢了发卡，她的帽子就戴不稳，这又意味着什么呢？可以深入解码了。
女主：“我要在我爸妈的帽店工作。”
店主：“最近帽店周年庆很重要，你别添乱，先送你回家。”
女主跑回来，不顾帽店的重要场合，只一个劲问：“我要找我哥。”
店主：“你知道我花了多少力气才维持住你家这个帽店吗？？”
女主：“我不管，我要找我哥。”
店主：“你哥很危险，你还是来帽店老老实实工作吧。”
女主：“什么鬼帽店，我要找我哥。”（？？excuse me？？这不是你一心要来工作的你爸妈的帽店吗？？）
路人甲/乙/丙/丁：“你哥是恶魔，他待得地方很危险，你别去。”
女主：“我就要找我哥。”
在经历了差点被强暴以及各种猜谜之后找到了她哥，发现她哥真是个凶徒，杀人放火。
女主：“卧槽！你放我走！我要回帽店！”
然后杀了她哥跑回了帽店和店主说：“我该听你的，我哥真的凶。”
店主：“那你好好在帽店工作准备皇室的订单。”
所有人都在赶工，女主还是不好好干活整天瞪着个眼木着个脸乱跑：“我要去找真相，你对帽店的女孩们做了什么？？”
店主：“你听我的，别去舞会，好好做帽子。”
女主：“卧槽，你贩卖你的店员给皇室干肮脏的事情，我要拯救她们，我要代她们去！”
到了皇宫人家还没多过分的事情，想给她喝杯水（大概是迷药），女主就炸了，然后被人锁了起来。等帽店老板带着真的选中的店员来了，店员进去献身了，女主毫无波澜地跟着店主回去了。
WTF？？那你闹这么一出是干嘛？？你不是要救帽店的女孩们吗？？你不是要自己献身吗？？你是来体验生活玩一下不高兴了就回去了了吗？？
然后帽店老板把她送回自己房间还找医生来看她。突然一个小工把她门锁上了，她就掐指一算知道她哥的手下要来冲击帽店了，疯狂捶门要小工警告店主。小工不理她，她就自己从窗户跑出去了。
我特么以为她要自己去警告店主了啊！！结果她又跑回她哥的大本营了！！然后跟着凶徒们来到了帽子店！！！
店员们在她眼前都被蹂躏致死，店铺被烧了，店主被杀光了。她就默默逛了一圈走开了。
？？？？？？？
我看了俩小时看了个这玩意儿，除了满头的黑线和问号我特么还能说什么？？？
别跟我来什么象征着帝国余辉文明夕照女主是旁观幽魂那一套，隐喻了不起吗？有隐喻就不要讲故事逻辑了吗？
要做这样表征和比喻有很多种讲故事的方式，反正我不喜欢导演拍出来的这种。
画面和服化道是毋庸置地美，但也弥补不了其他方面啊！！
有豆友说女主不仅长得像Emma Watson连演技都像。如果不是导演故意安排的，就凭她在电影里的表演约等于没有演技，比Emma Waston的演技都还差着呢！我特么从头到尾就没怎么看出她的心情和表情有什么变化，倒是很符合所谓“游魂”的比喻呢┓(´∀`)┏
对于很多观众而言，追求沉浸感体验与感知影像所传递的微观情绪似乎是相悖的。其实早在《索尔之子》披荆斩棘戛纳之时，观众就对奈迈施的创作形式持以怀疑态度。时隔三年，奈迈施再次启用《索尔之子》中那套熟悉的视听系统，引发的不满有增无减，同样的嘘声从观众席上传来。为何？面对《日暮》以叙事谜团填充的冗赘文本、充满机械感与幽魂感的人物动作、碎片化的主观视角，观众体察到的却是银幕背后强硬的预设与导演操纵的双手，而非代入角色后真实情感的涌现。——这样的批评并不轻率，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奈迈施前后二作创作体系上的变化，对《日暮》为何遭受贬低的原由进行解惑。
1.线条
毋庸置疑的是，《日暮》与《索尔之子》的根本驱动力都来自于奈迈施追求观看体验感的创作程式。这种创作程式分为两步：一是以视线与画框的局限完成环境建构，并借此形式匹配人物偏执的动机；二是人物的偏执动机带来其运动轨迹的既定，主角之外的人物被断然“抛弃”，只在需要调动时呼之即来。《日暮》中，我们可以轻易地跟随Irisz的目光，“扫荡”余晖之下的布达佩斯；《索尔之子》中，人物的囚犯身份使之不得已在有限空间中活动，朦胧晦暗的色调将背景环境进一步地压缩。
在此程式基础上，主体人物的“眼睛”或“背影”自然而然地凝聚观众的注意力，我们不禁地关注起主体人物所关注的物体与事件，因为它们都由具有边界的画框给出。Irisz在帽子店对精美饰品的凝视，在马车上对周遭事物若有所思的观察，在伯爵夫人宅邸透过门帘的偷窥，逐渐将浅焦镜头下虚化的景物抽象为倒映在观众视网膜上的“线条”。对这种“线条”的感受，是肯定或否定影片创作程式的根本所在。《索尔之子》将摄影机对准集中营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下的空间，当Saul的处境被交代，观众可以充分理解人物的处境，很快地站在了他的身旁。我们能够信任人物是在环境中“生长”起来的，人物与建构的环境充分融洽。此时摄影机所勾勒的“线条”，是有机的、生动的。
反观《日暮》，主体人物的处境自开场就被隐藏，导演试图不断生产情节的谜面，作为营造神秘感的来源。但这却导致了主体人物与构建环境的不可信任：观众无法洞察谜境中的人物状态，巨大的帽子总是遮挡着人物的脸。《日暮》通过精细的色彩渲染达到的典雅质感实为电影工业化的产物，它的“线条”是空洞的。摄影之所以与绘画不同，就在于影像的独特性是对原型物体本质客观性的揭示[1]。电影摄影无法摆脱对原型物体的机械复制，因此，现实的真实性仍然需要毫不避讳地透过影像被观众看到。当我们凝望着Irisz脸上柔和的光线，便很快发现这种依赖于色调打光的古典主义建构是如此的不切实际。它太过精致了，就像文艺复兴时期严格遵循透视法则的画作，笔触致密却缺少了灵动。《索尔之子》的置景纵然亦有精致化的倾向，但它始终让位于行动迅疾的人物，人物的动作才是被强调与被捕捉的，影像所展示的情景相对客观地保留下了真实的动作瞬间。值得一提的是，Irisz的目光似乎被导演设计为是“失明状”的。那么，从她的视角出发，如何确认她所看、所感的一切是真实的呢？《日暮》仿佛被泛滥的视线引导所淹没。奈迈施是否忘记了《索尔之子》中Saul坚定、深邃、却柔和的双眼？
2.节奏
“线条”是对奈迈施作品谱系中被摄内容的抽象，而对于拍摄方式以及摄影机运动带来的视觉流动感，我们可以抽象化为“节奏”。电影只要一开始播放就无法停止，因此电影拍摄的主体常常被注入动力以完成系列动作，它关乎动作如何开始、如何终止、如何转换。在奈迈施的作品中，动力似乎就存储在摄影机身上。摄影机紧紧跟随人物，人物又从运动的摄影机中汲取补给。影片中时间流逝的过程，也就是摄影机动力不断损耗的过程，《索尔之子》与《日暮》都呈现了这一损耗，区别仅在于主体人物的行为动因不同。
《索尔之子》中，主体人物行动迅疾，动因是逼仄空间对其进行的施压：集中营不见天日的生活迫使Saul在清理尸体时找到了寄托，被视为“Son”的男孩尸体象征着Saul仅存的信念，信念始终支撑着他的偏执，做出一系列费解、毫无意义的事。《日暮》中，Irisz的行为动因却十分羸弱：一开始是继承家业的愿望，而后是调查兄长与家族的真相，再后又投入到对王室阴谋与革命的探索。文本设计上，导演的野心昭然若揭，但如此再三转折，视觉动力却陷入消耗殆尽的境地。Irisz对一战前夕布达佩斯城的观察，不可挽回地沦为一种场景堆砌：太过戏剧化地去设定场景，实际效果更像是镜头刻意地要与戏剧保持一致；表面情节组织充满了紧随剧本的僵硬感，可人物却没有产生相应的姿态。或许可以将《日暮》的场景堆砌解释为一种依靠人物视角呈出时景剖切面的手法，但它必定需要抛弃掉一些来自情节上的变奏点。
为了配合文本所需的情节转折，主体人物以外的配角都成为了功能化的“工具人”，他们仿佛集体患上了失语症，对Irisz的问题三缄其口。与此同时，Irisz对外界的认知全盘来自他者口述语言的信息传递，而非自身通过观察感受得到。这是一种笨拙的剧本设定，也是一种重文本轻视听、退而求其次的设定，使得人物间充斥着的揣测与质疑，无一不透露出浓烈的预设感。
回到“节奏”的问题上，由于文本周折对动力的损耗，观众很快对《日暮》的镜头感到疲乏，无法像《索尔之子》一般，因为对人物投入了充沛的关心，而使意识能够跟随并保持在高速运动中。二者动力观的差异也印证了纯视觉情境与感知-运动有着本质区别，观众并非盲目地面对视听画面，而是可以从角色身上看到自己[2]。《日暮》的人物在后半部分逐渐步入失控与迷失中，结尾衔接进入战时状态的长镜头，或是为了点题，或是为了让Irisz逃离家族的迷局，从而转移观众的注意力。相较之下，同样在结局给人物正面特写的《索尔之子》显然更有力量：疲惫的Saul看见不知从何处来的金发男孩，露出了久违的微笑。这是终止时刻“节奏”上应有的舒缓。
尽管，《索尔之子》的拍摄是奏效的，但总体而言，奈迈施的创作程式并不足以让人怀有乐观态度。这种依赖于摄影机动力追求体验感的能量十分有限，一旦缺少情感真实的触动（《索尔之子》中尚有面对尸体时人物发出喘息的场景），便很容易进入设计情境的游戏视角。反对主张“游戏式体验”的影像作品，因为“游戏”的视角让我们失去对真实情境中人物如何作出反应的感知，转而跟随提线木偶般的人物，被既定的情节牵引着，步入远离现实、拥抱虚幻的危险之境。
参考文献：
[1] 安德烈·巴赞. 电影是什么？[M]. 崔君衍，译.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
[2] 吉尔·德勒兹. 时间-影像[M]. 王文融，译. 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4.
借由《索尔之子》名声大噪的导演拉斯洛·奈迈施在第一次执导电影时，就捧回了戛纳评审团大奖的桂冠，又在颁奖季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收入囊中。可当三年以后，这位被戛纳捧红的新人带着自己趁热打铁，野心蓬勃的新作，试图重回棕榈海滩的时候，法国人却犹豫了。争议四起，流言纷纷，奈迈施最终和已被媒体谨慎期待的《日暮》亮相威尼斯。丽都岛的观众们发现，这部降临在1913年布达佩斯的电影，从剧作结构、浅焦摄影、主观视角、沉浸式美学、历史叙事上都几乎和前作的方法论一脉相承：好像将摄影机置身于二战的惨绝人寰已经不够，奈迈施要在时间中继续回溯，直到世道崩塌的一战前夕。可是这一次，电影差强人意的口碑却证明一切似乎都不再奏效。nn《日暮》对准一个身世神秘的少女，她远道异国而来，出现在由亡父创立的帽商店应聘遭拒，却意外得知了家族数十年前的灭门惨案，不由卷入一场由腐朽贪婪的贵族，疯癫的车夫，衣衫褴褛的伯爵夫人，狂热的反叛分子共同画就的“黄昏”卷轴。这座她阔别已久的城市，如今被过去的阴影和现世的疯癫所纠缠，正在为不久以后的战火纷飞举行“最后的晚餐”。然而，笔者的质疑恰恰要从这里开始：这乍一听上去为了重现历史而生的黄金设定，真的将我们置身于历史当中了吗？它怀着多大的好奇心和诉说欲进入这段往事？除了一个盛大的布景和诗意的噱头，观众还在原尺寸复刻的城市模型中看到了什么？nn事实是，我们什么也没有看到。如果说焦距是导演为观众裁定视点，以便划清什么是“可观看的”，什么是“观看的禁地”的话，奈迈施的浅焦摄影则是导演独裁的极致：除了主角的运动我们什么也看不清，也不被要求去理解，我们像集中营的囚犯，被摄影机拖在地上前行，等着被导演实施火化或枪决——在这里面，导演并不屑于给观众思考的时间，更无从谈起在其中呼吸和沉浸。奈迈施的狡黠就在于他“制造”了一个主角作为观看的起点，但我们并不完全共享她的视线，多数时候她的运动霸占了画框，似乎这样我们的观看便有了意义，而日暮中的欧洲却模糊在焦距之外，它们是幻影，是奇观，是玩偶公仔，是操纵情绪的昆虫嗡鸣声，却唯独不是事件，不是人物，更不是历史。nn为数不多的深焦镜头，却是角色在景框中消失的瞬间，在这些时刻，我们终于被返还了眼睛，看清了身体在其间穿行的空间和情景，在观看权再次被剥夺的倒计时里贪婪地呼吸，同时感到错愕：跟随主角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如果不是去体验和留下印象，而是正好相反，被她屏蔽观看的权力？于是我们仅剩的目的便是等待导演向我们滚出下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你有一个哥哥”“被送往奥地利的姑娘们凶多吉少”“他们要来洗劫帽子店”），下一个不知所云的人物，下一个“禁止入内”的地方：这正是奈迈施十四年前执导的短片《耐心》中所做的——我们漫无目的地跟随一个忙活着的女人，接着“咔”的一声被扼住喉咙（或者只是导演这样认为），这是一名集中营里的女秘书。这便是电影的“作者性”，它被减少到了一个冲击值（shock value），好像我们跟随一个长镜头就是为了挨它这一巴掌...nn在集中营电影《索尔之子》中导演狡猾地给浅焦长镜提供了堂而皇之的借口：“我们最好不要抬眼观察和驻足凝视，也不要试图理清楚不幸为什么会发生，因为谁有权力说自己猎奇的目光不是在消费这场浩劫呢？如果对其理性推演就意味着野蛮和伪善的话，我们不如直接将观众丢进泥泞之中。” 是的，确实如此，可是奈迈施的处理不啻于脱下一件伪善的外衣，又穿上了另一件。索尔埋葬儿子的执念在集中营无情的秩序中本就稍欠说服力，而在牵涉到越来越多的牺牲者，付上越来越高昂的代价后，这种坚持已然演变为一场近乎不可理喻的行为艺术。索尔对犹太同胞的无视，对逃出集中营的漠然，对难民的利用，又和缺乏人性的纳粹军官有何区别呢？这时我们终于恍然，导演为了把长镜头的坚持得淋漓尽致，为了继续“让观众置身于历史中”，不惜破坏他同胞们用心良苦的计划，以便空洞的承诺足以无限延宕下去。如果无节制的观看是用目光剥削了受难者的话，这样对人物的漠然和冷酷，只是从外表规避了良心的谴责，而背地里用一套电影的诡辩术又一次消费了这场浩劫。nn而这样的借口离开集中营便不复存在了，奈迈施空洞的表达欲露出了马脚，《日暮》只剩下一个诡计去除伪装之后单薄的骨架。这个故事之所以被语焉不详的人充斥，只因为长镜头要继续下去，奈迈施要继续霸占我们的时间。莱特小姐有充分的理由去观看，但她却只是神秘莫测地降临在一个场所，被含糊其辞的人搭讪，激起偏执至无稽的好奇心，被一架正好为她而来的马车接走。nn她被全城知晓秘密的人愚弄，正像观众被导演愚弄，华丽的服装和摄影掩盖不住导演的“偷懒”和影像的无能：他没有让电影的时长“名副其实”，尤莉·贾卡比僵尸般的表演也没有向我们透露她的内心，而是让电影彻底变成一场由虚假的美，和臆想的错乱堆积而成的游戏，镜头看似跟角色亦步亦趋，却和现实始终保有一步之遥。一旦跟随这个虚拟主角（Non-Player Character）进入叙事之后，观众便失去了“体验”的选择，而沦为“体验”的猎物，任由她把一个又一个关卡丢向我们，之间只有编排，无需调度。谁会对一款伪装成艺术的奥斯维辛体验游戏说不呢？从欧洲到美国，评委会们对它夹道欢迎，于是制作公司满怀热忱地推出了第二款，这一次一棒打醒了所有人。nn我们确实该思考近年来越发自我标榜的 “历史沉浸感”究竟是什么,它通常和长镜头直接对应。《日暮》中的微观叙事只是一个人造的舞台，在奈迈施的一声令下一个预设的终点凭空出现，他在其间设置的障碍令终点不断延迟，而人物在封闭的圆环中障碍赛跑时看见的风景，被他叫做“历史”。与其说它描摹旧欧洲的日暮时分，不如它无意中捕捉到了失魂导演的黄昏：灵感像一轮残阳一样奄奄一息，从他本就贫瘠的弹药库里落下去了。nn与之相反的则是贝拉塔尔的电影。同样是匈牙利人的长镜头，同样讲述一个逐渐衰落逝去的时代（《撒旦探戈》），观众没有被直接暴露在混乱之中，而是先被安置到了一片牛棚，一间黑暗的房间，一个雨夜，一条垃圾和落叶横飞的街道上——“混乱”在真实的时空中逐渐打开了自己，因为历史作为坚实的客体已经先设地、不容置疑地身在其中，而人物只需要用他们的动作去经历它。和奈迈施相反，塔尔给我们时间，他的长镜头中每秒钟都是真实的，为人所体验的，是人的身体同社会机器碰撞的过程。正是这样个体化的时间，而不是长镜头本身，具有“沉浸感”的魔法。而奈迈施的电影里充斥着时间的折叠，人物从帽商店走到街道上的路程经过了排演和计算，成了一场抽象的走秀，历史也只是外部的装置艺术。观众在时间的错乱中感到眩晕，因为这里面没有情感，只有量子化的信息洪流。《日暮》只能是为不愿动脑的观众们准备的，踩上它，便像《天方夜谭》的飞毯，不再需要质疑和思考。nn这样善于瞒天过海的诡计走向了什么呢？电影的结束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满目疮痍，滂沱大雨，一镜到底的摄影机穿过一战的战壕，最终来到了主角的面前。她眼神空洞，面容僵硬，微微的喘息试图说服观众她处在前所未有，实则纯属虚构的危险之中。是的，无需劳烦介绍，正是《1917》。
我想任何看这部电影的人，都会拿它与《索尔之子》作比较，甚至可以说这种比较的心理在还没有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那么就先来说一下这两部影片。在拍摄手法风格上一脉相承，却也有明显的差异与发展。
《日暮》的主角为女性，观众们跟着艾瑞兹·莱特的步伐，内敛又敏感地经历了整个电影时间。集中营中的索尔因处境而自带弱者身份，而这部电影中的女性主角更是这样，人生地不熟的她要面对太多谜团，太多变化，太多陌生的人们，复杂的空间和扑朔迷离的过往加剧了她的无力，这一点很讨巧，因为观众们更容易也更愿意融入弱者的视角之中；她看似坚定又沉思的姿态并没有令人心安，因为大家都知道她无依无靠，有时候剧情转折太唐突，有时候其他角色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观众们也背负着极大的心理压力去与她一起经历一切，这是导演独创的这种沉浸式微观叙事视角给我印象最深的。
但是，《日暮》并不想让观众去进入这个“弱者”的内心，甚至有意阻止观众去体会她的心路历程，《日暮》的创作目的偏偏不是给观众一剂宣泄情绪的泻药。本片中对聚焦的主人翁的面部特写较《索尔之子》少了很多，这导致观众很难看到主人公在面对种种事件的神情变化，遂难以进入人物角色并与之共情，同时本片女主端庄的仪态与少言寡语也加剧了这种态势。观众只能跟在女主角的背后，在模糊的焦点之外去观察这个电影空间。这样来看，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导演拉斯洛·奈迈施电影语言从主观传达到客观传达的一次转移。
可以说，观众似乎被本片的镜头所排斥，这导致影片大部分时间观众都云里雾里，因为串起整部电影的不再是主人公连续的动机与情感体验，而是她所遭遇的一连串看似无序的，离奇的事件。虽然摄像机的镜头牢牢地对准追踪女主角的后脖颈子，但是画面却失去了心理的投射对象，观众们与女主一起被安排在各种情景之中，要去主动、独立地去接受并且解码，这种叙事构思似乎也反映了导演从现代主义向碎片化的后现代的转变，虽然十分考验观众专注程度与洞察力，但确实也丰富了影片故事的维度。这种叙事维度的膨胀虽然独到且有趣，但是在我看来，不知道是导演有意为之，还是受制于客观因素，故事中留下了太多间隙与空白，令人费解且为任何主题上的深入探讨设置了障碍。
虽然我刚看完也是一头雾水，但后来仔细品味，我反而觉得，虽然《日暮》主题上的探究确实弱了，但是在审美和叙事手法的层面，都较《索尔之子》更加大胆前卫，值得一看。
电影片名为《Napszállta》（英文名译作Sunset；中文名译作日暮，在我看来都有不妥之处）。这个词来源于古匈牙利语的nap-ză，意思是在夜晚来临之前，细品这其中的细微差别，我认为电影的重点不在于太阳的落下，不是对“日薄西山”的怀缅与惋惜，而在于即将到来的黑夜：影片设置在1910年代的奥匈帝国，正是该帝国步入战争并走向解体的那段时间，1913年，也可以说是萨拉热窝事件的前夜，而影片静谧含蓄的表达与惊恐悬疑的氛围，正营造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这是对历史的回顾，当然其中夹杂了导演的一些态度与价值趋向。
影片在人物设计上直指当时的皇室。第一、奥匈帝国的解体也意味着哈布斯堡皇室统治的终结，该家族由攻占奥地利兴起、之后又借联姻称霸欧洲，达到统治的巅峰。这与帽子工坊的“选秀”仪式如出一辙，而且通过帽店老板布里尔所说我们知道，这种以女子讨好权贵的手段从女主父母那一辈就已经存在了，俨然是家族传统。
第二，影片暗示烧死女主父母的纵火犯很有可能就是她的哥哥卡尔曼·莱特，而伯爵夫人一直身着黑色为卡尔曼默哀。这让我想到《Sisi: Mythos und Wahrheit》中明确指出茜茜公主在鲁道夫皇太子死后，郁郁寡欢，偏爱黑色礼服，以悼亡子，这是不是影片隐喻的一个可能的方向？我很难给出完美周到的证明，但我相信这种人物设计与历史的平行对应，再加上影片中提到了茜茜公主，完全有理由把哥哥卡尔曼·莱特与鲁道夫皇太子联系起来。后者在历史上是皇族中的自由派、革新派，这导致了他与父亲的关系紧张，也一步步引他走向死亡。如果这样看来，哥哥卡尔曼在片中要颠覆帽厂传统的激进行为有了原因，但这只是猜想，而这一个仅有的猜想还是太过狭隘，哥哥反对的究竟是什么？他究竟是离经叛道，还是革命先驱？我们都跟女主一样，犹豫不决，难以判断。
第三，影片中提到在帽厂的一间密室中，茜茜公主曾经遗失过一枚发卡。要知道这枚发卡，在特定的场合有特定的作用：它别在头发上是用来固定帽子的。那么就不得不提到影片中最重要的一个意相——帽子。匈牙利语中的帽子是Kalap，源自古语的ḱa-lep，意思是“a cover for a pot (keeps something hidden)”。同时，在匈牙利文化中，这个词也可以代指“某人的某种特质或者某人扮演的某种特定角色。”贵族们要让选中的女帽工脱去象征自己根基的鞋子，带上隐藏身份的帽子。帽子既是一种伪装，也是一种身份象征。拉斯洛·奈迈施在专访中也明确回答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帽子，无论富穷。这些非常个人化的私人物品有时候会传递出精细微妙的生活信息，包括它们主人的品味、地位、财富、文化等等。这个由代码和符号组成的分层世界，非常有趣。”那么作为皇室的茜茜公主丢了发卡，她的帽子就戴不稳，这又意味着什么呢？可以深入解码了。
由此可见，从很大程度上，这部电影都在回顾20世纪初一战前奥匈帝国皇室与社会的风貌。虽然大多数都不够深入，甚至可以算隔靴搔痒，但是却还原了一个历史回顾者的真实体验：当你反思历史，各种资料、各种角度、各种观点都向你涌来，它们都只是碎片、都只是符码、而你却没有能力把它们有机组合，你选择了一些就要丢掉另一些，你确凿了一种可能性就灭杀了其他所以可能性。历史不似文学艺术，它经不得暧昧的逗留，却不得不反反复复给反思者以新的玩意，去窥探它的暧昧，《日暮》就带领观众体会了一个回顾历史的人的纠结与矛盾。
另一方面，影片对大动乱中的人的个体处境和个人精神进行了探索。女主深陷大变局之漩涡之中，站在文明走向的十字路口，她的行动投入到真相的探究与价值的权衡之中，但是她的思想却如同无头苍蝇一样，四处游荡；对于个体来讲，原本清楚明了的外部世界慢慢融入晦暗，当一切不能一目了然的时候，每一个人在日暮之时都会踌躇，都会不知所措。目之所及是如此的局限，以致于不能做出确定的判断，这是在历史洪流裹挟下人类个体的真正悲剧。
开场的第一句台词就奠定了影片的基调，让女主将面纱撩起。女主是谁，她要去做什么。这难道不是人生的终极思考吗？然而这也成为了整部电影的悬疑所在。一开始我们同店员一样以为她是顾客，结果不是，她原来是来应聘的，后来发现她原来是已故老店主失散多年的女儿，她回到帽店里有何企图？影片继续，女主听说自己还有个哥哥，她转而去追溯家族历史，父母的死因是什么？哥哥还活着吗？现在哥哥在何处？当她找到自己的哥哥，她又面临抉择，哥哥是好人吗？哥哥所说的家族帽店的秘密是什么？我们也跟女主一样，跟着悬疑一心去一探究竟，结果迎来的却是更多的疑云。没有时间让人再去考证，事情就已经发生了，最后一切都坍塌了，终结了，你还没有搞懂上一个时代的种种，就已经置身于下一个时代的壕沟之中，你仍旧一脸狐疑，不止所错，小心翼翼不能给你任何帮助，而鲁莽行事却又让你步向悔恨的深渊。人生似乎就是在这种举步维艰中度过，努力探索与深刻自省都是徒劳，你如女主一样，还来不及歇一口气，就被时代卷入新的时代。
也许《日暮》在哲思上并无可圈可点之处，黑格尔用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中起飞来比喻哲学，而拉斯洛·奈迈施让我们体验到了猫头鹰的迷惘与无奈。影片最后，任何主题的高度与思想内涵不再重要，观众的观感体验成为了先导，猫头鹰的飞翔赋予了影片真正的意义。这不同于刺激感官的特效大片，而是用35毫米画幅的放大镜去引导你去用一种类似于现象学细腻又微观地方式去审视自己观影时候认知的过程，以优柔的拍子轻扣你的心灵。导演不需要你去进入到女主的内心世界中去，你只需要跟着她在电影所映射的虚拟镜像中走一遭而已。
匈牙利电影理论家贝拉巴拉兹曾庆祝电影“使人（世界）成为可见的”，我想拉斯洛·奈迈施用电影让人们可以认知自己的认知，并使得认知的局限性被观众看到，这大概是导演对于当下电影主体干预现象阐释权的放弃，独辟蹊径地批判吧。这既可以是历史不可全面追溯反思的局限性，也是在外部世界变幻背景下自我内省的局限性。这是时间、空间、个体脑力、体力所造成的必然，道理我们都明白，只不过在“日暮之时”，我们才真真切切地因这种反省的局限而深感无力。
第75届威尼斯电影节已然进行到后半程，终于如愿以偿得见了匈牙利导演拉斯洛·奈迈施的新作《日暮》。这部从戛纳前夕就被很多人传言“失手”的作品，真的如坊间所言拍砸了吗？我看并不尽然。
顶着贝拉·塔尔弟子的光环，拉斯洛·奈迈施导演注定备受瞩目，其诞生于三年前的长片处女作《索尔之子》也绝对没有让任何人失望。
全片手持浅焦跟拍镜头，阴沉昏暗的色调，提炼普里莫·莱维笔下复杂的道德观，让笔者当时在影院第一排观看的时候差点冲出去大吐特吐，也让拉斯洛·奈迈施从戛纳一直拿奖拿到奥斯卡，可谓一时风光无量。
今年上半年，当所有人都期待拉斯洛·奈迈施的新作在戛纳的表现时，却意外传出了因质量问题被拒，随后转战威尼斯。事后，奈迈施和戛纳双方都没有正面回应，打了太极便“哈哈”过去了（见下文采访部分）。
但也因为这个原因，引起更多人的好奇，真的有差到要被拒绝么？也许只是导演出于其他考虑所做的调整。无论背后纠葛如何，拉斯洛·奈迈施的这部新作《日暮》已经足以说明逐渐形成的大师气象，即便贝拉·塔尔退休，匈牙利电影也还是后继有人。
这一次，奈迈施的目光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拉回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毕竟祖国奥匈帝国曾经是一战的主角。对于导演而言，探讨起战争、集体和个人命运也更加得心应手。
从《索尔之子》开始，奈迈斯就显示出掌控宏大主题的能力，从历史镜头前走出来的人物，用生命来讲述时代；而这一次的《日暮》依然没有让我失望。
影片《日暮》始于这样一个故事。20岁的艾瑞斯阔别家乡多年后，因为父母双亡，第一次回到布达佩斯，等待她回来的只有父母留下的女帽设计作坊，和哥哥刺杀了伯爵后逃逸的谣传。
然而，八月炮火前的一战硝烟即将一触即发，艾瑞斯在寻找哥哥的过程中，面对宏伟帝国摇摇欲坠的坍塌，眼前只有迷失和不安。
和《索尔之子》相似的是，《日暮》的叙事连贯性同样是不重要的。镜头一直跟随着艾瑞斯深邃的视角，小心翼翼的重遇这个“阔别已久”的城市。
被肢解的伯爵，穿着丧服的夫人，神经质的车夫，光脚的王子，无政府主义者的聚会，堕落的贵族…..全片几乎没有完整连贯的台词让人摸清叙事线索，所有对话都是在低沉的耳语中进行，好像每个说话者都掌握着一个秘密。
在短短几天内，奈迈施以其标志性的长镜头，像在梦游中穿过城市。褪色的布达佩斯街景，用人物视角的机位打造出一种焦虑不安的主观拟像，充斥折大量的面部镜头特写，而跟拍镜头一直固定在人物头部位置，以水平视角悄然代入艾瑞斯的内心。
影片中，艾瑞斯就像一个时代的游魂，徘徊在日暮下布达佩斯的迷雾中。这种身临其境的紧张感和虚幻感，似乎让人抓住了已逝时光折射回来的一瞥消亡，看似真实存在却又如此触不可及。
三十五毫米摄影机让影片中的每一帧画面，都充满着油画质地般的美感。奈迈施将布达佩斯战争前夜的恐怖，隐藏在这些无限美丽的画面背后。
想必，导演的目的在于营造一种不安的氛围。颓废的贵族阶层沉溺于阴谋，城市平民充斥着不满和暴力；而这些笼中困兽式的冲突，在世界大战面前都显得那么可笑。
影片所植入的宏观视角，在某种程度上印证着拉斯洛·奈迈施的无奈。到底是什么将我们带到这场时代的硝烟中，直至一切化为灰烬。
影片结尾处，战争的硝烟在模糊中弥漫开来。所有对战争的恐惧，对旧秩序坍塌的预言，都透过日暮中的烟雾和镜面，折射到布达佩斯那家优雅的帽子商店里。
拉 斯 洛 · 奈 迈 施 导 演 专 访n来源于Screen International
Q：在《索尔之子》获得戛纳评委会大奖之后，创作《日暮》有什么样的新挑战吗？
A：对于我来说，下一部作品永远都会是挑战。拍完《索尔之子》之后，认识的制作人都催我赶紧开始下一部作品拍摄，千万别拖，趁着热度。因为第一部电影在全球都挺成功的，所以相对来说，也是有特别大的一个压力。而且我自己真的一直都很想拍一部关于20世纪初的电影。这个执念一直在引领我继续创作，所以在制作过程中，因为过于投入反而忘了压力。
Q：《索尔之子》的成功和匈牙利电影基金会的努力，让我们看到匈牙利电影似乎正在经历一次小小的复兴。你如何看待这个事情？对安迪·瓦伊纳（基金掌门人）看法如何？
A：我总是把他比作工作室的头儿，20世纪50年代盛行这样具有强执行力的人物，比如像路易斯·梅耶。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吧，但现在基金会的引导下，至少还是有创作自由和拍摄动力。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新形式的工作室和工作室负责人制。
Q：“帽子”这个元素在《日暮》中非常突出，主角是一位女帽设计师。为什么设置这个重要元素？
A：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帽子，无论富穷。这些非常个人化的私人物品有时候会传递出精细微妙的生活信息，包括它们主人的品味、地位、财富、文化等等。这个由代码和符号组成的分层世界，非常有趣。
Q：《日暮》在威尼斯首映，《索尔之子》是在戛纳。哪个电影节对你影响更大？
A：几十年来，很多电影人都会从一个电影节转到另一个电影节，没有谁会觉得有多大问题。能来到威尼斯其实挺高兴的，我曾经在这里拍了第一部短片。事实证明，这部电影在威尼斯上映是特别合适的；威尼斯这个地方，可以在人们心中唤起世纪之交的年代感。
Q：《日暮》这部电影是不是受了约瑟夫·罗特的小说，或者F·W·茂瑙的影响？
A：约瑟夫·罗特小说《拉德茨基进行曲》确实对我影响特别大。卡夫卡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影响，还有就是阿图尔·施尼茨勒。这是一个非常梦幻的时期，文学和电影，旧风格的打破，新世界的形成。茂瑙的《日出》就像一个时代的重音。我很喜欢这部电影，对我影响也特别大，即使到现在过了这么长时间，还是很有时代意义，充满创意。
Q：《索尔之子》对于年轻观众来说，提供了一个了解二战和集中营的侧面，《日暮》会不会有类似的效果？
A：世界大战结束前的布达佩斯，现在看来似乎是另一个世界。对于今天的人们而言，这些都非常遥远的，但同时它又存在于每个人的记忆中。这就是为什么我想让观众沉浸在一个远在天边、又近在眼前的世界里。在《日暮》这部电影中，一直存在一个“在特定的社会中，如何选择自身命运“的疑问。我觉得我们今天的社会，在不知不觉中也处在某种文明的十字路口。
Q：《浩劫》的导演克洛德·朗兹曼最近去世了，《索尔之子》拍完之后你跟他联系过吗？
A：有，我和他经常联系。他的生命这么长，一定有很多特别的经历。他对我的影响很大，不仅是电影，而且同是电影人，我们有一种更本质的方式相互理解。我甚至有一种感觉，应该继承他开创的传统。对我来说，他能看我的电影、并欣赏我的电影，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
Q：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拍摄计划？
A：还不确定，但下一个项目是一部英语电影。
作者| 小飞侠；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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