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说：“众人虽然以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马太 26:33－34）

罗德里格斯独处在奉行的牢笼里，听着受刑人痛苦的哀嚎并把其当作狱卒的鼾声时，心中反复默念的不是这一段经文，而是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中呼唤上帝的那一段，他认为自己正在受着与耶稣相同的考验。罗德里格斯作为神父，有权倾听教徒的忏悔并宽恕他们，由此代替神行使职责。或许是出于这个原因，无论是在山中忍饥挨饿的时候，被吉次郎出卖的时候，在马背上游街示众、被百姓唾骂的时候，还是在监牢中独自祈祷的时候，他总是用自己的经历与耶稣的经历及受难过程类比，有意无意地从福音书中的神子角度思考自己的问题，三番五次背叛他的吉次郎仿佛是他的犹大，而神的沉默则像是对他的考验。此时的罗德里格斯对耶稣的爱就像是对一个更高更完美的自我的爱恋，耶稣在他心中是个人，有张俊美庄严的面孔，让他着迷。

然而罗德里格斯不是可以死而复生的耶稣。事实上，在去日本的路上，当耶稣的面容浮现在他眼前，三次让他“喂养我的羊”时，罗德里格斯已经无意识地暗示出了自己真正的身份：满怀憧憬地前往日本传教的神父，更类似于受命把教会建造在磐石上的使徒彼得。彼得是福音书中被提及次数最多的耶稣门徒，原名西门，被耶稣赐予了“彼得”（意为石头）这个名字和天国的钥匙，也是耶稣复活的见证人之一。耶稣升天后，彼得成为门徒的首领，继续传教并建立教会，最后殉教而死。天主教徒认为彼得是第一任罗马教宗。不过彼得在四福音书中的形象并不是完全正面的，这位渔夫出身的门徒似乎是个暴躁无常的人。耶稣预言自己将受难时，彼得拉着他劝他“万不可如此”（马太 16:22），耶稣责难他为撒但，因为他“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马太 16:23）。彼得确实是十二门徒中最有“人味”的一个，在本文开头所引的那段圣经后，彼得不仅在耶稣独自夜祷时跟其他门徒一起睡着了，还如耶稣预言的那样，当耶稣在公会里受审时三次否认自己认识耶稣，随后听到鸡鸣时后悔得痛哭起来。

一开始读《圣经》时我觉得很奇怪，彼得这样一个门徒，跟为了三十个银币出卖耶稣的犹大做的似乎是同一性质的事，为何竟然成了耶稣的牧人和教会的基石呢？后来我逐渐明白了，即便是出卖耶稣的时候，耶稣还是愿意原谅犹大的，犹大最大的罪在于他的自杀，结束生命，就再没有悔过并作出改变的机会。而彼得在鸡鸣的时候哭了，这一刻就是他的新生，他在自责中意识到自己仍然信仰着主，而且从一刻起不再是因为在耶稣的身边而信仰，是全然自发的、一个人的信仰，只有这样的信仰才有可能照耀其他人。

罗德里格斯在鸡鸣前一刻践踏基督像，随后再也不称自己是基督徒，却至死将信仰深埋在心，影片在此对原著做了一些改编，使叛教后的罗德里格斯至少影响了吉次郎和自己的妻子两个人，让他们成为了真正的基督徒，从而使上帝的种子在日本的泥沼中暗自发芽——这些忍辱负重的经历暗合了彼得的一生。不再为人施洗、不再宽恕他人的罗德里格斯在沉默中为这个国家带来了真正的基督教信仰。同彼得一样，践踏基督像并痛哭悔过的那一刻也是罗德里格斯新生的一瞬。影片里，幻想中耶稣俊美的面孔消失在黑暗中，现实中只有一块简陋肮脏的木板，上面粗陋地刻画出受难的耶稣。罗德里格斯抛弃的是占据着自己心灵的那个人形神，而信仰的第一步，就是抛弃“我执”。神既不是臆梦中的形象，也不在脚下这块木板上，神不在，又无所不在，神在人心。神在人困顿之时沉默，并不是抛弃自己的信徒，而是和他一同受苦。神即人对他人的爱，神不“是”，而化身在每个因爱而行的举动中，神的痛苦即爱的痛苦——可以说，曾经是神父的罗德里格斯，在抛弃了宗教后才第一次获得信仰。

践踏了圣像后，以日本人身份生活在日本的罗德里格斯在吉次郎面前说：“我在做的每件事，我做过的每件事，都诉说着他。”（”speaks of him”）。“他”即神。面对自己的“彼得”——背叛过自己却从未放弃信仰的吉次郎，再看不到耶稣面容的罗德里格斯再次领悟神存在于自己的所为中，如果说每个人的心中都装着一个世界，那么存在于心中的神便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和改变者——借助人的手。叛教的神父，他是彼得，可解救了自己的信徒并将信仰传达给别人的人，他的心中有基督。

上周末在影院看了这部电影。作为一个天主教徒，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历史爱好者，对这部电影感触很大。故事看似描述了一个特定历史时期一个特定历史地点的一群特殊人物的故事，但是其中对人性、对信仰和对文化冲突的探讨和思考，却具有普遍的意义，也必然能够引起非基督徒、非日本人的芸芸众生的共鸣。

在我看来，《沉默》至少包含了三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此和大家分享。作为一名日本天主教徒，远藤周作对于这三个问题给出了自己的回答，《沉默》也可以算作他本人的一种信仰之旅。马丁斯科塞斯的电影在还原作者的心路旅程上无疑是成功的。

第一个问题，也是接触过基督教的人们经常会问的一个问题，上帝真的存在吗？倘若上帝存在，那么上帝面对人世间的苦难，却为什么总是这样无动于衷呢？德川幕府禁止天主教，日本教民依旧秘密地守护着自己的信仰，为此遭受了极大的痛苦，忍受着各种酷刑，时刻面临着死亡的威胁，这时候上帝去哪里了呢？面对自己受苦受难的子民，上帝为什么一直保持沉默呢？《圣经》的《马太福音》中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上帝是这样的无处不在，无所不在，然而在现实中呢？当这个世界纷争不停的时候，上帝在哪里呢？当守护着上帝信仰的人为他殉难，在悲惨凄凉中死去而不为世人所知晓的时候，上帝在哪里呢？当人们打着上帝的名义进行各种残酷的宗教战争和冲突、迫害异端和异教徒的时候，上帝在哪里呢？古老的伊壁鸠鲁悖论，从古希腊流传至今：如果是上帝想阻止“恶”而阻止不了，那么上帝是无能的；如果是上帝能阻止“恶”而不愿阻止，那么上帝就是坏的。

面对苦难，佛教有着比较完备的解答，但是基督教的解释却似乎是苍白的。虽然在神学上有着很多解释，比如《圣经》里说的“不可试探你的神”，教徒不能呼唤上帝就祈求上帝出现。又比如经院哲学中所论述的，世界的存在是一个从不完美走向完美的过程，完美的终点是末日审判之后的新天地，而在这之前人们必须面对苦难而达成自我救赎。然而，对于个人来说，神学的官方的解释似乎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甚至有些冷冰冰而让人心寒。对于在苦难的汪洋大海中挣扎的无助的小小生命来说，上帝那可怕的安静，让人不时地怀疑，对于上帝的信仰真的有意义吗？我亲耳听到一个传教30多年的老神父，依旧对信仰有着挣扎，问别人Does God really love me？我也见过不少人，面对苦难无法得到上帝的声音而放弃了自己的信仰。对于上帝可怕的沉默，众人究竟应该怎么办呢？这恐怕只有每一个独立的个人在自己的旅程中给出自我解答了吧。存在主义哲学家Kierkegaard在《畏惧与颤栗》中说，只有在无边的绝望的无尽的恐惧中，人才可以“leap of faith”，达到最高激情的信仰。远藤周作在《沉默》中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上帝正是在沉默和缺席中，向人类表达了其存在的。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苦难中的个人和集体的问题。一个人可以为了自己的信仰和原则慷慨赴死。然而当一群人为了你而受苦受难的时候，你的信仰是否会动摇呢？你是否为了解救他人而放弃自己的信仰？在电影trailer中，长崎官员井上说的：The price for your glory is their suffering。面对这样的指控，你会怎么办呢？故事中的两个神父，Rodrigues和Garupe，一个为了解救他人而放弃了信仰，一个选择了自我了断，和当着他的面被杀死的教民一起死亡。对于天主教的教义来说，无论如何选择都是有罪的：自杀是罪，所以但丁在《神曲》中把自杀者放在地狱中煎熬。叛教更是罪，会遭到开除教籍的惩罚。其实，何尝是宗教迫害，个人在面对迫害面前究竟应该如何抉择，这是人类一个普遍的话题。当明朝初年的方孝孺不肯向燕王朱棣妥协而被诛灭十族的时候，方孝孺大可以大义凛然慷慨赴死，然而他的十族，却又是何等无辜呢！ 当方孝孺在刑场上看到自己的弟弟方孝友赴死而落泪时，方孝友说的“阿兄何必泪潸潸，取义成仁在此间。华表柱头千载后，旅魂依旧到家山。”这是一种怎样的悲凉？我时常在想，方孝孺为了成就自己的名声而牺牲自己的十族，那是一种多么可怕的名声！南宋末年的文天祥，忠于宋朝而被忽必烈杀死，死前写《正气歌》明志，然而文天祥却让自己的弟弟在元朝做了官，保全了自己的家族，或许这才是一种折中的方法？

当然，我们并不能对那些坚持自己的信仰自己的原则而使得自己最亲密的人遭到劫难的受害者做过多的责难，因为他们本身是弱者，是顽强抗争的英雄，而迫害他们并进一步迫害他们周围人的强权者才是卑劣的。然而，血淋淋的现实面前，人应该如何选择呢？电影中，有教民选择殉教，也有教民选择踩踏耶稣和圣母玛利亚的像、向十字架吐唾沫而事后忏悔，有选择叛教的，有选择自我了断的，哪种选择才是我们真正应该提倡和纪念的选择呢？这恐怕是和平时代坐在书斋和办公室里的我们所无法回答的。《沉默》把这个残酷的话题放到大家面前，这正是作品震撼人心的体现之一。


第三个问题，也是我们东方人时常会思考的问题，那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冲突。《沉默》中，借着长崎官员的口，借着已经放弃信仰的前教区长Ferreira和尚未放弃信仰的Rodrigues的讨论，表达了文化的冲突中东方人的观念。对于西方的天主教来说，日本是一片无法开花结果的“沼泽”，天主教的那套神学观念是无法普及而成为日本文化的一部分的。当佛教和尚用冷眼看着Rodrigues，当Ferreira在佛教寺院中劝说Rodrigues，当Ferreira指着太阳说这才是日本人的“son of God”的时候，Rodrigues强调基督教/天主教那套普世价值显得是那么苍白无力，完全是感情用事。这恐怕不仅仅是远藤周作作为一个东方人本人的挣扎和困惑，这也是我们一切东方人面对西方价值观侵入的挣扎和困惑。原罪、选民、救赎、道成肉身、三位一体，这些纯粹基督教的观念，如何才能在东方这片土地上扎下根呢？就算坚持为了天主教而殉教的日本村民，他们对于Christianity又懂得多少呢？村民认为自己的小孩受洗，就已经上天堂了。小松菜奈扮演的女村民Monica（Haru）所认识的天堂，是没有苦力活，没有赋税，比穷苦的乡下幸福美丽多的极乐世界，为此她并不畏惧死亡（甚至还有些期待）。村民看到神像、念珠、十字架的那种兴奋和喜悦，更让神父担心这些村民堕入了偶像崇拜的境地，也就是说，这些村民喜爱的，有多少是基督教的教义和上帝本身，恐怕更多的是基督教附属的那些形式主义的物件吧。16，17世纪日本教民所坚持信仰的东西，恐怕并不是罗马天主教眼中的正统教义吧？

日本在战国时代，传统的佛教实力减弱，出现了大量的天主教教徒，甚至有一系列信仰天主教的大名（所谓吉利支丹大名），著名的有大友宗麟、小西行长、黑田官兵卫、蒲生氏乡。（明智光秀这个秃子的漂亮女儿玉子也是天主教徒 ，说到这里本人的太阁立志属性又开启了，赶紧打住。）

后来丰成秀吉一统江湖，为了防止西班牙人和西方文化侵蚀日本，和西班牙断交，随后禁止天主教。德川幕府初年爆发了天主教教民抗争幕府的岛原之乱，之后德川幕府实行严格的锁国政策和禁教令，为了平衡国内的佛教势力，幕府官方又大力提倡儒学，让儒家学说在日本兴盛起来。在这样的新背景下，天主教根本无法在日本继续扎根，只能选择退却。虽然在二百多年的幕府禁教时代，长崎一直存在着秘密的天主教徒，但是直到今天，天主教和新教徒在日本仍然是少数，这就证明了天主教文化并不适应德川幕府之后的日本社会。Rodrigues所宣称的基督教的普世价值，似乎在日本并不流行。在中国也是如此，几乎在日本天主教兴盛的同时期，在中国明朝也出现了不少的天主教徒，出现了徐光启这样的信教的士大夫。后来到了康熙年间，因为天主教禁止教徒祭孔、祭祀祖先，爆发了“中西大礼仪”的争论，天主教势力被康熙皇帝逐出了中国。

作为东方人，如何在西方的信仰和东方的传统中追寻平衡，或者更加普遍的，如何在西方的价值观和东方的传统中寻找共存和和谐，这至今还是一个未解的难题吧。

这三个问题就说这么多。《沉默》是一部好电影，但是需要从人性来解读它，从文化来解读它。虽然这部电影的原版小说是天主教徒写的，电影的导演是意大利后裔天主教徒，电影在梵蒂冈首映，但是我认为，这并不是一部天主教电影，而是一部具有深刻思想的人文电影。上面我提到的三个问题，其实并没有标准的权威的答案，只能留给每一个人自己来思考吧。

「為美麗的、良善的東西而死是很容易的；為悲慘的、腐敗的東西而死才是困難的。」　　──遠藤周作，《沉默》


《沉默》（沈黙；Silence）至今問世的兩部電影：1971年的東寶版與2016年的派拉蒙版，都不約而同做了一個選擇，即大量刪減日本僕從吉次郎的戲份，改以費雷拉神父代之。這並不難理解，原作的吉次郎是個出場頻繁卻無一討喜的角色，他平凡、懦弱、狐假，更屢次出賣同伴；電影為了片長與戲劇張力，想以出身更為戲劇化（棄教歸佛）的費雷拉取代猶大，扮演與主人公羅德里奎茲神父辯證的角色，合情也合理。

然而，吉次郎這人絕非僅是個猶大而已。正好相反，他才是《沉默》真正的主人公，作者遠藤周作在他身上賦予了的，是《沉默》這則故事（小說電影皆然）用力最深、意象最繁的辯證命題──「弱者」的復權。

所謂強者與弱者，並指體格、財產、身分尊卑，而是對於信仰的意志力。基督宗教因信而稱義，基督教信徒只靠依賴或投機的心態是無從跟隨基督的，己身也要具備堅強的信心與堅持的毅力，才能獲得主裏與教中的名份。舊約聖經的約伯遭煉、新約聖經的彼得認主，無一不是在敘述教徒得訓練自己的意志力，不被外物打擊信心，成為信仰的強者、意志的強者。

羅德里奎茲與卡羅培神父曾經是這種強者。他們的日本行隨時都做好殉道的準備，深深不齒帶路的吉次郎固反覆棄教再求赦免的投機模樣，即便他親眼目睹全家被處死的遭遇令人同情。然而當他們踏上日本，每一種所見所聞都在打擊他們對基督信仰的核心質疑。長崎的貧脊、長崎信徒如牛馬般被奴役，把念珠當成寶器求保佑的舉止，都讓他倆懷疑：比起信神，這些農民聆聽佈道的模樣更像換取自尊的身影。接逢而來的，是築後守安排的一連串汙辱聖像試煉。「佛教的信徒稱義是出於依賴，基督教的信徒稱義則須具備意志」築後守很清楚，比起拷打，拷問信心才是自認堅強的基督信徒最大的軟肋。

於是他們變弱了。費雷拉的口信，給了羅馬使者最後的一擊，這個為佈道付出努力、心力與施力的虔誠神父，目睹了日本基督教把上帝當作太陽（大日），察覺基督信仰的教義在日本已經披上死敵多神教的色彩，自己的長年投注換來的只是異物，讓他絕望了。他開始承受不了孤處異鄉的壓力，渴望拉羅德里奎茲神父一同作伴加入棄教的行列。羅德里奎茲對這一切無法反駁，因為他在長崎親聞親聞，他對佈道的信心破滅了。費雷拉、羅德里奎茲，就此從自認的強者墮落為弱者。


然而，是個弱者又如何？基督教的信仰正是為了弱者而存在，因為耶穌基督之所以死，不是為了法利賽人與舊教強者，正是為了背叛又不認自己的、只敢圍觀自己在十字架上流血而死的那群弱者。

吉次郎在《沉默》扮演的角色，意義正在於此。臺灣版的小說譯者林水福在書序中直言，吉次郎才是本書的主角，因為他是一個絕對的弱者，這樣的人如何在世間行道，才是基督與基督教徒追尋的終極之道。羅德里奎茲一路看著看著吉次郎反覆自願成為猶大、又次次事後後悔重新認主，宛如蜥蜴斷了尾巴又長出來，他從厭棄、反感、質疑、動搖，逐漸開始自省，信仰動搖的他逐漸開始能同理，進而反思：一個信徒沒有堅強的信仰意志，這件事情本身就該被基督給寬容，

羅德里奎茲與吉次郎互相輝映。他曾經是個強者，希望轟轟烈烈殉教。他在吉次郎身上察覺，他連原諒吉次郎為了金錢出賣自己一事都辦不到了，何來如此高尚的關懷情操？這種殉教衝動不是出於神職的憐憫，而是渴望成為英雄的慾念。但是弱者何嘗沒有痛苦呢？每一次的棄教，或許都是一次痛徹心扉的割捨，不比殉教更為輕鬆。然而基督卻辦得到。「為美麗的、良善的東西而死是很容易的；為悲慘的、腐敗的東西而死才是困難的。」他想。

《沉默》的結局因而是曖昧的。羅德里奎茲最終選擇了棄教，成為日本國過濾、審核、審判基督教徒的幫兇，然而他並不覺得自己有錯，反而深信，基督對自己說了話，允許自己的這些作為，他仍舊是在聲張基督的義舉，他這一生依舊是為了基督而活。他真的有聽到基督方言，還是自我欺騙？他是領悟了求全的明哲之道，還是走回跟費雷拉一樣走上了懦弱的無主之路？他與費雷拉對基督教的日本化又是抱持甚麼態度？.....一切都懸而未解。

這些曖昧未解的地帶，是信仰不監者強者與弱者的光譜間的游移，也是遠藤周作眼中的眾多日本信徒的縮影，以及人性。1947年，在他還尚未成為小說家時，便已在《天主教作家的問題》一文中提到：「聖人或詩人的目的是專心地歌頌神。但是，天主教作家既然是作家，其最重要的義務是凝視人，絕不容許放棄凝視人的義務。」（鄭印君譯），認為書寫聖人（終極的信仰強者）並不難，書寫彼得、保羅這樣背叛過基督又掙扎的人類，才是一個基督教創作者該要目視的事物。


1971年，東寶將《沉默》搬上銀幕，導演是篠田正浩，編劇則由遠藤周作本人親自操刀。這部電影與其說是改編，更像註腳，遠藤在不破壞原先故事的前提下，將小說淡化了的長崎教案史實拉出，明示洋國藉傳教知名干預日本國情的嫌疑，更放大了文化衝突。羅德里奎茲神父的敵人不僅是自己的心聲，也是十七世紀的日本官吏之酷虐、日本有如深陷泥沼將一切外來人事物徹底扭曲而枯竭的恐怖。

值得注意是：此片的「強者」「弱者」不僅反映於故事，也反映於影像形之式上。當全片取消了原作小說以書信體主宰的第一人稱旁白，改以客觀且全知的攝影機視點，等同於將詮釋事件的觀點從盡情對讀者呢喃的神父轉向所有人，話語權的不對等被瓦解了。日本國的象徵（家徽、佛堂、和服等）也就藉由無所不在的特寫，一步步侵蝕著羅馬神父的身心。

當羅德里奎茲看見長崎的信徒被穴吊於地底，逐漸邁向死蔭幽谷，費雷拉默默站在一旁，勸他棄教，鏡頭下牆面上與費雷拉並置的是已顯斑駁的刻字LAUDATE DEUM（讚美主！），最神聖的言詞在最汙穢的人間毫無力道，只能旁觀。最後，棄教的羅德里奎茲與蒙妮卡瘋狂交歡，遠在他方的吉次郎則在花街抱著姑娘痛哭，悔恨自己無法堅持信仰，女體肉慾與官吏酷刑共成了日本的糖果與鞭，將這些弱者拉入深不見底的墮落人間。


於是──2016年版的電影《沉默》（Silence）最大的問題，在此顯現。

乍看之下，2016年版的結構比1971年版更為還原小說原貌：以及真正的洋人演員、更寫實的外景搭景、更長的細節、第一人稱旁白更補足了原作後記的天主教住宅官吏日記。然而在枝節背後，全片的主旨變了。變成什麼？變成導演馬丁史柯西斯寫於新版書序的解讀：「表面上看來，信與疑是不相容的，我卻認為兩者比肩而行，互為滋養。疑會導致嚴重的疏離，但若與信共存──真正的信、始終的信──到最後卻可以達到兩者融合的喜樂極致。正是此一痛苦、矛盾的過程──從確信到懷疑到疏離到融合──遠藤周作知之甚詳，並在《沉默》做了清楚細膩而優美的詮釋。」

換言之，2016年的《沉默》從強者與弱者的辯證，轉移為信者與疑者的抗衡。羅德里奎茲扮演的不是弱者，而是一位求究教義的「疑者」。

羅德里奎茲神父等人遭遇的故事情節並沒有變，一樣是長崎的貧乏落後、一樣是吉次郎的屢屢背叛、一樣是築後守的惡意考驗、一樣是費雷拉的沉痛告白、一樣以棄教作終。然而他們人物的神情卻變了，每個天主教神父的臉都變得堅毅、強韌、即便深陷牢籠、即便目睹慘劇，都仍舊擁有極其強大的、自我思索的餘裕。故事的所有辯證都發生於羅德里奎茲的畫外旁白，即他的腦海，無所不在的主觀鏡頭，更揭示了眼前發生的一切與他的內心世界彼此抽離彼此，現實與信仰的關係亦然。

費雷拉神父的變化更是明顯。當他在電影第一次現身於佛寺時，原作中這位卑微、陰鬱、「散發栓著狗鍊似的唯諾氣息」的階下囚， 徹徹底底變成了高大、英氣、毫無猶疑、有著連恩尼遜英雄臉孔的信仰巨人；如果不是他的自介，觀眾甚至以為他才是這座佛寺的主人，而非一旁顯得如斯矮小的築後守井上。在他口中說出的日本泥沼說，不僅不再像是遭逢身心打擊後被迫接受的過往，反而更像一個士人博觀世界數載後，反覆咀嚼且自我選擇相信的學說，是一套堅強、冷靜、充滿正氣的對異國的解讀。

這趟羅馬神父東遊記，就此成為遠渡異地的教士在信疑與稱義之間自我辯證、考驗、思索，進而芒刺相懷的約伯之旅。旅途的終點是一場原創的結局，費雷拉與羅德里奎茲的遺體以手持十字架入棺，顯示他們仍舊一生奉主，徹徹底底強調了他們忍辱負重的意念、為信仰忍痛屈撓的殉道。日本官吏與荷蘭使者並不清楚，但他們自己知道，他們這一生都在信與疑的路上持續心想、達到「兩者融合的喜樂極致」，疑者終有成為信者的一天。


問題是，真的人人都能承受這樣的辯證嗎？至少遠藤周作說不是，否則便沒有吉次郎的存在了。

這就是2016年版《沉默》最大的問題，它將這則宗教故事本來直指人性的普世掙扎，降格為一種粗糙而自大的英雄之旅。

所謂的信者與疑者，說穿了都是強者，因為當一個人能以自身辯證信與疑、自我做自我的告解師、白雲蒼狗仍不改其志，意志力與求知慾必然得強大到無與倫比。這些都是弱者辦不到的，例如吉次郎就不行。他會為了幾枚銀錢而出賣戰友、為了耍威風而謊稱自己是羅馬使者、會為了保全性命而唾像踩繪，他永遠沒辦法信守與他人與上帝的承諾。這是他信仰軟弱的本質。

基督是為了弱者而犧牲、基督教是為了弱者而存在，遠藤周作因為同情弱者而寫書，但是2016年版《沉默》最否定的便是弱者。吉次郎的背叛行徑與戲份一樣被大量刪減，也讓他與羅德里奎茲互相映照「信仰中沒有強者弱者，基督只看護弱者」的鏡像意義被削抹了。當羅德里奎茲在長崎最後一次在監獄中聽取他的告解，神父的眼神是厭棄與猶疑，吉次郎的告解在鏡頭晃動下是如此虛無飄渺，就像他唾吐聖畫的畫面被客觀鏡頭帶過，彷彿主掌攝影機的人也不願看見聖像被汙辱一般，吉次郎遭宣判為不該如監獄外的其他信徒被列入基督同等拯救的行列，他只配被同情，卻不配被拯救。

這不正是強者的傲慢嗎？當信與疑的辯證不是發生在兩個人物之間的對峙（1966年小說的處理），也並非發生於一人與一國間的摩擦（1971年的處理），而是像現在這樣只發生在一個人的腦海與心智中，那是屬於強者的信仰。2016年總結的，是只屬於強者的《沉默》，也是徹底否定了遠藤周作與終極關懷、只有強者才有資格自稱信徒的英雄故事。


這也不會叫人意外，為什麼有那麼多觀眾看完2016年版《沉默》，會以為這部電影的結論是膚淺的「酒肉穿腸過、佛在心中留」」了。畢竟，在鋪天蓋地的自溺旁白與無所不在的強者論述之下，遠藤周作企圖訴說的母性信仰、弱者關懷、日本國情，以及最重要的，羅德里奎茲與吉次郎身上特有的基督教徒煩惱：因信稱義，又有甚麼劇情餘地出來透氣呢？什麼都沒說的故事，觀眾能看見的，自然也只剩忍耐了。

「沉默」是什麼？在小說原作中，沉默可以是上帝對人間苦難的不發聲、也可以是兩個神父在日本選擇棄教的不聲張；在1971年電影中，沉默則可以是長崎信徒被穴吊在地窖的求救低吟，逐漸被折磨到無法開口的死之寂靜。2016年版則以上皆非，片中沒有任何人事時地是沉默的：死到臨頭仍舊心聲特多的羅德里奎茲、地位與氣勢幾乎像日本山大王的費雷拉、反覆以家徽與特使迴盪的日本官員、近乎三小時片長而戲份冗贅的長崎信徒，通通以極為聲張的方式搶著鏡。

唯獨吉次郎這些信仰中的弱者，被鏡頭與旁白排除在外。這也是2016年版《沉默》難以叫人喜歡的主因，馬丁史柯西斯也好、這些洋人劇組也罷，他們出於某種不知何以的動機（改編的疏忽？對歷史沒有興趣？歐陸信徒的傲慢？），對於吉次郎這些原先歷史的主人公，再一次施予了他們當年遭逢的悲劇：他們「被沉默」了。


（本文同步獨家刊登於ViewMovie，如欲轉載請先詢問確認）

马丁斯科塞斯执导的电影《沉默》改编自日本作家远藤周作的同名小说，截至此刻，本片在烂番茄网站上的好评率为83%，在Metascore的评分为79，在imdb上的评分为7.7，和他上一部宗教题材的电影《基督最后的诱惑》在这三个网站上的积分基本持平。

在上映之前，《沉默》被视为2016岁末颁奖季的热门电影之一，但电影在美国本土上映之后，并未能引起舆论的足够重视，也未能在一系列奖项提名中取得惊人建树，但这并不能掩盖电影《沉默》是一部杰作的事实。

对于《沉默》最多的批评来自于电影温吞的节奏，个人认为这种指责是不妥的。电影其实在推进过程中保持了一个极为稳定且有效的节奏安排。160分钟的长度毫不拖延，电影相当考究的用激励事件促进故事逻辑化的递进，这比筱田正浩版本散点式，片段化的叙述其实更接近电影的表达方式。故事的贯穿始终的明线是罗德里格兹和加佩神父远赴日本寻找失踪的费莱拉神父，暗线则是主人公罗德里格兹个人对待信仰方式的变化。虽然旁白贯穿始终，但从来没有作为干扰或代替镜头语言叙事的形式出现过。

在主干线之外，电影用丰富的激励事件为每一幕构建足够的张力来推进故事。原著小说前四章为罗德里格兹所著书信，在这信件中前者将自己描述为一名坚定且富有热诚的传教士，在进入第五章之后，作家以第三人称切入叙事，逐渐打破读者和罗德里格兹本人对于罗德里格兹的认识。这样的阅读体验是很难被视觉化的，于是在斯科塞斯的电影中，书信体的漫谈介绍被化解为几个富有戏剧化的递进桥段，即让登陆、狐疑、传道、分离、被擒之间有了必然的逻辑因果，在这个过程中，除却对于剧本的精心编排，一众日本演员的出色表演功不可没。受制于原著小说历史文献般的讲述方式，除却罗德里格兹和吉次郎外，多数人物的形象其实是相对偏平的，但在电影中，人物群像瞬间鲜活起来，洼冢洋介饰演的吉次郎从出场到结局都和罗德里格兹互为表里，完美体现原著设定，虔诚基督徒村民的隐忍、坚持、牺牲也都被表现得极富冲击力和感染力，而最大的惊喜则是尾形一成饰演的井上和浅野忠信饰演的翻译。

原著中的辩论内容称为了展现人物个性的渠道，这使罗德里格兹的问道之旅加重更富戏剧张力，但还不有损于哲思力度的困难。在小说中，这两位人物出现的目的似乎只是为了给罗德里格兹设定一个辩论的对手以及为费莱拉的登场做铺垫，但尾形和浅野两位演员则赋予这两个角色截然不同的狡猾气质，这种狡猾不但不同于筱田正浩版本中面无表情的论道，更不同于一般迫害真理的角色那样平面化，虽然两个人物在做着与电影主题相悖的事情，但却被赋予了充分的说服力，这大概也就是许多不相信基督教义的观众反而更加理解这两位“反派角色”的原因吧。

本片的另一大特色就是对于原著内容全景式的还原，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做法通常是费力不讨好，但由于上文所提到的将散点式的叙述逻辑化，让本片规避了这一风险。因此，本片并不是一部刻意拔高主题内涵而忽略艺术制作规律的作品。个人认为对于本片节奏的质疑其实来自于部分观众对于题材本身的抵触。

这个问题其实涉及到了电影的主题究竟是什么，但本文的立足点在于本片的优秀不光在于主题之厚重，因此不在多加论述。罗德里格兹在电影进行到一半的时候被擒获，这种安排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在这此处戏剧冲突发生了转折，在这之前，罗德里格兹担心的问题是如何忍受艰苦的环境，如何保障自己和信徒生理上的自由和安全，如何辨认叛徒，但他渐渐自认为在这种环境下如鱼得水之后，这次被捕则宣告了这一切的努力都是徒劳。于是，在经历一系列外部失败后，他渐渐要面对那个在自己的旁白中屡屡回避，但最终要面对的问题：神为什么在沉默？

下面就是电影的精华部分，三场对话，罗德里格兹分别要向咄咄逼人的敌人，弃明投暗的恩师，以及摇摆不定的自己证明自己的坚持是有意义的，而电影在这个部分的设计则是更加直白和有力的，前半部分按部就班的节奏将罗德里格兹扔进了囚笼，宣告了他无果的挣扎，那伴随着三次对话，就只能是三次酷刑，逼迫其做出选择的三次酷刑。无论从任何一个方面看，着三次对话都是极富表现力的，而斯科塞斯最终将逐层递加的表现力终结在了一组慢镜、消音的镜头中。原著中的踏绘、神谕、鸡啼被完美但事无巨细的展现出来，之后，没有任何过渡性的镜头语言，主人公弃教后生活就被突兀的展现了出来，这也是本片最常用的一个剪辑手法，以突兀的插入终结渐渐平缓的叙事，不给观众以喘息的机会，因此，在这样的情境下，个人不能太理解指责故事节奏过于沉默的评论。

此外，在这三段极富张力的段落中，电影对于配乐的使用却是极为吝啬的，大量使用自然声音烘托气氛，这与《好家伙》、《华尔街之狼》的浮华配乐截然不同，而相比斯科塞斯惯用和运动镜头，本片更多使用的稳重的平行移动乃至在固定镜头间进行直接剪辑，斯科塞斯个人对此的解释是想拍一部“日本风格”的电影，不论其意图如何，这种改编是成功并且契合原著的。透过这名教士的眼睛，一切苦痛似乎都带有庄严的仪式感，但这位极度虔诚的信徒却渐渐对于自己曾经深信不疑的仪式开始质疑和逃避，但几乎模式化的镜头运动就真的犹如一座囚笼让他身陷其中，威胁他直面自己所回避的一切。这也是电影《沉默》给予观众的一个最直观的感性认识。这种压抑感自带着一种生理上的，源自基督教义的原罪。

在电影最后的十多分钟里，故事似乎逐渐趋于缓和，原著小说历史文献般叙述方式被搬上了台面，讲述者以了无生机的独白向观众展现着主人公渐渐沉沦的生活，但随着吉次郎突兀的再次出现和罗德里格兹葬礼中的秘密，导演戏弄了观众，于此，主人公初级的，简单的牺牲热情和圣人自尊终于化作了真正的慈悲与信仰，吉次郎在他眼里亦不再是那个不可救药的，自已不得已才去关照的弃民，此刻，罗德里格兹理解了吉次郎，吉次郎理解了上帝，而我们也理解了斯科塞斯。在这里，安德鲁加菲尔德和洼冢洋介的表现是得体的，和两人之前渐渐走向疯狂的歇斯底里相比，这种略带局促的安详如同淬火一样让角色连同故事一齐走向了完整。照应电影开头，结束在鸟鸣之中。

《沉默》带给观众的问题是多种多样的，它可以以一部基督徒的求索之旅，也可以是一部封建时期东西文化的野蛮碰撞，甚至可以是一部单纯的，供历史爱好者的考究的样片，起码在这三个方面，《沉默》都做到了一流水准。但在这之前，就艺术创作本身而言，斯科塞斯在尊重异国文化和完善自我表达方面的掌控能力已臻化境，全面复述原著小说内容而不被文学形式限制表达，尽力压制煽情桥段却依旧震撼人心。这些为电影的最终质量提供的真正的保证，这或许是在自我表达之外，电影工作者应该借鉴的，换言之，正是有了这样的艺术底蕴和表现能力，炙热的表现激情才能真正转化为优秀的艺术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