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人把注意点放在了当时的大背景，只是去精心的曲解“偶像崇拜”，我觉得及其荒唐。我是农民的儿子，从农村长大，记得小时候我二伯家的儿子结婚，二伯就给我讲他们小时候的一些事，当提到伟大的主席毛泽东时，他们的语气带着虔诚，眼神里的崇拜显露无疑，当时带给我震撼，十几年过来了，都没法忘怀。我想告诉那些茫目者，不要以你的那点见解来衡量别人，你作为一个没有深入农村生活的人，有什么资格说什么“偶像崇拜”？

细节，请注意细节！电影里面表现人物情绪的动作，眼神和台词，尤其是东哥、苦妹子初遇篇，方妈妈大包行李篇，苦妹子劝东哥离开篇，这些画面对人物内心的表达细腻到极致，一方面是演员的功底，一方面是导演的艺术成就，言尽于此，最后一句，请不要被那些“盲人”带偏

故事从一个压抑的悲剧讲起，黑白胶片独有的对灰色色彩的表现力让这种电影需要营造的悲情感得到了充分释放。而这部影片中最值得称道的带着越剧风味的插曲音乐，又让这些释放出来的悲伤混合着优质的电影布光让压抑从形式上完成了对主题的辅助。逃荒中（后面有所解释是因为老家血吸虫病的肆虐）东哥一家的遭遇——抓壮丁，既从逻辑上解释了十年分别的合理性，又在时间点上对故事的前半段叙事的时空做了清楚的介绍。直至解放后苦妹子和东哥的重逢为止，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都是一部有质感的优秀电影。

但之后的情节却让整部影片分裂成了艺术表现水准完全无法比拟的两个部分。一切劣质的意识形态电影的毛病都开始在后半段的情节中得到了传染。

但这些通病已经毋须多言。故事的人物性格足够鲜明，罗站长的热情十年前就早有铺垫，而知识分子对科学的过分执着和对病人的忽视和冷漠倒也不能说夸大其词。场景和那个时代的激情都被影片真实的记录和渲染，在那么一瞬间甚至得到了我这个半个世纪后的观影者跨时空的共鸣和感动。其实如果仅仅只有这些，后半段就不能算糟糕，但生硬的如“不是我救了你，是党救了你”这样的在当下观众听起来笑场的口号，又那么的轻易把它打回了属于它那个时代的原形。

从《枯木逢春》到《中国医生》，首先可以看出主旋律电影（暂时用一下这个“约定俗成”的概念）是如何在艺术呈现与文化追求上都变得落后且陈旧的。

正是因为《春》执行着展现新旧世界、阶级改造等等延安文艺传统，其人物设置不是单纯来自于现实生活的善人复现，与时代背景的追求紧密结合才使其有着更多往角色之外阐释涵义的必要。在叙事上，疾病的隐喻与中医西医的争论自然体现国家道路的选择，而相对封闭的国际环境也是使得这一隐喻政治道路的文本得以脱离寓言状态而存在重要背景，而对于以全球性的新冠疫情为背景的《中》而言，国际环境描述的相对缺失，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不足。

除疾病隐喻的维度之外，两个文本关于中西医在医疗救治中作用的呈现也大相径庭，虽然《春》进行阶级改造的主线是把西医对待科学的态度安放在一个思想落伍的知识分子医生之上，用“相信群众”的理念来对其进行改造（同时也是对观众的教化），但实际上文本是建立在一个预设好了的“中药传统—人民智慧—群众力量”的态度作为其唯西方近代科学观的对抗力量与主体之上的（当然是事实也是这样），也就是在展现阶级改造的同时，对五四以来传入中国的西方近代科学精神在一些模式的发展下逐渐丧失的对人的关怀这一点进行了一次朴素地否定。

八十年代以来，主流话语体系里对各式“人文关怀”的追求看似是沿着一条发展进步，从宏大到细微的“文艺复兴”式的道路，而如果我们回看前三十年的文化追求（不都认为主旋律电影体现的是政府宣教吗？那么《春》在这一逻辑下自然可以被视作一种主流文化追求的集中表达吧），会发现这样一种人文关怀的表述实际上是兜了个大圈子，既抛弃了传统中国的文化历史，又砍断了革命中国的建设努力。

幸好现实不是这样，历史的失语只会体现在有人希望它失语的地方，中国抗疫的现实依然还是“相信群众”的胜利，对当下表达这一主题的文艺作品而言，如果有断裂，原因不言而喻。

另外，关于苦妹子婚姻问题的表达，已经强于很多zzzq的女性主义作品，更别提男凝的那些糟粕了。

《枯木逢春》这部电影上映于1961年，由郑君里执导。以前已经看过该导演《乌鸦与麻雀》，《一江春水向东流》作品，这部《枯木逢春》也给了我很大惊喜，尤其是在当前这个背景看这部描绘建国后防治血吸虫病的电影，引发我很多思考。

没想到豆瓣评分只有6.8，考虑到这部电影提出的问题那么重要，跨越时间直到今天依然在叩问我们、警醒我们，这样的评分对这部电影是大大低估了。

当时只道是寻常

整部电影围绕方妈妈一家展开，在建国以前他们一家因为躲避血吸虫病颠沛流离，期间方爸爸因为这个病去世了，方妈妈和儿子冬哥为了躲避国民党抓壮丁和收养的女儿苦妹走散了。建国后，苦妹成为了生产队长，和派遣到村里拖拉机站的拖拉机手冬哥再次相遇，没想到苦妹染上了血吸虫病，使得互生情愫的他们难以在一起。最后在中西医通力配合、群众群防群治下，苦妹的病治好了，她和冬哥有情人终成眷属。

苦妹和村里很多人都患上了血吸虫病，他们可以直接在村附近血防站得到救治；

他们在生病期间不用担心因为误工而被解雇的风险；

不用害怕生病花去太多钱而给家里带来太大经济负担；

不需要担心周围人的冷眼旁观，邻居帮忙照料他们的家人和孩子；

不用担心医生和医院为了赚钱而过度医疗，血防站的医生相互配合，为了他们的健康尽心尽力。

这可不是仅仅归因于当时世风良好、人际关系淳朴，而是有系统的制度保障呀。

公有制下的公共卫生医疗系统不以盈利为目的，以救人为根本，甚至这种使命具有政治意义。当苦妹被救治好以后，她感谢了主治医生刘医生，刘医生回答说不是我，是党救了你。医生被视为组织派过来的救星，他们治病救人被赋予了更崇高的意义；

村里生产有合作社，不是一户户单打独斗，丛林法则，而是集体协作，共同生产。苦妹患上病之后，她哭诉道，自己有双手，要劳动，要进入社会主义。这种状态和雇佣劳动者完全不同，她是迫切希望劳动，在患病期间力所能及为合作社编织草鞋。打工人则是希望躺平、摸鱼，劳动对他们而言是痛苦的。苦妹和其他生产者不是零和博弈的竞争关系，电影通过抢收场景展现了他们之间的劳动合作互助关系，这一经济关系是村里熟人社会之间和睦相处而非相互攀比的基础。

刘医生和罗站长之争：防治血吸虫病如何能成功

防治血吸虫病需要医学研究的支撑。刘医生是省城派下来的专家，他认为药物是消灭钉螺的唯一的最好的方式，他的研究发表在了国际期刊上，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但他轻蔑民间的土方子，对中医和中医药不屑一顾，对待病人的方式是完全将其客体化。

电影中，在治疗病人的紧张过程中，他要求请假去参加学术会议，受到质疑后他义正严词为自己辩护，“我关心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更多的人”。他临走时答应为苦妹买上当地买不到的中药，谁曾想他晚上回来的时候忘记买药了，使得苦妹的治疗难以继续，甚至可能威胁到她的生命。这时，我们终于发现他心里是没有病人的。

罗站长主张防治血吸虫病也要实行群众路线，这一度遭到了刘医生的耻笑。罗站长对病人非常关心。电影有一幕对比强烈，刘医生开会忘记买药，在病人命悬一线之时，罗站长淋着雨带着药回来了，他把身上的雨披包在了药箱以防受潮，而自己淋得像个落汤鸡；罗站长对病人家属的情绪也照顾到位。方妈妈在知晓苦妹生病后，她希望采一些土方子草药来治病，在刘医生表示不屑之后，罗站长陪她聊天并将她送回了家。后来一些专家研究发现将钉螺掩埋的土房子的确是有效的，这一点也证明不加验证地完全否定土方子是多么傲慢；最后，预防血吸虫病，需要兴修水利、清理粪便，这些都需要群众的支持和参与才能高效完成。

这两个典型人物之间的争论提出了一个问题，在防治传染病过程中，我们仅依靠专家，依靠技术路线就能成功吗？

此外，不仅仅是医疗科学，还有其他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做科研、写paper的目的是什么呢？

这部电影给出了很好的回答，在今天这个答案依然有效。

我们是否曾忘记了什么

电影中有很多场面都令人感动。

苦妹患病后哀求医生，求求您医治我的病，我有双手，我要劳动，我也要和别人一样进入社会主义；

村里人问罗站长，您见过他老人家嘛，他老人家说了什么。罗站长说他老人家在听了血吸虫病患病情况的汇报后，摆了摆手说睡不着；

苦妹恢复健康后对刘医生说，感谢您救了我的病，刘医生。刘医生说不，是党。

还有那些勃勃生机的人物。

电影中的冬哥那么富有健康的、阳光的魅力，苦妹在劳动的时候是那么自信轻快，普通人对未来充满了那么多期盼，日子是那么有奔头。

看完电影，窗外是一片灯火璀璨，在一路狂奔之后，我不禁在想，有一些东西我们好像已经忘记很久了。

内心颤抖着，呼唤着，虽然那些东西被无数次否认、逃避，但它们似乎从来都没有离开过，等待着后来人拂去尘埃、再现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