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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德国民众私下里大概认为将一个救助者形象同纳粹简单联系起来是不合适的，尤其是作为一种带有“某种意味”的宣传手段，就更加不是滋味。《拉贝日记》的原著琐碎、零乱又朴实，我早些年前曾读过，现在的印象也是零零散散：其实这位西门子工程师和纳粹党之间的联系实在是不紧密，他在南京待的时间过长，（似乎，这里我的印象不是很确定，待考）是在中国加入的纳粹党，于祖国所发生的事情都是在南京事件之后归国才有所了解（这就像是君特格拉斯承认他的党卫军身份，说是当时的一种“自觉”一样：当然也有些人说这位老人是为了那本《剥洋葱》的销量借题炒作）——他的事迹到底是否应该过多地和纳粹概念本身栓在一起，这里暂且不论。不过有一点我印象颇深，就是日记中拉贝多次利用了他作为纳粹党员的身份，将进入他宅邸滋扰他所庇护的中国平民的日军喝退。一面纳粹党旗，举起的时候可以作为冲锋杀戮的信号，放下时倒成了醒目的黑色红十字标。我猜当时拉贝所救助的那些南京市民中，大概也有些会将卐错认成卍，将这位说着大家听不懂的方言的外国大叔当成乱世里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吧。
南京1937年末1938年初发散出来的各色人性，打零拆散来审视，比单单盯着30万这个数字看应该要理性得多：陆川和F.G.都清楚这一点，这算是作为电影人的自觉。不过两人的手段不同，在各自国家收获的评价也不同。陆川更倾向于描述事件，角色是他的画笔而已。在已有的不少评论中可以发现，上万人“不争唯等死”的那个镜头刺痛了很多同胞的内心，观毕不觉要去批评或感慨这种将人性打得过散的消极运镜心态。这样处理究竟好是不好，各人眼里当然不会有定论，不过我猜，收集资料时的陆导多半看过一张名为“南京入城式当日、菓子・煙草の配給を受け、喜んで日本軍の万歳を叫ぶ南京の避難民（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Cheers_for_Japanese_forces.jpg，转自维基，看不到请翻墙）”的历史照片（这对于一位拍摄过以保护藏羚羊为主题的纪实类影片的导演而言，是个还算合理的推测）：一点小恩惠就能够让中国平民拥着鬼子军官高喊万岁，这让人不觉忆起鲁迅在仙台看国民围观同胞被砍头影片时的沉痛心情——还原时景心态的要素，《南京！南京！》应该是做到了的。F.G.则更倾向于表现人物，他的重心是切题，是“艺术化还原（顺着德国媒体的思路走）”一个真实的拉贝。虽然这个片子获了奖，但这点却还是有点难做到，因为五十年来敏感惯了的德国人很难弄明白——其实这部片子，纳粹也可忽略，南京也可忽略，这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德国商人在做着他认为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而已：而这正是所谓人道主义精神在实例方面写下的最恰如其分的注脚。
拉贝的妻子多拉倒不认为丈夫在南京的行为有多值得夸耀，尤其在拉贝先生被作为某些别有用心的象征之后，她借媒体之口说了这么一段耐人寻味的话语：“托尔斯泰有一段日记大概是这样写的：孩子们有时把面包、砂糖和钱送给别人，以为这是在行善，因而自鸣得意。孩子们不知道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可是大人们应当知道拿别人的东西送人，这并不是在”行善“。”，这段话的韵味有好几层，因而我认为引得高明，但在这篇文里详细剖析这段却似乎不合主题（这或许是借口，毕竟由此发散过多也不太好。p.s.这段话貌似索尔仁尼琴在自传里也引过，但立意不同）——认为“孩子们”指“拉贝”、“政府”或者“媒体”，都可引出一番不短的议论及考证，关于拉贝问题在德国的不见定论，由这个例子自可窥其一斑。
有趣的是，年轻的才子导演F.G.在中国待了两年，媒体便有些对他认生，刻意将他曾经获奖的《Schatten der Zeit》和《Ich will sein》搬出来为他本人进行注解，并且故意强调和《John Rabe》之间的“大不相同”。似乎F.G.在红色中国待了两年，拉贝没有拍好，反而自己倒变成了第二个“拉贝”似的。罢了，如前所述，F.G.是门萨党徒，拉贝则是“好纳粹“；卐是第三帝国党徽，卍万字轮又被玄奘念成”德“……纳粹与佛陀，恶与善，德国与中国，鬼子与南京，这一切的反说正说、慷慨陈词、正义凛然、历史原貌、艺术改造之类，当下都不过是流于2d画面、扬声器声音及手敲文字的争论。哪一天鬼子再来，围城之际给读这些文字的读者们一把枪，你敢挺身向前么？那时候你在想些什么呢？
请别拿这问题来反问我，我没经历过那场面，拿浪漫的假设来堆砌道德高度，某文可办不到^^
http://ent.163.com/09/0430/09/584TLEAP00031NJO.html
在刚刚公布的德国电影奖中，《约翰•拉贝》【注：在本文中，以《拉贝日记》指称图书，以《约翰•拉贝》指称本片】拿下包括最佳影片和影帝在内的四个奖项，而获提名无数，包括一个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在内的《巴德尔和迈因霍夫》空手而归。这确实说明了某种问题。在我看来，近年德国电影的确有傲视欧洲的趋势。看看这些作品：《再见列宁》、《逃出柏林》、《香水》、《窃听风暴》、《巴德尔和迈因霍夫》还有这部《约翰•拉贝》，作为具备一定思想性和话语生产性，并具备较好市场认可的电影，似乎英法西意诸国还没有如此的规模效应。当然德国电影奖（大致相当于奥斯卡或者中国的金鸡奖）颁给《约翰•拉贝》而不是《巴德尔和迈因霍夫》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政治正确或者某种新主流意识形态表述在其间起到了明显的作用。实际上就影片本身而言，《巴德尔和迈因霍夫》是近年来最好的一部德国电影，但是由于它旨在批判和反思六十年代的内在伤痛，并没有提供一个想象性的解决，给提名而不给奖实属理所当然。 而《约翰•拉贝》的获奖，大约能够说明这部影片的书写方式是获得主流认可的。
那么还是来讨论《约翰•拉贝》。很有趣的是，这部影片在中国语境之中更具备话题和讨论空间。首先要说明的是，由于没有阅读《拉贝日记》以及没有做相关的史料收集，所以在这里仅提供一些思考的切入点，而暂且搁置更加具体的文本对比分析。最明确和直接的入口有两个，其一是上周上映的《南京！南京！》，我会在本文最后给出一个比较阅读；其二则是现在要分析的，拉贝是谁——
在《拉贝日记》引起中国思想界讨论之前，我相信若非从事历史学或者相关学科的人，大约对史实的了解仅仅停留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上。历史课本告诉我们的东西包括南京大屠杀，百人斩比赛，以及30万遇难同胞；历史课本没有告诉我们的是约翰•拉贝的安全区，以及约翰•拉贝这个人——在电影里他被塑造成一个悲剧英雄。这是另外一半的故事，而于我而言，这件事要从外部被告知，无论是通过图书还是电影，而非始自中国本身的语境，这件事本身就不无怪诞。因为就中学教材的写法而言，像拉贝这样的外国友人，仅就数量而言，他救下的人难道不比白求恩更多么，那么热衷于赞扬外国友人的教科书为何对拉贝只字不提——这就值得我们讨论了。究其原因，无外乎两个，其一是，拉贝是纳粹党人，这是他永远不能洗脱的身份；其二，某种冷战思维和冷战逻辑的延续，因为南京是国统区，因为拉贝接受了国民政府的勋章，于是，之前的《拉贝日记》出版和今天拉贝重新显影在此时看来，本身就是一个颇具后冷战意味的写作行为。
于是《约翰•拉贝》就变得有趣起来。在我看来，这部电影恰好为中国语境提供了一个双面的镜子，一面映照出中国历史写作方式的某种裂隙和某种变化，另一面则映出拉贝在德国本身的语境中的意义，进而在我们这里产生具有参照性的思考。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在《约翰•拉贝》中，拉贝本人的纳粹身份并不是被避讳了而是被强化了，但却是以另一种有趣的方式进行反转式的强化——纳粹党旗，邪恶的象征，却能作为无辜平民的避难所。而拉贝虽然自称是纳粹军人，不忘行纳粹军礼，但显然，影片是把他作为一个企业家来塑造的。他最初庇护平民，并非是出于人道主义，而仅仅是出于“企业家”保护员工的责任，但是最终他一步一步承担起他的使命，于是他最终成为了一个英雄。于是我们看到，纳粹这个符号正好在视觉上被赋予了相反的含义，这是某种意义上的翻案么？当然有这个可能，于是影片为了政治正确，不停地调戏希特勒，并且安排了一个犹太裔的男二号，罗森（按影片演员表顺序，实际上我以为，威尔逊医生才是真正的男二号），通过他的讲述在片中强调纳粹屠犹的事实——但是重要的是，在电影里，通过画面呈现和对白交代根本就是两码事，如果不是实验片，通常情况下“眼见为实”，那么这个翻案实际上是做实了：“纳粹”二字不能一概而论。
所以这部影片最终的策略就变得很有趣，剧作将应当属于纳粹的邪恶，屠杀转给了日本，当然不忘安排一个善良的日本军官，而将最终的大反派赋予一个因为皇室血统而免于审判的日本亲王——这似乎带出了另一重反思，因为冷战的原因，日本对军国主义的审判比起德国来说十分不彻底。然而同样因为冷战的原因，西德对纳粹的审判同样不彻底，但不是那些应该被审判的人，却是拉贝却遭到了审判，于是这个问题就变得愈发的复杂。看来这个问题不是这篇短文能够说清楚的了，于是暂且搁置。强调一点，拉贝遭到审判的原因是“与中国勾结”（见片尾字幕），这里某种后冷战的参数就变得更加明显了。于是《约翰•拉贝》的自相矛盾和影片里生涩的问题就能够得到一种可能的解释。在后冷战的语境中谈论拉贝这个人物，又要在德、中、日的语境中寻找平衡，这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且不说民族主义者们可能找到的无数处“被伤害了感情”的地方，恐怕日本方面不能接受这种表述。当然我不能判断这种矛盾是出于导演和编剧自身的思考多一些，还是出于考虑中国市场和“中国人民感情”多一些，但是显然破坏影片结构的正是犹太人罗森和中国人琅书（张静初扮演的女学生）之间的一条生硬的线索。这一点随便做下叙事学分析就可以得出结论，在此不提也罢。
镜子的那一面如此，镜子的这一面也相当的复杂。或许对于中国观众而言，在对拉贝的认同之余，更多的时候是在反思，当我们的历史书写中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缺失之后，以这样的方式找回另一半的故事，本身就变得十分的吊诡。虽然拉贝在影片中成为一个孤独的悲剧英雄，虽然中国人在这部影片中面目模糊，但是那些缺席的成分恰恰是我们的历史书写中呈现的东西，这个话题就更大了。当然《约翰•拉贝》作为电影，不是历史，只是故事——我只是在说，以这部影片提供的参照，我们或许能窥见我们历史书写之中的问题。
最后说两句《南京！南京！》和《约翰•拉贝》的对比分析。这恐怕是现在和将来的讨论中难以绕过的的话题。。《南京！南京！》并没有绕开拉贝这个人，但是拉贝在《南京！南京！》里真是面目模糊，或许陆川认为这是不需要交代的事实，但是实际情况是这个事实根本就长期处于匿名状态。另外则是，《约翰•拉贝》正面展示了强奸——尽管未遂，正面展示了百人斩少尉和他们的比赛——不得不说，尽管是从门缝里看，这个场面也比《南京！南京！》更有冲击力。话说回来，《南京！南京！》里最有冲击力的画面大约是那一片像麦子一样倒下的中国士兵，相应地，《约翰•拉贝》里两段日军射杀战俘也不相上下。《南京！南京！》的问题在于剧作，《约翰•拉贝》的问题也在于剧作，但至少《约翰•拉贝》好歹还是一个故事，比《南京》问题少一些：如果《约翰•拉贝》能够把拉贝的两难处境强化一些，删去不必要的线索和人物，可能剧作上更加流畅一些，但是鉴于前面的分析，如果不能解决这个历史表达的困境的话，剧作的根本问题是不能解决的。
说白了，《约翰•拉贝》本意不是拍南京大屠杀，对它而言，南京城也只是景片而已，它的诉求是写人——写拉贝这个人，进而表达某种思考。这部影片的诉求不是“南京大屠杀的又一铁证”，而是德国人的反思。如果如果有人说《约翰•拉贝》就是一商业片，对，它确实是一商业片，但《南京！南京！》也不是艺术片啊。要是有人说《南京！南京！》因为删减而如何如何，《约翰•拉贝》删减的部分估计也不少，确实很多地方不流畅。至于一定会被拿来比较的《辛德勒的名单》，那才是商业片和商业片。依我看，《约翰•拉贝》的讨论空间比《辛德勒的名单》还大一点，因为这部影片在中国语境中天然的特殊性。当然，关于屠犹和南京大屠杀的比较的问题，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屠犹是“人类的灾难”，南京大屠杀只是“中日关系的一个问题”，这其间的话语斗争，犹太人的话语权，以及西方话语在中国语境中的位置，都是巨大的问题。
于是结论就是，对于南京大屠杀的讨论而言，一部高票房的、国际语境中的商业片，比十本学术著作或许更加有效，只要它能提供话题和思考的空间。一个读后感式的写法会是，这部电影告诉我们，当一个人面对强权，他可以做出一些伟大的选择；一个广告式的写法会是，《约翰•拉贝》是“中国版的辛德勒名单，各国评论一致激赏”（见影院广告）；一个批判性的写法是，《约翰•拉贝》在自我矛盾中展示了某种反思性——但这些都是结论，于我而言，这是一部颇具讨论和思考起点性质的文本，从这里进入，是更多的阅读，以及更有参照意义的言说可能。
朝鲜战争暴发后，中美之间的敌对意识形态越来越浓，于是双方的媒体也开始竞相抹黑对方。中方的报纸甚至还开始批判在南京大屠杀中帮助过中国人的外国人，而包括迈纳·瑟尔·贝茨、刘易斯·史密斯在内的诸多美国人，更是被说成“帮助日本人作孽的恶棍”。
当年的XX报还认为，所谓的“安全区”（难民区），并不是为了拯救中国人民的，而是用来配合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人民的工具，报纸还控诉了美国人如何与日本侵略军狼狈为奸的丑恶事实：“美国鬼子点完名后，便由日本鬼子进行处决”。
据说刘易斯·史密斯看到这些报道后，简直当场快要哭出来了，他身旁的中文老师赶紧安慰他说：“这个城市（南京）里有10万人知道你们所做的事”。（现在南京人对史密斯博士的评价详见：http://hiphotos.baidu.com/%C8%FD%CA%AE%B6%FE%BF%CB%C0%AD/mpic/item/11aa59391d777207b9998f6a.jpg）
基于这种意识形态的对立，当年那些没有任何义务、但却在南京人民最危难的时刻选择留下来的外国人，统统成了别有用心的帝国主义份子。由于当年报纸主要针对的对象是美国，所以拉贝等非美国人则基本是被淡化，而没有受到批判。
以上这些，都清楚地记载在了张纯如的着作《被遗忘的南京大屠杀》的英文原版里。笔者很佩服张纯如基本办到了公正，在对待“某个事件”（不是南京大屠杀本身）时，没有偏袒中美任何一方，张也没少揭露过老美的糗事（当然不是指魏特琳、史密斯等人，他们是无辜的好人）。
导致拉贝长期被淡化（至少是没有像白求恩那样受到平等、公正的对待），主要是上边说到的这些原因，而并非网上盛传的一味强调拉贝是“纳粹”，辛德勒等人也是纳粹，但他们的义举使当年的受害者们没有去计较他们的身份，犹太人甚至为了报答辛德勒的恩情，还特地组织拍摄了一部《辛德勒名单》。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拉贝救的是中国人，所以西方人对此也不太当一回事。
此外，另一种观点认为拉贝被遗忘，其根本原因是中国人不会感恩，这个我也不同意。中国人是懂得感恩的，这同样可以从张纯如的着书中找到相关记载：
“1948年，拉贝的遭遇传到了南京。当南京政府告知南京人民拉贝需要帮助的时候，反响极大，让人联想起弗兰克·尤普拉的经典电影《这是一个伟大的一生》的结尾。几天之内，大屠杀的幸存者就为拉贝募集了1亿元中国币，大约相当于当时的2000美元--这在1948年可不是个小数字。当年3月，南京市长来到瑞士，购买了大量的奶粉、香肠、茶叶、咖啡、牛肉、黄油和果酱，用4个大包裹将这些食品寄给了拉贝。自1948年6月到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南京，南京人民每月都给拉贝寄一包食品，以表达他们对拉贝在南京国际安全区所做的一切的衷心感谢之情。国民党政府还指出，如果拉贝愿意返回中国，将为他提供住房和终身养老金。”
上边说到的“拉贝的遭遇”，指拉贝1938年2月回到德国后开始经历的种种不幸，首先是因为在德国揭露南京大屠杀的真相，而遭到纳粹政府的软禁，后来盟军来了，拉贝却没有得到“解放”，因为纳粹的身份，又再被盟军积极地“照顾”。盟军在二战后没少放走过罪孽深重的法西斯（包括日本的731部队），却同时又对拉贝等无辜的好人百般刁难、甚至推上审判席。对于这点，西方人已经拍过诸如《黑皮书》、《纽伦堡》等电影反思过了，在此不作赘述。
在那时孤独无助的境遇下，真正关心拉贝的，只有当年被他救助过的南京人民。
而本片的群众演员中有位82岁的老奶奶，她的名字叫李世珍，正是当年被拉贝救下的南京百姓之一。这位老奶奶表示：“第一次演电影，其实就是希望能够报答一下拉贝，他救了我们那么多人的命，我们却没能为他做点什么。”
所以中国人并没有忘恩，真正忘恩的，只有陆川大导演。
陆川看侵略中国的日本人很顺眼，不但自作多情地代替日军反思，还公开说日军是“有尊严，有信仰的”，就是对帮助中国的拉贝很不爽，在发表各种否定拉贝的言论时，他还不忘了说上以下这段话：
“如果出现了一个日本人救助当时的中国人，那就和辛德勒比较相似，和辛德勒的意义也比较接近，但拉贝是个德国人，是个第三方。”
明白了吗？只有日本人才能成为辛德勒。各位把陆大导演这段话看清楚了，以后他要是被抢了，谁都不要去救他，等着强盗团伙中某个人良心发现去救他吧，免得事后陆大导演非但不领你的情，还要泼冷水把你说成是“第三者”。
不过，在下窍以为，辛德勒的精神，就像同名电影中所宣传的，是“救一人命，即救整个世界”，我们中国人自己也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佛塔”，无论哪一种说法，其根本在于“救”，而不在救人者的身份。中国人救中国人，是“辛德勒”，日本人救中国人，是“辛德勒”，第三方救中国人，也是“辛德勒”……
陆大导演在描绘杀人者时，吹嘘什么要超越国界以全人类的角度来看待双方，怎么在描绘救人者时，却要如此这般计较其身份呢？呵呵～
然而陆大导演还有更经典的一句语录，我在这里贴上来让大家欣赏欣赏：
“‘拉贝救了20万中国人’？我说你（记者）用哪只眼睛看历史的？日本人是觉得杀掉30万人之后没必要再杀，所以才让20万人活下来。”
见过无耻的，没见过这么无耻的，陆大导演岂止是“忘恩”，简直还是“负义”！好了，总之就是日本人有尊严，日本人有信仰，日本人有人性，日本人有家人亲人，日本人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日本人杀人时内心也受到了折磨，日本人才能成为救人者，就是唯独拉贝无耻无能加无德，20万人能够活下来得感谢日本人的大慈大悲，而不是拉贝四处奔波交涉，这样说可以了吧？很佩服陆大导演，一本《拉贝日记》看下来，几百个惨案没有引起他的注意，倒是对拉贝过年吃的那只“火鸡”耿耿于怀。陆大导演，你这么热爱你的第二祖国泥轰，何不干脆改名叫“陆川逼一郎”呢？不过我们也真是得恭喜一下拉贝，正如一位网友所说的，拉贝终于练成了“俯卧撑、躲猫猫和做梦梦三大武林绝学的超级克星：杀腻功！”
一件事，最重要的不是“为何目的去做”，在于“做了没有”，就像以前课本里说到的那样，你会不会游泳，在于你有没有付诸于实际去练习游泳，而不在于你站在河边想出了什么“理论”。不管辛德勒、拉贝最初出于什么目的去救助别人，也不管他们被神化了多少，他们就是用实际行动去帮助了别人，而不是整天把“善良”挂在嘴边上，仅凭这点就值得被肯定。想要出名而往灾区捐款的明星，远远要比只会在口头上“义正词严”却没有实际行动的伪君子，更值得我们去称赞。四川地震的灾民，可不会因你整天待在电视机前，发表一下“同情”，再“感慨一番”，而从你那里得到任何好处。
豆瓣网向来是以装B出名的，我也想装一回B。
我写这文想表达的中心思想是：看待一件事物，不要忽略了一些事件的根本事实和原因，而只停留在表面现象上（够装B吧）。
《拉贝日记》的剧组说“没有‘百人斩’，就不是‘南京大屠杀’”，我完全同意这句话，而“百人斩”是南京大屠杀最臭名昭着、最恶心、最无耻、最有“代表性”的暴行，这是谈到这场大屠杀时绝对绕不过去的一笔。
提到“百人斩”，未必等于“南京大屠杀”；
但不提“百人斩”，就不是“南京大屠杀”！
这类灭绝良知的兽性行为的存在，使南京与其他陷落的城市彻底地区分开来。然而最荒唐的，并不是杀人，而是杀了人后，还被登上报纸，并大加歌颂、引以为荣。
大屠杀其本质在于“屠”，而不是简单的寻找难民群中的军人加以枪毙、或者纯粹的强奸慰安妇，后两者是南京事件中同样不可饶恕的，但只谈后两点，而忽略了军人在战场上杀红了眼的那种疯狂，那就不是“大‘屠杀’”。
东史郎是公认的，最为认真反省侵华战争的日本老兵之一，但他也承认，他是等到战后才醒悟了过来的，在二战期间他与其他兽性的同伴没有区别，他不会因为中国平民被杀死而感到悲伤，因为那时，他们都“习以为常”了。所有正视自身罪行的日本老兵，都是等到战后才反省的，战时他们早已被国内宣传过无数次的“大东亚共荣圈”的“理想”冲昏了头，没有谁是在战时就“有空闲”去想到了反省，至少南京事件中，目前没有任何资料记载这类事。
日本人也有人性？当然有，搞了“百人斩”的军官回到日本后，他也是个好父亲、好丈夫。现实中有多少强盗土匪，不是一边抢劫、谋杀、卖白粉，一边照料着自己的妻儿的呢？呵呵～至于我们这些被屠杀的，套用某个日本老兵的一句话，那时在他们眼里，只不过是“枝那猪”，把“猪”宰了，并不算“灭绝人性”。
日本人很“无辜”？我只知道，德国人在战后诚恳地承认，没有人民的支持，就没有二战时纳粹的诸多暴行，因此也就有了德国电影《帝国的毁灭》里戈培尔说的那句令人反思的话：“我们（纳粹党）从来没有强迫人民，是他们选择了我们。如今沦落至此，是他们自作自受！”
所谓的“人性”，可是同时包括了“善性”与“兽性”。
建议大家去看看《现代启示录》吧。
B完了前边两点，我还想再来B第三点。
《拉贝日记》有处难得的地方，就是首次在南京大屠杀事件中，追问日本皇族的责任，这在过去是没有的（包括我们自己拍的片子）。
南京大屠杀的事很多人都知道（之所以说“很多人”，是因为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凤凰卫视采访某些中国大学生的时候，这些未来栋梁当着镜头说不知南京惨案为何物），但泡制南京惨案的元凶是谁却“极少”有人知，其实真正的主使并不是死得并不冤枉的替死鬼松井石根，没错！正是《拉贝》里提到的这个大烂人！这个王八蛋！这个死扑街！这个叫“找香蕉阎王”的泥轰皇族！
没有这部《拉贝日记》上映的话，估计广大中国人民群众还不知此公的存在（实际上在网上的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中国人民就是从《拉贝》中闻知这个大烂人的）。
感谢《拉贝》，感谢德国导演，感谢这些与中日无关的第三方！
很多人认为《拉贝》在日本被禁映，是因为“涉及南京大屠杀”，这是不正确的，日本并非从来没有播过此类影片，只是规模比较小而已，曾经就有日本侵华老兵拍了一部《日本鬼子》，反省中日战争，当中也涉及到了南京话题，而吴子牛的《南京1937》，当年也曾在日本公映过。
《拉贝》真正被禁的原因，是剧组挑战日本皇族。日本人普遍认为皇族并不负有战争罪行的责任（当年麦克阿瑟也放过了日本天皇本人），而且对皇族有一股莫名的崇敬，在日本电影中，每当涉及到了天皇本人，就只拍摄其背影，不拍其正面，以示“神圣不可侵犯”。
日本人绝不容许别人对他们的皇族进行任何“亵渎”，而中国大概也有不想影响中日关系、同时也希望“南京大屠杀”在日本本土得到宣传，所以往往作了淡化处理，不但不追诉日本皇族在南京大屠杀中扮演的角色，还频频在此类电影中，加入一个“有良知”的日本人物，以表达战争给“双方”带来的伤害。不过德国人就不买这帐了，日本皇族对德国人而言毫无意义，反省南京事件也不是他们关心的，所以《拉贝日记》也就不留情面地煽了日本皇族一耳光。
《拉贝日记》剧组声明宁愿自己的片子在日本被禁，也绝不愿按日方的要求，以删除掉那个日本皇族的戏份来换取上映赚钱的机会，这种不对日本右翼势力作任何妥协的骨气，着实令人敬佩不已，相较陆川对日本的自作多情，真是极大的讽刺。
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可是这个该千刀的日本皇族，后来却逃过了审判——在美国的庇护下，像731部队队长“军神”石井四郎那鸟人一样，从此很幸福、很快乐、很TMD健康地活着。
而被盟军放走的“特殊人物”，当然远不止以上这两个大跳蚤，基本上“该放”的全部放了，“不该放”的也放了，只留下那几个扑街上了绞刑架，至今还被当作“英灵”供奉在靖国神社的神台上。于是乎，参加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璈博士也只得叹气说道：“我，已经尽力了……”
还有一个大烂人，就是南京守军的最高指挥官唐生智，南京会那么快失守，有99%就是这大烂人的责任！老蒋当时想过两个方案，一是死守南京几个星期，以掩护更多的人逃离南京，一是组织撤退，好保存实力，至少不让更多的军队白白伤亡，可唐生智呢，他两样都没干，他急着和老蒋要兵权，还信誓旦旦地说“要与南京共存亡”，结果上任后他一听到日军来了，就“急中‘生智’”一个人“Piu”的一声独自开溜了，留下群龙无首的几万士兵和几十万平民任由日军宰割！“一将无能，累死千军”这句话看来就是为了唐大烂人而存在的。似乎贱人总有狗屎运，首都这么轻易丢掉了，老蒋觉得没面子，马上把唐大烂人打发回家，于是乎他和老蒋结下了梁子，解放战争一暴发他就“起义”了，后来新中国政府还对唐大烂人委以重任，他在湖南省和中南军区担任着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等一大堆职务逍遥终老，直到1970年才扑街玩完。
与上边这些大烂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拉贝的结局极其凄惨，在南京保护中国难民时，他每天只睡不到四个小时，中途因为太劳累昏倒过两次，而他把自己的财产捐出来救挤难民，也耽误了他的糖尿病治疗，再加上之后受到纳粹和盟军的种种不公正的对待，他的病情越来越恶化，最后在1950年，只落个孤独死去……“特殊身份”给某些战犯提供了保护伞，却断送了另一些人道主义者的性命，真有够可耻。
助人的拉贝和魏特琳都早早去世了，而下令执行大屠杀的日本皇族和大搞人体实验的石井军神倒很神气地活到“百年”之后。前两者被人冷落，末了还要被不愁衣食的陆川之流叽叽歪歪，后两者则被供奉起来，享受世间香火。什么狗屁世道？
真是：“好人不长命，混球活百年”。
我在给《南京南京》写评论时曾说过，我无意将《南京》和《拉贝》对立起来，因为这两部片子拍得好不好，是剧组的事，所以我在本文也只针对陆川本人，而不以恶意贬低《南京》的方式来抬高《拉贝》（会做类似这种幼稚的可笑行为的，只有陆大导演而已）。
还有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本片中拉贝的秘书“韩先生”，和《南京》里的“唐先生”正是同一个人。对这位先生的描述，本片才是准确的，历史上他并没有出卖难民区跑去当汉奸，反而是还帮助过不少人。如果他有后人的话，我完全支持他们起诉陆大导演造谣污蔑，当然，估计他们到时得落个和霍元甲后代一样的结局，被一句“这是合理的艺术创作”给挡回来。
拉贝为何被遗忘？什么是“大屠杀”？日本皇族在大屠杀中有什么样的责任？
这是本文我想表述的装B命题。
拉贝不是“救世主”，他是更为令人尊敬的——好人。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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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陆大导演经典语录
语录一：“‘拉贝救了20万中国人’？我说你（记者）用哪只眼睛看历史的？日本是觉得杀掉30万人之后没必要再杀，所以才让20万人活下来！”——陆大导演
经典指数：★★★★★
点评：感谢皇军的大慈大悲。同时真得恭喜一下拉贝，他终于练成了“俯卧撑”、“躲猫猫”和“做梦梦”三大武林绝学的超级克星：杀腻功！
语录二：“如果出现了一个日本人救助当时的中国人，那就和辛德勒比较相似，和辛德勒的意义也比较接近，但拉贝是个德国人，是个第三方。”——陆大导演
经典指数：★★★★★
点评：明白了没？聆听陆大仙的教诲，只有日本人才能成为辛德勒。各位可得把这段话看清楚了，以后你要是被抢了，不要接受任何第三方对你的救助，应该等着强盗团伙中某个人良心发现来救你。角川兄拉屎！拉屎！拉屎！！（译注：潮汕话“拉屎”与日语“万岁”同音）
语录三：“如果你去看《拉贝日记》，你会注意到，过年过节，他们还点蜡烛，都有烤鸡吃，魏特琳的日记也写道，他们的厨房里面还有鸡蛋被日本人去偷。”——陆大导演
经典指数：★★★★★
点评：过年过节吃烤鸡，真是一大罪过……
语录四：“辛德勒是作为犹太人的对立面来拯救他们，但拉贝不是，他是纳粹，是中国的第三方，不是当事者，在屠杀开始之后两周他就带着20箱中国文物颠簸，仔细看他的日记，过节他还吃火鸡呢，他和辛德勒没法比。”——陆大导演
经典指数：★★★★★
点评：又是烤鸡！太感动了……不过陆大仙似乎忘了一点，辛德勒也是纳粹，而且他不但有烤鸡吃，还有美酒和一大帮美女作伴～（嗯，的确是和辛德勒没法比……）
语录五：“这么一个核心的事儿上，进入公众记忆的就只有德国人，就德国人救了中国人。最后被我们孩子记起来的就只有一个德国人救了20万中国人，就这么一个好人好事儿。这对我们有用么？下次再出事儿还得再找一个救世主？”——陆大导演
经典指数：★★★★
点评：陆大仙教导我们，看见他人有难时，千万不要去帮助他，你被抢劫时有人救下你，也不要去感激他，“就这么一个好人好事儿。这对我们有用么？”犹太人居然对辛德勒的恩情念念不忘，还拍什么《辛德勒名单》来报恩，真是可笑之极。
语录六：“如果我们在这件事上只记得德国人救了20万人，这对死去的人是不公平的。”——陆大导演
经典指数：★★★★
点评：对啊，应该只强调被杀死的“战俘”、被强奸的慰安妇（包括日本慰安妇），而彻底地忽视掉那些幸存者（只需要在口头上说说纪念一下，不用实际行动去关心他们），这样才公平嘛～哦，我们可还不能忘恩，角川兄可是救了两个中国人呢，至于拉贝这西方老头，见鬼去吧！
语录七：“而且，第二年2月份，拉贝不是也走了吗？”——陆大导演
经典指数：★★★★
点评：是啊，1938年2月，号称“血腥六周”的南京大屠杀平静下来后，拉贝把难民区交给了新的负责人，然后就在中国人民的迎送下走了。回到德国后，他还不忘了抨击日军的暴行，此等恶意妖魔化日本的行为，真是可耻。
语录八：“我作为中国导演，就觉得‘南京大屠杀’归根结底是中国和日本的事儿，拉贝虽然有份，但半道就走了；而且中华民族多少年来起起伏伏，哪次是外国人救了我们？”——陆大导演
经典指数：★★★★
点评：是啊，拉贝“半道就走了”，由此我们得出结论，“六个星期”的长度比两个月还要长（而且长两倍）。不过陆大导说“哪次是外国人救了我们？”，这话可就不妥了，怎么没有？角川君啊！阁下史诗大作《难惊难惊》的一号主角，他救下的人可比拉贝还要多（拉贝只救了1.5个人，当然，救一人命胜造七级佛塔，拉贝的佛塔能搭上十级，角川兄则能搭上15级，还有1级是感谢他为姜老师找到了“解脱”。没有角川傻马的大恩大德，《难惊》最后那句“小豆子还活着”陆大仙还它妈的写不成了！）。
语录九：《拉贝日记》中记有日本人来找妓女的事，陆大仙的解读是：“拉贝轻描淡写写了一句话，我在看的时候突然知道，人是有立场的，再帮助我们，他也是德国人，他不会站在我们同胞兄弟姐妹的立场说让她们去。如果都是中国人，可能他叙述就不是这样。”——陆大导演
经典指数：★★★
点评：是啊，人是有立场的，像拉贝这样的立场，救人后当然就不值得称赞，应该批判才对。什么样的立场才值得称赞呢？当然是角川兄啦，他是日本人嘛，其精神意义都和辛德勒一样，是日本版的辛德勒，拉贝算什么？
语录十：“你们（日本演员）不要像演坏人那样去演，我现在就告诉你们，你们的祖辈（也就是南京大屠杀的制造者）是一支训练有素，有尊严，有信仰的，铁血的杀人机器。”——陆大导演
经典指数：★★★★★
点评：太感动了！这句话表现了中国人民“以德报怨”的传统美德！陆大仙教导我们，以后我们要是被强盗抢了、家人被杀了，我们也得心怀仁义、心胸广大地想到，强盗们也是人嘛，他们也有人性，是一帮有尊严、有信仰的强盗。“不要像演‘坏人’那样去演”，日军原来不是坏人啊，我为自己过去对日军的严重误解深深地感到羞愧不已……（强烈鄙视拉贝！皇军明明都杀腻了，你还吹什么皇军士兵老想跑到你家门口杀人，这种对皇军的造谣污蔑简直太无耻了！）
陆川大圣人说，角川君最后朝自己开的那一枪，其实是打在陆圣他老人家的脑瓜子上。我理解～我理解～
陆川！陆川！
大日本“陆”军第某师团某排角“川”！
（东方卫视陆大仙金言妙语靓图一张～：http://hiphotos.baidu.com/sunquan/pic/item/b22da7efb066c832fcfa3ce9.jpeg）
ps：期待《拉贝日记》的5小时加长版赶紧出版，可别像《从海底出击》和《现代启示录》一样，让人一等就是20年。
如今已经不再是样板戏的年代，主流视野的赞誉和崇拜，也不会停留在高大全式人物的身上。表面看来，只要不触及剪刀手的红线，文艺创作的内容正呈现出无比异彩纷呈的景象。中国电影逐渐打碎数十年来占据荧幕的一个个刻板符号，敢于在正面人物身上设置缺陷，也敢于为反面人物增加性格闪光点。比如最近时常得到肯定的，对国民党及其军队的历史定位；或是具体到南京大屠杀为代表的抗日战争题材影片中，对日本人的塑造方式。
这并非《南京！南京！》或《拉贝日记》的创造，至少在犹有余温的《梅兰芳》中，同样安排了一位自杀的日本人。看起来，持续六十多年的思维定势正在被逐渐破除。然而，这却无意间使得所有人都安然落座，对另一道思维桎梏安之若素。
中国人怎样拍电影？中国人怎样看电影？或者，怎样评价涉及中国和中国人的电影？
坐在电影院里看今天的第一场《拉贝日记》时，这三个问题几乎一瞬间跳出脑海。我们都以为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时代早已遥远。但设若重温其中的一些论断，便会发现情形远非如此。
《讲话》在涉及文艺批评时说：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
政治正确这个论调，除了剪刀手和某些民间政治狂人外，大概不会有人再时刻挂在嘴边。然而对一部电影来说，宣传哪种主义，支持某个党派，如何评价历史，都不过是其政治立场的表象。观众对这类植入性行销早已具备一定免疫力。真正深入骨髓的政治色彩，或者说导向性，是以一种潜在方式呈现的。所谓文艺作品中的符号，不仅是某些带有特定身份、主张、立场、行为方式、性格特征的人，而应该呈现为一个公式。
亦即“角色*角色结局=符号意义”。
适用这个公式，我们甚至可以理解辱骂《色戒》为汉奸文艺的那些人。易先生这种彻头彻尾的汉奸角色，居然没有一个身败名裂的结局；王佳芝这种出卖组织的特务，居然好似被歌颂和同情。角色是个负值，结局却带着正号，二者相乘，自然得到违背文艺先进性方向的结果。这样的作品，当然代表汉奸文艺的政治立场。
于是，再带着公式回到抗战题材电影中的日本人，我们当然可以看到进步，但同样也会意识到局限和妥协。过去，日本兵一向歪瓜裂枣，凶神恶煞，最后会被横眉怒目的人民群众进行正义裁判；现在，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他们也有良知和人性，一切都归罪于时代，在人性和军纪的挤压下，他们只得逃避最后的抉择。《梅兰芳》的戏迷自杀了；《南京！南京！》的处男也自杀了。
在角色形象上，我们的确进步了；但在角色结局上，我们依然原地踏步。区别仅仅在于，究竟是恶贯满盈死在中国人之手，还是良心发现地自我了断。我们可以让背负罪恶标签的角色一切归零，从而使他们无比光辉。但若想消弭负面人物的罪孽，就必要以推翻其人生为手段。
这种思路，不仅适用于日本人，也适用于一切“反派”角色。《南京！南京！》中，江一燕是妓女，她主动牺牲自己去死，所以她崇高了；范伟是汉奸，他主动牺牲自己去死，所以他也崇高了。刘烨和高圆圆本就是正面角色，死一下当然更加崇高。当然，那些执迷不悟的反派之所以会死，则是为了让他们更牢固地被钉在耻辱柱上，一锤定音，盖棺定论。
看样子，在中国编剧和导演脑中，死亡的绝对值是无穷大，但有正无穷和负无穷的区别。这种符号屡试不爽，或者用个更亲民的词汇，叫桥段。他们将桥段化了的价值导向融入电影，再贩卖给广大观众。这可以归纳绝大多数中国电影的制作现状。
那么中国的观众会怎么反应？其实看一看豆瓣或其他网站的影评就能明白。
在当今社会，独立思维和不盲从官方口径几乎已成为新兴阶层的共识。与此同时，很多人却仍然不知不觉地遵循《讲话》的思路评价文艺作品。“《讲话》指出，必须通过典型形象体现出党性原则，更有效地发挥文艺的特定的战斗功能。只有把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了的文艺作品，才能通过艺术的感受，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摘自百度百科词条）这个思路，直接指向小学教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读后感。
“通过观看这部电影，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这部电影告诉我们，如果某某某某就会带来某某某某的结果”，“在某某某身上，我看到了某某品质”，“今后我一定要发扬某某精神，在今后的生活中某某某某”……类似的逻辑在影评中时刻闪现，只能说明一件事情。中国观影人群中的一部分，仍在以仰视和接受教育的态度坐在屏幕前，等待电影讲述某个故事，归纳某些道理，引发某种思考。观众或许会为这些道理的幼稚而不满，但只要寻找到更好的道理，依旧会成为导演和编剧的灌输对象。
这种评论方式，并不是足以砥砺中国电影水准不断提升的力量。导演始终秉持老师心态，观众则自居电影的学徒，只要二者之间的心理高度不平等，老师就不会真正倾听学徒的意见。在《讲话》中正是这样描述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创造具有积极导向作用的作品，从而惊醒群众，推动他们进步。至于文艺工作者如何进步？我们还有剪刀手在。
当《拉贝日记》中出现一位年轻日本军官时，我立刻屏住了呼吸。而当他的良知被屠杀场面唤醒时，我的恐惧瞬间达到最高点。——怎么办？如果他最终也选择自杀怎么办？
然而他终于没有自杀，甚至都没有死。到达尾声时，除拉贝外，片子中的其它主要角色完全没有被交代结局和去向。我才忽然想起来，原来这是一部德国导演拍摄的电影。
平心而论，这部电影在保持剧作水准的基础上，具有很多缺点。有些感情戏莫名其妙，结尾更是俗套如主旋律电影。但是，它的感发力量绝不根植于哪些特定角色的结局，而在于故事发生的背景，镜头中传递出的历史时空，和真正触及人性普遍意义的侧面。从这个角度讲，它好于《南京！南京！》，和一切用《南京！南京！》的姿态与思路拍摄而成的中国电影。
导演陆川早已坦认设在《南京！南京！》中的最大一处符号。当公式里的“角色”项替换为“中国人”时，所有使用这一公式的人，都再也无法认为《南京！南京！》不是一部好电影。这也是《拉贝日记》与《南京！南京！》的最大不同点。
在《拉贝日记》中，有懵懂麻木的中国民众，软弱无能的中国军队，甚至冒充会讲德语希望活命的中国俘虏。这部片子没有为了照顾中国观众的感情而回避此类内容，而是选择客观地呈现。它的导演并未使用上文的符号公式，自然也不会带有侮辱中国人民感情的主观目的，或是政治导向。
那么中国的观众会如何评价？他们会使用那条公式吗？
为避免让文章篇幅过长，整理的过程中，适当地删掉了一些内容。
内容尚不完整，欢迎大家补充、转载。
文章目前包括的人物：李秀英、伍正禧、潘开明、穆喜福、李世珍、丁永庆、汤英、孙有明、吴克政、王凤英、芮体和、常志强、李俊、夏淑琴……
李秀英：“拉贝是一个好人”
李秀英口述：“拉贝是一个商人，不是兵，但是他利用他的特殊地位保护我们中国人。当时只要遇到了麻烦，中国人就去找拉贝，他立刻就来。拉贝利用他的特殊地位，和日本人谈判……当时我们完全不知道拉贝是纳粹党党员。不管他是不是纳粹党员，它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但拉贝是一个好人，我们将永远怀念他。中国人都是这样的，只要你为他们做了一点事，他们就会给予十倍的报答。那时只有很少的人能够同日本人谈判。要是没有拉贝，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会被日本人杀害。拉贝救了很多很多人的生命。”
伍正禧：“他救了许多中国人的命”
伍正禧口述：“我现在对拉贝的评价是：他是一个有坚定果断和品德高尚的德国人，他是中国人最好的朋友。有些报纸报导说，他是一个纳粹党员。不管他是或不是纳粹党员，他救了许多中国人的命。那个时候表现出了他的高尚品德，这是最重要的。历史是真实的，谁都无法否认它。在他领导下，保护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团结全体领事馆成员、几个传教士和外国教师，建立了一个安全区。那时要是他不把大家组织起来，日本人肯定还会更加疯狂……他勇敢地站出来，为中国人说话，对保护他们作出了他个人的贡献。”
潘开明：“他是我们的救星”
潘开明口述：“那时，我是一个人力车夫，没有亲自结识过拉贝。但我看见过他，我们都知道他秃顶，所以我们都认识他，有时我们在上海路、山西路或宁海路上看见他。我们只知道他是难民区的负责人，我们也知道他和其他一些外国人建立了难民区。他们是我们的救星。要是没有他们，一定还会有许多中国人被杀害。拉贝在他的日记里写的一些情况，都是我们装在心里想要说的话。不管拉贝是不是一个纳粹党员，都改变不了我们对他的看法，因为他是我们的救星。”
穆喜福：“德国国旗保护了五六百人”
[管他叫“老毛子”]
“那时也不知道拉贝不拉贝的，我们叫他老毛子”，现年83岁的穆喜福一直住在南京广州路4号，直到十年前广州路拓宽，才搬迁到南湖南苑新村趣园。“当时我14岁，我家的后门就正对着拉贝家”，穆喜福用手比划着告诉记者，当年他家是栋小破楼房，楼上、楼下加起来就63平米，他家的后门正好对着拉贝位于小粉桥1号的住处的大门，相距不过30米，因此经常能看到拉贝。“那时兵荒马乱，也没打听这位外国人叫什么名字，他个子很高，穿着藏青色的一套西装，戴着一副眼镜，脸上留着大胡子，所以我们都管他叫老毛子”。
[德国旗盖过房顶吓走鬼子]
“老毛子家国旗救了多少人哦”，穆喜福告诉记者，1937年12月日本兵攻入南京城前，三天两头有飞机来轰炸，当时拉贝就在自家的房顶平拉起了一张巨大的德国的国旗，大概有普通国旗几十倍大，把整个房顶也遮住了，从空中看特别显眼。“日本人怕这个国旗哦，好几次飞机都冲下来了，看到这么大的国旗又飞走了”，穆喜福称，后来打听才知道拉着国旗的地方，是南京国际安全区，就是由这个老毛子当家的，听说住在里头，日本人就不敢乱抓乱杀，结果人一起往里面涌。由于穆喜福家紧挨着拉贝家，算是安全区，那时沾亲带故的亲戚姨妈、舅舅全从城南、城北跑了过来，63平方米的小破楼里竟挤了53个人。
[一家53人全活了下来]
“多亏老毛子哦”，穆喜福称，有一天晚上，隔壁一位三十多岁的张叔离开拉贝家院子，回趟家看看，就被日本兵抓走了，拉贝知道后，立即开着车冲了过去，一会儿就把张叔接了回来。穆喜福称，他当时有两个姐姐十七八岁，正是日本兵要找的花姑娘，幸好躲在拉贝家从而躲过了灾难。“我们全家人永远感谢拉贝，要不是当年受到他的保护，我们一家53口人，不可能全部活下来，早就被日本人杀害，骨头打鼓了”。
李世珍：“如果不是他，我恐怕已经埋在地下几十年了！”
[院子里挤了五六百号人]
“那时院子里全是人”，2006年79岁的李世珍是穆喜福妻子，她也是拉贝故居的见证人。“当时我只有10岁，但很多事情还是知道的”，李世珍告诉记者，拉贝家的院子里，到处是简易棚子，有1人多高，里面铺些稻草，只能供人躺在里面睡觉的那种，当时院子里挤满了逃难的人，足足有五六百号人。
[他曾刀下救37人]
李世珍老人说：“有一个家族37个人，被日本兵抓住了，全被绑好了跪在地上。（日本兵）准备砍头的时候，拉贝刚好经过，他就和日本兵交涉，最后把这37个人都带走了。后来这个家族的人都说，如果没有拉贝，他们整个家族就灭亡了。其实我们都一样，如果没有拉贝，我恐怕早就已经埋在地下几十年了。”
[不出去是最安全的]
据李世珍奶奶回忆，当年她和大量难民躲在拉贝家中，日军不敢进来，大家也都知道“不出去是最安全的”。“后来我结了婚，家就在拉贝故居旁边，一睁眼就能看到，所以一直觉得没有离开。再后来这里面立了拉贝的雕像，我就经常来这边看他。最近老了，腿脚不灵便，就来得少一些了。”
[《拉贝日记》我演了一个难民]
在电影《拉贝日记》中，这位82岁的老奶奶客串演出了一个难民，李奶奶表示：“第一次演电影，其实就是希望能够报答一下拉贝，他救了我们那么多人的命，我们却没能为他做点什么。”
丁永庆：“他用身体挡住大门”
[在院子里搭棚让人居住]
2006年，91岁的丁永庆老人，当年居住在小粉桥12号，与拉贝住宅近在咫尺。日军大屠杀时，丁永庆18岁，拉贝的厨师一位姓曹的天津人，让他躲进小粉桥1号避难。丁永庆老人回忆说：“拉贝是个大个子，待人很好。他在院子内搭有芦席棚，让周围的居民居住，供吃供穿。我在这里住了近一年。”丁永庆告诉记者，那年12月19日晚上，有两个日本兵在拉贝住宅越墙而入，企图作恶。被拉贝知道后严词叱责，那些个日本兵看清他是德国人之后，只得悻悻地收起枪，要拉贝打开大门让他们出去。“不行！”拉贝用身体挡住大门，断然拒绝，“你们从哪儿爬进来，就从哪儿滚出去！”两个日本兵慑于拉贝的威严和气势，只得灰溜溜地翻墙而去。院内的难民见到这一幕，不禁拍手欢呼起来。
[尽自己所能救济难民]
那天，在拉贝院子里避难的丁永庆实在饿极了，便出门想去找点吃的，可一抬头，看见竹篱笆墙上有个被日军用刺刀刺死的小姑娘，他吓得赶紧回身。拉贝让他的助手韩师傅给他拿来了一小杯米和几片咸萝卜根。韩师傅告诉他，“拉贝先生说了，天冷，地上又潮湿，要你们把萝卜根煮着吃，这样能去湿。拉贝先生还说，不管怎么样，要保证给住在这儿的难民每人每天发一小杯米，一个星期发一次萝卜根和蚕豆，他说虽然少，可他已经尽力了。”丁永庆说他是幸运的，当时还有个小他3岁的弟弟，没能及时躲进拉贝家，在中山陵一带被日本兵逮住了再也没有回来。
汤英：“一个具有高尚人性的人”
[多少泪，止不住流淌在拉贝小院]
“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人知道什么是人间地狱，我能活下来，如果没有拉贝先生，那是绝对不可能的。”谈起往事，个头不高、身体硬朗的汤英老人眼中有泪。谈起拉贝，老人感恩戴德：“只要一去南京，我就去拉贝先生的小院去看看，那个小院还在，一到那里，在泪水里，我总是想起好多好多往事，我现在老了，但我时常带着儿女们来，好让他们记住一个恩人，一个具有高尚人性的人。”
[拉贝先生是我的邻居，他的鞋子都由我和师傅做]
迈入2008年，汤英已是88岁的高龄老人了，1950年他作为汽车修理专家从南京举家迁到芜湖。这位十分健康、精干的老人，他对有关恩人和往事记得十分清晰：“《拉贝日记》中写到他自建的小防空洞里挤了不少人，特别提到的邻居鞋匠就是指我师傅。……我的师傅名叫吴富贵，上海人，是皮鞋店老板，会说些洋泾浜英语，专做大使馆、外侨和传教士等的生意。拉贝先生一家人的皮鞋是我师傅包做的，我时常为拉贝先生做些鞋子的起低工序，拉贝先生对我们很友好，一点也不爱摆架子，他的亲近让我们和他常有往来。……邻居们都习惯称拉贝为‘喇叭’先生，他身材高大，平易近人”
[我有两次差点被鬼子杀了]
“日本鬼子杀进南京城那年，我17岁。”老人回忆道：“1937年12月13日，日本鬼子杀进城后，起先我和师傅仍在皮鞋店住，我曾两次险遭鬼子毒手……鬼子进城的第三天晚上，又有两个鬼子踢开皮鞋店的门闯进来，见我们一老一小两个人，一个鬼子用刺刀对着我要‘花姑娘’，我直摇头，鬼子凶恶地用刺刀在我身上点呀点的，刺刀划到我肚皮时，忽然外面有女人哭叫声，两个鬼子急忙跑过去。经此一吓，师傅和我立即逃进了拉贝先生家避难，一个多月没敢出拉贝防空洞大门一步。”
[拉贝一边枪指日军救人 ，一边筹粮救济我们]
在汤英的记忆里，日军骚扰小院有数十次。最惊险的是日军进城后十多天后的一个夜晚，当时拉贝先生外出不久，有三个日军从围墙外翻进了拉贝小院来，身后都挂着明晃晃的刺刀，汤英老人说：“当鬼子正要把一个女人推出围墙外时，就在这危急的时刻，传来了汽车的喇叭声，是拉贝先生回来了！所有的难民不约而同地喊了起来。当拉贝知道日军是翻墙进来抢人时，他怒不可遏，用英语大叫，鬼子老实地站着并表示想从大门溜出去时，拉贝不同意，他示意翻译让日军从哪里来的，就得从哪里出去。当鬼子了解这一意思时，不想在中国人面前跌相，仍想从大门出去。拉贝大声吼叫，并拔出手枪，逼近日军，指着围墙赶他们爬出去。最后爬墙的鬼子在惊恐中滑倒二次才爬了出去。”
一天上午，一对母女走在小粉桥路上时，突然遇到日军。一个日军抓住年轻的女性就往路边拖，母亲死死拉着自己女儿的手不放，日军竟然凶狠地踢向那位老人。当日军把姑娘拖向路边的小房子时，路上的人一个也不敢吱声。恰逢拉贝先生从天而降解救了她们。四个日军开了卡车来到金陵大学难民收容所抓抢妇女，当时虽然有美英等国外籍国际安全委员会成员在场，但他们都被日军打趴下了，恰巧当时拉贝来此办事，日军见到身穿德国军装，头戴钢盔，足蹬军靴，臂佩“卐”字袖章，腰别短枪的拉贝，才怏怏离去。
汤英老人回忆道，拉贝先生的家为独式花园式小洋房，本不是收容难民的场所，但随着日军烧杀越来越厉害，逃进他小院来避难的人激增到600多人，地上坐的都是人，当时正值寒冬，拉贝先生在极端困难下，不仅搞来米给难民在小院内做饭充饥，还找到芦席、稻草、布篷等给难民御寒，为了防止日军进来骚扰，拉贝先生专门组织人员日夜在围墙边注意日军的去向，一旦有鬼子翻墙进来，就吹哨报告他，由他来驱赶。
孙有明：“日本人从天上看见，就不敢扔炸弹了”
后来被全世界视作洪水猛兽的纳粹党徽，在1937年的严冬却保护了20万南京的中国人。拉贝和家人在院子里用床单做了很大的一面纳粹党旗。“四只角都绷得紧紧的，日本人从天上看见，就不敢扔炸弹了。”孙有明到现在都还记得这面旗，他当年曾经为拉贝做过衣服。很多人和他一样，靠拉贝的保护，活过了他们生命中最长的一个冬天。
吴克政：“大家都不会说德语，都和我爸爸一起喊他‘喇叭’”
《拉贝日记》里被经常提起的鞋匠的儿子吴克政记得，“大家都不会说德语，都和我爸爸一起喊他‘喇叭’”，很多人都还记得‘喇叭’戴着那个袖标，经常上街走，指着纳粹党徽，喊‘嗨！希特勒！’，来制止日本人侮辱中国妇女”。
王凤英：“到这个难民区里避一下，我们这五个人就没有死”
王凤英老人曾在国际安全区避难过，2007年她已经82岁，回想起当年的那段历史，仍感到一种默名的恐慌。1937年，当时王凤英只有12岁，家里有5口人，原先一家住在珠江路，日军攻城后，父母听邻居说广州路这边有个安全区，就带着自己和姐姐弟弟一起过来了，因此，拉贝是全家的救命恩人，现在她每年的12月13日都会前来参加纪念活动。
王凤英回忆道：“拉贝成立的难民区，我们这五个人到这个难民区里避一下，我们这五个人就没有死，要不然，在（珠江路）那个地方，就活不下来了。”
芮体和：“拉贝先生虽逝永生”
拉贝故居门厅内的桌上，放着一本留言簿，上面写满来访者的参观感言，留言者上至年过八旬的老翁，下有七八岁的孩童，许多外国友人也留下对拉贝的钦佩之言。
一串长长的笔迹引起记者的注意。那是一则2007年1月26日的留言，落款是大屠杀见证人芮体和。“我是大屠杀的见证人。拉贝先生我见过，那年我13岁，就住在离这不远的汉口路17号。我今年已经83岁，当时看到一位高个子外国人，正是拉贝先生。参观后，又使我回想起1937年12月13日血腥大屠杀的场面。感谢伟大的国际主义和平使者，拉贝先生虽逝永生。”
常志强：“弟弟们都被日本人杀了”
住在夫子庙附近的常志强老人，则讲述了他们一家在日军进城的前一天准备到安全区避难，路上被守城军队拦住未能赶到安全区，日军进城后的第一天就把他们全家六口当场杀死（最小的弟弟当时才两岁），他和姐姐幸存下来后立即跑到安全区的金陵大学难民收容所避难后才活了下来，而姐姐因被日军刺了五刀虽然当时未死，但几年后因体弱感染伤寒死去……
常志强说：“从那以后，我和姐姐成了孤儿了，为了生存，我们在日本人的工厂里做童工，什么苦都受过。日本投降以后，日本鬼子飞机喷洒药雾，我们住的地方离飞机场不远，那个地方很多人都得了瘟病，我姐姐开始发高烧，烧了好多天不能吃，就喝水，拼命要喝水，要喝烫的，冷得不行，滚开的水她就这样喝下去，七天七夜后，相依为命的姐姐也死了，死的时候身上全是红点子。”
李俊：“拉贝是活菩萨”
85岁的李俊、80岁的丁正兰老夫妇家住孝陵卫，昨天他们也特地赶到拉贝纪念馆与托马斯·拉贝夫妇见面。一见到托马斯·拉贝，李老先生立即紧紧握住他的手接连说，“谢谢，谢谢！”而托马斯·拉贝尽管与李老先生从未见过面，却对他一点不陌生。他拿出自己编著的德文版《拉贝传记》，很快翻开其中一页指给李老先生看，里面记录的是曾经在小粉桥1号拉贝故居避难的幸存者情况，当时拉贝在自己的家中保护下来的南京平民就有600多位，李俊正是其中的一位，他与另外几位幸存者的照片与回忆都被收进了这本德文传记。
“我那时候才13岁，跟着家里人躲到了拉贝先生家的院子里，为了保护我们，院子里搭了不少棚屋给难民们住……”李老先生指着故居旁边的草地说，“就是在这个地方！”李老先生说，当时难民们都说拉贝是“活菩萨”……
夏淑琴：“我们都感激拉贝先生”
2009年2月5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诉日本右翼侵害名誉权案在日本终审胜诉。她也是拉贝在日记中提到名字一个的幸存者，她抚摸着纪念馆内拉贝的照片，“我们都感激拉贝先生，现在他的孙子来到南京看望我们，我特别高兴”，她还向托马斯·拉贝讲起了自己与拉贝先生的一段渊源：“那时我8岁，拉贝先生特别喜欢我，1938年他要回国了，又是雨又是雪，他把我和我舅舅找来，我那时特别狼狈，他用大衣紧紧地裹着我，我那时头上身上都有虱子，可他竟不嫌脏，还抱着我……他说想把我带回国去，可因为当时我家人都被杀了，妹妹已被送孤儿院，舅舅觉得要留一个小孩，舍不得我就没同意”。对于拉贝日记帮助夏淑琴告倒了日本右翼，拉贝之孙托马斯·拉贝非常欣慰：“这是应该的，就像当年德国人也赔偿了犹太人”。身为医生的托马斯·拉贝还特别谈到了80岁的夏淑琴老人的健康状况，“我特别高兴跟你见面，尤其看到经历过苦难的你现在这么健康，你太了不起了！”
本文只整理那些有名有姓的幸存者，如果要算上那些名字没有在报纸上被写出来的人，那么就更多了。
这几天整理幸存者回忆的过程中，深深的感到，电影《拉贝日记》的确不够真实，不是把拉贝捧高了，而是捧得不够高，现实中拉贝的某些事迹，简直比电影还要夸张，但这些电影都没有表现出来，整体上，电影版还算比较冷静的，很多没有亲身体验过那场灾难的人，都认为电影拔高了拉贝，但对于那些幸存者而言，这部两个多小时（原版五个小时）的电影，还没能完整地表现出拉贝的全部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