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美军在越南溃败撤离柬埔寨之后，纽约时报驻柬埔寨的战地记者辛尼（萨姆·沃特森 Sam Waterston饰）仍留在当地继续采访。柬埔寨人潘迪（吴汉润 Haing S. Ngor饰）是辛尼的当地翻译兼助手。辛尼在潘迪的帮助下，多次化险为夷逃过鬼门关。两人在战火纷飞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75年，红色高棉占领金边。辛尼得以全身而退，然而潘迪却因为没有护照而被捕，开始了生不如死的地狱生活。在柬共的劳动改造中，潘迪目睹了红色高棉政权的残暴血腥，受到了非人的待遇。1978年，越共入侵柬埔寨，潘迪趁机逃亡到泰国边境，与一直在寻找他的老朋友辛尼重逢 本片荣获1985年第57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男配角、最佳摄影和最佳电影剪辑三项大奖。
朵依 评论 杀戮战场 2009-03-08 12:17:44
这不是影评，但关于这部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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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高棉取消家庭,子女不与父母生活在一起,没有私人财产.知识有害甚至认字都是罪恶.但领导却拥有家庭子女知识以及奢华的物质享受.这是什么道理.如果你们的理想是高尚的,为什么你们不亲自实践,却要对人民实行?美好的理想是用屠杀人民的途径来达到吗?如果要用屠杀,消灭人类生来就有的情感和本能来实现的理想,这个理想就绝不是好的理想.而是少数人的疯狂,如同希特勒的疯狂一样.如果非要说这个是理想是好的,那希特勒的理想同样是好的,纳粹追求的就是一种纯粹的社会,国家社会主义.
人类固有族群之争,但怜悯善良爱和关怀却是人类共有的美好情操,任何信仰和主义都不可能消灭.这是人类文明的象征.就是我们先哲说的"道".先人而存,亘古不变!
文/蔡慎坤
蔡慎坤：迟来的判决为何悄无声息？
11月16日，柬埔寨“审红特别法庭”宣判002/02案，柬埔寨前红色高棉政权领导人农谢和乔森潘犯有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罪被判终身监禁。92岁的农谢是前红色高棉“二号人物”，被法庭称为“波尔布特（红色高棉领导人）的右手”，87岁的乔森潘是前红高棉政权国家主席、是波尔布特之后的红色高棉最高领导人。
由联合国支持的“审红特别法庭”发布新闻通告称，农谢和乔森潘除了犯有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罪外，还犯下严重违反日内瓦公约、屠杀占族、越南裔、僧侣、前高棉共和国战俘以及逼迫婚姻等犯罪行为。通告说，特别法庭还发现农谢和乔森潘执行了针对越南、占族、佛教信徒和前高棉共和国官员的屠杀政策。
红色高棉政权掌权的1975至1979年间，柬埔寨约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被红色高棉所杀害。这是柬埔寨官方首次承认红色高棉犯下国际法定义上的种族灭绝罪。2014年8月7日，特别法庭判处2007年被捕的农谢和乔森潘无期徒刑。特别法庭当时宣布，两人参与了一项共同犯罪计划，旨在“通过大跃进，采取任何必要手段迅速实现社会主义革命”。
农谢和乔森潘分别被控反人类罪、谋杀罪、政治迫害、攻击人性尊严等多项罪名。四年前，农谢和乔森潘均否认针对自己的指控，认为自己的行为是为了国家利益，并不了解人民受迫害的真实情况，从未下令处决他人，也不知道有人被迫害致死。
特别法庭通告介绍说，002/02审判中的证据听证会始于2014年10月17日，于2017年1月11日结束。审判听取了185人的证词，其中有114名证人，63名民事当事人和8名专家。本案审判备受关注，共有累计82780人参加了听证会。由联合国和柬埔寨政府联合成立的审判红色高棉特别法庭从2006年开始运作，由柬埔寨本国法官和国际法官共同主持。柬埔寨国内此前有声音批评该法庭审判迟缓且花费巨大。
对红色高棉前领导人迟来的判决，国内舆论几乎没有关注，媒体也在极力回避淡化那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红色高棉在国际共运史上创造了一项丢失政权最快的纪录：从1975年入主金边到1979年初被赶出金边，只有3年零8个月。在如此短的时间里，红色高棉又以前无古人的魄力，急匆匆地发动了一场激进的社会实验，在进入金边当天，就开始社会改造的人口大迁徙运动。
理论上，红色高棉虽然深受当时大国正在进行的运动影响，但却走得更远，红色高棉来不及，也不屑于对自己的国家、民族和社会有起码的了解、认识，就直接将一个粗糙的乌托邦理想付诸实施。这是一次最粗糙最激进的理论与最草率的实践相结合的暴政实验。传统社会留下的一切社会分工、一切社会组织以及不符合其理想的行为和社会成员，皆在消灭之列。
柬埔寨在惨烈的社会实验中具体死亡人数也许永远成谜，即使按乔森潘的说法，也至少有1/7的柬埔寨人死于红色高棉空前绝后的社会实验，创造了和平时期国民大规模死亡的新纪录。历时3年零8个月的红色高棉时代，柬埔寨大批被消灭的，并非只是那些新社会不喜欢的人；组织的自我清洁，也许比社会清洁来得更残酷。在著名的S21政治犯集中营，有2万多有名有姓的人进去——绝大多数是党内同志，仅有6人活着出来。
对红色高棉政权骤起骤亡，官方出版的《柬埔寨共产党的失败及其教训》（《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1年02期）一文认为，其失败原因在于：在政治上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经济上犯了空想社会主义的错误；彻底否定传统文化，不重视教育卫生事业；对内抛弃盟友，自毁统一战线，对外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等等。
红色高棉是国际共运史上最激进左派理论的一次全面实验，其迅速败亡以及在柬埔寨制造的惨烈悲剧，是现实世界对其极左思想理论的最严厉最无情的批判和展现。红色高棉的失败又一次证明，一切不顾人民福祉利益，违背自由、民主、人权价值标准，强制推行式“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只能是死路一条。红色高棉在最后时刻，曾考虑接受一些“修正主义”，比如恢复货币。但柬埔寨人宁愿接受越南军队也不愿给红色高棉任何改正的机会。
40年后，红色高棉还活着的高层终于受到特别法庭的最后审判，尽管这是迟来的审判，但比起这个国家曾经一次又一次的激烈循环报复，本身就是一大历史进步。1975年4月17日是柬埔寨人刻骨铭心的日子。这一天，红色高棉扳倒了朗诺政府，开始了所谓的“元年”。
红色高棉的军人荷枪实弹，强迫城市居民“新人”下乡改造，实践乌托邦计划。只有几个昼夜，所有金边人就被迫离开了世世代代居住的住所，放弃所有财产，成为彻头彻尾的无产者。波尔布特深得毛思想的精髓，实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以战备为借口把城市居民赶出城市。
柬埔寨人Loung Ung在她的英文自传《他们先杀死我父亲》里提到，1975年4月17日那天，柬共军队开进金边，对老百姓大喊：“不准携带行李，你们用不着带城市的东西！三天之内就回家，谁也不准留下！美国人要轰炸金边！美国人要轰炸城市！”开始，一些居民不肯离开家园，持观望态度。后因敌不过士兵的逼迫，三天之内，金边所有的居民被强制离开，包括老弱病残在内。顷刻间，200多万人口的金边成了一座死城。
金边人没有料到此行竟是一条不归之路。人们丢下产业，匆匆离去。眨眼间，柬埔寨禁止私有制、没有工业、不准买卖、不准货币流通、连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方式也不允许。波尔布特的铁腕统治首先从衣食住行开始，所有百姓必须放弃原来的服饰，男女老少一律穿黑色长袍或中山装。妇女不论多大年纪，必须剪清一色的齐耳运动头。红色高棉脖子上侧多了一条红白相间的毛巾。
在公社大食堂，每人配以碗筷，一天两餐，定时去集体食堂排队打饭。刚开始还允许每家领取一天的定量，后来有人私存余粮以备不测，柬共干脆改为每餐配给，搞彻底的公有化改造。没过多久，粮食配给越来越少，干饭变成稀饭。人们以野菜、草根、树皮果腹，蚱蜢、甲壳虫、蟋蟀也生吞下去。每天都有人饿死，活着的人连掩埋死人的力气都没有。常常是等到尸体散发恶臭，令人无法忍受时，才就近挖坑，将爬满蛆的尸体堆进坑里。
这些城市人从被赶到乡下接受再教育的那一天，即永远失去了在城里的房产。体弱的人还没到达目的地，就病死累死在去乡村的徒步跋涉中。幸存者一到达目的地的便开始刀耕火种的日子。他们安身在简陋的吊脚楼里，白天在田里干十几个小时的农活。
红色高棉誓言把每一个城里人改造成农民，每位新人必须重新登记，交代以前的历史。几乎所有人都虚报出身，没人敢承认自己做过业主、老板，最多说做过小买卖，更不能与朗诺或越南有过任何瓜葛。新人们被迫学习农活把式，完成规定的劳动限额。肩不能扛、手不能抬的人被怀疑为阶级异己分子。
凡曾服务过朗诺政权、对“红色高棉”不满者、地富反坏、不愿自动离开金边者，一律镇压。对有产者、业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师、医生及其它专业人士也大开杀戒，连戴眼镜的人也不放过。《杀戮战场》(The Killing Field)就是以一个医生为原型，描述了柬埔寨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种族和宗教迫害更是恐怖，会说外语特别是越南语的都是死罪。红色高棉禁止所有的宗教信仰，关闭摧毁所有的教堂和庙宇，佛教徒被迫还俗，回教徒被迫吃猪肉。
红色高棉执政三年八个月二十天，每一天都是在杀人中度过的，其恐怖程度空前绝后！被清洗者包括原城市居民，与西方有接触、接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和为朗诺政府工作过的人。后期，被清洗者包括红色高棉各级干部。红高棉统治期间，被无辜杀害的柬埔寨人多达二百多万，其中包括30万柬埔寨华裔，并几乎杀光了1万多名在柬埔寨的越南裔。
1978年5月，反波尔布特的流亡者在越南成立了“柬埔寨民族团结救国阵线”，领导者是曾任红色高棉师长、省委书记的韩桑林。1978年12月25日，在韩桑林的带领下，10万经历越战洗礼的越南“志愿军”发动势如破竹的进攻。虽然不少柬埔寨人对越南军队的到来感到恐惧，但越南军队仍在不少投诚的红色高棉人士和受红色高棉残酷统治的柬埔寨百姓引领下，仅用两周时间，于1979年1月7日攻占金边，推翻了红色高棉恐怖政权。 波尔布特所领导的红色高棉以血腥和残暴书写了人类的野蛮史，柬埔寨“红色高棉”特别法庭对红色高棉核心骨干的判决尽管姗姗来迟，但依然还是正义的判决。
【仅供参考】
今天的柬埔寨挺容易让人产生幸福感的，经过海关时，游客需要备上一块美元去贿赂海关的官员，这份买路钱是海关工作人员收入的一部分，每个人都很坦然。景点的门口是一大堆穿着草鞋的孩子对着你喊中英文混杂的“Give me 糖果”，“姐姐漂亮、哥哥帅哥”——帅哥在这里是当形容词用的。有人认为，售卖旅游纪念品和乞讨，算是小朋友们的一种合法的兼职工作，不过，小册子上提醒游人，不要随便施舍小朋友，这可能会培养他们对“不劳而获”的渴望，而且不安全。
其实电影里大概只算拍了红色高棉控制的场面，而真正的屠杀，真的血腥，里面仍然是没有镜头的。
旅游大巴上，一口广东话的当地华裔导游问我们，知道红色高棉吗？大部分人只能摇头，我们对别人的历史知道得向来不是很多。
然后导游跟我们讲：那是一个叫波尔布特的坏人做的事情。场景与电影中类似，用美军空袭的谎言把百姓骗出城市。他们说：国家需要有知识的人，医生、教师还有其他的读书人，你们都站出来为国家服务吧，然后，站出来的人都不见了。
再然后，导游指着路边的一种有锯齿状叶子的棕糖树说：波尔布特杀死读书人就是用棕糖树的叶子去剧他们的脖子，最快的情况下，这个人被杀死也需要15分钟，还有些会被活生生地剧一下午……然后，那哥们推销起了棕糖树熬出来的天然棕糖，纯净健康，再然后，很多人买了那种棕糖。
当地人对于红色高棉的故事里，不会有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较力，也没有对各种主义的分析、批判，他们就是说：波尔布特是个坏东西。
这场红色高棉是什么原因呢？那个导游小伙子说：波尔布特嫉妒并且害怕，怕别人比他强，于是就把所有有知识的人都杀死了。
而西哈努克亲王，小伙子还是很尊重他，不过他说：也有人认为，西哈努克对波尔布特太姑息了。
红色高棉执政的三年零八个月，柬埔寨的人口由700万降到了400万。更重要的是，这个国家失去了几乎所有的，有知识的成员，这对它后来的发展很不利。
在柬埔寨的最后一天，我们坐突突去了吴哥的市区，途经一个地方...开突突的导游告诉我们，那是为红色高棉时期去世的人立的纪念柱。不过，他没有停下让我们缅怀，而是继续走，继续说，纪念柱旁边是一家儿童医院，那是一个瑞士籍的柬埔寨人捐资开办的。穷苦孩子可以免费在那里看病，那里的医生们收入很高，最重要的是，因为这份300-500美金一个月的“高薪”，那里的医生不收受贿赂，真诚地只为了孩子们的健康，在这个把收受贿赂像收小费一样当作收入一部分的国家里，这一点尤其难能可贵。
●童蒙
1975年，越南统一，“美国在柬埔寨扶植的”朗诺政权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红色高棉已经逼近金边，《杀戮之地》在这个时刻开始了……
关不住的鸟儿
两个主要人物，一个是纽约时报驻柬埔寨记者辛尼，一个是他的翻译兼助手潘迪。但奥斯卡颁给潘迪扮演者吴汉（东南亚华裔，佛教徒）的居然是一尊“最佳男配角”奖，让我们这些不懂规则的“老外”莫名其妙。吴汉此前虽无表演经历，但他亲身经历并逃离了那场浩劫，因此几乎可以说他就是在演他自己。
潘迪坚定而锐利的眼神让人过目难忘，象是印度支那特有的某种植物，鲜明夺目。虽然潘迪在“劳动改造”和丛林逃亡中几次遇险，命若琴弦；虽然剧情紧张惊悚地让人透不过气，但是我始终相信潘迪一定能逃出生天、得以自由——“有些鸟终究是关不住的，因为它们的羽毛太美丽了”……
红色高棉即将入城，辛尼告诉他“会有大屠杀”，潘迪说“我爱我的家人，但是我又是一名记者，我很痛苦.……”内心的冲突直白地展露在含泪的脸上……撤离的最后一日，他将妇雏送上美国最后一批直升机，明知自己将“置之死地”却毅然留了下来。很难想象这是一个“理性人”的选择，毕竟最为一名前线记者，他必定深知红色高棉对待他这种“旧人”的雷霆手段，而且，他本可以选择离开，象那些已经先期离开的记者们一样，但出于职业操守和对朋友的信任，他作出了这个让他历经磨难摧折的选择。在四面楚歌的孤城里，选择留下需要多大的勇气？在“劳改营”里他有时也犹疑恐惧，但在生死攸关的时刻，他冷静地潜伏在水塘里，游过水田、穿过丛林……在严密狞厉的看守下，逃出红色高棉的魔爪需要多大的勇气？
然而仅有勇气是远远不够的，红色高棉是一群精通权术的“革命者”，想要“与虎谋皮”，还需具备沉默的智慧。“安卡”（组织，高棉语）派来的党代表用英语试探劳改的人们，用“安卡需要你们，安卡宽恕过去的一切”来号召他们中的“医生、教授和学生”等交心，有几个人被感动的热泪盈眶，投向了“安卡”的怀抱，而死神转身就对这批“隐藏很深的阶级敌人”划下了镰刀——“向安卡坦白人全都消失了”。潘迪却谨守沉默之道，忍受住了党代表“引蛇出洞”的悠扬笛声，假装自己不懂法语和英语，安坐如最朴实的农民。与那群“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们不一样，潘迪这只有着丰厚生存经验的“毒蛇”洞察了“革命者”的意图，他继续潜伏着，伺机待发。
在与红色高棉的角力中，潘迪身上的人性光芒并没有被磨灭：他在大雨中保护了一只壁虎以免它被踩死，他为那些被连根拔起的植物揪心。他珍爱生命，作为一名佛教徒，更作为一个明白生命意义的人。在潘迪逃出红色高棉的一个团体而被另一个团体俘获时，他负责照看头目的小孩。透过头目的主观视角，电影要言不烦地刻画了他对一个红色高棉后代的细心关爱，他轻轻地哼着儿歌——慢慢地把小孩放到床上——细心的掖好帐子——再蹑手蹑脚地去收拾桌子。后面甚至有一处，小孩睡着了，他还探进帐子里吻了他，而自己也喜悦的象个小孩。遭受了红色高棉非人的虐待和折磨，他的心中却并没有“恨”（至少也是“不及妻孥”），反倒诠释出了“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境界。
红色梦魇
红色高棉的暴行，各国的学者已经披露了很多，现在柬埔寨旅游有两大热点，一个是吴哥窟，另一个就以S21集中营为代表的红色高棉遗址。关于红色高棉的大屠杀，曾经聚讼不已。争议的焦点是美国和红色高棉究竟谁是刽子手，就象国内学界争论张献忠和清军到底谁“屠蜀”。但是与发生在十七世纪的后者不同，这场浩劫有幸存者、有照片录像等资料、有万人坑等物证，这些重要的证据已经将红色高棉钉死在历史耻辱柱上。“即使是柬埔寨人自己也不认为1973年死於美国轰炸的人口能和红色高棉四年统治时期的死亡人数相提并论。”影片拍摄时，红色高棉虽已退入丛林，但这场梦魇要在十多年后乃至更久方能消散。
影片中，红色高棉进入金边城时，前政府军和市民打出了白旗，弥望的是“一片降幡出石头”，整个街道似乎笼罩在一片胜利和祥和的氛围下。潘迪忘乎所以地跳入人群大呼：“和平了！和平了！”然而胜利从来只属于胜利者，并不属于虚幻的所谓“人民”。没多久，潘迪和三个外国记者就在医院里发现了血的真相。但是已经迟了，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以战备为借口把所有民众驱逐出城，并实行“农业乌托邦”计划。那一片片白旗是一块块裹尸布，将苦难的柬埔寨人民送往死地。
潘迪躲入了法国使馆，可是因为一场雨，他的假护照报销了，只得黯然离去。他在劳改营里受尽折磨：高强度的劳动和任意的辱骂殴打他都忍住了，但是眼目所见的邪恶令他不寒而栗：少女们有着让人不寒而栗的眼神，她们夺人性命就象她们拔去植物那样轻松；在教室里，本来黑板上有一幅“全家福”的粉笔画，却有一个小女孩走上前去给“父母”狠狠地打叉，而且不忘用用手指切断“孩子”和“父母”牵在一起的手……；充耳的强制精神灌输让他不胜其烦：“敌人就在我们内部，没有人值得相信”、“没有思想，除了党的思想；没有爱，除了爱‘安卡’”……
在逃亡路上，潘迪看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在河谷里，成百上千的死人残骸堆积在一起：狰狞的头骨、无力的枯手、褴褛的衣衫，那些被“安卡”屠杀的人被冲积到一起来了。这末日一般的场面使他惊恐地摔倒又爬起，人骨被他踩的吱嘎作响。在经过这段“死荫的幽谷”后，他晕倒在路边……
红色高棉将卢梭以来的暴力革命理论发挥到极致，他们妄图在地上建立天国，结果再次重复历史——带来了人间地狱。不过红色高棉青出于蓝，“安卡胜过了列宁，超过了毛泽东”，终于将20世纪的“乌托邦”实验推向了最高峰，在这场献祭中，2万越南裔全部死亡，43万华裔死了21.5万，1万老挝裔死了4000，2万泰裔死了8000，全国至少死了100多万，而当时整个柬埔寨只有700多万人。
伏尔泰早就预言：“教士与帝国一致的制度，是最可怕的制度。”可怕的制度又来自哪里？在吴念真编剧的《异域2》里，毒枭罗司令曾经振聋发聩地讲：“什么是毒？那些怀着一种思想的人，让千千万万的人为了这种思想去厮杀、流血，那才是毒！”
后来发生的事情
在国际社会以“互不干涉内政”为借口坐视红色高棉践踏人权，种族灭绝之时，1978年越南“入侵”柬埔寨，仅仅两周，红色高棉就兵败如山倒。1979年以后的历届联合国大会上，绝大多数“事不关己”的成员国却同仇敌忾地谴责越南侵柬，要求越南无条件撤军，中国甚至不惜直接出兵越南为红色高棉解围。
越南当然有自己的如意算盘，目的并不单纯。但是自己的侨胞被对方屠戮一空，以“志愿军”为名义出兵也算不上师出无名。而且，在人间地狱里苟活了三年多的柬埔寨简直视越南人为救星，越南军队受到的欢迎连他们自己都想象不到。去越南搬救兵的洪森也从来没有被视为“柬奸”，相反一直平步青云做到了首相。
此后，柬埔寨内部“关系千万重”而国际政治形势波诡云谲，延宕了近十年，在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或过世或垂垂老矣之时，审判红色高棉的“特别法庭”才于2007年11月20日姗姗来迟。西谚有云：“迟到的正义，即非正义”，这曲废墟上的镇魂歌，果真能退散忧从中来，不可断绝的梦魇么？
柬埔寨的国家主权和柬埔寨人民的人权，是理所当然地“乾坤特重我头轻”么？红色高棉有大规模屠杀本国民众和实施种族灭绝而不容另一国干涉的权利么？影片的最后以约翰•列侬的《想象》做结，但是——答案在风中飘。
2007-11-25，写在红色高棉特别法庭首次公开听证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