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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李霄峰导演的第二部作品，《追·踪》虽然与一部“好电影”还有很大的距离，但也足显一个年轻导演的报复与野心。从风格化的视觉效果，到贯穿全剧的《复活》概念，李霄峰满怀诚意，如同中国商业电影里的“一股清流”。也许早已看惯西方电影，甚至更近一些的亚洲电影的观众，对于这种概念的结合早就司空见惯。但是作为生存于当代消费主义文化盛行的中国商业电影市场，被各种“网红IP”和“流量偶像”充斥的年代，能有勇气在大荧幕制作这样的影片，于国内的观众都是一件好事。
说完赞美之词，此片当然还很多“槽点”。没有悬疑的悬疑，零散突兀的叙事，粗糙的台词，面无表情的配角，这些都足以观众写篇千字文来吐槽。但我还是想从这部影片里寻找导演想要传达的意图——从托尔斯泰的《复活》的开始。
导演李霄峰在一次专访中曾说“电影会把人变糙。说到底，电影就是一个体力活”。而看书，是一种奢侈的精神享受。文学，就应该像俄国一样，“被放在一个很高的地方”。而这部影片，李霄峰的那部在很高地方的俄国文学便是托尔斯泰的《复活》，电影从一开始便提出了一个问题“玛丝洛娃为什么爱上聂赫留朵夫？”。这是罗晋饰演的王栋写在书页上的文字，被钢铁厂工人，辛鹏饰演的徐峰读到，联系起了本来生活在两个世界的人。
在《复活》这本小说里，年起的聂赫留朵夫一时风流而又抛弃了玛斯洛娃，让这个16岁的少女人生直坠深渊，沦落为妓女。在电影里面，王栋虽然优秀但是也只是个穷书生，不会跳舞，不会画画，不懂浪漫。在这个“文学青年”的眼里，杜国金就是有钱好色的聂赫留朵夫，抢走了他的玛丝洛娃。而在徐峰的世界里，那个残暴的继父天天折磨着他与母亲的生活，对她来说自己的母亲为何会选择和这样的“恶人”继续生活在一起，也是个未解的难题。
一个是医学院的学生，另一个是早早踏入社会揾食的工人，年龄相仿的两人青年在自己的困境里徘徊不前。“玛丝洛娃为什么爱上聂赫留朵夫？”他们互相发问。于是这两个少年，游戏般地交叉性杀人，这也是《复活》真正的开始，先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原罪”，然后才会有“赎”与“牺牲”。
回到《复活》原本，多年后在法庭上作为贵族陪审员的聂赫留朵夫再次与玛斯洛娃相遇，但这一次她坐在了被告席上，因为无辜卷入的命案而被指控杀人罪。聂赫留朵夫因此陷入内疚的深渊，是他年少时的鲁莽毁掉了一个曾经爱过他的女孩的一生。电影中，徐峰的悔意也许要来的更早一些。当他翻开倒在海滩边的杜国金的钱夹，看到了“玛丝洛娃”的照片，他便隐约触摸到了“罪”。而王栋，和他的“玛斯洛娃”结婚生子，踏上了中产的“幸福生活”。没错，他成功”消解“了他的“罪”——直到他与徐峰在多年后相遇。徐峰的主动出现，是他终于明白，只有共同“自首”才能真正面对他们当年犯下的错。
这一次，徐峰变成了聂赫留朵夫，他要去他的“西伯利亚”流放。这场“赎罪”如同小说一样，注定充满坎坷而看不到尽头，但这就是聂赫留朵夫坚定要踏上的旅程。这里又让我想起小说里的情节：
聂赫留朵夫寻找的是精神的救赎，徐峰也是如此。这里不是简单的“绳之以法”，而是直面自己的原罪。玛丝洛娃无辜的刑罚纵然无法减轻，但是她仍然被聂赫留朵夫的行为感动了。她不再觉得自己是一个被“贵公子”糟蹋的“罪人”，她有了开始新生活的勇气。聂赫留朵夫也因此找到了“复活”的出口。
而电影里徐峰的赎罪，更像是圣经里所写的，王栋的心灵并没有被“感召”，随之而来的是更纯粹的牺牲。留在墓场地上的血迹，如同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而留下的伤痕，那是“爱的印迹”。PS: 这里导演”非常给力“地放入了一段王栋妻子为孩子念故事的场景，向观众提示了电影的结局。
为了心爱的玛斯洛娃，你愿意成为聂赫留朵夫吗？不是少女“爱”上的那个有钱又浪漫的杜国金；而是为了心灵的赎罪，放弃一切，永远流放于“西伯利亚”的徐峰。
如果你女朋友被人强奸了，你会怎么办？
如果你最好朋友的女朋友被人强奸了，你会怎么办？
《灰烬重生》的故事，就与这两个问题有关，以最出人意料的方式。
这部6月25日在优酷视频独播的电影，是一部原计划在电影院上映的电影。我有幸在影院看过之前114分钟的版本，知道它有多对得起大银幕。
那是一场非公开的放映，此前我在电脑上看过一个顺叙的工作版，觉得平平。
那场放映，让我大惊失色。
大银幕当然放大了影片的许多优点，但最令人惊讶的，是导演在叙事结构上的巨大调整。这种调整带来的提升，和这背后的自信，让我忍不住跟导演开起了玩笑：李霄峰，这是你自己剪的吗？
新的结构带来全新的魅力。当时这部电影名叫《追·踪》，第一部分叫“追”，这部分的叙事之自由令人惊叹，尤其是影片在十年前和十年后的自由穿行。其中的一次穿行是用一个开门的镜头来完成的：推门的是十年后的警察，推开门却是十年前的涉案人——这分明就是中国版的《猎凶风河谷》啊。
“追” 的英文名是Ghost，而黄觉在这段的呈现，恰似鬼魂。比如罗晋见完女主角之后，镜头切到他在烤肉，然后是黄觉入画，整个过程中两个人和女主角没有任何交流；你甚至无法分辨，黄觉是不是罗晋内心的幻觉？而这种幻觉感，正和影片的内涵相呼应：罗晋是一个要拿最高分的人，而“镀过金”的杜国金，根本是他难以逾越的一个存在。他想超过杜国金，做梦。
这一段里罗晋也有令人难忘的表演。在喜欢的女孩面前自卑，为了她一个人在天台练交谊舞，那段跳舞的长镜头里，谁能相信罗晋翻身上了房顶，竟然是即兴演出的神来之笔？而摄影机流畅的运动，把这一切都熨帖进远处的灯火。
还有一个96分钟版里剪掉的镜头我很喜欢。王栋陪妈妈在河边散步说话，随着演员的情绪如潮水般涨起，周围的风越来越大（是的，不是风机吹的）——这就是黑泽明的等云到啊，这就是称之为电影的时刻啊。
《灰烬重生》的美术也很出彩。在十年后的“踪”那部分里，罗晋每次出场都自带红色，而红色，象征着危险。停车场的那场跟踪，视觉太惊人，罗晋被跟上的E区，墙壁突然从绿色变成红色，而E，可能就暗指他“Evil”。后来罗晋做检查时脸上的红光，片尾墓地对决红光吞没一切……对一位拍第二部长片的导演来说，这种视觉上的自觉，了不起。
以及，什么叫余音绕梁？看完这电影之后的几天，我都会下意识哼唱马旭东被杀时的那段咏叹调。而Simon Fisher Turner的配乐，真该出张原声碟。
叙事，表演，镜头，美术，音乐……这部电影值得细品。《灰烬重生》比导演的第一部长片《少女哪吒》有了太大的飞跃，看到朋友拍出这样的电影，真的开心。You made it，当浮一大白。
看到这飞跃的不止我，还有豆瓣上署名顿河的影评。后来顿河当制片人，李霄峰做导演，合作了《风平浪静》，正在后期制作中。青年电影人因为作品惺惺相惜，又联手创造新的好电影，这例子再好不过了。期待《风平浪静》。
现在，让我们先好好看看《灰烬重生》。
有悬疑、有凶杀，亦有浓烈的爱恨情仇，《追·踪》可以有一百种方式来拍摄，但导演李霄峰选择了最高起低落的那种：从商业悬疑的构架出发，又用充满文学性的符号化视听语言拆解时空和真相，片中裹藏了对少年纯炙的眷顾，对是非曲直的执念。沉重的凶杀罪案被导演强烈的自省意识挥刀乱舞，人和事在刀光剑影中碎成吉光片羽，落定成被遗忘的灰烬。真相在三分之二处就已明了，而对人性的追踪才刚刚开始，讲述者和观看者能默契地感对方的一声叹息。
这是最好的方式吗？很难讲，但这是最诚恳的李霄峰的方式，也许也是《追·踪》这个故事最适合呈现的样子。在李霄峰的处女作《少女哪吒》里，女儿对老爸说：「这世上只有一种活法，就是诚实的活着。」《追·踪》的故事一脉相承，不过是换了一个更强烈的叙事环境，又诚实地讲了一个有关诚实的故事。在一个「成年人只讲利弊，只有小孩才分对错」会被当做金句抄到大街小巷的年代，导演的这点坚定显得更加珍贵。
《追·踪》的故事以两对情侣作为核心人物设定，但两个女性角色只负责「美和善」，她们同以被追求的目标出现，亦都和重要利害冲突擦肩而过。不知道是否是导演刻意地安排亦或善意，女性角色在物是人非的时代变迁中，呈现了永不凋零的美好，与之对应，所有登场的男性角色，则都承载了复杂的社会关系，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彼此竞争、相互猜疑，独自成长、困斗并衰老，唯有文学让反倒让两个陌生男子之间建立了奇异的亲密。
在登场的男性角色中，两位被害者要么是社会体系的权贵阶层、要么是家庭关系的话事人，他们同以「施暴者」的姿态高高在上，但影片又刻意呈现了他们浪漫的一面：黄觉饰演的杜国金吟诗作画游泳，无不充满着雄性荷尔蒙的魅力；而徐峰的继父虽然出场不多，但炒菜吃饭自得其乐，神采飞扬了父权的张狂。作为标靶，他们的恶无论是否「名副其实」，至少都是毫不自知，展示了霸权者的娇蛮，亦反射出反抗者的孱弱，可能这也比较接近一切谋杀的本质。
罗晋饰演的王栋和辛鹏饰演的徐峰，是故事里互为镜像的主角，胆怯给了两人惺惺相惜携手同行的理由。他们的命运承担了导演的价值选择，《追·踪》放在一个更长的时间维度里去体察人的自省意识：欲望催人向上亦拽人下坠，我们若对自己诚恳，就能关照出曾被欲望扭曲的恶意，倘若愿意视而不见，欲望本身就是最好的辩护理由。如果说比起《少女哪咤》有什么飞跃的话，在《追·踪》里，导演李霄峰保有少年心性却不沉迷其中，既愿以赤子之心去体恤少年愤懑，亦能以成年人的理性去思辨罪与罚。
而命案之外处理得最飘忽的角色，是聂远饰演的警察，他不是什么高明的警官，并不担当一般刑侦片里破案解惑的功能，他更像是导演假观众视角完成的一次审视。正因如此，警察貌似和整个剧情毫无关联的日常生活闲笔，与主线形成了对照，游走在过去和现在之间，诘问的似乎不是案件的真相，而是时代的真相：当美好都已逝去，正义已然迟到，又有哪些不应缺席。
这五个人物伙同失忆的王栋岳父、方励客串的入狱的杜明义，从少年写到颓老，建造了李霄峰世界观里完整的男性图谱，呈现了一个男性社会生活的各种可能，命案不过是将他们穿起来的绳索。在一个貌似非常类型化的故事里，《追·踪》实则做了非常个人化的处理，文本之外，影片的美术、摄影以至音乐都藏满了符号化的设计：俯视镜头带来的绝望感，红蓝对比色凸显人物性格，坦白说来汁水满溢得都有些淤了，剪辑上片段化交错的呈现，与其说是酝酿悬疑气氛，不如说更像诚恳还原人记忆的偏差：时而浓烈，时而绵密，时而轻率。
有趣的是，恰是这种略显「笨拙」的努力，让《追·踪》在越来越确定的案件真相之外，有更多不确定和莫可名状的表意：飞速消逝的诗意时代，土崩瓦解的集体主义，以及财富急剧累积，社会快速发展之外是阶层的固化。在万众欢呼经济昌明的时代，李霄峰保持了一个创作者该有的警惕：个体故事层面，《追·踪》是清晰的成年式的自我审判，在社会批判层面，又保留了强烈的无来由而难言尽的怒，宛如重击在棉花上的拳头。这层循环向上的坚定和茫然，有如影片中王栋独自舞蹈时轻盈的一跃，从凉棚跃上屋顶，愿在更高处觅得广阔和自由。
《追·踪》是一部诚恳的充满性情和趣味的电影，有着当下大银幕上稀缺的诗意和文学性，映照了创作者的自觉和自省。想起来多说一句，如果影片探讨的是自省，片中最需要解释的强行为倒是「缺乏」必要的解释和铺垫，可能在导演的心中，「自省」是一种本能，「诚实」就是诚实者最牢固的镣铐，只要给人选择的机会，道德会且只会惩戒有道德感的人。我们常说「身不由己、情非得已」，亦常感叹「人怎么就变成了自己不喜欢的人」。其实人从来都是有选择的，如果愿意诚实一点儿，你变成了你不喜欢的人，可能你本来，就不值得被自己喜欢。
当我带着满心的欢悦与期待去看《追·踪 》的时候，在门口拿到了一本小册子。上面不仅有故事梗概、导演阐述和导演介绍，还有详尽的导演访谈。上面列了四个问题中，导演对主题与内容作了详尽的阐释。对此，我深感困惑。这也许是我看电影这么久以来第一次收到一份观影前介绍册，一般情况下，这样的册子在看剧前才会收到。
看剧前之所以很需要此类东西，是因为剧本的展开不问缘由，直接进入对话中。而此类的小册子能帮助观众迅速建立人物相互间的关系，知悉故事的背景，以更好的状态地进入看剧。但对电影来说，这显得多余。电影创造的是一个自足的世界，它应该在情节发展的过程中将这些东西都讲清楚，而不需要外在文字的辅助。
待我拿着这本小册子想明白这个问题，电影开始了。结果如我所预料的：这个册子不是为了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电影，相反，电影拍出来是为了来解释册子里写下的阐释。任何在电影中困惑难解的东西，小册子都给出了完美的回答。如同那本《圣经》，小册子取消了电影，后者显得像是诠释文本的糟糕说明。
这也解释了整部电影为何如此虚假难信的原因，并非只因它的物质环境脱离历史语境（与《少女哪吒》一样），它无非是由观念建构起来的空中阁楼。首先源于一个概念（“人性中的道德”），然后才发展出用来阐释这个概念的故事。但很可惜，概念本身是好的，故事也没有问题，只是概念与故事间的距离实在太过遥远。
让我们看看这些概念是如何以让人感到尴尬的方式出现在电影中吧，它们并没有进入剧情、通过情节发展表现出来，而是直接脱口于人物的嘴巴：“玛斯洛娃为什么会爱上聂赫留朵夫？因为他有钱有势”（谢谢导演，这句台词承包了我一天的笑点），如此王栋便不断往上爬，当上了主任医师；“杀人是不对的”，因而徐枫最后会选择去自首……让导演继续让自己沉醉在自己的世界中。
如果真如导演在小册子中所言，他所做的乃是在探索“人性中的道德”、“精神世界”、“心灵秘密”、“灵魂”……那么，他确实有足够的勇气将自己的电影之路称为“第三条路”，一条远离现实主义、刻画“精神图景”之路。但现实主义恐怕是走上任何道路必先踩下的路，只有无法真正透析现实的人，才需要如此强词夺理地为自己的无能找寻一个名义。
况且，导演选择的这条精神之路是一条死路，并不是通过影像自身塑造出来的，而是借助于画外的文本。他在电影中丝毫没有展示出他在册子上所写的如此深刻、丰富，让人惊讶的思想路径，只不过让人物喊了几句口号罢了。整部电影建立在浅薄的概念上，一座巨厦如今在细弱的支架上摇摇欲醉。他不应该再拍电影了，他写的文字实在比拍出的电影好一百倍。
3月13日，李霄峰带着他导演的第二部电影《追·踪》结束了在日本举行的“中国新片展”一系列活动。在微信朋友圈，他用“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这几句曹操的《短歌行》表达起身回国前的离别和感谢。
“相比西方语言，中文具有无法比拟的感性。因此用中文来表达理性就会显得特别庄严。”李霄峰解释到。类似于这种古典的现代运用，李霄峰不仅在生活中得心应手，在电影中，他也希望能在古典和现代之间趟出一条路来。
“追”是对真相的求索
“踪”是对灵魂的反省
电影《追·踪》拿着剧本大纲去广电总局立项时其实两个字中间并没有点，但由于总局是将影视剧放在一起备案，已经有了一部电视剧叫做《追踪》，无法同名。于是团队抖了个机灵，在两个字中间加了点后，顺利通过了剧本立项。“这也可以说是弄拙成巧，为我们后来的创作带来了很多启发。”
《追·踪》的故事很沉重，跨越十年，讲述两个陌路人，一个是医学院的学生，一个是钢铁厂的工人，因为一本《复活》成为笔友，各自犯下滔天大罪后各奔东西。十年后，回忆找上门来，两个人又不得不重新面对过去的罪恶。
跟导演处女作《少女哪吒》一样，李霄峰在电影《追·踪》里依然继续了张扬的镜头和浓郁的色彩处理，与电影的悬疑片类型特点有很大的区别，甚至是反叛。李霄峰用瑞典观众在IMDb上的评论说起来，“他说这是一部很现代的黑色电影，我觉得这句话总结得很好。为什么黑色电影就要是灰冷的色调呢？这种在影迷的心目中形成的模式恰恰不该是我们所探索的东西。”
电影中有几处细节非常有意思，徐峰在杀杜国金的时候阳光非常好，导演并没有做特意地灰暗处理，而是将其表现为在光天化日之下完成的一次赤裸裸的犯罪行动，“为什么犯罪就必须在阴暗的角落里捅刀子？就像这样，能在阳光下犯罪才是有生命力的电影。”李霄峰解释，“黄觉第一次出场，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个是死去的还是活着的，只有看完电影再回味这一段，才能发现这原来那是已经死去的黄觉。”
“追”和“踪”可以作为电影的一个分野，正如李霄峰所说，“‘追’是对真相的求索，‘踪’是对灵魂的反省。我们把已经死掉的人先拎出来，再把杀人的那些东西放出来，这是电影最大的一个特点。”
从演员到投资人
罗晋很纯粹也很仗义
电影《追·踪》的试镜通告是在2016年3月25日发出的，当天演员副导演的电话便被打爆了，很多一线二线的明星过来试镜，李霄峰都得不太满意，“的确这些明星会给电影带来不一样的效果，对投资人来说是好事，从适不适合角色的角度上，有时候却是一种伤害。”
罗晋第一次参与试镜时李霄峰并不知道他是一个明星，演过很多电视剧。进了剧组后有了“三哥”：觉哥（黄觉）、远哥（聂远）、晋哥（罗晋），李霄峰才发现罗晋威信非常高，“场务、美工等都认识他，”李霄峰非常震惊，“第一是因为我们在正式拍片之前进行了很多次试片，三番五次地把罗晋叫来，他都没有架子；第二是我在拍摄之前跟他提了个要求，70天内不能离开剧组，他就真的把广告都拒绝了，没有戏的时候就待在屋子里面。很纯粹的一个人。”
罗晋用在剧组里的实际行动表示他非常喜欢《追·踪》里王栋这个角色，在后期制作时，已经离开剧组几个月的罗晋得知了剧组资金可能不太足，慷慨帮助剧组解决了燃眉之急。“罗晋曾经拍过冈萨雷斯的《美错》，他知道一个好的电影是什么样的状态，因此他对电影要求的标准比较高，他跟我说过与其演一些不在状态的电影，还不如扎扎实实拍电视剧赚钱。他认可这部电影，演的也很爽，便投了钱进来。非常仗义的一个人，在生活中他也会这样帮助别人。”
电影要张扬一种好的价值观
好的电影要传达真善美
无论是《追·踪》首映的平遥，还是后来展映的台北、大阪和名古屋，总有人会问电影中徐峰的回归是不是对王栋的一种嫉妒。李霄峰的回答是否定的，“在电影中人物需要有一定的提炼，”他举刑警的例子，“我们生活中很难看到不喝酒不抽烟的刑警，但在银幕上的聂远就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提示我们曾经向往过这样一种警察。徐峰也一样，他的回归是一种善良的复活。”
日本做展映时，产经新闻的记者跟李霄峰谈过在日本其实已经很难看到像《追·踪》这样在讨论善恶和对错的电影了，“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黑泽明和谢晋的，他们的电影里面就是在传达一种真善美，张扬一种好的价值观。”
谈到谢晋和黑泽明，李霄峰表示他们对他的影响并不是在具体的技法上，“电影是精神世界的产品，他们不去追求某种固定的模式和统一的调性，在创作上是没有束缚的。他们总能以真善美的方式传递正确的价值观。如果你全部都看一遍托尔斯泰的作品，会发现他作品的主题就是善。谢晋和黑泽明也是这样。”
不同于贾樟柯的小城背景，李霄峰成长与合肥这样相对较大的城市，对故乡的概念没有那么深刻，“我自己在外面漂泊这么久，对故乡的概念就是父母、家庭，对周围的社会关系印象最深刻的只有发小，回了家也不能天天喝酒，毕竟他们都有自己的家庭和生活。那不现实。”
从《少女哪吒》到《追·踪》，两部电影的小城背景给观众带来了很多疑惑，李霄峰却否定了这种故乡或者小城情结，“未必要拍小镇或者大城市，关键在于看电影的气质需要什么。《少女哪吒》之所以选择在小镇是因为原著的作者从小镇成长，作品才实现了从社会现实的变化到精神层面的变化。”李霄峰说。
从影评人到导演
不能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
大多数观众其实并不了解李霄峰在上个世纪末是中国最早兴起的那批影评人，他个人也曾在1999年开创了中国门户网站的第一个影评专栏，“因为这件事很多人还骂我，好像我被招安了一样。”上个世纪末互联网是新生儿，更多代表的是反权威，而现在互联网代表着权威。
“那会儿我根本没把自己当做什么影评人，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我们看商业片和艺术片的角度是一样的，就像杂食动物，看过烂片，也看过最好的电影，才有很多收获。”回想起那段时间，李霄峰为那种纯粹感到怀念。有不少人在看过《追·踪》以后说不太懂，就去看了很多影评，作为导演，他表示反对，“人跟电影是平等的，我们小时候看鲁迅肯定看不懂，但长大了有了自己的阅历，反而会觉得越来越有味儿。看不懂一部电影，不是人比电影Low，无论是艺术还是电影，都不应该有等级观念。”
李霄峰毫不掩饰张元对他的影响，“我其实早期在写影评的时候骂张元骂得很惨，但他并不介意。”两个人熟了以后，李霄峰帮张元写了一个少年抢劫犯的剧本，没通过立项审查，再后来就是电影《达达》，李霄峰参与剧本创作并主演了该电影。“那时候张元跟我说评论和创作是两种思维，我既然要搞创作就应该摒弃评论。”
跟张元的相处让李霄峰逐渐有了电影创作理念，也开始对法国新浪潮等产生了不一样的看法，“所谓新浪潮运动，本质上并不是艺术运动，而是他们把裁判权和赛场都拿在了自己手里。好的东西不应该是让你去思考，不是仅是意识形态上的，而应该是对感官的调动。”
李霄峰说自己是一个从基层成长起来的导演，做过很多岗位，包括电影海外发行。他的电影导演创作开始于《少女哪吒》，那时不知道能力有多少，便带着剧组在北京的郊区拍了两场戏，拍得非常高兴，心里也有了底。
电影需要先解决工业问题
希望能在古典和现代之间趟出一条路
“第四代”导演谢飞曾在采访中表示中国电影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功夫片武侠电影传统，一个是家庭伦理片传统，除此以外，在中国并没有实际意义上的类型片。李霄峰对此的理解是中国和美国属于不同的文化土壤，必然不能拿西方的那一套去理解中国电影。
“电影有自己领域要解决的问题，光线、造型、色彩等，讲故事当然是重要的，但是如果单单是为了故事，那为什么不看小说呢？电影从无声发展到有声，从黑白发展到彩色，这就表明电影是有它技术上的门槛的。”对于中国电影与好莱坞之间的距离，李霄峰认为并不仅是在于审查或者分级，更多的应该是在电影工业层面的，“电影需要协作，需要不同工种之间的配合，不管历史情况是什么样子，我们的先有技术和工业，否则就是无根之木。”
谈起在最近在日本的展映，李霄峰记忆最深刻的是已经70多岁的翻译裕子女士。她曾经接待过谢晋，也接待过张艺谋、陈凯歌等，对电影的研究非常透彻。但大多数日本人对中国电影的印象还是留在《那山那人那狗》那种灰调时代。玉子在看过《追·踪》以后问李霄峰，他跟中国的前辈相比，最大的差距在什么地方，他的回答是这应该交给历史去回答，他们能做的就是开拓和进取，经历电影的每一次冒险。
问及他未来会在什么样的方向上发展，李霄峰这样总结，“我们现在就是最好的时代，大有可为，而我也一直想在古典和现代之间找到一条路，这种古典并不是说戏剧起源于希腊的古典，而是戏曲也是很高级的一种古典。”姜文曾表示，什么时候中国的航母可以在西方的海洋上任意航行了，那也就是中国电影可以走进好莱坞的时候了。李霄峰也有类似的看法，“如果说一个国家还在找自己的定位，那么这个国家的电影也一定还在自己找定位的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