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呢，我们也有合理的理由，用靓男俊女，虽然我们没有大咖，没有小鲜肉，但是我们有理由选漂漂亮亮的小伙子和姑娘。所以我说：石舒清啊，你把你这个小说的名字给我用吧，我们就叫《红花绿叶》，他说：不给，你又不给钱，什么都要，万一哪天有人看上我这个小说了，那我怎么办，我说：必须给，后来他笑了。毕竟我们俩是联合编剧，《表弟》是他的原著小说，其实他也非常同意，也知道用《红花绿叶》很合适。《红花绿叶》翻成英文，对外国人来讲，可能会有一点歧义，但是又很好翻，《Red Flowers and Green Leaves》，不会像《霸王别姬》，那么难翻译。《荆轲刺秦王》怎么翻，我的妈呀。“刺”是可以翻译，那“秦”可就难翻啦。
陈凯歌1993年导演《霸王别姬》Farewell My Concubine及1998年导演《荆轲刺秦王》The Emperor And The Assassin两部作品的美国版海报
《红花绿叶》：地理电影与神性光辉
文：王小鲁
我认为《红花绿叶》是一部伦理片，也是一部地理片。当然我觉得它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于它拍出了生命的内在性。两个存有罅隙但心存善意的人在日常生活互动中，让爱在心灵深处源源不断地流淌了出来。那种流淌超越了利益计较，是一对年轻男女在心灵世界沉静下来后，所展现的一种存在的必然性。这种展现在国产片中十分少见。
刚在电影院坐下来的时候，电影中出现的浓郁色调、大量自然外景空镜、黄土高原的场景选择，以及一段抒情色彩较强的音乐，都让我担心这部影片是不是又陷入某一代的美学窠臼和艺术惯例。但影片开始不久后，这种担心就消失了。
它开始描述一对男女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局部的细节，他们的情感互动和身体动作中有着微妙的可信的逻辑。这就是影片最难实现也最难评价的部分。这是一种整体的协调感。
阿西燕和古柏
我说这部影片是伦理片，因为它从开始就提供了一个伦理困境，给出了一个反道德的生活事件。古柏年幼时疑似得了癫痫症，自己也不打算结婚，这出于自尊，他不希望拖累别人。但古柏的母亲让媒婆张罗，利用隐瞒古柏病情的手段，为他找到了漂亮女孩阿西燕。两人成婚不久事情就败露了，古柏母亲不仅欺骗了女方，也向儿子隐瞒了女方的恋爱史……
两位无辜的年轻人一开始就要面对这个被给予的污损的生活格局。如何处理这一切构成了这部影片的真正起点，也构成了一则文化寓言，而且在叙事上具有某种难度。因为电影必须处理这个伦理问题，所以我说这是一部伦理片。但这里的伦理不是我们所通常遭遇的都市伦理，要讲清楚它，必须要讲述它所在的地理位置——宁夏西海固，以及这个地理位置的特殊精神背景。
我认为凡是要加上地理特殊性才能准确释义的影片，可以将之称作“地理片”——古柏和阿西燕的奇特的婚姻，还有，阿西燕虽然和前男友有一段深刻的恋爱史，但前男友车祸去世了，这感情终结于她和古柏认识之前，古柏得知后反应如此之大，也许我们必须借助于西海固这个地理名词来解释。
如前所言，在那个困境或者说戏剧情境搭建起来之后，非常有趣的是，导演从这里开始着力展现日常生活中的琐碎互动。两个年轻人都怕自己被对方嫌弃，分开来睡，但深夜光景，两人还是凑到了一起。他们仍然被对方所吸引。当古柏有病的消息被阿西燕知道后，古柏以为阿西燕逃离了，他虽然失落，但仍然喃喃自语，认为阿西燕做的对，并未将过错推到对方身上。事实上阿西燕并未离开。
这对年轻夫妇来到阿西燕家，阿西燕前男友的家人来请客，阿西燕母亲代为拒绝，但父亲却认为他们必须去，阿西燕在前男友家为他上香。事情在某种程度上是主动败露的，片中的父亲（以及电影创作者）其实是让大家直面生活，生活不能总是在回避当中。
阿西燕的一次离家出走，主要也并非来自于利益被损害，而是她发现古柏对她的不满。古柏去岳父家接阿西燕，却拙于表达情感，只能远远看着，电影用慢镜头呈现了劳动中的阿西燕，那里有古柏的情感投射。
阿西燕是自己回来的，她回来的场景被电影镜头表现得美丽无比，田野中的树叶金碧辉煌。古柏没有直接去迎接，而是去小商店买了很多吃的等着阿西燕。阿西燕回到房间里不经意的对话，让观众听出，她是在月经结束之后自行回来了，而且她说，我昨天刚洗干净——这也许是女性书写的细腻之处，不知道原著中是否存在这个情节。n电影并没有回避情爱的暗示，这是这对年轻夫妇日常生活互动的重要环节。n当天晚上，在古柏妹妹的房间，女孩为嫂子唱了一首民歌，内容是一个男子无常后，女孩对他的思念。这个段落里有人性之美，在很多层面发散着光芒。n
从这里可以看到创作者对于生活的理解，以及对于这种理解的含蓄的表达。影片展现了人们之间的善意以及伦理的恰当性。在前门某影院的首映式上，主持人例行了采访了很多电影人，所有人都在说，这部影片朴实，温暖，善良。这些话都很普通，但事实上，让善良表现在人物关系上，其实是非常有难度的。只有王小帅导演说到了电影中的伦理处理——古柏是否应该出于善意向阿西燕隐瞒另外一个秘密？电影最终还是让古柏说出了这个秘密。这让观众觉得释然。n阿西燕怀孕后，大夫爸告诉古柏，他的病可能会遗传，暗示应该打胎，家人都告诉古柏不要告诉阿西燕，但在最后一场戏中，两人走在大雪纷飞的田间道路上的时候，古柏还是告诉了阿西燕。阿西燕说，这种事，谁知道呢。电影和电影中的人物都没有以现代知识来断绝生活的希望。n
电影在这个很小的情节上戛然而止，出乎所有人意料。我觉得这是高明的，在这个非常小的情节里结束说明了导演认为到此已经具有了影片的完整性，而那些日常生活的琐碎的情感细节和话语，被赋予了观众意想不到的重要性，这就是这部影片的哲学。n对于这部充满这些琐屑情节的影片，一般人会认为《红花绿叶》是一部小品式的电影，但其实影片中包含了一个特别完整的文化结构，它也非常含蓄地暗示了西海固这个空间的精神性。nn电影中的“大夫爸”被赋予了某种象征意义。这人没有子女，和妻子在村子里开诊所，诊所同时是一个小商店，他经常给予古柏一些建议，比如说古柏的病不适合过性生活，按照医学知识，不适合生育。n我们可以通过电影的情节设定来感知这个“大夫爸”，它被设定为某种意义上的反面人物。通过人物对话，我们知道古柏的病可能是因为小时候被大夫爸打了青霉素，他还和古柏争低保，而事实上他非常富裕。因此，他身上所具有的因素都是需要被超越的，这些因素包括商业的、知识的……nn这可以说是电影中明确的思想表达。电影中还有隐约存在另一个维度的介入——城市。从人物的对话中，我们知道古柏以前在兰州打工，他后来因为妻子离家出走而打算再次去往城市，却在中途折返，他在山坡上有一段画外音，说了他对城市的印象，他曾经在城里买过彩票，最终什么也没有得到。n这也可以看作是对城市的表态。那段画外音讲述的时候，使用了山对面的城市空镜，偶尔叠化出一个类似于清真寺的建筑。而电影中时常出现的大自然的空镜头，则仿佛为神性的降临提供了空间。n
这是一个重要的维度，是整部电影大结构中的一个支柱。我不知道电影生产过程和后期处理时做了怎样的调整，但我仍然能从一些地方感受到其中的宗教意识。比如开头时空气中隐约传来的诵经声，还有对话时大家偶尔所提到的真主。电影人物时常引用经文来否定大夫爸的断言，他们说，你又不是真主。n其实这些因素被隐去一部分，电影也仍然具有叙事上的完整性。那个在善意谎言撮合下结合的家庭，对于这对西海固青年来说，是一种前定，一个先验的存在，那是别人的问题，不是他们的问题。但是他们要处理这一切。他们之间表现出来的平等和爱，与上一代家长不同，上一代人的生活中，女性的被动性时常在电影中被体现，而现在电影表达的是西海固新一代农村青年，他们具有着坚定而自省的生活态度，我在上面已经描述了他们生活互动的一部分，我惊讶于他们在日常生活的肃静当中所发展出来的自然而美好的关系。n
阿西燕怀孕之后害喜，想吃生瓜子。古柏夜间两次去野外偷向日葵。两人的互动让人深感生命的美好。扮演古柏的演员罗克望是非职业演员，他的木讷和内在激情都演绎地很准确，他让我们认同这个人物并进而认同整个故事。阿西燕和其他演员的表演也很好。n电影作者显然对于西海固以及作为象征的西海固的一代新人，有着非常美好的印象与期待。n这也正是电影所力图证明的，他们并不需要借助于外在的东西，或者说超越了那些外在元素——商业的、知识的、现代文明的，他们才更能够通过回到内心、回到生命的本质和内在性上，来实现真正的幸福。n
电影提供了那样的一个空间，西海固的一个普通的村落，一个安静的房间里面的一张土炕，生命似乎在这个静默的空间中生长出自己的花朵来，这里似乎具备着解决一切问题的精神源泉。虽然影片也时常借助于经文的提示，如古柏所引用的“哪怕一个残缺的麻雀，它的指望也是全美的。”但这种观念和信仰，完全也可以从人的生命内在中发展出来。n所以我觉得这部“小电影”的伟大之处，在于拍摄出了一种日常生存中的神性光辉。所以我觉得它非常独特，令人难以忘怀。编剧阿美说这部影片是一部寓言式的电影，我也觉得很有道理。
若不是观影结束后找到导演刘苗苗的相关信息，我不会知道《红花绿叶》出自一位“第五代导演”之手。
如果你义正严辞地告诉我这是一位青年导演的处女作，我也完全相信。观影前，我带的预期正是如此。
可能是《红花绿叶》之前去平遥国际电影节首映的缘故，并获得“首映单元”的“最受观众欢迎奖”。
照我去年在平遥观察到的现象，去平遥的华语电影十之八九都是青年导演的处女作或第二部作品。
还有另一层原因，更为重要，我在看的过程完全没感觉到《红花绿叶》里有一丁点“第五代”的东西。
这样讲有个前提，是“第五代导演”作品已经成为某种定型的、风格鲜明的东西，我们一眼能辨认出来。
而我为“第五代”找到的辨识标志是情感，看电影中有没有真正意义上作为个体的活生生的人。
我无法将《红花绿叶》与“第五代”挂起钩来，原因正在这里：它真正拍出了人的“情感”。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种特殊现象？因为《红花绿叶》是联合执导的结果，还是说因为刘苗苗是女性。
故而在情感表达上较之张艺谋、陈凯歌等“第五代”导演更加真挚、细腻，从而表达出情感的深度。
这些还都是表面。更重要的原因，如我在早前的文章中已经谈过的，与导演的成长经历有关。
理由是“第五代”成长的年代正好是革命年代（66-76），集体丧失对现实（真实）的感知能力。
“第五代”导演对世界与人的认知有明显的偏离，因此无法处理好人与人简单质朴的情感。
我曾以自身经验为例，将影响一个人最关键时段划定为从15岁到25岁，现在仍然如此认定。
不仅“第五代”三元大将“恰好”符合：张艺谋（16－26）、陈凯歌（14-24）、田壮壮（14－24）……
放到刘苗苗身上，竟然也合适。这也是找资料过程发现的：刘苗苗78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才16岁。
导演刘苗苗在革命年代（66-76）是4岁到14岁，恰好不在我们所划定的时间段（15-25）内。
也就是说革命年代时，刘苗苗心智并没有真正成熟，因而大革命没能对她产生本质的影响。
而对其它第五代导演来说，革命年代恰好是他们人生最关键的时期，革命对他们影响至深。
这才是真正让《红花绿叶》如此不像一部“第五代”作品的原因：根源仍在万恶的大革命。
谢晋和第五代导演
第四代导演和第五代导演
「导筒」 专访《红花绿叶》导演刘苗苗
在2018年第二届平遥国际电影展的观众票选荣誉颁奖仪式上，第五代女导演刘苗苗的作品《红花绿叶》荣获观众票选荣誉。该奖项由平遥电影节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招募的35位观众评审共同评选得出。
评奖词写道，“影片通过对一段爱情故事的细腻刻画，还原了少数民族地区普通民众的生活现状和情感撞击。小故事，大视野；小成本，大诚意。展现出导演对西北大地的浓烈情感和深度人文关怀，也为不同民族、不同信仰间的沟通架起了一座情感的桥梁，其间流露出的质朴与真诚令人为之动容。”
如今，刘苗苗导演的这部作品已经于8月5日正式全国上映，作为曾经的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入围者，经历了电影人生的高光瞬间与暗淡的20余年等待时光，她在西北的群山下开始了全新的电影旅程，在北京首映礼后，导筒对刘苗苗导演进行了专访。
红花绿叶 (2018)
Red Flowers and Green Leaves
导演: 刘苗苗 / 胡维捷
类型: 剧情 / 爱情
制片国家/地区: 中国大陆
语言: 汉语普通话
原本对爱情失去信心的李国清，相亲时遇到了温柔美丽的阿西燕，各自有“隐秘”往事的俩人，猝不及防地走进了“包办”婚姻。原本陌生与疏离的两颗心，因朝夕相处而被慢慢拉近。此时，他们各自隐藏的秘密却被揭开。当情感风暴终于平息，阿西燕的怀孕，又让宁静的生活面临更大危机。是包容谅解、携手前行，还是互相指责、劳燕分飞?爱情究竟是一场宿命，还是坎坷生活中的共同成长?
刘苗苗
刘苗苗，中国电影女导演，毕业于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曾任宁夏电影制片厂厂长。1993年编剧并导演《杂嘴子》荣获第50届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国会议长金奖。同年故事片《马蹄声碎》在第11届意大利都灵电影节特别展映。1994年执导故事片《家丑》获得了第二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影片奖。1996年编剧并导演故事片《家事》荣获“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及最佳女主角”提名。
《红花绿叶》导演刘苗苗专访
导 筒：
促使您拍这部电影的初衷是什么？n
刘苗苗：
因为我和石舒清先生在《红花绿叶》之前就已经合作了十五年的时间。我最早读他的小说集大概是在2004年的时候。我们在近15年的时间里，先后共同创作了两部电影剧本，根据他的两篇小说改编的，也在这个两篇小说里融进我们各自的生活经历。一部电影剧本叫《寂寞天堂》，另一部电影剧本叫《羊的故事》，但是都因为种种原因，没拍成。n
石舒清，原名田裕民，回族，1969年生于宁夏海原县，1989年毕业于宁夏固原师专英语系。当过中学教师、县委宣传部创作员等，现为宁夏文联专业作家。宁夏文史馆馆员，中国作协全委。写作以短篇小说为主，其短篇小说《清水裡的刀子》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清洁的日子》《黄昏》获得《十月》文学奖；短篇小说《果院》《低保》获得《人民文学》奖；短篇小说《韭菜坪》获得《上海文学》奖。
这回我们学聪明了，我跟石舒清先生说，咱们搞个小体量的，因为按照我的经验，之前那两部片子大概300万左右就能拍完。但那是十多年前，现在你再拿300多万拍两个片子，简直没有任何可能性，那两个片子都是宏大叙事，比如说时间跨越都将近20年。所以这回我就跟石舒清先生说，咱这回场景集中，人物集中，我就看上这个小说《表弟》。
改编自石舒清同名小说，王学博导演《清水里的刀子》 (2016)
实际上我最早认识石舒清先生以后，我就读了他近200多万字作品。当我这次在重读他的作品时，已经写到300多万字。他的写作是非常用心的，他写得很节制，情感从来不泛滥，可以说有感而发，东西做的很结实。他是以短篇小说称著，其中短篇小说《伏天》收入了中国文联出版社的《短篇王》文丛的系列书籍。我当然也很喜欢他的作品，因为我熟悉他写作的那片土地，生于斯、长于斯的那片土地。石舒清老师可以说是寒门贵子，在极端艰苦、清贫、苦寒的环境下长大，“苦寒的”这是石舒清用的词。
到今天他成为我们国家一位著名的作家，也是我们宁夏唯一享受政府津贴的专业作家，也曾经是我们宁夏作家协会主席，目前还是宁夏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已经被许多国家都翻译出版。同时也获得了鲁迅文学奖以及人民文学奖等等。
刘苗苗 / 胡维捷《红花绿叶》 (2018)
导 筒：
请问这次您如何选择这个题材的故事？n
刘苗苗：
石舒清是宁夏南部山区土生土长的，我祖籍是河北沧州，父母是支援大西北过去的，所以我是出生在这里，我在宁夏的南部山区，完成了我中学的学业。所以我对这个地方有感情，而且我也了解，对那片土地非常熟悉。n
刘苗苗 / 胡维捷《红花绿叶》 (2018)
导 筒：
您取《红花绿叶》这个片名的时候有那些考虑？n
刘苗苗：
这部电影的原著小说叫《表弟》，他还有另外一篇小说叫《红花绿叶》，那个小说被一个法国人翻译成法文在法国出版。特别逗的是，我刚开始准备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表弟》这个片名，有点不合适，这个会谁看。然后我就看上《红花绿叶》这个片名了，我觉得和我们未来影片的调性特别符合，因为讲的是爱情故事，爱情更能够唤起观众的共情。n
而且呢，我们也有合理的理由，用靓男俊女，虽然我们没有大咖，没有小鲜肉，但是我们有理由选漂漂亮亮的小伙子和姑娘。所以我说：石舒清啊，你把你这个小说的名字给我用吧，我们就叫《红花绿叶》，他说：不给，你又不给钱，什么都要，万一哪天有人看上我这个小说了，那我怎么办，我说：必须给，后来他笑了。毕竟我们俩是联合编剧，《表弟》是他的原著小说，其实他也非常同意，也知道用《红花绿叶》很合适。《红花绿叶》翻成英文，对外国人来讲，可能会有一点歧义，但是又很好翻，《Red Flowers and Green Leaves》，不会像《霸王别姬》，那么难翻译。《荆轲刺秦王》怎么翻，我的妈呀。“刺”是可以翻译，那“秦”可就难翻啦。
陈凯歌1993年导演《霸王别姬》Farewell My Concubine及1998年导演《荆轲刺秦王》The Emperor And The Assassin两部作品的美国版海报
导 筒：
影片中您启用了许多与非职业演员。n
刘苗苗：
对，影片中16个有名有姓的人物全是非职业演员，都是第一次登上银幕。n
导 筒：
那您在现场是如何与这些演员进行沟通合作的呢？n
刘苗苗：
与非职业演员的合作，其实功夫不能仅仅做在现场，在写剧本的时候你就要注意到，非职业演员是否能够完成，你要预判能够完成的情感表达方式。你要写的莎士比亚那样的，像黑泽明的《乱》，你让非职业演员怎么完成？那不行，必须是尽可能靠近生活和土地自然有关系的，生活气息很浓的。不是那种强烈的戏剧冲突的，像最早1948年好莱坞拍摄《王子复仇记》，那是劳伦斯·奥利弗饰演的，那可是英国著名的戏剧演员，当时是孙道临先生给他配音的，那种表演是非职业演员很难完成的。n
黑泽明在《乱》片场 (1985)
我们作为导演，当然要充分尊重表演艺术，这是我们导演创作里不可或缺的法宝，我们尊重表演艺术家，全世界的表演艺术家，和我们中国电影史、戏剧史上所有的表演艺术家，我们希望更多的表演艺术家诞生。不能说我们自己与非职业演员合作，就将表演艺术的重要性降低，这个是一种对表演不尊重，也是一种不科学的说法。
劳伦斯·奥利弗《王子复仇记》 Hamlet片场 (1948)
但是《红花绿叶》这部影片，还必须用非职业演员，这与我们追求影片的质感、调性有关系，我们试图还原这片土地整体的气质。就算真的职业演员来了，其实也很困难，因为我这是方言片，你看张艺谋、贾樟柯的电影里，都不是百分之百方言能说好的演员，对吧？有的方言一听就是学出来的，口音不地道，但好在导演控制得好，把这点瑕疵处理得很好，尤其是当电影走到国际上的时候，这个就更不成问题了，因为大家都是看字幕的。
刘苗苗 / 胡维捷《红花绿叶》 (2018)
导 筒：
影片中旁白的设计是如何考虑的？n
刘苗苗：
实际上我们的故事也不仅仅是用旁白完成，但是我觉得，男主实际上是个非常孤独的人，用石舒清小说的原话来说，这么一个自卑的男人，在别人眼里他是一个弱者，没想到他的心里也经常会有这么细腻丰富、惊涛骇浪般的情感，他只能在内心深处自说自话。有时候在没人的时候，在空旷的田野里，自己唠唠叨叨，喊他爱人的名字。n
这个是与影片的主旨、对人物的塑造是有绝对关系的，但我们的故事也并不是靠旁白支撑的，要是把旁白拿掉，其实并不影响故事情节，你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导 筒：
这部影片另一位导演，在影片中也是摄影指导，请问两位是怎样合作的呢？n
刘苗苗：
胡维捷他是我的师弟，是北京电影学院是摄影系毕业的，毕业以后在中央电视台工作，一直在中央一套新闻中心做《东方时空》《东方之子》栏目，现在是《面对面》的总编导。他是个非常优秀的纪录片导演，因为他纪录片做多了，一直有拍故事片的梦想，他曾经不惜放下身段从中央电视台请假到摄制组来，做过我电视电影里面的执行导演。n
说实在的，在我近26年没有拍电影的这段时期里，我经历过，生命中的至暗时刻。他作为我的师弟，同时也是一位非常好的朋友，我们是同门同道，他一直在鼓励我，鼓励坚持我的创作理想，就是我石舒清没有合作成功的《寂寞天堂》，他在那个时候也参与过导演部门的副导演工作，当时还没有执行导演这一说。我感觉我也是很拖累了他，在我病弱的时候，他总是鼓励我。
我们俩的认识也非常有意思。有一天，他在一个咖啡馆里面正在大谈特谈他喜欢的一部电影叫《家丑》，咖啡馆老板就问他，你想不想认识这个导演？因为我恰巧就在这个咖啡馆。他是镇江人，我那个电影是在绍兴拍的，具有江浙气息，当我坐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断乎也没有想到我是个正儿八经的北方人。那个戏，是王志文和何冰联袂主演的，他们俩是一种对抗关系，可以说是双男主角的戏。
刘苗苗《家丑》 (1994)
导 筒：
这部电影您想给观众呈现一个怎样的情感？n
刘苗苗：
用我自己的话来说，我早就已经知道生活有多糟糕了，我不希望别人告诉我，我也不希望告诉别人。n
哎，其实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生活再艰难，人生碰到问题是非常正常的，我们中国有句老话，人生是十有八九不如意。
但是我们也得活下去，我们也得找到活下去的理由。爱情就非常难得，现在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爱情对我们来说，反而变成了稀有缺失的东西了。在自然环境很恶劣，物质条件不好的时候，人和人之间反而要紧紧依偎取暖，共同担当起生活的责任，但现在生活好了，选择越多，反而人和人之间的心很难靠近了，很难彼此信任了。咱们中国人有句话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现在我觉得有点儿相反了，成了“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你说现在怎么成这样了，你看好多夫妻关系打拼的时候还挺好，当条件好了，感情就变得一塌糊涂。
刘苗苗 / 胡维捷《红花绿叶》 (2018)
反而和古代、近代，甚至现代都不一样了，我相信在抗日战争那个年代里头，恐怕一个家庭只要是不被战火所分离，感情是很坚固的，托儿带女，扶老携幼，家里有一个窝头，恨不得掰八瓣儿，全家一人吃一口。但现在不行了，你知道吗。
所以我想，怎么在当代，这样一个社会条件下，包括影片中所表现的宁夏南部山区西海固的故事，这里的物质条件比原著小说《表弟》2004年发表的时候好多了，也比2017年我有动议拍这个戏的时候好多了。你看，阿西燕的哥哥都开上车了，古柏家至少也有个摩托车，也能给他盖的起一个婚房。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有必要重提爱情的意义，我们有必要重提真诚质朴，对我们人类生命的这种意义。
刘苗苗 / 胡维捷《红花绿叶》 (2018)
导 筒：
那您下一部电影有什么计划，想拍什么题材的影片？n
刘苗苗：
下一部想拍一个有关都市情感大女主的戏，就是人如何通过自信，通过社会各式各样的偶遇，以及亲情、友情、爱情之间，我们的大女主，如何完成在她人生至暗时刻的自我救赎。这个片名叫《12乘4》。n
导 筒：
现在已经立项了么？n
刘苗苗：
现在还没有立项，我剧本初稿已经完成了，在寻找投资。在第17届香港亚洲电影投资会入围影片HAF电影计划已经入围，中国大陆只入围了六部电影，这是其中之一。n
《12乘4》入围了2019年HAF电影计划
导 筒：
您如何看待作者电影与文艺片的概念？n
刘苗苗：
我依然拍的是作者电影，但我觉得文艺片这个说法不准确，你不能讲人家好莱坞的电影里头就没有文艺片，你说《雨人》是不是文艺片，做得太漂亮了，你不能讲人家就不是文艺片，而且人家也好看，票房也不错，不能混合一谈。你看斯皮尔伯格，人家也拍过《紫色》，非常棒的，而且2012年的《林肯》，你不能避而不谈，虽然人家拍《夺宝奇兵》，但一旦有机会有条件，人家依旧在忠实艺术。n
巴瑞·莱文森《雨人》 Rain Man (1988)
但是我觉得像中国这种中小成本的电影，有创作者独特的生命经验，在电影语言、语法、视听语言上有个性的，不进入大的商业体系的、电影工业的、以及资本运作体系的电影可以称之为作者电影。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紫色》 The Color Purple (1985)
作者电影这个词，来自于欧洲电影史，法国新浪潮、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我觉得我始终在做的是作家电影和作者电影，我也希望继续保持这个片种，而且我觉得中国需要这样的片种，因为你现在跟好莱坞商业片相比有相当大的距离，无论从财力上还是硬件软件上，与之抗衡都有困难。
但是，作者电影和作家电影，因为它是拼个性，拼创作者个体生命体验的，确实有胜算的可能。如果像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和民族，不支持作者电影、作家电影，让它在世界电影文化的平台上亮相。那中国电影就会失语失声，因为我们的商业电影，冲不到世界上。
采访：郑嘉成（北京）
石舒清《清水里的刀子》之后又一部小说改编影视作品《红花绿叶》，书本专访了导演刘苗苗。
Q：
这个电影改编自石舒清的《表弟》，所以想请问您是什么时候读到这个小说的，然后是怎么跟他联合改编成剧本的？
A：
我和石舒清认识很久了，最早读他的小说是14年前，当时我的身体状况非常糟糕，我就请我当时在西海固的一个老师帮忙找一点当地的作家写的书，老师给我带回来十几公斤。
那段时间我开始一本一本地看，饿的时候就吃一点切片面包，喝一点白开水，读完了他的作品以后，突然我就觉得好像更有力量了。我一个特别喜欢文学的朋友，现在是宁夏自治区考古所的所长，说恰好认识这个作家，然后我们就联系上了。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读他的作品，曾经想改过他其他作品，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做成。
他的《清水里的刀子》前两年获了奖，我打电话祝贺，因为他合作的第一个电影导演就是我，我想我没有帮他圆梦，总归有人帮他圆了，那就行了。他说没有，我在等你。当时我很震撼，由于各式各样的原因：包括电影市场，甚至是我自己的年龄和生活境遇，使得我都有点想放弃了，并非不爱这个事业，而是或许可以换一种方式和电影产生联系：比如从事教育，比如写剧本，而不一定非要在第一线，也可以做做评论。
但是他的一番话让我决定开始重读他所有的200多万字的作品，从中选择了《表弟》，因为我从中看到了一句话电影梗概，就是一个身患某种疾病的青年男人完全放弃了婚恋的愿望，但是没想到他娶到的是一个年轻俊美的，能力远远超出他的女人，他们能走下去吗？
我问石老师说你觉得成立不成立，他说成立。
Q：
请问你们对这个小说做的最大的改动是什么？
A：
这个小说是2005年的作品，那个时候宁夏西海固是很苦的，我们决定把它写在当代，十几年过去了，生活经历产生很大的变化：修了很多公路，引了好多水，而且还把一部分很贫困的老百姓，移到了有水有路的地方去。片子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老乡也有车开了，也都有手机，甚至由于穆斯林的习惯，他们经常要做礼拜，必须洗澡，过去像《清水里的刀子》，是在桶里面，现在老百姓家里都有淋浴室了。
我们觉得不要刻意消费苦难，就写一个当下的故事，而且我觉得这个故事的核心在其他任何地方都能发生，不仅在这个西海固，哪怕是在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有可能，所以第一我们确定的最主要的观念就是撇开原著里头苦情的部分。
第二个定位就是不要端架子。他是著名作家，鲁迅文学奖的获得者，我也是一个所谓的第五代导演，于是我们两个人达成了一个共识：要做一部让观众容易解读的电影。
还有一个重要的地方就是对伊斯兰教的问题的处理，在这个电影里，我们不是生硬地宣教，而是把伊斯兰教正面的那种对于真善美的追求的精神融入到日常生活中，融入到人和人的情感关系中，这是第三个最重要的定位。
Q：
请问拍摄时有哪些影像上的考量？还有跟非职业演员的合作是怎样展开的，有哪些幕后故事？
A：
首先我们用的全都是非职业演员，如果一边要完成那种过于复杂的调度，一边还要表演，对他们来说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都追求简单，镜头不会去特别地逼近演员。因为周期很短，没有时间磨演员，当时预计的周期只有35天，成本预计也只有三百万，但后来我们是27天拍完的，把省出来的周期的钱做了最后那场戏的特技雪。我们的电影与《清水的刀子》相比，他们人物少，就方便更好地控制，而在这里难度则明显地加大了。
当然现在成片看起来，我们在镜头语言上还应该做一些更精准的设计，这和整个影片的筹备流程有关，因为成本较少，再一个就是我们受季节的限制特别大：比如说从3月份就开始拍，但是我很想拍麦收，但是因为时间问题你拍不了，如果我能有六个月的周期，那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个影片目前从视听语言角度上讲，并不是我认为最理想的，这也是我感到遗憾的地方。
Q：
您跟胡维捷导演是联合指导，请问你们是怎样合作的？
A：
他是学摄影的，同时是个优秀的纪录片导演，还是中央电视台《面对面》的总编导，我们俩是老朋友了，在我最糟糕、处在精神的地狱里的时候，他一直在支持我！所以我们之间的合作很顺畅，没有什么较劲的地方，通过有理有据有节的讨论，最后能够达到一致，而且有他还节省了好多体力上的事情，我在监视器边上待的时间长，他在镜头前面交流得多一点，当然我们的执行导演还有摄影师也都是很优秀的。
Q：
你刚才说到跟非职业演员合作比较困难，因为时间少，而且他们确实没有接触这个东西，训练排练也很难，所以我想问一下信任的问题。
A：
这次合作可以说是侥幸，不能说幸运。这些演员，几乎全是我的发小，还有发小的亲戚、发小的朋友，他们都来帮助我，他们全是穆斯林，全是回族，从不同的地方到这里来帮助我，所以信任问题基本上没有。
刚才说过，我曾经和石舒清老师在13年前就准备合作的另外一部电影，由于三起三落没有做成，那个时候有一个小演员，当时只有12岁，十几年了，他长大、结婚、生子，我们一直有联系，后来我介绍他到剧组去学摄影助理，他熟悉了现场，直到我要拍这部戏了，我发现12岁的时候我想跟他合作，现在他25岁了，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了，依然可以和我合作，而且最好的就是他已经有了现场经验，完全不怕摄影机和周围的氛围，这确实是缘分。
Q：
这个爱情会走到哪里？因为现实生活当中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两个人一开始是没有爱情的，到后来可能有点感情，然后到再到后来可能真正生成爱情，您觉得这个故事会是这样的走向吗？
A：
我宁可相信会走向爱情，而且我也愿意让更多的人相信，因为我也遇到过，一开始可能是陌生的，但是慢慢改进，慢慢地走向爱情。然后在这个片子会看到很多温暖的东西。
采访：tom 整理：北澈
欢迎关注公众号“抛开书本”（paokaisb）
《红花绿叶》也不是完全看不出“第五代”的影子。回过头去细想，发现不少手法其实像“第五代”。比如电影开头那几个高原风光的空镜头，我在看的时候便油然而生一种《黄土地》的味道，后者正是”第五代”的开山之作。还有镜头调度、剪辑方式其实都非常学院派，而且能看得出来功底很扎实。
另外在表达真实上，虽然过度艳丽的色彩和僵硬的表演会让部分观众感觉失真，这是为何有观众觉得这是一部电视电影。但我的观点是《红花绿叶》不是电视，是真正的电影。它懂得设置“情境”，而情境正是我们之前讨论过的用来区别电视还是电影的关键要素。
这些情境表现在角色的心理冲突上，尤其是男主角。他所遭遇的正是拥有貌美妻子与自己身有疾病间的心理矛盾，电影反复表达他内心的纠葛、困惑和两难。同时妻子也有类似的困惑：以为丈夫知道自己有过未婚夫，但实际上并不知道。两个人都隐瞒了自己难以启齿的过去。
这是电影能向观众传递丰富情感体验的原因，并表达出了当今中国电影所稀缺的真挚纯真的感情。不是说没有中国导演想要去表现美好的情感（“第五代”尤其爱表现），而是在他们的镜头前，这些感情被表现得虚假做作。关键在表达者已经发生本质的变化，即便他能认知到，却再也不能表达出来。
导演刘苗苗，我觉得与其它”第五代“导演不同。至于不同在哪？看电影就可以了。导演的个人色彩会自然而鲜活地流露在电影中，即便他想隐身，也藏不住（就像《罗马》中阿方索卡隆）。作品永远是最好的发声者，比导演在日常生活中的谈话与举止更能呈现异样的人格。
我更愿意将《红花绿叶》看成是”反现实美学”思路下的作品，这是我在分析《米花之味》提出的概念。两部电影有诸多相似的地方，均涉及民族、乡村和情感话题，都有富足的幽默，看完之后让人身心舒畅，更重要的是两者所使用的美学不再是一种重构的写实美学，而是以迂回的方式抵达真实。
在映后交流中，刘苗苗表达了自己对大师的倾慕：“我最喜欢的导演是意大利的费里尼，他对他的电影有一个定位：仁慈，我也是我想在这部电影中想做的。”有哪位“第五代”导演会说自己最爱的导演是费里尼呢？或者说他想拍一部“仁慈”的电影。默默地，我已经在心中和导演握过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