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寻子路  父亲 / 一个父亲的寻子之路 / Father

几千年发展，近代文明社会逐渐形成两种模式。一种小政府大社会，人们接受各种各样的信息、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发表各种各样的言论，不太好管理，靠法制维持社会次序。一种大政府小社会，公开场合只有一种思想一个声音被允许，各种内外部力量的较力决定着社会发展方向、人们生活的难易程度……隐去国别语言肤色，这样的故事放在很多国家，也一样成立……n只是，这里的父亲更执着，对家庭更有责任和担当。从上访路上翻高山硬着头皮闯过挡路的几匹狼可以看出父亲的决心与勇气……n进入2020年，很多认识被颠覆，大政府强权社会，对突入其来的瘟疫，更有社会抵抗力……人类历史长河，瘟疫期不过沧海一粟，但是是时不时就会来一次的一粟。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人们也远没找到最优社会模式……正如电影的开放式结局，不知发展的方向……n除了这个宏大课题，影片还反思了贫穷与育儿，养老等家庭伦理，虽然浅尝辄止，但毕竟影片容量有限。

演员表演很到位，细节把控很好。

一位父亲的寻子之路，折射出来的其实是这个社会的弊病。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贫穷。见过了大城市的繁华，真的想象不出来都21世纪了，还有人没见过电脑，还有人一年可以花费不到一千，还有人吃不起饭......

有时候我很想看这些聚焦于底层人民的电影，因为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这是作为一个青年应该关注的，但我又不想看，因为当影片把这些血淋淋的现实摆在我的面前，我会意识到这个社会太不公了。贫穷真的是原罪。成年人的崩溃可能真的就是一瞬间。n之前见过在网上买散装卫生巾的女孩，感觉还挺痛心的，明知道对身体不好，但却因为贫穷不得不买这些没有卫生许可的必需品，而我们可能还在纠结哪种用着舒服，哪种更好。n这就是生活，我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心酸，我也没有资格去评价。

影片中的社会意义远大于影片自身。政府的“官僚主义”、官员的“不干实事”......福利中心因为尼古拉家不具备孩子成长的条件就将孩子寄养，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合理的，父母把孩子生了下来，不仅仅是要给他们爱，还要有最基本的物质保障。但不可否认，国内的这些政策并不完善。就底层人民来说，小小年纪孩子就成了留守儿童，可能早早的就步入社会开始打工。

所以摒弃所谓的“视网膜效应”，去了解我们不知道的角落，也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深刻的体会人间百态。

这几天刚看见一句话是“见识不光是往上走的，也应该往下走”，当我们抬头看月亮时，不要忘了地上的六便士。当我们拥有了美好生活时，也不要忘记关注社会底层，不要丧失了对这些人的共情能力。

结尾会这么拍：

主角亲子团聚，泪如雨下，社会福利中心领导锒铛入狱，寄养家庭里的孩子陆续回到父母怀抱，社会部领导在电视面前讲话，重申以后我们要给孩子们更好的成长环境。黑屏，一行字幕打出，20XX年，韩国国民议会通过第XX号法案，宣布将重新严肃审视对社会福利中心的管理，加强对原生家庭和寄养家庭的资助辅导，一方面保证真正需要帮助的儿童在寄养家庭得到照顾，另一方面努力让有条件的原生家庭抚育自己的儿女。全片终。

然后此片资源流入国内，国内各大公众号纷纷以“惊！不亚于《熔炉》的社会现实批判力作”“8.8分！又一部改变现实的韩国电影”等耸人听闻的标题刊发营销文，豆瓣知乎微博等社交媒体热烈讨论后迅速转进至对国内现实的联想与批判。

但是实际的情况呢？我恰恰觉得这个不落俗套的开放式结尾让影片整体高度提了一大截儿。这部影片大部分时间里的整体基调是那种典型的国际电影节上的第三世界国家电影：有着批判现实主义的底色，用公路电影的方式表现一个在主流视野里没有太多存在感，但同时又的确存在相当多社会问题的国家。官僚主义，徇私谋利，非法移民，底层失业，媒体良知，这些熟悉的题材的确都出现在了这部影片里，但当结尾落脚在对贫穷这个问题的思考上，你会发现那些社会批判的东西可能都不是导演最想说的。

我对结尾的两种解读：一种可以解读为导演对底层民众愚昧无知状态的讽刺，尽管在他们中有Nicola这样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敢于直面权力的勇者，但这样的人实在是寥寥无几，更多时候他们不仅仅是沉默的大多数，甚至成为了吃人血馒头的帮凶。

另一种可以解读为导演把影片最后的落脚点放在了表现一个道德上的困境/难题。影片中福利中心的负责人Vasilyev说的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贫穷也是一种无形的暴力。如果影片的结尾是俗套的皆大欢喜，亲子团聚，在片刻的欢愉过后，谁又会思考这个问题：留在原生家庭的两个孩子今后真的会幸福吗？他们的母亲精神崩溃，严重烧伤，父亲没有一技之长，只能靠给人打短工赚钱，他们的居住环境恶劣艰苦，在这样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孩子，看似是拥有了家庭与亲情的浸润，但谁又能保证他们不会成为影片中骑着摩托车在街上飞驰的浪荡儿？不会成为便利店里被人肆意讥笑愚弄的小店员？不会成为另一个拿走邻居物什的帮凶呢？Vasilyev的做法看似是自私的，但谁又能说他没有为这些原生家庭不幸的孩子提供了另一条出路呢？

塞尔维亚电影《一个父亲的寻子之路》（Otac 2020）大约是想表达贫穷是最大暴政这一主题的，它的政治和社会意义大于电影本身。由于男主角尼古拉的妻子讨薪方式不当，他们的两个孩子被社会福利机构带走。为了要回孩子，尼古拉开启了上访之路。因为贫穷，他无钱坐车，所以他只能步行到达300公里开外的首都贝尔格莱德。尼古拉的惊人之举成了地方报纸的头条，到达首都后，又上了电视台的新闻，这为他要回孩子争得了广泛的社会同情。影片虽然演绎一个好人有好报的故事，但它反映出了塞尔维亚社会的方方面面，启迪我们思考法律与人情相冲突时，我们应当如何取舍的问题。

除男主角的表演可圈可点外，有两处设计的确为本片增分不少，这两处也正是我们思考人性主题的关键所在。一是尼古拉善待流浪狗。在夜宿废弃房屋时，一流浪狗尾随而至，本来就不多的食物，他愿意分享一点给这流浪狗。清晨醒来，他发现流浪狗被撞死路边，他在无法埋葬它的前提下，将狗狗尸体用塑料纸盖好后才重新上路。如此情景设计是想说明什么？我觉得这不仅仅是想表明尼古拉是个好人吧，更是想告诉我们如下的道理：正常人性对待弱小动物是有基本的同情的，一个人性的社会对弱势群体也应有基本的怜悯，这是弱小的尊严所在。若人没有同情，社会不怀怜悯，那就说明人和社会都有病了。

第二处是尼古拉吃着好人施舍的食物时流下耻辱的泪。当尼古拉饥肠辘辘龟缩在首都街头时，一个好心人给他送了一盒食物，在好心人离开后，他立马打开饭盒狼吞虎咽起来，然而，吃了几口后，他突然崩溃，痛哭流涕。这里确实是泪点所在，反映出影片创作者对人性的高明洞察，若非身有体会，哪能有如此好的设计和表演。

作者：王霞

来源：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

塞尔维亚导演斯尔丹·戈卢博维奇的第四部电影《父亲》（中文名《漫漫寻子路》）去年在柏林电影节全景单元获得了观众奖和陪审团奖，被认为是戈卢博维奇目前为止最好的、最复杂的同时也是极简的电影。n

年底露面海南电影节时，此片更是备受内地学者和影迷关注。值得庆幸的，这部胶片电影已通过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正式登上中国大银幕。

后南斯拉夫时期的塞尔维亚电影经历了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去巴尔干化”，也即试图摆脱库斯图里卡和德拉戈耶维奇等大导演在上个世纪90年代确立的一套享誉世界的电影语法——

将政治动荡与种族冲突置于日常生活的野性与暴力中，以夸张、怪诞的形式自我异域化，以传达一种没有出口的历史宿命感。

2000年后涌现的如戈卢博维奇等一批巴尔干半岛上的年轻导演们则致力于进入战后现实，并且有意引入好莱坞的类型片模式和戏剧性情节，以置疑遗留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等级制度。

《涟漪效应》剧照

例如戈卢博维奇最初的两部长片《绝对一百》（2001）和《完美设陷》（2007）都是将故事装在了惊悚犯罪片的叙事架构中。

进入第二个十年，戈卢博维奇开始转向，不管是三线时空交叉的《涟漪效应》（2014），还是第一人称叙事的“零度”故事《漫漫寻子路》，创作源起都是发生在塞尔维亚的真实事件。

特别是《漫漫寻子路》，以突出的纪实性与社会性，展现了一个塞尔维亚的肯·洛奇式的故事，讲述了一位父亲的贫穷和坚持。

英国《每日银幕》评论此片是将底层男人卡普拉式的声势置于了达内兄弟的心碎故事中。

以达内兄弟为代表的社会电影，往往提出这样一个叙事核心：如何在社会关系暴力中生存？

影片的原型故事是一个叫乔杰·乔克西莫维奇（Đorđu Joksimoviću）的父亲，面对官僚主义的高墙，决定从克拉古耶瓦茨（Kragujevca）步行几百公里到首都贝尔格莱德，向主管部门投诉当地社会服务机构，为夺回孩子的抚养权而战。

为此导演戈卢博维奇约见了乔克西莫维奇，并花好几天时间与他在一起，对事件和人物加深理解。于是，继《完美设陷》之后，《漫漫寻子路》再次讲述了一个需要帮助的父亲如何付出所能地奋力赎回自己的孩子。

戈卢博维奇说，这部分呈现也是他献给他的父亲普雷德拉格·戈卢博维奇（Predragu Golubovicu）的。

《完美设陷》剧照

父亲的沉默

个人与体制的关系，是世界电影中的一个经典叙事内容。影片里可以明显地看到个人与体制在对峙与冲突中呈现的黑色与荒谬，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最近十来年的罗马尼亚新浪潮电影。

《漫漫寻子路》的引发事件非常爆裂——影片第一个场景用了3分钟时间逼视着一个濒临崩溃的母亲，她的家庭已饥困难继，为讨回工厂拖欠两年的薪水和遣散补偿金，她携子当众自焚。

然而这只是个开始，实际上此后父亲尼古拉所面临的局面，才更加令人绝望。尼古拉的家庭没有因妻子的极端自戕得到政府部门或社会机构的关注与救助，相反，作为丈夫和父亲他被质询，被进一步置于更加无望的深渊里。

当尼古拉从做临时工的林场奋力跑步赶到事发工厂后，却先后迎来了警察、医生与社会福利中心对他进行的卡夫卡式的查问与判定，而尼古拉的原罪就是贫穷。

在这几场室内戏中，父亲与他者的关系，通过镜头俯仰、门框构图、景别大小以及非传统剪辑，清晰地描摹出官僚与腐败下的受害者与这个体制的不平等关系。

片中助理部长坐在贝尔格莱德的政府高楼里轻描淡写地说：贫困是对儿童暴力的一种形式。

这种逻辑实际上是将贫困的责任全部抛给个人，它成为体制进一步剥削弱者的借口。

应该说，贫困是对贫困者暴力的一种形式。而父亲的悲剧，还不仅仅是贫困本身，更在于无法掌握语言来为自己的贫穷辩护。

大多数情况下，尼古拉对别人的问话或者评论，都难以做出反应，看上去木讷沉默。除了来自体制的虚伪冷漠和麻木不仁，还包括试图同情他、帮助他的旧同事、乡亲，甚至陌生人为他的处境开出的各种处方。

言语滔滔的人们前前后后出现在尼古拉的旅程里，但是他们似乎都置于尼古拉的世界之外。

饰演尼古拉的戈兰·波格丹（Goran Bogdan）将人物不必要的细微动作降到最低。与他人共处的时候，尼古拉总是一张绝望、僵硬而又顺从的表情，往往在麻木中间或一轮的眼神，似乎永远丧失了愤怒的能力，罕见的情感闯入，也是为了突然死去的流浪狗以及突然被人像对待流浪狗一样施舍食物而哭泣。

这让他大大不同于肯·洛奇的人物。然而，在尼古拉疲惫的身体语言中却蕴藏着周围那些首鼠两端的灰色人物身上所没有的力量，那就是他朴素地坚信：作为父亲，他有权利和自己的孩子生活在一起。

影片的意识形态并不在于揭露官僚主义明目张胆的腐败，并将父亲看成腐败国家的受害者；

而是要讲述一个在经济衰退、工业化转型失败、农村破产、失业率常年高居不下的现实社会里，还可以有一个奥德赛式的人物，在极端困境中，仍然相信道德的力量，相信付出与牺牲能得到回应。

导演说，这一精神画像得益于沃纳·赫尔措格在《冰雪行》中一段自述的启发。

赫尔措格坚信徒步从慕尼黑到巴黎看望朋友，能让朋友的病好起来。导演认为，一个孤独的旅行者，一定有他自己不可动摇的动机。

父亲的三百公里

如西西弗斯一样，尼古拉这个人物的行动力似乎就在于作为父亲的绝望与决心的相互作用中。

这支撑着他三百公里徒步穿越这个国家，从荒野乡村，到后工业废墟，直到玻璃幕房式耀眼的首都，成就了影片主体的第二幕。

五天五夜的穿行与两天两夜的政府楼前的苦等，尼古拉经历了身体上的筋疲力尽和饥饿的极限，这无疑让他的“父亲之旅”带有几分宗教色彩，尽管他的孩子们无须知道他在为他们而战。 n

在这个文德斯式的穿越废墟的“公路片”段落中，父亲与空间的关系呈现出与第一个段落全然不同的方式。

尼古拉大多时候被置于近景的景深镜头中，或者位于大全景的纵向或横向的三分画面的正中。

以表现人物接受这个被历史与现实不断抛弃的空间里的全部内容，因为他可以专注于痛苦，耐心向前，绝不放弃。戈卢博维奇说，他想展现在苦难和逆境之后靠自己站起来的尼古拉的样子。 n

导演的摄影搭档亚历山大·伊利奇（Aleksandra Ilića）在超16毫米胶片上拍摄了此片。视觉上追求数字革命前的电影所具有的结构、对比度和深度，以保持一种无可辩驳地扎根于当下时刻的现实感。

影片在普里博伊、扎耶卡尔、克尼亚泽瓦茨周围等几个地方拍摄，将塞尔维亚境内全然不同质感的空间连接在一起：贫困的乡村社区、废弃而丑陋的后工业巨型建筑、危机四伏的首都郊区、明媚动人的秋日荒原、历史遗存的乡镇集市等。

导演借助于尼古拉对塞尔维亚从南部乡村到首都的一步步丈量，重拾现实主义，并抛弃所有戏剧性方向或者寓言式发展。

尽管一路上，尼古拉的身边出现过几种动物：亲近人的流浪狗、擦身而过的兔子、让路而行的狼群，但它们并没有形成如影片《被涂污的鸟》里那样极端的意识形态隐喻。它们只是作为尼古拉与人的关系的对比。

相比那些剥夺者与围观者，这几只在尼古拉的行程中淡然闪过的动物，更能跟他的内心情感建立关系：共情的、好奇的甚或试探敌意的。

影片结尾突然转向，尼古拉重新回到日常生活空间，却发现乡村社区的邻居们搬空了他房子里的所有东西。

这种巴尔干战争期间就经常发生的极端现实，天然夹带着无可奈何的荒诞感，导演却继续以克制的方式，避开它的喜剧色彩。

在最后十几分钟内影片中的人物全然沉默，父亲走街串巷，挨家挨户地捡回桌子，椅子，盘子，没有表情，也没遇到反抗。

最后他坐在空荡荡的餐桌前，看着凑齐了的四把椅子，开始吃饭。日常的延续，才能保证一个家的信念，父亲尼古拉虽然失去了一切，但仍然坚信寻回一切的可能。

这是戈卢博维奇式的社会电影，不回避现实的绝境，但保留向好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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