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关注细节的人，我在看Das Boot这部电影第一遍的时候，为整部影片安插的细节之多，感到非常吃惊。这之后我又听了导演评论音轨，在里面，导演沃尔夫冈•彼得森强调了这部电影是基于“让片子里的每件事物都有意义”的理念制作的，“而不是类似于，‘等着看会发生什么吧’”。听到这里，我又重新看了这部片子第二遍，很高兴地发现了一批看第一遍时没能注意到的细节。可是当我看到第三遍、第四遍乃至更多遍的时候，新的细节依然层出不穷，让我开始理解这部已经有30年历史的影片，依然历久弥新的原因。从某种角度说，影片的创作者就像是打造了又一个沉没于海底也不会被海水碾成碎片的、牢固可靠的U潜艇，种种细节充分展现了其工艺之精美，以及内涵之深远与丰富。 t 整部电影非常娴熟地使用了两个看似普通，却异常有效的叙事手法：对比与重复，在五位主要角色中安排了三对比较——艇长与轮机长、大副与二副、沃纳少尉与上述四者；通过不同的时间节点上人物的不同行为，刻画他们的成长与发展；通过重复以往的场景与对话，重申人物不变的主导性格与动机。
如果说性格刻板、生活洁癖的大副与狡黠乐天、不拘小节的二副这对人物的对立是显然的话，艇长与轮机长表面上不存在任何对比。他们同样的经验丰富，又同样爱艇如家，同样具备关键时刻“扶潜艇于将倾”的能力，也同属于日渐衰微的“alte Gang（老一群）”，面临被“嘴上逞英雄”的新一群所取代的悲剧。然而影片的创作者们希望经由本片塑造的，显然是拥有不同主导个性的两位不同人物。在两位主要角色拥有一大批重合的个性背景的情况下，就尤其需要安排细节以区分二者的不同。在这里只简略提两个表面上完全不影响剧情的小枝节。首先是他们军装外套下所穿的衬衫具有截然不同的主导色——轮机长为代表热情的红，艇长为代表沉静的蓝色。这显然是服装部门的特殊用心：当轮机长身穿一件红蓝色格、红色为主的衬衫的时候，艇长有时穿着一件蓝白格衬衫，有时穿着纯蓝的衬衫，有时穿着一件红蓝色格、蓝色为主的衬衫。在轮机长穿着一件血红色的毛背心的时候，艇长也会把深蓝色毛外套穿在里面。当轮机长捧着泛黄的照片，完全被对妻子的思念、对回家的渴望击倒时，只有刺眼的血红色毛背心能从色彩上加重这一强烈的思绪；在潜艇沉于海底，无处不需要维修时，红蓝格衬衫又变成了可以最准确地表达忘我工作与沉着应对在轮机长身上的统一的意象。侧面印证红蓝色比喻义的另一个证据是，在艇长唯一一次相对鲁莽地在暴风雨中进攻驱逐舰的场景中，他自始至终戴着一条印有明显红色花纹的围巾。这条围巾此后只出现过一次，就是在艇长因为与其他U潜艇航线重叠而暴怒的时候。所以说，红色在本片中是代表冲动与激情的视觉语言，使得轮机长之性情与艇长之冷静得到区分。作为轮机长最真挚的朋友，艇长在接到穿越直布罗陀的自杀式任务后，很快拍出更换轮机长的电报，理由是“Der Leitende ist fertig（轮机长累了）”，所以“Er muss von Bord（他必须上岸）”。隐藏在这些对话背后的事实是，艇长本人是永远不会将“累”的一面展现于外界，也不需要任何人帮助他“上岸”的。这并不是指他冷漠无情，否则也不会有听香颂唱盘，或者与无线电员亨瑞希交心的情节。只不过相对于轮机长，艇长无处不在的沉静与客观，导致了他远没有前者那么多的维系于“岸”上的感情羁绊。
另一个有关大副的极其微妙的细节，是他身为一个本身的存在就能给人带来不快，总在蔑视他人甚至常常在害人的纳粹分子，却一次不落地参与到了三段和救人有关的情节中。如果目的只是简单的让这个“希特勒青年团领导人”卷入战争丑陋、消耗、完全不光鲜的一面，则只需安排他在一旁惊恐地旁观便足够了，没有必要变成三次不遗余力地出手相助：首先是派格姆滑落甲板的一次，大副帮助把他抬到控制室的一个平面上，为此湿透了衣服；第二次则是配合兼职医生的亨瑞希，挽救重伤的领航员Kriechbaum；最后一次是空袭后躲在掩体内，他试着为被弹片击中的水手长止血，又一批炸弹落下，弄得所有人浑身落灰的时候，他反而是为伤员殿后的那一个。这些都是本片在电影创作空间内的自由发挥，但事实上已经大大地偏离了原著小说作者Buchheim的本意——在原著小说里，Buchheim连最后一个讽刺这一角色的机会都没有放弃，在重返拉罗谢尔的航程中，还记述了一次此人“足以上军事法庭”级别的重大失误，并反复使用“unfähig（不称职）”一词用于贬低。而在电影里，艇长对大副所下的“判词”只有“Kinnmuskelspanner, junger Marschierer, weltanschaulich durchgeformt（自以为是的人，年轻的进军者，世界观被塑造了）”，有必要注意的是，这些评价没有一个同艇长抨击拉罗谢尔酒吧里的年轻军官们的用词重合：“(jetzt kommen) die Quexe, die nassforschen Typen, Maulhelden（盛气凌人的一群，嘴上逞英雄）”。这就又涉及到一个回答起来或许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容易的问题：片中的大副，到底是不是一位Maulheld？从艇长与大副在第二次用正餐时剑拔弩张的言词交锋来看，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肯定的，艇长在蔑视地说出“Maulhelden, nichts als Maulhelden, allesamt”一句时，“allesamt（所有人都是）”也把大副包括了进去。但是我却认为，本片中真正按照Maulhelden定义塑造的，只有拉罗谢尔酒吧里喧闹的军官，以及“维悉号”上那批跳梁小丑一样的船员：艇长给予这批人的一律只有冷峻的面部表情加之轻蔑的眼神——在拉罗谢尔酒吧，他评论醉酒的“新英雄”的措辞之严厉，与此前先后三次容忍了酒后胡闹的艇员形成了鲜明对比；在“维悉号”上，他连礼貌的微笑都不屑施舍给好奇心过剩的舰长。相比而言，艇长在对待大副的态度上，就相对软化得多。就算只是出于充分意识到每个人都是战斗集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行事，我也不相信鄙视Maulheld者如他，会在深陷海底时主动坐到一位Maulheld身边，谈论分米波、厘米波或者任何别的问题。再考虑到本段开始时提到的，电影创作者在很多细节中为大副设定的良知尚存的立场，我认为本片对大副的判断停留在“weltanschaulich durchgeformt（世界观被塑造了）”的层面，虽说有过度理想化之嫌，但对于一部电影而言，未必不是一个讨喜的设计。
更何况，与小说中的大副不同，电影里的大副在海巡过程中逐渐走上了反思与救赎的道路。在导演评论音轨里，影片播放到“维悉号”上的盛宴，制片人提醒观众注意艇上军官们苍白的脸色与凌乱的胡须，以及大副是唯一一个还注重仪容仪表的人。导演随即补充道，“但他也开始瓦解了。”正如这句评论所揭示的，接到穿越直布罗陀的指令的一刻，也标志着大副这一人物形象的重塑。他停止系领带，脸上开始有胡茬，长出黑眼圈，最终在险些沉没海底的一战中，实现了朝着艇上普通官兵形象的回归。一个只在未剪版中保留的，大副怔怔地擦着望远镜，衣襟上还沾着救助Kriechbaum时落上的鲜血的镜头，传达了很多这位常常被人简单地归纳为“艇上唯一的纳粹”的“扁平人物”的更深层面的信息。几个大副如何对待自己胸前挂着的望远镜的细节，暗示了这个表面上不近人情、不通常理的人物，在内心里最为认同的是自身作为“第一观察员”的职责所在：偷袭护航船得手后，英军驱逐舰开始追击潜艇，艇长摘下了胸前的望远镜，大副把手向上移了移，揪着带子，但终究没有动手摘，一直戴到了沃纳少尉已经带着赴死的心理准备，在大副的铺位上昏沉睡去（个人认为，这实在略带讽刺——躺在“希特勒青年团领导人”的铺位，而这位“领导人”本人，倒可以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艇长在维哥港口寻觅“维悉号”所踪，在指挥室和其他人一起等候的大副，赫然换上了最正式的那套军礼服，但胸前的望远镜，只是在两个引擎全部关闭时才离身；第三次便是在积水的困境中，下意识地一次又一次擦拭这件在深海中已经沦为装饰的工具。如果说大副还有什么过于常人的优点，我认为只可能是画海图——潜艇出航一段时间，却屡屡接不到任务的时候，艇长在航海图上用圆规画了八九段等距线之后，宣布“路程太远，赶不到（支援马坦的潜艇）”，轮机长沮丧得用帽子拍击大腿，大副却面有疑虑地走到海图边，想必是拿起圆规重新画了一遍；此外则是未剪版中轮机长做出“考虑到燃料问题，我们甚至开不到拉罗谢尔”的表述之后，大副在控制室里心无旁骛地画着海图，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测算凭借现有燃料顺利开回拉罗谢尔的可能性。但是在深海沉船的前提下，假如有比望远镜更无助的工具，恐怕就是圆规了。鉴于上述两点，我感觉大副对潜艇命运的缺乏信心，与其说是出于泛泛意义上的英雄主义幻想的破裂，不如说是出于他所具备的本领的无事于补。不仅如此，我认为大副的英雄主义理想非但谈不上破裂，他甚至有幸目睹了自己曾经亲口提到的一种理想境界变成了现实。在乌尔曼还乐于奋笔疾书地记录的一段心得体会中，大副曾说，“在投向指挥官的凝视中，只剩下一个古老的、彰显着终极的信赖的问题：‘长官，你要求我们在哪里去死？’……”而这恰好是“浪子回头”、“戴罪立功”的约翰在完成了他的救赎后，投向曾经慷慨地宽恕他的艇长的眼神。站在艇长背后的大副看到了，所以他感慨地微笑了，唯一一次既不带有骄傲也不带有讥讽地微笑了。这之后，他也通过监控受损情况，以及坚守值班岗位的方式，完成了属于自己的救赎。就如同他出现于穿越直布罗陀之后的每一个镜头中都不是偶然一样，他的形象定格于艇长迎着翻滚的浪潮，畅快地大喊“Not yet, Kameraden! NOT YET!”这最著名一幕的背景中，也可以说是一种必然，一种脱胎换骨和盖棺论定。大副确实洗心革面了——还是在字面意义上的，因为在逃离直布罗陀“漏斗”之后，他真的彻底不再刮胡须了。
有趣的是，作为“人”的约翰却与作为“鬼”的约翰又有着天壤之别。一种在全艇其他成员身上都无法找到的气质，深藏在约翰习惯性的眼睑低垂后面。在约翰首次和全体官兵一起登场，艇长介绍沃纳少尉的情节中，艇长谈及： “Wir haben einen Gast an Bord. Leutnant Werner, Marinekriegsberichter. Will sich bei uns ein bisschen umsehen.（我们艇上有一位客人。沃纳少尉，海军随军记者。他想观察一下我们。）” 士官们纷纷扭头打量沃纳，二副朝沃纳咧嘴一笑。反观约翰，虽然脸上也带着笑容，但同时也把视线深深地垂了下去，与众人形成极大的反差。
饰演约翰的演员很会通过眼睛演戏。而他眼中天生带着的惊恐，更是为角色的塑造加分不少。即使是没有台词的时候，他也能通过双眼表达出细微的感情。比如这一人物第一次经水手长介绍给沃纳，也相当于介绍给银幕前的观众的时候，水手长半打趣地打招呼，“Na Johann, alles schön geschmiert?（机器都润滑了吧？）”约翰伴随着轮机室的巨大噪音转身微笑，缓慢地眨了眨眼，以表肯定。在向艇长致歉的情节中，约翰眼神中的惶恐与羞赧，为他言不成句的申辩做了余下的发言。或许艇上为数不少的官兵都能被称为心地诚恳，有同情心，向往和平，富有良知，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以“迎战”的硬汉心态面对生活、面对命运和所有一切。假如必须要找出一个羞怯与内敛个性的代言人的话，只能是轮机室的鬼魂——约翰。
第四集中有一段堪称伟大的镜头：潜艇在深水炸弹的连续轰炸下潜至200米、210米，早已突破了极限抗压深度。然而就在头顶上方深水炸弹轰鸣中，在 “我们在下沉！” 的绝望嘶吼中，主人公回到了床上，拿出一张照片在手电筒的灯光下看着它睡入梦乡。细心的观众会发现照片上是一个眺望远山的背影，构图像极了卡斯帕·弗里德里希的画《云海漫步者》（Der Wanderer über dem Nebelmeer）。主人公在死神逼近的地动山摇中睡去，仿佛潜艇在接连的爆炸挤压下的摇晃颠簸只是命运轻推着摇篮的手。镜头淡出，黑暗，当光线再次进入时主人公醒来，灯光和煦而宁静如同世界新生，人们在安静地做着自己的工作。接下来的两分钟内几乎没有人说话，只有报告声，主人公穿过一道道舱门，眼里带着孩童的迷惑和好奇。
这是一部反民族主义的影片，不仅嘲笑了被“世界观被塑造了”的副艇长，片中U艇水手启航后、回港前合唱的都是皇家海军的歌 “It’s a long way to Tipperary, it’s a long way to go.” 是的，就是几度险些让他们葬身鱼腹的皇家海军的歌。正如伯里克利/修昔底德说的那样，一个真正热爱生活的人，他绝不可能不勇敢，且这种勇敢远胜过那种因狂热、拒绝思考而生的勇敢。一切关于航海的故事都有一个最永恒的母题，那就是水手与大海：他的自由，他的热情，他的畏（Angst）。这些要素构成了“命运”的东西，水手和大海的连接超越了世界上一切甜得发腻的情感，更超越了国别和语言。对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蔑视非但不妨碍它成为一部真正体现了 “德国性” 的影片，这种超越甚至是一切艺术抵达一个 “民族” 的真正坚强的核心的必要条件。（只有世界的才可能是民族的，而非相反，这即是歌德那一代人要求德语文学必须成为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因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它就什么都不是。）
看之前小清就说，"Das Boot"可以称为最好的战争片，因为拍得特别真实。现在，我不得不再啰唆一遍：“它确实拍得格外真实。” "Das Boot"的真实，不仅在于平实的镜头和按部就班的叙事方式，更在于导演让观众体验到了身处战争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影片讲述了1942年二战期间，德国海军一艘U型潜艇奉命出海，追击英国的商船队。途中潜艇官兵们经了历无数的危难，最终返航时，却又发生了意想不到的灾难。
这部电影让我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潜水艇中的生活细节。每次出海归来，士兵们都要烂醉狂欢，庆幸自己得以生还，因为当潜艇兵实在在危险了，二战时德国海军覆灭了3/4。狭窄的舱内空间空气污浊，卫生条件恶劣；没有敌船目标时，枯燥的海底生活能把人闷死；英国驱逐舰来袭时，一切又变得极其紧张，面对恐怖的深水炸弹，潜艇里的人几乎是活活等死，没有任何办法，只能希冀深水炸弹不会对潜艇造成致命的损伤，那种绝望和无助连我都能感受到。
大部分的电影都把战争描绘得太壮丽了，但是"Das Boot"里的战争完全是另一副面貌：灰暗、残酷、绝望、没有意义。战争中，不是所有的战役都激烈漂亮，也不是所有的牺牲都壮烈高尚。有时候，军人就像蝼蚁一样牺牲了，并没有换来巨大的战果，但他们仍会恪守军人的天职。电影没有冠冕堂皇的民族信仰，导演只是深入到战时军人的内心，挖掘他们真实的心理体验，这就是Wolfgang Peterson的高明之处。
也许有人会觉得本片很“无趣”，但真实的战争只会比这部影片更无趣。某些马屁文人大肆渲染战争的美好，坐在温暖的房间里顶着肥肚鼓吹“为国捐躯”，但“捐”的却不是他们自己的“躯”。
影片的完整版长达5个小时，绝大多数时间是在狭隘的潜艇内容渡过，枯燥、乏味、沉闷、压抑、无聊、平淡……这些都是电影唯恐避之不及的“不良”因素，到了本片却成了经典中的经典。
这部影片对人性的刻画，达到了其他影片难以超越的高度，让人领会什么叫“叶公好龙”、“听天由命”。
犹太观众也给予了这部作品掌声。
本片是改编自真人真事，剧中的随军记者在二战后将这次航海笔记整理成书出版，《从海底出击》电影版和小说版都是根据这位记者的书本改编而成。
为了达到真实的潜艇生活效果，剧组还邀请了当年的亲历者作为本片的顾问。你可以在片中看到大量专业的技术场面，当然还有各种没完没了的汗流浃背、食物发霉、传染病等等，而这些往往是在其他战争片中被一笔带过甚至忽略的。但它们才是战争的主要组成部分。
这部影片基本上是按照故事顺序来拍摄——观众们可以留意一下演员的胡须生长程度。许多影片先出现的镜头未必是先拍的。
片中那个拥有法国女友的新兵是导演添加的虚构人物，但记者和艇长等人则有历史原型。
艇长原名叫海因里茨·莱曼。曾击沉20多艘敌船。
但这部作品却没有去渲染艇长的“辉煌战绩”，相反更多地停留在潜艇任务期间各种无聊而沉闷的生活片断上。（而且无论本片、还是航海笔记，都只是记者参与U-96的这次航海经历，并不是艇长的全部军事生涯。）
二战后艇长因为曾经击沉商船的问题（剧中有提到），被判刑一年。
出狱后艇长积极地参与各种海洋上的人道主义救援活动，并曾于1959年一次海难中、在巴西轮船“天琴座”爆炸的情况下，英勇地救出50多名船员。（这段英勇事迹，可以对比下剧中战争时、艇长不愿救遇难敌军船员的场景。）
艇长本人看过《从海底出击》这部影片。电影于1981年上映，而他于1986年去世。
史实中这艘U-96沉没于1945年3月30日，不久后二战结束，当时莱曼已不在U-96任职。下一任U-96舰长黑尔里格尔，在1944年7月2日殉国（当时他驾驶的U-543被美军击中）。影片应该是把这两位舰长的结局合并了。
莱曼艇长先后驾驶过U-8、U-6、U-96、U-256四个型号的潜艇，写过四份航海笔记。而片中的记者，是U-96的随军记者，因此本片主要改编自第三份航海笔记（1940年9月14日—1942年8月1日，U-96，八次作战巡逻。259天），只不过将U-96各时期的经历移到了片中这几个月里。
但豆瓣上的某篇热评《既不伟大也不光荣，只有残酷和求生》却在完全不去了解事实的情况下、想当然地断言这些都是虚构不真实的。而这种不负责任的文章，还有一堆人一味无脑跟风。很多人是一看到某种导论就不加思考地被牵着鼻子走，并没有试着去了解影片的创作背景。
看完电影，第一印象，这条潜艇运气好得出奇。先后两次遭遇驱逐舰围剿，先后遭到三十枚以上的深水炸弹的攻击。在直布罗陀，被航空炸弹直接命中，被驱逐舰猛烈炮击，鱼雷管进水，蓄电池破裂，艇内充满毒气。沉入破坏深度以下，坐沉海底，居然还能浮上来，开回基地。
在真实的战争中，随便哪一项，都能要了潜艇的命。这不是真实的战争，这是导演手下留情。
导演让潜艇饱受磨难，最后在基地挂了。九九八十一难，死在八十一难上。让观众和艇员一起经历所有的磨难，然后才结束潜艇的生命。
对海难的船员来说，望见海滩以后溺水而死，是双倍的凄惨。对潜艇兵来说，能死在水面上，是极大的幸运。因为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要和铁棺材一起坐沉海底。四万潜艇兵，三万阵亡，其中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命运。
如果大家觉得电影中战争残酷，那么真实的战争比电影残酷百倍。
潜艇的船舱好像春运的车厢，拥挤、肮脏、闷热、汗臭刺鼻。难怪潜艇兵盼望早点把鱼雷打光，早点回港。打光鱼雷就需要遇到英国船队，遇到船队才有商船，它们是潜艇的目标。当然船队中也有护航的驱逐舰，他们是潜艇的天敌。
驱逐舰是猫，潜艇是老鼠。水面上，驱逐舰比潜艇快，火力比潜艇猛。水下更是如此。对于驱逐舰的深弹，潜艇根本没有还手的能力。只能拼命深潜，希望驱逐舰找不到自己，外加祈祷上帝保佑。
潜艇发射鱼雷，看秒表，听到鱼雷爆炸的声音，然后是商船龙骨断裂的声音。这就意味着“老鼠”得手了，也意味着“猫”来了。“猫”不会轻易放过“老鼠”。后面的几个小时里，“猫”会用声纳反复犁遍嫌疑海域的每一寸角落，寻找那只做坏事的“老鼠”。稍微得到“老鼠”的一点蛛丝马迹，“猫”就会投下一连串的深弹。深弹不必直接命中潜艇，只要在一定范围内爆炸，水压和冲击波，就能粉碎潜艇。由于水几乎不可压缩，是很好的传导冲击波的介质，所以深弹在水下的杀伤力远远大于水面。
对潜艇兵来说，后面的几个小时，随时都可能挂掉，是最难熬的时候。先是越来越近的螺旋桨声音，然后是“嘀嗒”、“嘀嗒”的声纳声，接着是深弹落水的“噗噜”、“噗噜”的水声，最后是深弹爆炸的轰鸣。不知道哪一颗深弹就要了潜艇的命。一条驱逐舰开过去了，马上还有另一条。一会突然安静下来了，一点声音都没有，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走远了，还是在水面上守株待兔——关闭发动机停在嫌疑海域，静静地耐心守候，等待潜艇氧气耗尽，自动上浮。死亡不可怕，等待死亡最可怕。连续这样反复折磨，谁也受不了。在电影中，久经沙场的轮机长几乎崩溃。
德国潜艇的主要目标是没有武装的商船。商船是潜艇的猎物，潜艇是驱逐舰的猎物。发射鱼雷攻击商船，代价是挨深弹，每个潜艇兵都清楚。商船被击沉，海员或溺水或烧死，潜艇兵不会援救。潜艇也一样，潜艇兵或溺水或窒息，驱逐舰也不能救助他们。一报还一报，现世报，公平合理。
潜艇一旦坐沉海底，基本没有靠自己能力浮上来的机会。库尔斯克号坐沉150米，在和平年代都没有浮上来。老式潜艇坐沉280米，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还能浮上来？
一条潜艇出航了，谁也不知道在哪里。按时回来了，就是回来了。没回来，就是被消灭了。他们在哪里？谁也不知道，只能说他们在大洋深处长眠了。
卷入战争的战士，不是杀人就是被杀，残酷的战争中他们努力做的就是求生。如果驱逐舰不猎杀潜艇，潜艇也会偷袭驱逐舰。这是你死我活的事情，没有其他的选择余地。
导演不能展示真实的战争——如果那样的话，潜艇很快就挂了，没戏可演了。
至于几十号人挤在春运车厢一样的船舱里，两个人共用一个床铺，几十号人用一个卫生间，一个多月不洗澡，浑身油泥，爬满虱子，晕船的呕吐物没有地方处理，二十四小时听震耳欲聋的机器声，十五天不见太阳，经常连续若干天不能上甲板呼吸新鲜空气，吃长满青霉的面包，没有刮毛的猪肉，等等等等恶劣的生活环境，和随时长眠相比，这些都不算什么了。
战争中，命如草芥的不仅是潜艇兵。德国步兵在东线被活活冻死，飞行员和飞机一起化为烈焰，坦克兵死在钢铁的坟墓里。
当元首鼓励德国人为了祖国去光荣、自豪、义无反顾地献身的时候，多数德国人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轮机长想念自己生病的妻子，娃娃兵想念自己的法国女朋友和她肚子里的孩子。人都是有感情的。潜艇兵都渴望结束战争。他们是否后悔自己当年选择了元首呢？
对于德国和被侵略国家的痛苦，每个德国人都是有责任的——是他们自己选择了元首，选择了战争。
亚洲也是一样。
当日本飞行员驾驶战斗机冲撞美国军舰的时候，当日本士兵被美国人的喷火器烧成焦炭的时候，当他们在暗堡中疯狂射击突然被美国的推土机活埋的时候，当他们被美军坦克碾碎的时候，是否想念自己的父母妻儿？是否后悔自己当年狗血沸腾地支持战争，去建设什么“大东亚共荣圈”？
当美军对日本平民使用燃烧弹和原子弹的时候，他们是否想到了东亚其他国家的平民呢？他们还记得南京吗？他们知道这是自己应当接受的报应吗？当被俘的关东军被苏军送到西伯利亚的时候，他们是否想过自己当年怎么对待中国战俘？
战争并不伟大，也不浪漫。
有一个纪录片名为《意志的胜利》，记述的是1934年纳粹党纽伦堡大会。从时间看，《从海底出击》讲述的是7、8年以后的事情。1934年所有的德国人都热血沸腾，要在元首的领导下，要为祖国献身，建立一个千年的民族帝国，享受幸福生活。元首说德国人热爱和平，但是决不软弱。
德国人确实热爱和平，也豪不软弱。他们和平地吞并了奥地利、捷克，他们“反击”波兰的挑衅，“反击”苏联的军事压力。当他们能和平地吞并其他国家的时候，他们就和平。当和平的方式不能达到侵略的目的的时候，他们就毫不软弱。
德国人不能把责任完全推给元首，是他们自己选择了元首，是他们自己消灭了不同的声音，是他们自己选择了战争。没有他们，元首不过是一个光杆司令，纳粹运动不可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他们是纳粹运动的燃料，这场运动最终化为熊熊战火，烧遍了欧洲。他们也为民族主义的疯狂扩张贡献自己的血肉和生命。
到1942年，每一个曾经在1934年为元首狂热的人，都要经历战争的磨难。每一个怀疑元首的人，都被早关进了集中营，在强制苦役或者已经被处决。经历战争磨难的德国人，终于知道什么是元首宣扬的伟大而光荣的战争。然而，此时已经悔之晚矣。整个日尔曼民族被绑在元首驾驶的疯狂的战车上，向悬崖狂奔。作为个人，只能努力的活下去，活一天是一天。
人们都是健忘的。和平的时候，人们往往忘记了战争的残酷、和平的宝贵。这就如同人在健康的时候，不懂得爱惜身体一样。这就需要有这样的影片不断提醒人们：当有人宣扬“为了民族的利益，拓展生存空间”的时候，且慢欢呼。须知，每一个欢呼的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沉痛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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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关注细节的人，我在看Das Boot这部电影第一遍的时候，为整部影片安插的细节之多，感到非常吃惊。这之后我又听了导演评论音轨，在里面，导演沃尔夫冈•彼得森强调了这部电影是基于“让片子里的每件事物都有意义”的理念制作的，“而不是类似于，‘等着看会发生什么吧’”。听到这里，我又重新看了这部片子第二遍，很高兴地发现了一批看第一遍时没能注意到的细节。可是当我看到第三遍、第四遍乃至更多遍的时候，新的细节依然层出不穷，让我开始理解这部已经有30年历史的影片，依然历久弥新的原因。从某种角度说，影片的创作者就像是打造了又一个沉没于海底也不会被海水碾成碎片的、牢固可靠的U潜艇，种种细节充分展现了其工艺之精美，以及内涵之深远与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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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部电影非常娴熟地使用了两个看似普通，却异常有效的叙事手法：对比与重复，在五位主要角色中安排了三对比较——艇长与轮机长、大副与二副、沃纳少尉与上述四者；通过不同的时间节点上人物的不同行为，刻画他们的成长与发展；通过重复以往的场景与对话，重申人物不变的主导性格与动机。
如果说性格刻板、生活洁癖的大副与狡黠乐天、不拘小节的二副这对人物的对立是显然的话，艇长与轮机长表面上不存在任何对比。他们同样的经验丰富，又同样爱艇如家，同样具备关键时刻“扶潜艇于将倾”的能力，也同属于日渐衰微的“alte Gang（老一群）”，面临被“嘴上逞英雄”的新一群所取代的悲剧。然而影片的创作者们希望经由本片塑造的，显然是拥有不同主导个性的两位不同人物。在两位主要角色拥有一大批重合的个性背景的情况下，就尤其需要安排细节以区分二者的不同。在这里只简略提两个表面上完全不影响剧情的小枝节。首先是他们军装外套下所穿的衬衫具有截然不同的主导色——轮机长为代表热情的红，艇长为代表沉静的蓝色。这显然是服装部门的特殊用心：当轮机长身穿一件红蓝色格、红色为主的衬衫的时候，艇长有时穿着一件蓝白格衬衫，有时穿着纯蓝的衬衫，有时穿着一件红蓝色格、蓝色为主的衬衫。在轮机长穿着一件血红色的毛背心的时候，艇长也会把深蓝色毛外套穿在里面。当轮机长捧着泛黄的照片，完全被对妻子的思念、对回家的渴望击倒时，只有刺眼的血红色毛背心能从色彩上加重这一强烈的思绪；在潜艇沉于海底，无处不需要维修时，红蓝格衬衫又变成了可以最准确地表达忘我工作与沉着应对在轮机长身上的统一的意象。侧面印证红蓝色比喻义的另一个证据是，在艇长唯一一次相对鲁莽地在暴风雨中进攻驱逐舰的场景中，他自始至终戴着一条印有明显红色花纹的围巾。这条围巾此后只出现过一次，就是在艇长因为与其他U潜艇航线重叠而暴怒的时候。所以说，红色在本片中是代表冲动与激情的视觉语言，使得轮机长之性情与艇长之冷静得到区分。作为轮机长最真挚的朋友，艇长在接到穿越直布罗陀的自杀式任务后，很快拍出更换轮机长的电报，理由是“Der Leitende ist fertig（轮机长累了）”，所以“Er muss von Bord（他必须上岸）”。隐藏在这些对话背后的事实是，艇长本人是永远不会将“累”的一面展现于外界，也不需要任何人帮助他“上岸”的。这并不是指他冷漠无情，否则也不会有听香颂唱盘，或者与无线电员亨瑞希交心的情节。只不过相对于轮机长，艇长无处不在的沉静与客观，导致了他远没有前者那么多的维系于“岸”上的感情羁绊。
第二个可以充分展现轮机长与艇长区别的细节，是二者与沃纳少尉在影片一开始时，面对掀翻一桌酒瓶以搏众人一笑的二副，通过不同的面部表情，所做出的不同反应。沃纳少尉的肢体语言掺杂着愉快、兴奋与好奇，显然觉得这位陌生的中尉是个有趣的人。艇长既没有微笑也没有皱眉，像是认定了二副的所作所为既不足为恼，也不足为奇。最微妙的是此时挂在轮机长脸上与前二者形成鲜明对比的，因为打电话受阻的焦虑，而显得有所迁怒的神色。全片中类似这样的片段，还有轮机长猛然听见广播里播放的军歌，狂躁地命令 “Abstellen（关上）”；听到英国皇家空军空袭科隆的消息，他把咖啡杯重重地撂在了桌子上，心急如焚地径直走出了军官舱。在这些场景中，他的本意绝不是怠慢寻欢作乐的二副、无辜的亨瑞希或者坐在一旁的另外四位军官，而只是本着至性至情、忠于内心感受的主导性格行事的结果。顺便一提，上述三个场景中的两个，他在土黄色军常服里穿着的，都是那件红蓝相间、红色为主的格子衬衫。
另外一对已经提及的对比，就是刻板到“可以用后面夹坚果”的大副和想出这句玩笑话的二副。此二人的对立简直就像水与火：海归报效祖国的大副身高超过一米九，满口方言的二副身高不足一米七；大副谈及宏伟的志向与高尚的理想时，二副总在一旁瞪大了眼睛吃惊地盯着他看，二副笑闹耍宝的时候，大副一般也在背后冷冷地旁观。有一个细节是，二副在酒吧捉弄歌女的同时——据导演评论音轨所述，连饰演歌女的法国女歌手事先都不知道二副打算开的玩笑是如此出格——大副却在远景处倚着一扇门的门框，自始至终不带一丝表情地凝视着眼前的这场喜闹剧。为了突出这个角色与周围环境的格格不入，大副在四个小时的影片里就很少穿与艇内其他人相同的衣服，罕见的几次与人衣着相同，却都是与二副身着相同款式的军常服，不过二人的天差地别同样可以体现在领带的系法、衬衫的整洁与否甚至是徽章的光亮程度上。在二副非常满足于生活中平庸的乐趣的时候，大副却几乎已经不属于这个俗世了，因为纵观全片，他几乎没有吃饭。诚然，他没有缺席过一次片中所铺陈了的正餐，并且总要以夸张的餐桌礼仪震慑住不够讲究的艇长、轮机长、沃纳少尉与二副。但是且看他在四次正餐中吃进了什么——
主餐为羊排的第一餐，大副用刀叉细细地分割成块，还没等吃就满腔热情地去值第一班观察哨；
主餐为鱼的第二餐，大副用刀叉完美地剔到骨肉分离，还没等吃就被艇长撵去放英国军歌；
主餐为猪肉的第三餐，大副用刀叉耐心地把没长毛的部分挑了出来，还没等吃就被轮机长骗去找了医生；
在“维悉号”上的饕餮，镜头的右侧，大副拘谨地拿着一截类似于瓜条的东西往嘴里送，镜头的左侧，二副已经大半只鸡腿下肚。
尽管错过了所有正餐，大副对另外四人吃布丁、榨柠檬汁、喝咖啡的“小灶”行为依然毫不热衷，他宁愿在一旁向见习军官乌尔曼口述自己对于军容军纪、军事领导力的思想认识。乌尔曼是一个我还想在后文中加以详述的角色，但此处代表着艇上唯一一个还能买大副账的人。但是两次“小灶”情节过后，本片细节的威力又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前景中，艇长、轮机长、二副与沃纳少尉聊着他们的话题，背景中，乌尔曼开始发愣打呵欠，直到被大副催促，才磨磨蹭蹭地拿起笔在本子上誊写，暗示了这位唯一热心的听众也已经流失。 那么大副有没有哪怕一瞬间放下他这种近乎于“存天理，灭人欲”的架子呢？事实上是有的。假如仔细观察五位军官在“维悉号”上是如何对待他们手上的香槟，可以发现艇长、轮机长和沃纳少尉仅仅抿了一口，大副和二副却痛快地把一整杯都喝干，只不过前者是出于总算见到一批热忱的纳粹的“快慰”，后者则是在任何权威面前都能本色不改地行事。
另一个有关大副的极其微妙的细节，是他身为一个本身的存在就能给人带来不快，总在蔑视他人甚至常常在害人的纳粹分子，却一次不落地参与到了三段和救人有关的情节中。如果目的只是简单的让这个“希特勒青年团领导人”卷入战争丑陋、消耗、完全不光鲜的一面，则只需安排他在一旁惊恐地旁观便足够了，没有必要变成三次不遗余力地出手相助：首先是派格姆滑落甲板的一次，大副帮助把他抬到控制室的一个平面上，为此湿透了衣服；第二次则是配合兼职医生的亨瑞希，挽救重伤的领航员Kriechbaum；最后一次是空袭后躲在掩体内，他试着为被弹片击中的水手长止血，又一批炸弹落下，弄得所有人浑身落灰的时候，他反而是为伤员殿后的那一个。这些都是本片在电影创作空间内的自由发挥，但事实上已经大大地偏离了原著小说作者Buchheim的本意——在原著小说里，Buchheim连最后一个讽刺这一角色的机会都没有放弃，在重返拉罗谢尔的航程中，还记述了一次此人“足以上军事法庭”级别的重大失误，并反复使用“unfähig（不称职）”一词用于贬低。而在电影里，艇长对大副所下的“判词”只有“Kinnmuskelspanner, junger Marschierer, weltanschaulich durchgeformt（自以为是的人，年轻的进军者，世界观被塑造了）”，有必要注意的是，这些评价没有一个同艇长抨击拉罗谢尔酒吧里的年轻军官们的用词重合：“(jetzt kommen) die Quexe, die nassforschen Typen, Maulhelden（盛气凌人的一群，嘴上逞英雄）”。这就又涉及到一个回答起来或许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容易的问题：片中的大副，到底是不是一位Maulheld？从艇长与大副在第二次用正餐时剑拔弩张的言词交锋来看，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肯定的，艇长在蔑视地说出“Maulhelden, nichts als Maulhelden, allesamt”一句时，“allesamt（所有人都是）”也把大副包括了进去。但是我却认为，本片中真正按照Maulhelden定义塑造的，只有拉罗谢尔酒吧里喧闹的军官，以及“维悉号”上那批跳梁小丑一样的船员：艇长给予这批人的一律只有冷峻的面部表情加之轻蔑的眼神——在拉罗谢尔酒吧，他评论醉酒的“新英雄”的措辞之严厉，与此前先后三次容忍了酒后胡闹的艇员形成了鲜明对比；在“维悉号”上，他连礼貌的微笑都不屑施舍给好奇心过剩的舰长。相比而言，艇长在对待大副的态度上，就相对软化得多。就算只是出于充分意识到每个人都是战斗集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行事，我也不相信鄙视Maulheld者如他，会在深陷海底时主动坐到一位Maulheld身边，谈论分米波、厘米波或者任何别的问题。再考虑到本段开始时提到的，电影创作者在很多细节中为大副设定的良知尚存的立场，我认为本片对大副的判断停留在“weltanschaulich durchgeformt（世界观被塑造了）”的层面，虽说有过度理想化之嫌，但对于一部电影而言，未必不是一个讨喜的设计。
更何况，与小说中的大副不同，电影里的大副在海巡过程中逐渐走上了反思与救赎的道路。在导演评论音轨里，影片播放到“维悉号”上的盛宴，制片人提醒观众注意艇上军官们苍白的脸色与凌乱的胡须，以及大副是唯一一个还注重仪容仪表的人。导演随即补充道，“但他也开始瓦解了。”正如这句评论所揭示的，接到穿越直布罗陀的指令的一刻，也标志着大副这一人物形象的重塑。他停止系领带，脸上开始有胡茬，长出黑眼圈，最终在险些沉没海底的一战中，实现了朝着艇上普通官兵形象的回归。一个只在未剪版中保留的，大副怔怔地擦着望远镜，衣襟上还沾着救助Kriechbaum时落上的鲜血的镜头，传达了很多这位常常被人简单地归纳为“艇上唯一的纳粹”的“扁平人物”的更深层面的信息。几个大副如何对待自己胸前挂着的望远镜的细节，暗示了这个表面上不近人情、不通常理的人物，在内心里最为认同的是自身作为“第一观察员”的职责所在：偷袭护航船得手后，英军驱逐舰开始追击潜艇，艇长摘下了胸前的望远镜，大副把手向上移了移，揪着带子，但终究没有动手摘，一直戴到了沃纳少尉已经带着赴死的心理准备，在大副的铺位上昏沉睡去（个人认为，这实在略带讽刺——躺在“希特勒青年团领导人”的铺位，而这位“领导人”本人，倒可以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艇长在维哥港口寻觅“维悉号”所踪，在指挥室和其他人一起等候的大副，赫然换上了最正式的那套军礼服，但胸前的望远镜，只是在两个引擎全部关闭时才离身；第三次便是在积水的困境中，下意识地一次又一次擦拭这件在深海中已经沦为装饰的工具。如果说大副还有什么过于常人的优点，我认为只可能是画海图——潜艇出航一段时间，却屡屡接不到任务的时候，艇长在航海图上用圆规画了八九段等距线之后，宣布“路程太远，赶不到（支援马坦的潜艇）”，轮机长沮丧得用帽子拍击大腿，大副却面有疑虑地走到海图边，想必是拿起圆规重新画了一遍；此外则是未剪版中轮机长做出“考虑到燃料问题，我们甚至开不到拉罗谢尔”的表述之后，大副在控制室里心无旁骛地画着海图，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测算凭借现有燃料顺利开回拉罗谢尔的可能性。但是在深海沉船的前提下，假如有比望远镜更无助的工具，恐怕就是圆规了。鉴于上述两点，我感觉大副对潜艇命运的缺乏信心，与其说是出于泛泛意义上的英雄主义幻想的破裂，不如说是出于他所具备的本领的无事于补。不仅如此，我认为大副的英雄主义理想非但谈不上破裂，他甚至有幸目睹了自己曾经亲口提到的一种理想境界变成了现实。在乌尔曼还乐于奋笔疾书地记录的一段心得体会中，大副曾说，“在投向指挥官的凝视中，只剩下一个古老的、彰显着终极的信赖的问题：‘长官，你要求我们在哪里去死？’……”而这恰好是“浪子回头”、“戴罪立功”的约翰在完成了他的救赎后，投向曾经慷慨地宽恕他的艇长的眼神。站在艇长背后的大副看到了，所以他感慨地微笑了，唯一一次既不带有骄傲也不带有讥讽地微笑了。这之后，他也通过监控受损情况，以及坚守值班岗位的方式，完成了属于自己的救赎。就如同他出现于穿越直布罗陀之后的每一个镜头中都不是偶然一样，他的形象定格于艇长迎着翻滚的浪潮，畅快地大喊“Not yet, Kameraden! NOT YET!”这最著名一幕的背景中，也可以说是一种必然，一种脱胎换骨和盖棺论定。大副确实洗心革面了——还是在字面意义上的，因为在逃离直布罗陀“漏斗”之后，他真的彻底不再刮胡须了。
另一位与艇上所有军官形成对比的人物，是随军记者沃纳少尉。本片的创作者曾经在是否使用第一人称叙述的问题上举棋不定，最终只有未剪版沿用了这一构思。但很显然，即便在放弃了第一人称叙述的导演剪辑版和影院版中，沃纳也相当于观众的眼睛。当沃纳的双眼两次出于绝望而闭上的时候，艇上绝望的尖叫与无助的哭喊也戛然而止，留待沃纳再次醒来时，重塑恍然如梦的劫后余生场景。作为全片中戏份第二多的人，这位随军记者却不具备哪怕一个主导的性格特征：他既不果决，也不勇敢，没有过人的才智，也不幽默乐天；他没有描述过入伍前的经历，没有铺陈对战争的认识，没有解释对另外三位“准反法西斯分子”的容忍是怎么同他的宣传机器的身份取得的一致；前一分钟还在饶有兴致地期待二副开更多的玩笑，后一分钟就可以感同身受地理解轮机长的疲惫的心绪。如果这个人物还受哪个动机引导的话，那一定是“不要错过眼前的所有一切”，他在体验的层面，做得比反思更好。由此，我认为沃纳就是大银幕前的每一位观众在本片中的投射。假如非要指出沃纳有别于其他人的地方，可能就是有一颗容易同情别人的心，而这恰好也是电影观众作为一个整体普遍具备的唯一特点。沃纳可以轻易被带入别人营造的气氛，就像在Probealarm（测试警报）时，他紧张得不能自已，反应比影片末尾潜艇沉入深海还要强烈；听到见习军官乌尔曼所讲述的未婚妻的身世命运，沃纳给予了很多同情，并且主动提出在上岸后替乌尔曼寄出那一大沓信——就像一个一般观众会去想、去做的那样，但付诸影评人笔端，这段剧情就被不留情面地诟病为全片唯一的cliché。
沃纳以随军记者的身份，满怀好奇心地随这艘潜艇一起远航，但他毕竟是个外来者。明里，他被称之为客，享受到很多别人无法获得的照顾；暗里，也偶尔遭到老兵欺负。在指令室的舱口，他的每次请示“Mann auf Brücke?（请求上舰桥？）”，如同请求一扇紧闭的门背后的对方允许，以便一睹掩盖于其后的所有神秘。随着航程越来越远，沃纳，或者说他所代表的观众，与潜艇的其他官兵遭受的磨炼也越来越多。饱经了风霜洗礼，他们盼望自己能在求生的斗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影片给了他们机会——在最后一次也是最重大的事故发生后，沃纳举着照明灯与约翰反复钻入冷水，弥补了艇身的所有漏洞。当约翰向艇长报告，所有进水处封堵完毕后，艇长的声音哽咽、眼圈湿润了。“Gut, Johann.（好啊，约翰。）”他停顿了一下，“Sehr gut.（太好了。）”这里，一个寻常得不能再寻常的“sehr”，却远不是随随便便插进文本中的。初看时，我理解它是说给绝望中的转机，也是说给“浪子回头”的约翰听的。但比对十几个小时的抢修全部完成后，同样是艇长说给绝望中的转机，说给几近劳心至死的轮机长的“Gut, ... Gut.”我意识到，这个意义深远的“sehr”，一定也是说给站在约翰背后，在寒冷中颤颤发抖的沃纳，以及移情于其中的每位观众听的。这也是属于他们的胜利。
在艇上的士官人物群像里，轮机室里的“Gespenst（鬼魂）”约翰，有着谜一般的、充满了矛盾的人物形象。往简单的方向理解，约翰对潜艇的柴油发动机有着“准恋物癖”一般的依恋。导演剪辑版和未剪版中的一幕显示，这位主机械师连睡也睡在嘈杂的引擎边。未剪版还保留了一段大副准备去轮机室找艇长汇报事项的情节，他花了很大气力才拧开通往轮机室的舱门，暗示了外表的体面与光鲜在轮机室的一钱不值。能驾驭这方狂暴的天地，并且深得其中乐趣的，只有约翰。但就是这样一个与人沟通有碍，与钢筋铁臂交流却无妨的人物，却难敌自己内心的恐惧，穿着逃生用的充气背心，直奔指令室的舱口，险些爬上梯子，打开舱门，让全艇人死个干脆。目睹这一事件的艇长，只能用颓然无助的语气喟叹：“Ausgerechnet Johann.（在所有人里，（怎么会）是约翰。）”此后，艇长在另一情节中更是重复了上述感慨。从常理角度，一个把轮机室视作家的人，无论如何不会选择在死亡降临之前，离开自己的“恋物”对象和“舒适区”，反而求诸危险的真正所在——舰桥舱口。对此，我只能理解为导演故意选择背离人物性格特征的行为，反映死亡的恐惧是多么轻易地把人压垮，在一次次的声呐探测与深水炸弹袭击中，将理智与情感全部交还给求生的本能。
约翰之所以得名“鬼魂”的原因，我想不外乎以下三个。首先是上文已经提到的，他跟引擎的交流比跟人的交流更融洽，这点决定了外界对他的“非人化”已经无可避免。其次是在夜幕降临之时，他确实总会变得异乎寻常地兴奋，两次夜间进食就是很好的例证（其中一次只收录于未剪版）。第三点也是很细节的一点，就是约翰行走坐立事实上都和军人作风相差太远。单说约翰的“站”，那绝对是典型的“站无三分直”，在出海的一场戏中，不妨仔细看看是谁频频摘下帽子，朝岸边的送行人挥舞，是谁夸张地爬到舰桥的护栏上，和汤普森舰长挥手道别。对准约翰的镜头往往是特写加仰拍，有意渲染一种不稳定感。饰演约翰的演员那种神经质般的枯瘦，也让他的筋骨看起来就像是老树上的结节。种种这些都在暗示观众，眼前的这个人好像确实来自另外一个世界。
有趣的是，作为“人”的约翰却与作为“鬼”的约翰又有着天壤之别。一种在全艇其他成员身上都无法找到的气质，深藏在约翰习惯性的眼睑低垂后面。在约翰首次和全体官兵一起登场，艇长介绍沃纳少尉的情节中，艇长谈及：
“Wir haben einen Gast an Bord. Leutnant Werner, Marinekriegsberichter. Will sich bei uns ein bisschen umsehen.（我们艇上有一位客人。沃纳少尉，海军随军记者。他想观察一下我们。）”
士官们纷纷扭头打量沃纳，二副朝沃纳咧嘴一笑。反观约翰，虽然脸上也带着笑容，但同时也把视线深深地垂了下去，与众人形成极大的反差。
第二次则是听到艇长哽咽着声音，给予他“sehr gut”的赞扬，在随后的特写镜头里，约翰的视线反倒先是望着地板，然后扬起看了看艇长，眼珠转动了几下，像是欲言又止，很快又把视线转向了下边。未剪版本中，艇长找约翰讨论柴油机油耗的一段，更是上述场景的翻版，整整两分钟的时间里，约翰就很少把头仰起来。
饰演约翰的演员很会通过眼睛演戏。而他眼中天生带着的惊恐，更是为角色的塑造加分不少。即使是没有台词的时候，他也能通过双眼表达出细微的感情。比如这一人物第一次经水手长介绍给沃纳，也相当于介绍给银幕前的观众的时候，水手长半打趣地打招呼，“Na Johann, alles schön geschmiert?（机器都润滑了吧？）”约翰伴随着轮机室的巨大噪音转身微笑，缓慢地眨了眨眼，以表肯定。在向艇长致歉的情节中，约翰眼神中的惶恐与羞赧，为他言不成句的申辩做了余下的发言。或许艇上为数不少的官兵都能被称为心地诚恳，有同情心，向往和平，富有良知，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以“迎战”的硬汉心态面对生活、面对命运和所有一切。假如必须要找出一个羞怯与内敛个性的代言人的话，只能是轮机室的鬼魂——约翰。
最后我想说说让我感到不满意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扁平人物，乌尔曼。让我们来看看乌尔曼在整个出海过程中都做了什么：偶尔在值观察哨，常常在写信；身为见习军官，却只有大副向他灌输一些过于理想化的价值观，其他三位军官，尤其是艇长，不仅不曾对他加以任何指导，甚至都没有过直接交流；在油轮沉没，船员纷纷落水，面临溺亡的命运时，他在舰桥上啜泣（我又觉得此情此景有点讽刺——电影中着力塑造的角色，对战事的变化没起什么关键作用，哭泣时反倒不落人后）；在潜艇深陷直布罗陀海底的时候，这位见习军官躺在铺位上茫然无措，在艇长下令把水引到控制室后，才加入了拎水桶的队伍；最后他死了。如果这还不算缺乏性格的话，我不知道要怎么样才算。尚且不提在直布罗陀海底的束手无策，是一个给人物加负面分的剧情，因为无所事事在彼情彼景中，已经是仅次于“讲福音”的、与周围环境的格格不入。
在导演评论音轨的最后，沃尔夫冈•彼得森介绍说，U-96潜艇官兵的最终生死存亡，是由他的妻子Maria一手敲定的。一开始的时候，我意识到这种命运安排不是出于抽签式的偶然，却难以完全理解其中的深意所在。直到后来不知道看到第几遍的时候，这个问题忽然迎刃而解。这场历史中并不存在的空袭，存在于本片的意义是为了突出战争的无情与荒谬。为此，导演牺牲了所有主观上并不具备强烈的反抗精神，而更像是完全被动地绞入这场战争的人，在故事里，是性格最为平和的约翰、乌尔曼和“讲福音的朋友”，在和平年代，可能就是银幕之外欣赏这部电影的你我他。至于为什么游戏人生的二副也要承担这一命运？查询一下1941年冬季第三帝国的U潜艇海巡记录就会知道了：全艇的军官中只有当时的二副生卒年月不明，其他成员如战后改任商船船长的艇长，以及回到墨西哥城的大副，甚至见证了本片1981年的拍就与上映——这种登峰造极的对细节的尊重，只能用叹为观止来形容。
影片共六集，每集50分钟，讲一艘U艇的故事。下面我就开始剧透了。不过没关系，因为这不是一部以情节取胜的电影。这样的作品不需要奇迹，不需要逆转，不需要悬念就能够抓住你。我以为上乘的叙事都有这一特征：你从故事的三分之一起就能猜到结局（命中注定or性格注定），然而正是主人公一步步走向这个结局的过程令人心动。
第三集中的暴风雨那一场，可能很多观众会觉得无聊。它在情节上完全不必要，但它是整个影片的缩影。这部影片根本上说就是一部讲述人与暴风雨的电影。暴风雨中的艇长要他的艇员播放舒缓的音乐。艇内的静谧与艇外的狂风暴雨形成对比，只有温室里的音乐才能培育出自由舒展的人性，然而人必须摆脱孤芳自赏，必须牺牲这种因世界的局限而产生的完满的错觉。一个理想的男人能够踏入毁灭的风暴，在诸多狂暴的力量之间找回平衡。在这里 “潜艇” 成为了一个人内心的象征并与外部世界的力量对峙。
在一切交通工具中，深海中的潜艇本身即是德国人的绝佳喻体。孤独的潜艇犹如内在的某种叫 “自我” 的东西，它独自面对无边、无底的深渊，并决意沉默以对。在费希特和黑格尔的哲学中，在马勒的交响曲中，在Elly Ney演奏的贝多芬中，在歌尔德蒙的人类之母沉默的微笑中，这个深渊一次又一次展开。其次潜艇与帆船不同，它是纯粹的工业产物，它的设计是完全功能主义的，它的激情如数学般冰冷。如果说《指环王》的故事中对田园的赞颂和对地狱锻炉的描写是一战前后怀旧的英国人在说 “农业文明好，工业文明坏”，那么Das Boot正好是从德国人的视角看问题：一种不带一丝一缕怀旧感伤的浪漫。这种生命中早已隐约可见死亡的硬度，它正是通过向着无界限的深渊的征服赢获证成的。
第四集中有一段堪称伟大的镜头：潜艇在深水炸弹的连续轰炸下潜至200米、210米，早已突破了极限抗压深度。然而就在头顶上方深水炸弹轰鸣中，在 “我们在下沉！” 的绝望嘶吼中，主人公回到了床上，拿出一张照片在手电筒的灯光下看着它睡入梦乡。细心的观众会发现照片上是一个眺望远山的背影，构图像极了卡斯帕·弗里德里希的画《云海漫步者》（Der Wanderer über dem Nebelmeer）。主人公在死神逼近的地动山摇中睡去，仿佛潜艇在接连的爆炸挤压下的摇晃颠簸只是命运轻推着摇篮的手。镜头淡出，黑暗，当光线再次进入时主人公醒来，灯光和煦而宁静如同世界新生，人们在安静地做着自己的工作。接下来的两分钟内几乎没有人说话，只有报告声，主人公穿过一道道舱门，眼里带着孩童的迷惑和好奇。
结局的情节是我所预料到的：当这艘潜艇一次次躲过了驱逐舰的追杀，几度经历了死亡的恐惧后终于回到母港，几个月没有刮胡子的水手们有的要去邮局寄满满的一沓子信，有的要回老家结婚（……），有的要去见他的法国姑娘的时候，空袭降临艇毁人亡，只留下主人公一人幸存。但我没有预料到的是，这部影片只用了短短四分钟时间，没有给任何人物哪怕一句台词就描写了毁灭。没有好莱坞大片中奥马哈海滩上痛苦挣扎着喊妈妈的士兵和“同情”，也没有齐格飞里特的葬礼进行曲。战争的残酷不再体现为垂死的肉身的痛苦，而是转化为虚无：二战之于德国人而言不仅更痛苦，还在于它迫使（曾沉浸在狂热的意识形态中的）德国人承认它是无意义的，此间度过的千难万险也是无意义的。
这是一部反民族主义的影片，不仅嘲笑了被“世界观被塑造了”的副艇长，片中U艇水手启航后、回港前合唱的都是皇家海军的歌 “It’s a long way to Tipperary, it’s a long way to go.” 是的，就是几度险些让他们葬身鱼腹的皇家海军的歌。正如伯里克利/修昔底德说的那样，一个真正热爱生活的人，他绝不可能不勇敢，且这种勇敢远胜过那种因狂热、拒绝思考而生的勇敢。一切关于航海的故事都有一个最永恒的母题，那就是水手与大海：他的自由，他的热情，他的畏（Angst）。这些要素构成了“命运”的东西，水手和大海的连接超越了世界上一切甜得发腻的情感，更超越了国别和语言。对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蔑视非但不妨碍它成为一部真正体现了 “德国性” 的影片，这种超越甚至是一切艺术抵达一个 “民族” 的真正坚强的核心的必要条件。（只有世界的才可能是民族的，而非相反，这即是歌德那一代人要求德语文学必须成为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因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它就什么都不是。）
如果有 “民族性” 这种东西，那么它最真实而坚固的部分恰恰隐没在日常语言的简单叙事之中。真实之事的整体性，总能在诸多细节中自然显现。在如此的真实面前，一切解释都显得多余（包括本文所作的解释也是如此：它的真正功用只是作出某种标记和指向，以唤起观众对某些影片细节的注意）。胡塞尔说，哲学不要开形而上学的大钞票，要用生活世界中通用的小零钱。“民族性” 也罢，“个人性格” 也好，都只在意识形态的宏大修辞沉默时才以更美、更坚决的方式展现。它正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那种可展示而不可言说的东西。它时刻浸润在最寻常、最本能的动机、冲动和渴望里，它不能用 “文化” 或 “范式” 这样的空泛概念来指代，它不是意识形态，更没有自觉的敌我区别。这部影片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它避开了所有的高雅的艺术，以最粗俗、下层水兵们为主人公——当赫尔德、费希特、瓦格纳，甚至连同巴赫、歌德、黑格尔全部沉默时，德国人的德国性才能以最纯粹的形式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