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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战神
温德米尔儿童
奇袭
志愿军：存亡之战
不要忘记敌人
血战丛林
行动目标希特勒
血性山谷
撒哈拉1995
正气歌
贞德并非一个“自古以来”就受到法国推崇的人物，直到19世纪近代国族叙事逻辑开始定型，之后，贞德才逐渐奠定了作为国家象征的地位，成为诸多来自历史上不同地区“法国公民”对想象共同体的情感寄托。
贞德形象在19世纪的上升实际展现了法国迈向近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
贞德并不是一直拥有今日的声名，在她去世后的16-17世纪中，这位洛林少女的传说虽然未曾中断过，但彼时的贞德只是法兰西历史中众多英雄故事中的一名，并未达到今日我们所见民族象征的地位，而在那时关于贞德的争论就已经出现，有人认为真伪淳朴的牧羊女“比古罗马的任何男子都勇敢”，也有人认为她只是“法国宫廷创造出来的工具”，然而不管怎样，此时与贞德有关的不同看法均未带有政治上的意味。
与很多人的想象不同，进入18世纪的启蒙与时代后，贞德的历史形象大为降低了，伏尔泰甚至在著名的《哲学辞典》中认为贞德只是“一个不幸的女白痴”，这一方面是因为在启蒙时代，人们对中世纪的认识充满了不屑与鄙夷，将其视之为“黑暗的中世纪”（事实上今日国人对中世纪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正是来自于这种启蒙叙事），另一方面贞德的个人形象不仅带有鲜明的超自然色彩，并且忠诚于教廷、保卫了君主制度，对启蒙哲人而言，批判贞德也就成为批判天主教教会甚至批判旧制度的重要方式。而这一点也被之后的革命者继承，5月8日是奥尔良解围纪念日，300年来奥尔良每年都会在这个日子纪念贞德，而在革命最激烈的1793年，革命者终止了这一纪念日，直到1802年拿破仑才恢复了它，也正是从拿破仑时代开始，贞德的地位开始迅速上升。
在整个19世纪，贞德拥有四种不同的形象：天主教的圣徒、人民的女儿、抗击侵略的英雄、法兰西民族的象征，而这些对贞德的不同记忆背后，是19世纪那个撕裂的法兰西。有趣的是，或许是因为启蒙哲人对贞德的敌意，烧死贞德的天主教会反而更为积极的利用贞德形象，他们将所有的罪责都推给投靠英国人的主教科雄，并意味深长的指出“科雄是伏尔泰的先驱，是我们民族荣誉最昭彰最彻底的亵渎者。”在1878年伏尔泰去世一百周年纪念中，这种冲突被进一步放大，天主教徒组织了大量抗议活动，伏尔泰的支持者也同样组织了反抗议的游行，但是同时他们也为贞德献上花冠：“献给洛林姑娘贞德，献给法兰西的女英雄，献给教权主义的受害者。”另一个有趣的事实是，伏尔泰讽刺贞德《奥尔良姑娘》在1755年至1835年之间反复出版了125次，而1835到1881年之间只出版了13次，这一切都说明，属于伏尔泰的贞德解释已经被淘汰了。
当然对于共和主义者而言，他们也不会将贞德拱手交给教会，他们重新解释了贞德的神迹，当然这一次不会像伏尔泰那样粗鲁，他们将贞德的呼召视为医学中的一种幻视幻听，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米什莱的《法国史》，共和主义者赋予贞德一种新的历史形象。在米什莱笔下，法国人民才是祖国的奠基者、民族共同体的创造者，而贞德则是人民的崇高化身，他是人民的女儿，因此虽然贞德仍然吟唱着旧的故事，但是她已然拥有了共和主义的品质，她属于未来。而进入19世纪后半段之后，社会主义从自由派中分离为独立势力，他们更为激进的解释贞德，认为贞德的品质来自底层，他对农民兄弟满怀同情，并宣称“贞德是我们的，我们不希望任何人碰她。”
与激进的左翼不同，彼时已经被划归为中间派的共和主义者们希望对贞德采取更为温和的解释，将其塑造成超越党派之争的民族和解的象征，而他最重要的推动者就是第三共和国的奠基者甘必大，而这一运动最重要的两个方式，就是设立全国性的贞德节、将贞德封圣，而对于天主教会而言，他们也乐于接受这种和解，教宗早已劝导天主教徒归附共和国，在共和国内部传播上帝之音，而将贞德封圣一事，正好为罗马提供了契机修复其与“教会的长女”之间的关系。最终在1920年这两个目标才终于实现，“这一天，所有法国人都将团结在热情而有益的共同体之中，贞德不属于某个党派，他属于法国。”
共和主义者们想让贞德成为国家和民族的象征，但是他们忘了，19世纪的共和国与民族已经分道扬镳，在大革命时代，民族就代表着革命、共和，代表着自由平等博爱，但是在19世纪，法兰西民族代表着民族主义。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在19世纪的前半期，贞德故乡的“贞德屋”的旅客人数往往反映了国际形势，每当法兰西民族遇到危机时，前来纪念贞德的游客就会大幅增多，他们的留言中不乏“在法国绝不能让英国人逞强！”这样的话语，而在1870-1871年的失利后，这种民族主义急剧增长，而德雷福斯案则成为民族主义的高潮，在这一过程中，贞德甚至被塑造为反犹主义的工具。在民族主义者的叙事中，贞德来自乡土，犹太人四处漂泊；贞德是纯洁的象征，而犹太人“为卖淫提供了强大动力”；贞德是祖国的象征，而犹太人则试图分裂法国；贞德是高等种族之花，而犹太人则是劣等民族。
在进入20世纪之后，关于贞德的争论仍未停止，贝当和戴高乐都曾以贞德比附自己；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贞德仍然是民族主义的论据，只是此时也有人开始主张：“如果她回来，显然她会站在反抗者一边”；甚至在促进欧洲一体化的过程，法国人也积极推动贞德形象，“贞德曾帮助我们统一法国，现在她也会帮助我们建设欧洲的未来。”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从最初革命者与天主教的冲突，到左翼与右翼的撕裂，在不同党派的争抢与解释中，对于贞德的敬爱已经深深融入了这个民族的记忆之中，贞德开始成为这个撕裂的法国，为数不多的共识，贞德，变成了法兰西民族的象征。而贞德形象不断上升的过程，正与法兰西民族国家形成的进程同步。
所以，为什么是贞德呢？或许是因为她身上包含的美好品格能够满足每一个法国人的想象，就像1920年设立贞德节的提案中说的一样：“每一个法国人，无论其宗教、政治和哲学见解如何，内心之中没有不对贞德心怀敬意的。你们是天主教徒，那他就是一位殉道者；你们是君主派，那他就是为圣路易子孙加冕的女英雄；对于共和主义者，他是人民的孩子；对于社会主义者，她受遣来慰藉穷困者。所有的党派都能援引贞德，但他又超越所有党派，没有哪一方能将她据为己有。”
贞德在漫长的时间中被遗忘和淡化，又骤然转变为民族的象征，实际上体现了法国迈向近现代民族国家的历程。在旧制度时期，法国不需要象征，他唯一的象征就是国王与王室，所以贞德就和法国历史中其他的英雄人物一起，在吟游诗人的口中传颂，而在革命发生以后，新的法国决意与旧制度彻底决裂，在这个过程中，新法国的象征物被急速创造出来，他们有的是革命时代的创造，比如7月14日，比如马赛曲，比如“自由、平等、博爱”，有的是革命者对古典时代的改造，比如古希腊神话中的赫拉克勒斯，比如古罗马的元老院，但同时也有一些是旧制度时代被每个法国人熟知的传说，比如贞德。
因此贞德在一开始之所以被遗忘，是因为王朝体制中的法国不需要象征；革命时代的贞德被敌视，是因为他是旧制度的产物；而19世纪的贞德被上升为民族的象征，是因为她的形象与传说，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满足法国人的民族想象。在一开始，对于贞德的不同记忆蕴含的是共和主义者与天主教徒的冲突，而在天主教与共和国和解之后，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又在左右两个方向上撕裂了法国，但是无论怎样，每一个人都承认，那个来自洛林的善良女孩，已经成为了法兰西民族的象征，在民族主义的喧嚣过去以后，贞德，以及所有与贞德有关的记忆，都成为法兰西民族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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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讲述的是哈萨克斯坦可汗阿不赉成长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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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德并非一个“自古以来”就受到法国推崇的人物，直到19世纪近代国族叙事逻辑开始定型，之后，贞德才逐渐奠定了作为国家象征的地位，成为诸多来自历史上不同地区“法国公民”对想象共同体的情感寄托。
贞德形象在19世纪的上升实际展现了法国迈向近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
贞德并不是一直拥有今日的声名，在她去世后的16-17世纪中，这位洛林少女的传说虽然未曾中断过，但彼时的贞德只是法兰西历史中众多英雄故事中的一名，并未达到今日我们所见民族象征的地位，而在那时关于贞德的争论就已经出现，有人认为真伪淳朴的牧羊女“比古罗马的任何男子都勇敢”，也有人认为她只是“法国宫廷创造出来的工具”，然而不管怎样，此时与贞德有关的不同看法均未带有政治上的意味。
与很多人的想象不同，进入18世纪的启蒙与时代后，贞德的历史形象大为降低了，伏尔泰甚至在著名的《哲学辞典》中认为贞德只是“一个不幸的女白痴”，这一方面是因为在启蒙时代，人们对中世纪的认识充满了不屑与鄙夷，将其视之为“黑暗的中世纪”（事实上今日国人对中世纪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正是来自于这种启蒙叙事），另一方面贞德的个人形象不仅带有鲜明的超自然色彩，并且忠诚于教廷、保卫了君主制度，对启蒙哲人而言，批判贞德也就成为批判天主教教会甚至批判旧制度的重要方式。而这一点也被之后的革命者继承，5月8日是奥尔良解围纪念日，300年来奥尔良每年都会在这个日子纪念贞德，而在革命最激烈的1793年，革命者终止了这一纪念日，直到1802年拿破仑才恢复了它，也正是从拿破仑时代开始，贞德的地位开始迅速上升。
在整个19世纪，贞德拥有四种不同的形象：天主教的圣徒、人民的女儿、抗击侵略的英雄、法兰西民族的象征，而这些对贞德的不同记忆背后，是19世纪那个撕裂的法兰西。有趣的是，或许是因为启蒙哲人对贞德的敌意，烧死贞德的天主教会反而更为积极的利用贞德形象，他们将所有的罪责都推给投靠英国人的主教科雄，并意味深长的指出“科雄是伏尔泰的先驱，是我们民族荣誉最昭彰最彻底的亵渎者。”在1878年伏尔泰去世一百周年纪念中，这种冲突被进一步放大，天主教徒组织了大量抗议活动，伏尔泰的支持者也同样组织了反抗议的游行，但是同时他们也为贞德献上花冠：“献给洛林姑娘贞德，献给法兰西的女英雄，献给教权主义的受害者。”另一个有趣的事实是，伏尔泰讽刺贞德《奥尔良姑娘》在1755年至1835年之间反复出版了125次，而1835到1881年之间只出版了13次，这一切都说明，属于伏尔泰的贞德解释已经被淘汰了。
当然对于共和主义者而言，他们也不会将贞德拱手交给教会，他们重新解释了贞德的神迹，当然这一次不会像伏尔泰那样粗鲁，他们将贞德的呼召视为医学中的一种幻视幻听，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米什莱的《法国史》，共和主义者赋予贞德一种新的历史形象。在米什莱笔下，法国人民才是祖国的奠基者、民族共同体的创造者，而贞德则是人民的崇高化身，他是人民的女儿，因此虽然贞德仍然吟唱着旧的故事，但是她已然拥有了共和主义的品质，她属于未来。而进入19世纪后半段之后，社会主义从自由派中分离为独立势力，他们更为激进的解释贞德，认为贞德的品质来自底层，他对农民兄弟满怀同情，并宣称“贞德是我们的，我们不希望任何人碰她。”
与激进的左翼不同，彼时已经被划归为中间派的共和主义者们希望对贞德采取更为温和的解释，将其塑造成超越党派之争的民族和解的象征，而他最重要的推动者就是第三共和国的奠基者甘必大，而这一运动最重要的两个方式，就是设立全国性的贞德节、将贞德封圣，而对于天主教会而言，他们也乐于接受这种和解，教宗早已劝导天主教徒归附共和国，在共和国内部传播上帝之音，而将贞德封圣一事，正好为罗马提供了契机修复其与“教会的长女”之间的关系。最终在1920年这两个目标才终于实现，“这一天，所有法国人都将团结在热情而有益的共同体之中，贞德不属于某个党派，他属于法国。”
共和主义者们想让贞德成为国家和民族的象征，但是他们忘了，19世纪的共和国与民族已经分道扬镳，在大革命时代，民族就代表着革命、共和，代表着自由平等博爱，但是在19世纪，法兰西民族代表着民族主义。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在19世纪的前半期，贞德故乡的“贞德屋”的旅客人数往往反映了国际形势，每当法兰西民族遇到危机时，前来纪念贞德的游客就会大幅增多，他们的留言中不乏“在法国绝不能让英国人逞强！”这样的话语，而在1870-1871年的失利后，这种民族主义急剧增长，而德雷福斯案则成为民族主义的高潮，在这一过程中，贞德甚至被塑造为反犹主义的工具。在民族主义者的叙事中，贞德来自乡土，犹太人四处漂泊；贞德是纯洁的象征，而犹太人“为卖淫提供了强大动力”；贞德是祖国的象征，而犹太人则试图分裂法国；贞德是高等种族之花，而犹太人则是劣等民族。
在进入20世纪之后，关于贞德的争论仍未停止，贝当和戴高乐都曾以贞德比附自己；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贞德仍然是民族主义的论据，只是此时也有人开始主张：“如果她回来，显然她会站在反抗者一边”；甚至在促进欧洲一体化的过程，法国人也积极推动贞德形象，“贞德曾帮助我们统一法国，现在她也会帮助我们建设欧洲的未来。”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从最初革命者与天主教的冲突，到左翼与右翼的撕裂，在不同党派的争抢与解释中，对于贞德的敬爱已经深深融入了这个民族的记忆之中，贞德开始成为这个撕裂的法国，为数不多的共识，贞德，变成了法兰西民族的象征。而贞德形象不断上升的过程，正与法兰西民族国家形成的进程同步。
所以，为什么是贞德呢？或许是因为她身上包含的美好品格能够满足每一个法国人的想象，就像1920年设立贞德节的提案中说的一样：“每一个法国人，无论其宗教、政治和哲学见解如何，内心之中没有不对贞德心怀敬意的。你们是天主教徒，那他就是一位殉道者；你们是君主派，那他就是为圣路易子孙加冕的女英雄；对于共和主义者，他是人民的孩子；对于社会主义者，她受遣来慰藉穷困者。所有的党派都能援引贞德，但他又超越所有党派，没有哪一方能将她据为己有。”
贞德在漫长的时间中被遗忘和淡化，又骤然转变为民族的象征，实际上体现了法国迈向近现代民族国家的历程。在旧制度时期，法国不需要象征，他唯一的象征就是国王与王室，所以贞德就和法国历史中其他的英雄人物一起，在吟游诗人的口中传颂，而在革命发生以后，新的法国决意与旧制度彻底决裂，在这个过程中，新法国的象征物被急速创造出来，他们有的是革命时代的创造，比如7月14日，比如马赛曲，比如“自由、平等、博爱”，有的是革命者对古典时代的改造，比如古希腊神话中的赫拉克勒斯，比如古罗马的元老院，但同时也有一些是旧制度时代被每个法国人熟知的传说，比如贞德。
因此贞德在一开始之所以被遗忘，是因为王朝体制中的法国不需要象征；革命时代的贞德被敌视，是因为他是旧制度的产物；而19世纪的贞德被上升为民族的象征，是因为她的形象与传说，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满足法国人的民族想象。在一开始，对于贞德的不同记忆蕴含的是共和主义者与天主教徒的冲突，而在天主教与共和国和解之后，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又在左右两个方向上撕裂了法国，但是无论怎样，每一个人都承认，那个来自洛林的善良女孩，已经成为了法兰西民族的象征，在民族主义的喧嚣过去以后，贞德，以及所有与贞德有关的记忆，都成为法兰西民族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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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圣女贞德（Jeanne d'Arc）被烧死后过了很长时间，人们又将她奉为圣女？
如果我们梳理历史，不难发现第一次英法百年战争法国人固然获得胜利，却是以中央政府高度集权为代价取得的。查理七世加深了从中世纪后期卡佩诸王开始，建立专制王权的路径依赖，打压地方自治，破坏传统特权，百年战争的胜利留给法国人除了民族自豪以外，更多的是一个更加专制和高税负的政府，绝对主义君主制度将困扰法兰西人民接下来的两百多年，并成为法国人提高生活水平的最大阻碍——法国总人口长期是英国人的四倍左右，人均GDP与生活水平可能不到后者的一半，印象里要到二战因为战争破坏的缘故才追平。
而对于英国来说，百年战争的失败比胜利更有意义，如果英王征服了法国，那么他完全可以依靠在法国获得的资源破坏英国的成宪和自由，法国未必比英格兰更富庶，其人口却超过西班牙与奥地利的总和，是欧洲第一等的大国。早在英法百年战争期间，英国国会就意识到这一点因此经常给英王拖后腿，每当英王在战场上获得大捷，急需乘胜追击扩大战果时，负责给钱的国会就变得拖拖拉拉，避免国王做大，破坏英国内部的势力均衡。
在百年战争以后，英国就彻底放弃在欧陆获得土地，转而向海外扩张，赢得殖民地，爱尔兰是英国人新国策的第一个牺牲品。这样的好处在于一方面取消常备军，也就是陆军，岛国的特性在很长一段时间决定了精锐的海军和自发的民兵就可以自保，陆军反倒能镇压对专制政府的反抗，因此长期被视为自由的敌人，而海军上了岸就未必了。另一方面，这使得英国不必牵扯进大陆的争霸中，免除常备军的负担，又可以施展离岸平衡的政策，获得外交上的主动。
因此，一些英国人以为领导法国获得胜利的贞德是英格兰人的圣女，而不是法国人的圣女。
不过严格来说，他们是将贞德在百年战争当中起到的作用给夸大了，贞德主要起到了在法国接连惨败后凝聚起法国人心，鼓舞斗志的作用。真正的胜负手其实是百年战争获益最大的勃艮第公爵好人菲利普，如果不是菲利普背弃了与英国人的盟约，转而与法王合作，法国绝对不可能赢得胜利。
历史的真实与诗性的真实毕竟不是一回事。
又：虽然莎士比亚在《亨利五世》里将贞德黑成妖女，不过另一位大戏剧家萧伯纳写了本《圣女贞德》黑了回去。
丘吉尔在《英语民族史》里这样看待贞德”贞德远远超出普通人之上，在千年里无人能与她相媲美。关于她的审讯记录提供给我们的细节，经过数百年光阴的消蚀仍跃然纸上。我们每一代人都可以根据她的言语对她作出公断。她完美的体现了人类本性的善良和勇敢。不可征服的勇气、无限丰富的感情、单纯者的美德、正直人的智慧，这一切都在她身上放出了光彩。她解放了养育自己的土地，因此赢得了光荣。每个军人都应该读一下她的故事，思索一下这个真正的军事家的言论和行动。她虽然没有学过战争艺术，却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在各种形势下揭示了制胜的诀窍”
如果可能，写一篇英国人对贞德的观念史会是很有事情的事情。但是，我今天下午要回家，嗷嗷嗷嗷！
吕克·贝松没有简单的陈述和罗列贞德的事迹，事实上，对于这位在法国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而言，无论你讲故事的技巧多么娴熟，如果不另辟蹊径，就会落入那些陈词滥调的俗套。所以，吕克·贝松选取从分析贞德的心理入手，努力探寻引发贞德行为的诱因，并通过片中撒旦之口告诉我们：“你看到的不是事实，贞德，而是你想看见的东西。”
片子的前半部分，大量的铺陈，都在引导观众逐渐进入后面的审判，不单是贞德接受宗教法庭的审判，更是在贞德与撒旦的对话中，凸现贞德对自己灵魂的审判与救赎。
那个年幼醇和的虔诚教徒，因目睹姐姐为保护自己惨遭蹂躏、惨死英军铁蹄下的惨状，而将仇恨的种子，深深地根植在体内，一如风雨交加的夜晚，在教堂的圣殿下饮尽的鲜血。
人人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尤其在深陷囫囵的时候。刚开始接受审判的贞德，一直坚信自己是上帝的使者，自己在幻觉中感受到的“风”、“会响的云”、“舞（牵着上帝的手一起跳舞）”、“草地上的剑”……等等神迹，都是上帝对自己的召唤。直至撒旦质问贞德：“没错，每件事都有无数的原因，为何只选一个？”并列举“草地上的剑”出现的多种可能性。在众多的可能性当中，贞德偏偏要相信那是上帝送给她抗击英军的正义之剑。“你看到的不是事实，贞德，而是你想看见的东西。”
紧接着，撒旦又一个质问：“爱我的人跟我来！你哪里就提到上帝了？”“你是为自己而战，以你的名义。”贞德痛苦地回应着：“我从不认为自相残杀会带来和平，只有杀光英国人才能带来和平”。这虚弱的辩解，将贞德内心的仇恨暴露无遗。信念的基石被彻底击垮，所以，贞德在火刑架前犹疑着签了字。
我们又看见了撒旦，一脸蔑视：“你签名否定了上帝的存在。对你而言，他是个谎言，是个幻象，最后是你遗弃了上帝。”
痛苦绝望的贞德，临死前只能在心底默默地忏悔，她要拯救自己的灵魂：“上帝，我犯了很多罪。我看到许多神迹，都是我想看见的。我作战…出于报复和绝望，我是人们所相信的一切，他们可以这样是因为他们师出有名。”
“我看到许多神迹，都是我想看见的。”这便是吕克·贝松揭示的人性的弱点，心理学上称自我暗示。人一旦被某种情绪控制的时候，便只喜欢看见自己想看见的，再用这带有强烈个人偏好的暗示，不断佐证自己的自我暗示，从而获得情绪的满足与宣泄。
喜欢某个人或事的时候，我们的心灵会自己在现实中搜寻印证，然后再用这些似是而非的印证来佐证自己的心理预期，不断强化，不断放大，最终形成一种心理定势。愤怒、仇恨或者怀疑，我们又会不断地寻找材料来强化自己的臆想，在偏执于愤怒、仇恨的情结里，让暂时压抑的情感得以宣泄。
现实中比比皆是。狂热的宗教迷信者，凡事喜欢求签问卦算、信奉风水命运者，陷入爱情中的人们，利令智昏者……不胜枚举，在旁人嘲笑他们痴、癫、傻、陷入迷途的时候，他们仍然执着于自己眼睛看见的所谓事实，只因为——那是他们想看见的。
佛说：“放下我执。”我想，这是在劝解我们摆脱主观意念的影响，以客观的心态看待周遭的人和事，不张狂、不委顿。只是，这样的一种境界，非常人能及，要不，怎么会有“知人者明，自知者智”的古训呢？跳出自己的主观臆想，何其艰难！
“他们可以这样是因为他们师出有名。”成人做事，都希望师出有名，好象不如此就不会心安理得。什么时候，我们完全按照内心的本意，而不是以什么堂皇的名义，或许，我们就能看见眼睛看见的事实以外的东西，看见事物的本质，而不仅仅是我们想看见的东西。
先补充几个基本知识。欧洲国家的“王朝”和中国古代的朝代是有明显区别的。中国古代谁牛谁称王，一统天下，朝代的更迭也是基于这一点的。而欧洲由于有天主教会的束缚，王位继承十分的“法制”，贵族和平民泾渭分明。即使发生继承纠纷，也是在同有王室血统的贵族家族之间，草芥农夫是永无出头之日的，更别说当国王了。当一个王朝直系后代绝嗣，一般会由它的旁系后代来继承王位，这样产生的新王室和以前的王室的关系不那么密切，于是新的一个“王朝”就诞生了。然而由于欧洲王室之间互相通婚，一国国王往往会有另一国王位的继承权，这就会出现在中国很难想像的一人兼任两国国王的情形。按照详细的继承法，当今英国王位的顺位继承人可以排到4900多号人。而“某某几世”代表的是这个国家历史上第几个名字叫某某的国王。注意是名字，而不是姓。因此伊丽莎白一世和伊丽莎白二世会相差500年。
百年战争的导火线是英格兰金雀花王朝的国王爱德华三世想趁法国卡佩王朝绝嗣之机利用自己的近亲关系继承法国王位，却没能得逞，法国王位为腓力六世所得，于是1337年百年战争爆发了。双方经过了近一百年的争夺，其中还经历了横扫欧洲的黑死病。到了1415年，法国国王查理六世突然疯了，丧失了处理事务的能力。法国内部的争权夺利，陷入分裂。英格兰趁机策反法国勃艮第地区独立，成立勃艮第公国共同反法。法军在阿金库尔战役惨败，查理六世和英王亨利五世签订了几乎灭亡法国的特鲁瓦和约。和约规定亨利五世有权在查理六世死后继承法国王位。但是在1422年两人都死去。英格兰王位的继承人是婴儿亨利六世，法国由英格兰的贝德福公爵摄政。然而查理六世的儿子查理七世不甘于受婴儿统治，决定反击，然而却并不顺利。在法国最后一个重要据点奥尔良被围困的时候，圣女贞德出现了。
贞德是来自法国乡间的文盲女孩，她的事迹带有明显的宗教神秘色彩，在她的带领下，法军一举解除奥尔良之围，打得英军节节败退，并攻下了历代法国国王加冕地兰斯，查理七世正式加冕为法国国王。成为国王之后，查理七世便不太器重贞德了，他开始考虑和英格兰与勃艮第和谈。贞德继续进攻巴黎，并遭遇英格兰摄政王贝德福公爵的军队主力，法军未能胜利，并收到国王命令被迫撤退。后来在一次小规模战斗中被勃艮第人俘虏。查理七世并不积极营救贞德，勃艮第人将贞德交给了英格兰。在一场英格兰操纵的宗教审判后，贞德被处以火刑，年仅19岁。
此举激起了法国人的斗志，在此后的20多年里，法国人收复了全部被英格兰占领的土地，而英格兰则丧失了所有在欧洲大陆的领土，退回不列颠岛。百年战争就此结束。这场战争让英法两国元气大伤，同时也让法国完成了统一，让英国在丧失大陆领土后走向了海上发展的道路。
扯远了，回到电影上来。本片由吕克·贝松执导，而贞德的扮演者是《第五元素》里的那个红发女米拉·乔沃维奇 --- 显然不是美女。老戏骨达斯汀·霍夫曼在影片中出演了一个神秘角色 --- "The Conscience"。查理七世则由我很喜欢的神经兮兮的约翰·马尔科维奇扮演。文森特·卡塞尔在片中演了一个法军将领。
本片前半段平淡无奇，看得我相当后悔，就是描述贞德如何感知到上帝的旨意，经历种种神迹，然后奇迹般的带领法国走向胜利的。贞德在本片中完全体现不出任何作战才能和谋略，完全靠近乎歇斯底里的宗教热情和民族热情，身先士卒，靠“上帝的帮助”，或者说靠直觉和鲁莽赢得胜利。这部分完全致力于塑造贞德的神性，确认她就是上帝的使者，其实意图是为后半部分做铺垫。然而我觉得这部分拍的相当烂俗，演员表演除了查理七世以外也都不怎么样。因此有影评说恨不得把吕克·贝松处以火刑。
然而剧情进展到贞德被俘之后，尤其是达斯汀·霍夫曼演绎的"The Conscience"出现之后，影片有了根本改观。首先是宗教审判，教会和贞德之间关于信仰和异端的争论。贞德坚持自己是上帝的使者，教会想方设法要予以证伪，这时候的贞德显示出了卓越的逻辑能力，当然还有坚强的意志。这些外在优点都是由她内心的坚定信念支撑的----她相信自己真的是上帝的使者，她是正义的，注定要遵照上帝的指引，打败侵略者，光复法国。然而角色名字为"The Conscience"（中文直译为“良心”，我觉得这里翻译为“是非之心”可能更接近）的黑衣人的出现，彻底摧毁了贞德的信念和精神支柱。第一，贞德感知到的神迹，其实都可以理解为自然现象或幻觉，或者其他各种解释，然而贞德却执迷的认为一切都是上帝显灵。贞德不信，于是黑衣人幻化做上帝，突然又幻化做撒旦，贞德的信念就垮了---谁知道上帝长什么样，谁知道撒旦长什么样？也许她所感知和行使的都是撒旦的旨意呢？第二，贞德在作战中高喊的都是以她的名义战斗的口号，而不是上帝的名义，从侧面点出了贞德内心最深处的力量实际上是复仇的力量---童年目睹姐姐被英军奸杀而播下的复仇的种子。在战斗中负伤，没能攻克巴黎，虽然都有客观原因，但也都说明了她只是一个意志强大的女战士，而不是上帝的使者。
另一方面，教会---至少负责审判的大主教也是坚定地相信自己才是上帝的使者，贞德是异端。这样才有了教会和贞德之间的辩论。然而英格兰贝德福公爵等人方面用军事威力对教会肆无忌惮的胁迫，英格兰只想借教会证明贞德是异端巫女并处以火刑，以摧毁法国人的意志。这也教会的处境很尴尬---是附庸权势，还是认真的审判？
俘虏了贞德的勃艮第公爵的一番话说的在理：“从个人方面来讲，我是不信上帝的。当然我需要证明自己，谋取利益，或压迫别人的时候，上帝就是无所不能的了。”
贞德在被处以火刑的时候，还原的作为人的本性，历尽艰苦后感悟到命运的飘忽，但她接受命运的安排。这时候，她恢复了她的信仰---接收命运的安排---或者说上帝的安排。
本片后半段算是有一定见地，五百年来，贞德的形象被利用的成份居多，此片希望能让她回归独立的身份，是一个不错的尝试。
但是前半段还是很难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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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魏英杰
昨天中午，随便放了刚买来的《圣女贞德》，片子近三个小时，1999年拍的老片子，吕克-贝松导演。这部长片让我深深迷恋，连后来上班途中在地铁打盹都在梦里回味。不过好象没有人提到，这部片子的叙事可以分为三部曲。
第一部分主要是建构圣女贞德的神性，从贞德小时直到被虏为止。贞德童年时对上帝的迷恋，以及后来发生在她身上的诸多神迹，还有她以上帝使者名义面见法王查理，直至率领法军赢得第一场战斗胜利，最后以一人之力令英军撤退，收复奥尔良，都着力体现其神性。由此，影片的各种渲染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她那稚嫩的略带哭腔而沙哑的呼喊，不仅感染了法军，也非常有说服力地让人相信，她确实是上帝的使者。在这部分中，相信很多人都会为其神圣的形象而流泪，甚至可能恨不得马上皈依上帝。
然而，自贞德被捕到她在那份供词上签下一个×字（她不识字，这相当于画押），影片一一对此前营造的贞德的神性进行解构，颠覆。贞德不再听到上帝的呼唤，不再见到上帝的“显灵”，替而换之的是一名黑衣老者（应该是撒旦的化身）。这是电影叙事的第二部分。在教廷审判与黑衣老者的双重拷问下，贞德的意志逐渐瓦解，最后连自己都怀疑起自身行为的正义性。最具解构色彩的片段，一是黑衣老者提醒她，她所谓的神迹，很可能有多种合乎逻辑的理由，只不过她选了上帝显灵这一种而已（在对话的时候，镜头切换了多种可能性所可能出现的镜头，极具反讽效果）。二是，黑衣老者提醒她，她在战场上呼喊的是，以她的名战斗，而不是以上帝的名。在与魔鬼的对话中，作为圣女贞德的形象开始消褪，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可能是患有精神分裂病症的、具有邪恶性的贞德。当贞德还是小女孩的时候，目睹了一场对她最具刺激性的悲剧——她的姐姐被英军刺死并强奸。这一经历可以用来解释贞德后来为什么狂热地相信自己是上帝派来帮助法王消灭英国人的使者。当然，这是影片所暗示的。这一部分叙事，解释权在撒旦这边。当时的镜头让我认为，如果贞德为撒旦变成上帝的形象所欺骗而变成第一部分那样（可以解读为疯狂、嗜血、不可理喻），也不是不可能的。如此，贞德的形象俨然是撒旦的使者。
第三部分叙事，是贞德签押后到站在行刑台上被大火烧死。在这里，贞德恢复了对上帝的信仰，同时也成为一个凡人，具有悲悯、痛苦、信仰等人性的人。这也是对贞德的世俗阐释。注意，这一形象的伏笔早就开始了：她爬上城墙被箭射中倒下，受了重伤（上帝使者怎么可能受伤？）；她预言会在黄昏之前拿下城池，结果预言失灵；攻打不下巴黎城——表面原因是军队数量少，是法王想谈判导致了这样的结果。不过，如果她是上帝的使者，应该不用一兵一卒也能够获得胜利才对。这一切都在暗示，对贞德的行为解释还有多种可能性。到这里，贞德终于不再是上帝的使者，也非撒旦的化身，而是一个为异国入侵、亲人遭辱而愤怒的普通人。当然，还是一个有着超乎寻常意志的女战士。当法国节节败退之后，人们太需要一个具备顽强意志的领袖来带领他们赢得一场胜利了。同时，在那样的年代，再没有比以上帝的名更能激发人们的正义感和斗志的方式了。贞德就是迎合了这种历史需要的人，即使她当时20岁还不到。
最终，我们从中影片拼凑出贞德的完整形象：她对上帝充满热爱，她经历过一场刻骨铭心的变故，她以无以的伦比的激情，唤醒了法国民众抵抗英军的斗志。所以，她依然是圣女贞德。在她将死之时，她的肉体经受着火的煎熬而扭曲，她的灵魂却坚强无比，她的眼里见到了上帝的光芒。吕克-贝松说：“我喜欢电影的结尾。 贞德历尽艰苦后感悟到命运的飘忽，但她接受命运的安排，可以让我们从中学到很多。五百年来，贞德的形象被利用的成份居多，因此我希望借此片让她回归独立的身份。”由神性-魔性-人性三部曲，吕克-贝松完成了贞德的形象还原工程。
2006年1月11日